叶启政

从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到消费的文化经济学：中产（新）阶级做为社会机制

　　一、前言

　　把人类的经济活动区分成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来看待，一向就是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家分析和理解经济现象时典型的作法。首先，这显示的是，虽然经济活动经常是落实在个人身上，但却不是纯属个人，而是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互动现象。其次，这样的社会互动涉及的，基本上是有关如何运用种种（自然与社会）资源，以满足人类做为存有体得以继续生存的种种现象。既然关涉的是种种资源的运用，而且，人又是一种会使用工具的动物，因此，如何透过工具的使用以进行资源的开发与运用（也就是所谓的「生产」，production），自然就成为社会科学家们考虑的根本议题了。同时，既然生产是发生在人际间的一种互动现象，对生产品的分配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归属（特别是财产权）{1}，顺理成章地成为重要的问题，更是不能不予以特别关心的伦理性课题。最后，生产做为人与自然产生接触的社会机制性介体，基本上只是具备着「手段」的性质。对个别的个体人而言，消费着所生产的「东西」，毋宁地才是最具初基性的目的，尽管相对着其它具社会指针性质的概念范畴（如社会声望与地位），它可能被移位，而成为只是一种具手段性质的表征方式。譬如，一个人买了一辆朋驰的汽车，并不只是单纯用来代步而已，而是用来展现财富与身分地位。

　　贯穿整个经济活动过程来看，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在时间序列上，基本上是相互扣联而连贯在一齐的。按理，三者理当等重，不能有所偏废的。然而，回顾实际体现在西方社会学论述当中的，它们却是受到不同程度的关爱。很明显的，其所以如此，乃因论述产生时的时代背景不同，而整个社会的结构基调也因时因地有所改变的缘故吧！在此，就整个西方社会学的论述而言，若以1970年代中叶做为一个权宜分段点，那么，之前，以生产为主轴的论述一直是位居主流地位；而之后，以消费为重点的论述日益浮现，发展至今，且已蔚成论述经济社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一环，并有抢夺到整个论述主导权的势态{2}。情形若是如此的话，那么，我们不免会好奇地进一步追问「其中可能有所相关的社会机制到底为何」？基本上，这是一个同时深具理论性和历史性意义的问题，而这正是下文中所要讨论的主旨。

　　二、何以是「经济的」 - 自然/劳动/生产三位一体之世界观的形成

　　直到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对「自然」一概念的理解，还不是以时间做为要素。Engels即曾指出，当时，「自然根本未被视为会在历史上发展的东西，根本未被视为有历史的东西；大家都只考虑到它在空间中的延伸； ... 自然的历史，正如行星的椭圆轨道那样在一切时期都一样有效」(间接引自Baumer 1988:406;或参考Engels 1960: 185-186)。相对于此一思想传统，Darwin透过强调适者生存之竞争演化论的说法，把时间因素引进自然的概念之中，这无疑地「历史化」了「自然」，并赋予它一个新的（即时间）向度。同时，既然斗争被视为自然的演化定律，过去的自然和谐论顺理成章地也就彻底被粉碎了。尤有进之的是，跟随着人类与其它动物之间具有演化性之源起关系的主张普遍被承认，人类的概念于是也必需纳入「自然」的秩序观当中，并且予于适当的安顿。 　　在此，必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在Darwin 的演化观念里，人类是野蛮人的后裔，是求生斗争下的偶然产物，有着无法磨灭的低贱起源烙记。Darwin的「总代理」Huxley也一样的{3}，假定人类也是宇宙历程的一部份，乃从原始的黏质物演化出来；或者以更严格方式来说，他们是野兽的后代。然而，尽管人类是野兽的子孙，这却不等于命定人类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毋宁的，人的荣耀乃在于他现在的状况，而不是他所源来的卑微祖先。准此立场，Huxley认为，因为人类懂得使用理性与语言，也发展出一套道德意识，他必需、也因而能够与宇宙历程搏斗，并且上升而居处其上(以上引自Baumer 1988:412-413) 。

　　准此论述的立场，于是乎，人类可以说是属于大「自然」(Nature)（特别用粗体字来表示）的一部份，而于其中，除了人类之外，尚包含种种无生命物质、植物与其它动物等等，我们何妨以一向人们惯用的（细体字）「自然」一词来总称此等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推演地说：基于人类所具有的种种天赋特质（譬如具有理智思考与运用工具的能力、必需摄食才能生存等等），利用厚生是极其自然不过的事。特别，当我们把人类视为万物之灵，同时也视生存竞争是自然法则时，人类利用厚生来谋取生存与经营生命，更加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 　　人类如何利用厚生呢？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当中，Marx (1964) 有关这个问题的论述可以说是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也最富批判色彩。特别，其论述乃直接冲着替资产阶级护航之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如 Ricardo）而来，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旗帜大张的时代里，根据他的看法予以说明和引申，对回顾整个现代西方文明的发展，更是有着特殊的历史意涵。

　　简单说，在 Marx 的眼中，基本上，人乃是透过劳动 (labour) 与自然建立起首要的关系。其所以如此，乃源于人类具有的基本生理结构特征使然的。首先，人必需摄食才能生存，而大自然正是提供其生存所必需之资源（包含水、空气与食物等等）的根本来源。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是一种懂得利用智力来创造技术、并善于使用工具以对大自然进行操控的动物。本质上，这即是「经济的」，而这正是落实于人类身上劳动所以产生、也是所以必要的根本要件。职是之故，既然人类首先必需透过劳动的形式才与自然建立起关系，而且，在绝大部份的状况之下，这又都是以工具的使用做为媒介，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人与人的关系）往往也就透过以生产面相为轴线而勾勒出来的「经济」形式予以呈现。Marx(1964)即认为，只有从生产的面相来考察人类的社会关系，才能掌握其原始的历史特质。长期下来，当讨论的议题涉及人类的经济活动、而特别指涉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主要的西方社会思想大多均以Marx此一命题为基点。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情形自然是如此，而当Weber(1958)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历史因果亲近性时，其所指涉而强调的，其实亦正是在于生产的面相。

　　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所以透过使用工具的劳动形式来干预并转化自然的原始状态，其目的为的，无非是满足人类所具诸多之需求或需要的欲望{4}，并进而扩展这些欲望的有效范畴。显然的，倘若以这样的基本心理要求做为一种哲学人类学的预设要件来看待的话，这无疑地可以用以证成「消费现象乃整个经济活动之终点」这样的说法。情形是如此的话，我们于是就不免要追问：当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在讨论人类与自然之关系所以建立的社会本质时，何以在一开始就偏废消费面相，而把整个论述的中心定位在经济社会活动过程的起始点-生产面相上面呢？难道只是因为在时间序列上生产乃是整个经济活动过程的起始点的缘故吗？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以生产面相来定位整个经济活动，到底具有怎样的特殊历史意涵？这是我们不能不提问的问题。

　　三、生产面相被焦点化之伦理规范性{5}的理论基础-资产阶级做为主体的历史场景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劳动说可以看成是，资产阶级(bourgeois)成为历史主角之后，衍续启蒙人本理性精神之一种具体的诠释形式，它赋予了「启蒙」此一概念一个相当特殊的历史意涵。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来说，这当然是反映着当时之资产阶级的基本意识属性{6}。换句话说，在资产阶级做为历史舞台上的第一主角的场景里，人之所以为人，也所以展现其所具的理性特质，乃因他（她）具有劳动的潜在能力，而且会以具体的形式来展现。更具体地说，使用技术与工具的劳动形式，乃人特有之理性特质的一种实作形式，而以私有财产制为本的「生产」形式则是这种劳动的社会实作最具体而微的表现方式。

　　针对具如此之理性意义的劳动生产的社会内涵，Marx的批判性见解，无疑地是极具代表性，而且，在思想上，甚至是与其所反对之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是有着一定的接续性的{7}。准此角度，其所彰显的历史意义和地位，更加是不容忽视的。在他的观念里，这样的劳动形式基本上乃确立了使用价值(use value)具有至高无上的指导纲领地位。同时，这样的价值观也被设定是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具关系的初基性质。换句话说，劳动为的是，透过物的生产，让自然对人所可能具有的使用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和贯彻；而使用价值指向的，则是满足人做为人类这样之种属存有体(species beings)的基本生理与心理需求(参看Marx,1964)。

　　既然以使用工具的劳动形式来进行生产，乃是确立人类与自然之间所具理性行动关系的初基特质，把使用价值供奉成为一切价值的最终指导纲领，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的思想基本上是肯定人所具的生物特质是塑造人做为一种社会存有体之图像的基本要件{8}。十七世纪英国之Hobbes(1985)以自我维持(self-preservation)一概念来保证人类做为主体的「生物人」初基特质，在此因而获得更进一步的肯证。准此基准，一旦对人类和世界寄予强调平等、自由、自主与正义等等理念之人道主义的关怀时，把人存在的基础予以「生物化」这样的基本立场，很自然地就使得整个的焦点被安顿在「生产关系能否确保使用价值不被异化(alineation)」这么一个极具伦理意涵的基本要求上面了{9}。

　　为了充分地说明生产面相所以一开始就成为西方社会（经济）思想的焦点，在此，让我们再用一些篇幅来讨论Marx 的论说。首先要指出的是，容或劳动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一种普遍现象，生产关系的样态是怎么个样子，其实总是随着特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否则，Marx对具市场导向、且尊重私有财产制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予以严厉谴责，就不会有意义了。而他希望以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形式来取代，更是不会在历史上获得过那么多的人共鸣与支持的。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很明显的，我们就不能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照这个「不被异化」的要求，探讨它所以可能被证成（或被扼杀）的社会性要件了。况且，以当前整个世界图像的基本样态来看，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模式是当前施及范围最为深远而广泛的优势体制形式，我们也就更加有理由把整个讨论的焦点针对着它，并严肃地予以正视。 　　当我们以启蒙之人本的人文精神立场来审视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时，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它所呈现的是充满着剥削与宰制的罪恶，而它乃表现在前面提过之「人被异化」的现象当中。异化使得人性严重地被扭曲，而罪恶的「事实」根源，正出自于生产关系形式所具的基本性质上面。其中，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可以说是罪恶最最根本的源头。就历史辩证的角度来看，Marx如此把私有财产制的存在与运作当成为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确实掌握了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不仅在理论上紧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而且，从西欧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也确实牢握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性格与意义(参看 Pernoud 1991a,b)。

　　很明显的，Marx这样的论断乃暗示着，资本主义体制（因而，私有财产制）的本身存有着一个本质上「邪恶」的基本命题。在这儿，姑且让我们把邪恶与否的价值判断问题暂时摆开不谈，Marx的这个命题似乎可以转换成为这样的说法来表达，那是：就人类做为一种的种属存有体而言，假如欲望的存在与满足是其所具基本且不可化约的生理-心理特征的话，那么，私有财产制的存在，则是人们一向用来证成此一实体性特征所设计出来一种极具历史意义的社会体制形式。于是，至少在理论论述上{10}，我们可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支撑下（例如资本主义即是当前现行具制度性的历史形式），私有财产制的存在，乃与人们对人之生理-心理特征的哲学人类学存有预设，产生一定的呼应关系。换句话说，肯定人之欲望的存在（尤其「尽量满足人的欲望」这样的说法）在论述上取得了正当性后，相继的，资产阶级则假捍卫全体人类福祉之名（但实则却可能只是依附在遂行特定阶级利益的动机之下），用私有财产制做为一种制度性的机制，以确保其欲望可以得到最大之开发和满足的机会。 　　譬如，就历史演进的过程来看，资产阶级即曾把遂行其所属阶级的特殊各自利益，巧妙地托付在Adam Smith 视「确保私有财产制乃实现普遍利益之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样的意识形态上面。虽然，在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间，这个意识形态曾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解构，几乎失掉了诠释的正当性，但是，发展至今，特别是1980年代共产世界逐渐解体之后的当代，某个程度的，这样之意识形态的元神彷佛死灰复燃地又返魂了。只是，它换个面貌来挥舞着招魂旗，一方面，使得Marx的资本主义原罪说丧失了颠覆资本主义的能动力；另一方面，甚至反过来强化了资产阶级视其自身为贯彻自由主义信念之历史使命的担纲者角色，也藉此巩固了长期以来资产阶级有意或无意地以资本主义做为历史演进之最终形式的野心{11}。

　　总之，从过去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截至目前，至少审视已展现的历史「事实」，资产阶级是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而且，甚至把他们所想要的一直往前推进着。尤有进之的是，诚如马克思主义者一再指出的，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以「自我维持」做为人类存有体之内涵理路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所内涵的人际关系，基本上是深具工具功能上互赖联系、却又「排他」{12}的性质。正是因为生产面相具备着这样以「自我维持」做为基本理路的「排他」性质，使得Marx 所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充满着不平等的压迫、宰制与剥削的悲惨情形」这样的论调，可以获得许多人的认同，并赋予高度的伦理道德意涵，而援引以做为革命的触发动力。

　　然而，过去的历史经验现实却又明白地指陈着，马克思主义者梦想以共产社会做为对资产社会进行否定辩证之下一个历史阶段的理想社会形式，似乎已是幻灭，至少暂时是被悬搁了起来。当然，这一切尚不足以立刻用来论断未来发展的必然命运结局，但是，却至少说明了资本社会的体系结构相当程度地是产生了绵密而细致的自我防卫能力。这样的体系结构所以如此绵密而细致，无疑地是有着一个重要的因素从中产生著作用。简单地来说，这个因素是，做为保证自由之基本内涵的一种社会制度机制，私有财产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一直居有着强韧而稳固的正当地位。特别是，继之，搭配着以「有」为终极基础之哲学人类学的存有观做为后盾，这又进一步地予以强化塑造{13}。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体系结构逻辑所编织起来的网络绵密而细致，于是自可期待。更重要的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文明发展至今，诸多社会结构性的变迁又是变本加厉，它更是终于有着极为有利的条件促进「消费」被当做为证成自由的基本指针。正是这个内涵的转折更进一步地撑张了私有财产制的制度，茁壮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体质，也强化了它的社会结构体质。这些都是在下文中准备讨论的重点。

　　谈论到此，有一个重要的课题是不能不加以阐明的，那是：回顾西方社会思想史的发展，分配做为一种社会互动关系的表现形式，它总是紧扣着生产（而不是跟着消费）一齐被抬了出来。这不免让我们忍不住发问：这么一个样子有着甚么重要的社会学（或历史性）意涵呢？对此，似乎有必要表示一点意见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可以指陈的是诚如上述的一个相关而值得注意的现象：体现在生产过程中之生产工具和生产品的归属（亦即所有权）问题，一直就是西方社会思想史中的根本问题，而且也是深具人文意义的伦理问题。首先要指出的是，拥抱古典自由主义之政治经济学立场的思想家，希望透过立论的方式来捍卫私有财产权的正当性，不管其原始动机为何，都不免有成为资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替「资产阶级拥有生产工具和生产品之所有权」这样的历史场景寻找理论基础的嫌疑。当然，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拥戴者相反地站在直接从事劳动生产之无产阶级的立场，而视私有财产制为罪恶的根源、并主张废除而让生产工具与生产品公有化，也才有了具历史意涵的伦理正当性。在此，不拟细论两者之间在伦理上的是非与曲直，这样的指陈所企图意指的是：不论是站在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以这样的方式来看待生产的现象，基本上都是扣联着分配的形式来讨论的。换句话说，单单生产的面相，是开展不出一个严肃的伦理性问题。只有把生产与分配两个面相摆在一齐来审视，具伦理意涵的正当性问题才会浮现。

　　回顾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历史，有关正义的问题，似乎一直就是以呈现在分配面相上面的最为显著。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来说，所谓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 ，始终就是政治（也是政治学）上一个重要的核心课题。做为一种展现社会关系的形式，且紧扣着生产面相而来的分配，基本上是把生产所具之排他性质承继下来，而甚至唯有如此，这样的一个性质才得以有淋漓尽致地予以发挥德机会。这也就是说，它涉及的是企图在有限的总资源量的前提下进行「合理」之「零整」性质的配置问题。当一方有了、多了，即意味着另一方就没有了、少了。于是，讨好了甲方，往往即意味着得罪了乙方，而反之亦然。在这样的理路支配下，实际呈现的历史场景往往是，伦理正当性的确立总是与权力运作的消长相伴而生。这也正是体现在生产面相的伦理问题，一直摇摆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做为历史主体之两造的杠杆上面，而致使十九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理路与共产主义的理路总是一路斗争下去。更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之生产面相的伦理问题总是无法在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获得到基本共识，因而，在整体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特质没有产生明显的变迁之前，顺着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所衍生的生产面相也就一直被看重着。

　　就实际的历史场景来说，这样的胶着状态体现的，乃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历史关系的特质。回顾西方中古世纪以后的资产阶级发展史，1789年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代表着资产阶级抢得了历史主导权的开始，至少形式上是如此。再说，单就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未大幅度发展之前，若说资本主义的形式已呈现的话，那也只体现在贸易与金融两个面相。当时依靠工匠学徒相传的传统手工艺的生产形式，并不足以带出工业（制造）资本主义的形式，更是不足以创造出足够数目之后来所谓的无产阶级。很明显的，只有等到了以科技为生产动力的工业生产形式出现之后，（制造）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成形，而整个产业结构也才起了明显的变化(参看Braudel 1982)。

　　显然的，十九世纪以来，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体制下，机械化的工业生产形式带来了庞大数量之工人无产阶级的出现。同时，这也导使了社会里极富与极贫的两极化现象明显被强化。许许多多的人面临着基本存活之自我维持的根本问题。无怪乎，Marx在论及价值时，会特别重视那对维持自我基本存活最有关的物质形式，并且强调其所内涵的价值原型-「使用价值」。进而，在检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的伦理意涵时，他更是把这种价值当成是至高无上的判准。之后，Lukacs(1971:46-82)也才会主张：唯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考察整个社会，才可能让历史所具客观而科学的正当性显示出来。准此种种历史缘由，我们似乎可以下结论说：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极阶级分化而对立的结构形式之下，整个历史场景紧绷地被呈现着。在这样的场景里，生产面相内涵之分配正义的伦理问题逐渐浮现，而构成为严肃的社会问题。因此，由此一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显然的，阶级结构的特征是此一问题得以存在而被形塑最直接的现实动力。或者，用最保守的态度来说，生产面相所具的（包含是否具有）伦理（也包含理论）意义，乃端看整个体现在生产面相上之阶级结构的特征而有所转移。对当前的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而言，正是因为体现在整个生产面相的阶级结构特质有着极为显著的变化，才使得消费面相的社会学意义逐渐浮现，而显露出凌驾生产面相的情形，而这正是底下要讨论的重点。

　　四、当代社会场域中生产与消费的拉扯-中产阶级的历史意义

　　本文一开始的部份曾经点到，在时间序列上，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面相乃具备着相互扣联的连贯性，难以偏废的。但是，早在十八世纪末，Adam Smith 在《国富论》一书的第四部份即已把消费看成是现代市场社会的中心。他认为，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终点和目的，也是生产者的利益所必需促成、并予以达致的。因此，这几乎是一个完全自明的准则，是不用证明的 (Smith 1937:625)。这么一来，既然消费是生产的终点和目的，如何安顿它，相应地也就成为必需回答的问题了。

　　很明显的，倘若消费只对极富者与极贫者这两极的人们有显著的意义的话，那么，对极富者，消费的意义极可能是沉溺于享用奢侈品，以展示身分与地位；而对极贫者，消费则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的一种卑微且不得已的行止而已。当然，摆在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来看，以这样两极的观点来圆成消费对社会整体所可能彰显的意义，自然是有嫌过于简略。同时，若以此做为进一步理解（或乃至界定）社会现象的核心轴线，更是难以逼进实际的现实现象的。因此，我们只有期待，当人类的社会显现出另外一个众人共享的「普世」哲学人类学预设命题时，消费对整体社会的特殊历史意义才有了充分彰显的条件。

　　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在十八世纪时，英国的Adam Smith 提出一个命题，可以说至为关键，值得在此特别强调、并予以讨论。Adam Smith(1937:324-325)认为，每个人都会以相同、恒定、且不间断的方式努力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14}。这样的主张所企图反映的，基本上是一种追求做为有着「舒适」(comfort)感之「快乐人」的普遍心理期待(Appleby 1993:169)。就阶级属性而言，最能反映这样的心理期待特征的正是所谓的中产阶级。准此基础，显然的，只有在历史条件成熟到足以使得这样的心理期待成为社会里的主流，消费做为整体社会的运作主轴才得以圆满完成。简单说，这样的历史条件至少有二：（1）在社会的现实面相上，大数法则 (the law of large number) 成为实际支配着社会实作的理路基础；这也就是说，以多数的方式「从众」是支配现实社会运作的基本法则。（2）就阶级结构而言，所谓的中产阶级开始以隐形人的姿态、实际{15}浮现在西方的历史舞台上。基本上，这样一个主、客观社会条件皆成熟的时候，已是大约1970年代以后了。自此，消费面相所开展经济和文化紧密挂钩的实作理路，才逐渐被人们（特别是学者们）意识到，并且认为具有历史主导权而支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为了让整个问题的讨论更具有着历史感，也更形明朗化，让我们至少回顾一下十七世纪的西欧社会。在那时的西欧社会里，特别以当时经济发展最有成绩的英国为例{16}，我们发现，人们还是把消费看成只是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而已。固然，极贫者为了维持基本生存所必需，几乎付出所有的代价，而这自然是一种极其不幸的悲惨消费方式。但是，极富者沉溺奢侈的消费模式，却也是一般人现实上难以达致，甚至在道德认知上是无法接受的。对这些一般人，毋宁地正是上面所说那种处于「与必需战斗」和「沉溺于奢侈」之间的「舒适」状态，才是伦理上最恰当、也最吻合现实的条件的(Appleby 1993:169；同时参看 Mckendrick, Brewer & Plumb 1982; Campbell 1987, 1993)。　

　　十八世纪初，在那本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小说「鲁宾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里，英国作家 Daniel Defoe曾经评论当时英国社会中低、中和高三种不同阶层之人们的生活经验。他有一段话可以用来做为例证，进一步地确立上述有关「舒适」之心理期待的伦理定位。他说：

　　中道状态 ... 是世界中最好的状态，最适合人类的快乐；既不会像人类之机械性部份（按指低阶层的人）暴露在种种悲惨与困顿之中，经历着劳动与折磨，而且也不会像人类的较上层部份（按指高阶层的人）为其自豪、奢侈、野心和忌羡而觉得不好意思。(引自Weatherill 1993:206)

　　Weatherill 根据诸多不同的资料来源，研究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之英国社会的消费行为。她指出，到了十七世纪末期，后来所谓之中产阶层的家户即约占总家户数的一半，而至十八世纪末时，则超过了一半。假若我们接受这个数字的话，无疑的，在当时的英国，诚如Weatherill 所说的，一些进口与新款货品的最大消费对象，应当即是这些中产阶层以及更为富有的人们。 (Weatherill 1993:210) 这更不用说，到了工业革命以后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里，情形顺理成章地理应是更加明显的。

　　然而，显而易见的，整个人类的文明世界（在此，指的当然是以欧美为主的世界）呈现由生产面相转至消费面相为主轴、并走入所谓的「消费主义的时代」，单凭属于中产阶级以上之人口的绝对数有显著的成长，并无法就可以立即促成的。它的来临，或更恰确地说，消费（或消费主义）的社会意涵要能充分发挥，还必需有更多的结构性条件来搭撑，才有可能的。譬如，在十七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也就是Adam Smith之《国富论》出现的九十多年之前，当印度纺织品输入英国而引起利益冲突时，虽然一些英国知识分子开始挑战过去论述经济成长的主流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的贸易平衡理论，但是，在现实上，这个理论的持续影响还是无法完全予以撼动的。人们还是认为，根据贸易平衡理论，扩大贸易（因而增加生产）才是促进经济成长最有利的利器(参看Appleby 1976:500)。在这样的认知之下，后来许多人所认为消费可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意义，是被掩遮住的。显然的，这是因为当是时足够推动消费的客观社会条件还不构成熟的缘故，而这也使得贸易平衡理论的威力延至十八世纪还一直发酵着(参看Appleby, 1976:509)。那么，这些客观条件是甚么呢？

　　根据Appleby(1976:512)的研究，在整个十七世纪的英国社会里，上阶层的英国人已逐渐松解了一向所受到来自法人社会 (corporate society) 的紧密限制，而拥抱着自由主义的氛围。慢慢的，个人要求免于承受既成之社会义务的权利观念受到重视，而且也渐渐地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当自由伦理把财产与财产所有者从传统社会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之际，它同时也把某些人对另一些人拥有永恒之权威支配的传统设准一并予以撤销。于是，存在于社会中的所有人，被认为都是自由的，而且，每个人必需对自己的行为自行负责。在资产阶级日渐主导着历史发展轨迹的潮流下，这样的信念由上阶层传递出来，并转到无产者的身上，而且，更重要的，这基本上是以经济意义为基调来导引着。具体而微地说，那即是：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自由市场的机制来决定；亦即，他们「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生存所需的面包。如此一来，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既支撑、也证成了 Macpherson (1962) 所说之「持具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的兴起。于是，人存在的重点乃在于是否拥有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甚么、以及有多少等等的相关问题。这么一来，很明显的，「持具个人主义」的初基内涵是经济的，而这也与一向即强调「获利可期值」(likelihood of gain)的既有经济理性必然要产生交集。

　　上面的叙述中提过，当十七世纪东印度纺织品倾销输入英国时，一向居主流地位的贸易平衡理论，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在诠释上却还是保持住一定的权威地位，一时并没有无法完全被颠覆掉的。不过，在上述之「舒适」心理期待逐渐浮现的一般情况之下，中产阶级与更为富有者的消费能力（至少，消费意愿）却是早已大大地提高了。于是，传统对消费（至少适度的消费）所涂染上的污名性，跟着日益淡化。如此一来，有些人即为文，提倡以刺激国内消费做为策略来对抗东印度纺织品的倾销输入。在此，假若我们排除这样之主张在经济学上的可行性与意涵问题不谈，这至少意味着，当时有些英国人即认为，透过消费的驱力，人的行为是可以改变，而这正是可以扭转经济困境的一个有效方法。只是，企图藉此一乐观仰仗人类所具之忌羡(envy)与竞相模效(emulation){17}心理来促成经济成长的做法，却被一些人认为将使得劳工失去控制，变得懒惰而不愿意多加工作。在此，我们并不关心在经验实证上实际真正的情形是否即是这么一个样子；我们所关心而要讨论的毋宁地是，在思想上与社会结构上，这样的两难情境如何在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消解。因为，无论就实际的历史发展进程或理论论述的理路内涵而言，这样之两难情境的消解都深具关键意义的。

　　显然的，自由主义所内涵那对欲望予以正面肯定之持具个人论的基本主张，虽说与当时强调控制之「获利可期值」的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交集着，但是，本质上却是相左着(Appleby 1976:513)。如此两股力量相互拉扯的历史场景，于是在西欧世界（特指英法二国）拉开了序幕。对此，简单说，只有等到资本主义重控制的经济理性与自由主义重自由的持具个人思想，同时而并行地成为所有人的信仰（尤其是穷人），这样之相互拉扯的历史场景才获得了化解。自此，以「自我改善」为名义的消费，也才得以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整出戏剧的第一女主角。于是，整个历史剧原先以生产做为男主角所孕育出的阳刚风格，才为消费这个女主角所散发的阴柔特质逐渐侵蚀、乃至被取代，而使得整个历史的发展才开始朝向消费面相倾斜。说来，这正是人类文明迈入二十一世纪之历史场景的基本风貌。就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就在这样之历史意识氛围的主导下，深具传统女性阴柔特质的中产阶级，于其逐渐抢得了历史主导权后，才有了厚实的客观条件做为后盾，成为彰扬消费面相之优位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18}。

　　五、导向消费为重心的推手-由中产阶级而至新阶级

　　英国社会学家 Saunders (1986:232) 指出，虽然生产对消费有着一定的决定性，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对消费的分析必须依附在生产的分析之下。换句话说，两者有相关并不等于意味着，它们依附着同一个理路，也非在功能上必然具有着一对一的符应关系。同时，诚如 Preteceille 与 Terrial (1985) 所说的，对消费的需求和喜好，不可否认的，乃与生产体系之结构自身所衍生的种种需求（如劳动力需要再更新、创造新技术等等）有着关系，但是，消费做为一种社会现象有其自性，因而有着自我衍生的另外面相。这也就是说，对既是劳动力的消费者，自有其非劳动力（亦即非生产）的另一面，而这乃内涵在消费本身做为一种社会现象所具备的基本特质上面。譬如，上面所提到之「舒适」心理期待，尤其是由此所衍生（或更恰切地说，与之相关联）追求风尚与营造生活品味等等的象征符号意义，都是超出单独以生产面相所能规范的范围的。

　　对人类而言，为了满足所谓的基本生理需求，是必须消费资源（特别是自然资源）的{19}。但是，打开人类的历史来看，即使是在所谓的初民社会里，消费即已明显地开展出另外一层内涵更为深沉、更为丰富的人类学意义。简单说，这个意义乃体现在内涵着「耗尽」(expenditure)与「过多」(excess)概念的种种行止当中。无论就个人或社会而言，生产除了应付个人或社会之有机性成长所需的消费必需之外，其余过多的部份都得予以耗尽。就人类的文明发展历程来说，这样的耗尽性消费的本质是极具仪式象征性的，因而，其本质是「文化的」，而非纯粹的「经济」意义。在这中间，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是战争了。而在平时，诸如建立具象征性质的大型公共建筑（如教堂、纪念堂、寺庙等）、举行嘉年华会或夸富宴、乃至收集古董与艺术品等等，都是例子{20}。准此基础，就其特点而言，这样表现消费的模式，基本上乃是以「物」做为介体来展现一种带炫耀性质的集体行止。若借用Veblen(1912)所使用的词汇，这即是所谓的「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它往往代表着一个社群所具有的集体想象与幻想，而这恰恰正是常用来认定一个社会所具之文化特色的关键所在。因此，「耗尽」与「过多」成为是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特色得以呈现之经济性的基本条件。恰恰，人类的现代文明可以说即正处于以这样的炫耀性消费模式做为主轴之历史场景的巅峰状态当中，依据大数法则来看，与此发展模式最具关键的历史主体正是所谓的中产阶级。

　　根据Veblen(1912)的意见，彰显炫耀性消费的主体对象，最主要地乃来自所谓的有闲阶级 (the leisure class)。无疑的，就中古世纪以来之欧洲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诸如国王、领主、贵族与教士等等人物，可以说是有闲阶级的源起性「族群」。再次地，我们依据Veblen(1912:43)的说法，这乃是以征服为主的古代掠夺文化(predatory culture)传统所塑造出来的一种社会结构形态，其基本心性特质并不是勤勉辛劳的工作，而是显现勇武(prowess)的情操(Veblen,1912:27)。然而，发展到十九世纪的工业社会，有闲阶级的结构形态明显地改变了，它主要是来自累积财富有成者(Veblen,1912:158)。就此，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是最主要的一群人，而另外一种的可能有闲阶级则是被归类为低阶层的黑道犯罪者。做为新的有闲阶级，这些人是继承着过去专属这个阶级的生活方式，其中含有野蛮时代的理想与习惯，其特点是企图保持掠夺时代的勇武精神{21}。但是，事实上，在这些从平民阶级脱颖而出的「暴发户」身上，我们实际看到的，并不是具古代意义的勇武精神，而却只是奸诈、虚伪与虚张声色的威吓等等的特质(Veblen,1912:164-165)。

　　在此，所以援引Veblen对十九世纪末西方社会（当然，他研究的对象是美国社会为主）之有闲阶级的讨论，为的是要指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是：在工业生产形态俨然已成、且资产阶级明显兴起的早期工业社会里，有闲阶级还是专属社会中的少数人，而尚未扩散到更多、更广的人口。其所以如此，可能有两个理由﹕一方面，在时间序列上，它与过去的世界较为接近，因而，很自然地在结构上有所延续。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的结构形态尚未产生明显而戏剧性的改变，因而，不但有闲阶级属于少数人口，而且其结构特质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期以后，整个工业生产的结构形态产生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引起了市场导向之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跟着产生了极具戏剧性的演变。简单说，这即是中产阶级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日益重要。到了这个时候，不但有闲阶级的人口数目改变，而且其内涵也跟着起了质变。笼统地来说，从此，大数法则对消费现象的塑造，尤其，其所具之历史意涵的界定，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对（消费）文化的塑造，少数的有闲阶级变得不是那么重要，反而是勤勉工作的中产阶级成为塑造的主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其所表现的并非在于工作场域，而是在于工作之余的闲暇场域与时间。所以，此时，重要的不是有闲的「阶级」本身的界定，而是诸如所有人们的有闲「时间」有多少、如何安排以及「场域」为何和有多大等等的问题。这么一来，整个有关消费面相之课题的重点产生了历史性的移位，而这正是中产阶级展现历史意义的重点所在。

　　前面提到，在十九世纪的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即开始峥嵘头角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但是，他们要成为历史主体，而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轨迹，则必须有着一些结构性的条件与之搭配，才有可能。对此，简单地说，除了上面提及过之「舒适」心理期待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外，最重要的另外客观历史条件莫过于是生产技术的一再创新发展，尤其是导使经济生产愈来愈仰赖知识（尤其科学知识），也愈来愈依赖信息的灵活流动和沟通这样的结构形态。美国社会学家Bell(1973)称这样的社会为后工业社会，也是知识社会(society of knowledge)。在这样的社会里，除了知识与讯息成为整个经济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外，在职业结构上最为显著的，莫过于是所谓服务行业大幅兴起。尤其，在传播与运输科技（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科技，如电视与今天之网际网络的出现）迅速发展的情况之下，符号的生产与再生产（跟着即是符号的消费）成为整个产业中新兴、但却是重点的产业。这无疑地为整个社会添加了一批本质属于中产阶级的「新贵」生力军。

　　总之，在进入今天这样一个「后现代」场景的时代里，我们看到的是，科技（当然，特别是传播与沟通媒体技术）、自由主义思想与市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三者强力结盟。尤其，当社会的生产体制的结构（连带地指涉了职业结构）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变化，而使得新兴的符号产业的重要性愈来愈形重要之际，这类的从业人口愈来愈多，而他们有一些基本的社会特质，是相当不同于过去的蓝领工人无产阶级的。这才是我们在此所要强调、也是必需强调的重点。对此，简单地来说，即是：基本上，除了他们所从事的不是劳力密集，而是具知识、讯息和象征等技术密集的工作之外，一般而言，他们受过较多、较高、也较具专业性的学校教育，而且，往往正是因为拥有这样的学历，才使得他们获得到工作。就阶级属性而言，他们属于中产阶级，而且是属于所谓的「新阶级」(new class)这样一个范畴{22}。

　　以马克思主义之「资产/无产」阶级两分的传统社会阶级观来说，这批新阶级所具的阶级属性乃呈现着「矛盾阶级关系中的矛盾位置」(contradictory locations within the contradictory class relaiotns)（简称CLCR）的特殊情形(Wright,1987)。因为这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在此，让我们用一些篇幅来加以阐明。首先，根据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特质即是：在生产过程中，因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品的所有权归属资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特指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特指劳工）的阶级关系本质上是对立而矛盾的。在这样被结构命定的关系中，固然资产阶级不断对无产阶级进行着宰制与剥削，但是，就资本主义生产体制内涵的结构理路而言，这样的宰制与剥削关系，却是在既定关系中他们各自之阶级位置所确立的。这也就是说，唯有如此，位置所呈现的特质（即宰制与剥削）才会合乎整个资本主义体制所内涵的结构理路，而不会显得矛盾。但是，对「新阶级」而言，情形并不是如此。一方面，就生产工具的掌控权而言，新阶级所触及的是诸如知识（尤其是专业科学知识）、专利技术、或创造符号的灵感（如电视广告的象征符号运用）等等。这自然是不同于传统劳工面对「机器」这样一种性质极为单纯而固定之生产工具时所需的（熟练或半熟练）技巧(skill)。正因为他们所触及的基本上是象征符号（尤其是专业科学知识），所以，不同于过去的劳动阶层，新阶级手中是握有一些特殊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而这是不能轻易被取代或转移的{23}。无疑的，诸如文化资本的介入，自然使得体现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有阶级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无法维持其关系原有内涵的结构理路，而这正是整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所认定存在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原有之矛盾阶级关系中具宰制（与剥削）的相对位置起了质变（也就是有了矛盾的情形发生）。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假如我们循着传统「资本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二分立场来看，就其阶级属性来看，基本上，新阶级还是比较向传统的劳工无产阶级这一边倾斜着。而这正是Wright提出CLCR之概念的立论基础，也是许多西方社会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立场{24}。以此为基础，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固然他们未必如传统劳工一般地完全丧失了控制生产工具的契机，但是，他们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关系本质上应当还是处于矛盾对立的状态的。因此，在「本质」上内涵着「矛盾」的阶级关系中，新阶级的位置，并不是如过去的劳力劳工一般，乃顺着关系的结构理路而处于吻合完全被宰制之「逻辑」的「理想」状况。相对的，其位置之性质本身所保留的（至少部份）自主性，使得整个阶级关系原有的「宰制」性质被移了位，以至显得有着矛盾。这样的情况就是CLCR所企图意涵的。

　　在人类的社会里，数字与数量一直就在刻划社会的特征的过程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而这在现代社会里尤其是明显(参看Porter,1995)。准此立场，根据大数法则，一旦新阶级的人口比率数目在以职业为标竿之整个人口的常态分配曲线上成为多数时，他们无形之中即成为足以左右社会之属性走向的主角。因而，其所展现之CLCR的特殊阶级属性，自然跟着将对整体社会的演进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个作用为何，顺理成章地就成为不能不关心的课题了。在此，在对此一作用做进一步阐述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一个醒，那是：资本主义的体制发展至今，就生产-分配面相而言，具宰制与剥削性的阶级压迫情形，虽或许已经缓和了一些，但却还是依然存在着，而且，甚至还会一直继续地存在下去。只是，针对深具CLCR特质之多数中产阶级（尤其新阶级），这并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深刻而切身的「阶级性」意义。换句话说，就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阶级斗争必然浮现的预言来说，对这些新阶级，纵然生产面相仍然呈现有压迫的「客观具体」现象，但这却不足以具备足够的主观推力带动出具阶级性的斗争意识。尤其，假如现实社会里又有另外一股（特别来自消费面相）的拉力相对地在酝酿成形、并且不断地茁壮，而且这又恰恰最能够刻划此一阶级的特点时，阶级斗争将只不过是由「纸上阶级」 (class on paper) 此一概念{25}之内涵所演绎出来的理论性命题而已。在现实世界里，它并不必然起得了任何实际的作用的。这个时候，传统以生产面相为主调的政治经济学将退了位，而以消费面相为核心的文化经济学取而代之地起了动能作用，扮演着驱动历史发展的的火车头角色{26}。

　　五、由政治经济学至文化经济学-展现历史场景之轴线的转折

　　情势发展至此，整个历史场景会有所转变的趋势已是相当地明显。既然中产（新）阶级抢得了历史的主导权，其所具之CLCR的「暧昧」阶级属性，自然是有助于使得生产面相的伦理意涵被弱化了。这连带地不免促成了传统那以生产面相为主调的政治经济学（包含马克思主义在内）退位，也使得生产面相的古典社会学意义产生了背离现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所敞开的格局里，整体来讲，中产阶级（特别是新阶级）并没有认同左派思想而加入传统无产阶级之革命阵营的内在必然性。因而，他们自然也就难以激发出担负起颠覆资本主义体制的历史使命{27}。正相反的，他们甚至是转过来参与了资产阶级的阵营，强化了既有之资本主义的体制基调，而使之继续成为主导历史发展的轴线。尤其，在诸如社会福利与安全制度体系的建立、各种劳工组织的形成、民主政治体制的树立、特别是生产技术的快速进步所带来丰裕的社会荣景等等社会条件的催动，生产面相为主调之政治经济学做为历史的动力所能引动的感应力量，无疑地是日益削弱着。相反的，愈来愈多的人们从消费之中体验到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交错所带来的自由感{28}。

　　对芸芸众生而言，在现实生活中，最基本、卑微、但却是最大的愿望，往往只不过是有着丰盛的（物质）生活水准与安定的生活环境。针对着富裕社会中的多数人，若说有进一步的情况，那也只不过是以追求着所谓「生活品味」做为生活的象征意义内涵，而这样的人恰恰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于是，消费成为社会里许许多多人关心的重点。整个情形正如Bauman(1992:95)所指出的：「处在消费阶段的资本主义体制，不但已不再压制人类追求快乐的倾向，而且利用这种倾向来维护自身的存在。... 对消费者来说，现实不再是快乐的敌人，贪得无厌地追求享乐不再具有灾难性的后果。消费者所体验到的现实，即是追求快乐。自由即是在较多与较少的满足之间做出的一种选择，而合理性则是宁愿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对消费体制来说，随心所欲地花钱以寻求欢乐的消费者是必须的；对于个别消费者来说，花钱是一种义务-也许是最重要的义务。」{29}

　　简单地来说，成就这种义务最重要的莫过于是上面提到那讲求所谓生活品味的生活方式。它所涉及的重点不是物质本身对人类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问题（即物的使用价值问题），而是如何在以物为介体经营出来之一套具特定意义的符号操控系统中进行象征交换的「品味」问题。摆在商品化的市场社会里，这就是呼应着Baudrillard(1997:212)所说的一句名言：「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先成为符号。」于是，在资本主义以牟利为经纬的经济理路巧妙地催动下，象征符号一再地被创造，而且是无限地衍生（特别是透过广告）。进而，这成为保证消费得以继续扩大、而且无限扩大的基本生产原则。

　　这么一来，象征交换成为经济活动中至为重要且真正的内容，而自由也就在消费符号一再衍生创造中被证成。在这样的情况下，引诱（而不压迫）是消费内涵的运作原则，这内涵着幸福与快乐。尤有进之的是，在符号无限衍生创造的一般状况下，其所依循的已不是像由生产面相所主导之分配时所具的排他性，而是无限多的独立可能性。基本上，人们可以依据其所具的主客观条件，各取所需，而不会产生明显的相互排挤效果。说来，对这样透过经济机制而营造出「自由」感的消费文化，中产阶级正是最主要的受益者。因而，他们会努力地强化消费导向的「舒适」生命态度，自是可以理解。

　　无疑的，正是这样一个强调符号消费的「舒适」社会形态明显浮现，足以让我们深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做为否定辩证资本主义之历史形式的说法，是有理由难以获得到充分的证成，至少到目前情形是如此的。而且，这也使得我们体验到生产面相从历史舞台上退位下来是并不意外的。当然，这更是叫我们相信，体现（或至少内涵）在资本主义体制之生产面相中的所谓宰制、压迫与剥削等等情形，变得更加是可以视而不见的{30}。在这样情况之下，传统的无产阶级（假如还有的话）的处境被遗忘了，也变得无关紧要。他们成为一群被社会理路消了迹之历史「残余」的隐形人。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历史场景于是乎产生了明显的质变：消费不再只是生产做为历史主题下的自然衍生物；相反的，消费成为历史主题本身，而生产成为只是为了让消费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已。

　　在这样的场景里，政治经济学丧失了过去Marx笔下生鲜活跳的生命力，而顶多只是以不出席的姿态潜隐地存在着。它甚至可以说是被窒息住，并且，在其自身的言说中被埋葬掉，呈现出一种处于迹近死亡的「涅盘」状态{31}。尤其，原本，在以生产-分配为主调的政治经济学中，生与死总是以紧绷对峙的方式交互斗争，也相互地移着位。这使得历史不断地呈现出诸如被撕裂、被践踏、被蹂躏等等的感觉，但也正是这样不断与死亡进行着交换时的撕裂、践踏与蹂躏感觉，撑出了人类要求改造的激情和强烈的求生意志。当然，更是因此同时创造了生命的意义。然而，如今，以消费为主调的文化经济学却绑架了死亡，让人们处于一种永恒的「生」的状态，生与死的界线被撤消了，既没有固定的交换点，也没有起点，更是没有终点。再者，虽说这一切的发生其实幕后都有着导演操纵着，但他始终是一个藏境人，不但从不露面，而且也无从认定起。因此，纵然他行的是「恶」，但却始终有着不在场的证明，既不必负责，更是永远逍遥于法外。甚至，他还沾沾自喜地自诩是文明的创造者，是提供人们幸福的天使。他一直是让人们的一切都恰适地被安排在不断流变、但却是「舒适」的状态之中。

　　说来，风尚与流行是消费为主调之文化经济学绑架死亡的基本社会机制。基本上，它们并不是以完全摧毁的方式来对待（过时的流行与风尚风格的）死亡，而是以汽化蒸发的方式，让（旧有的）死亡迷散在新生之中。这是一种由短暂而华丽之表象以不断接续呈现的方式来完成的永生形式。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片片「生」的表象接续得十分紧凑，紧凑到让那被蒸发汽化之死亡的残余粒子都找不到任何空隙渗透进去。假如Baudrillard(1993:157)所说「死亡既不是消解(resolution)，也非内卷(involution)；它只是一种对反(reversal)，也是一种象征挑战(symbolic challege)」有道理的话，那么，一个死亡被绑架的世界，既缺乏引动亢奋激情之「生」的动力，也无法孕育对「生」全神投入的身心状态，人们更是不必要有着责任的承担。于是，人们找不到起源，也不需要寻找起源。一切既没有自然本性，也没有固定而客观的功能关系，更是没有定型的规则可循。这是一种充斥着奢侈与过剩的永生形式，溢出了任何的理性，也溢出了一切可言说与可想象的理路。留下来的或许只是类似「只要我喜欢，有甚么不可以」这样一种充满着放肆与虚胀自我的独白。不过，一切却来得那么自然，既理所当然，而且也不必在意。这是自由，或许也是解放，但是，却是一个没有目标的自由航程，永远漂荡在茫茫的大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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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这样的说法其实是相当粗暴，因为这涉及到的基本上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作用下的特殊情形，本质上并不是普遍的现象。显然的，这个特殊的情形是发生在西欧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发展以后）的一种特殊历史现象。只是，既然我们讨论的是关于源自西方的社会思想与现象，所以，以这样的角度来切题，是具有正当性，而且也深具Weber所特别强调的意义妥贴性的。
{2} 这样的分段当然是相当武断，可以争议的。其实，有关从消费的角度来进行社会现象的讨论，至少应当可推到194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 Horkheimer 与 Adorno (1972) 的作品〈文化工业〉(The culture industry) 与 Benjamin (1969) 在1936年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一文。如今所以选择1970年代中叶做为分段点，主要是因为以消费为论述取向之重要思想家 Baudrillard 的思想转折代表作《生产之镜》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的法文原版发表于1973年。在这份作品中， Baudrillard　(1975) 正式告别 Marx 以生产为主轴的论述架构 。就社会学之论述典范的转移而言，尤其，针对以消费为重点之新时代的来临，无疑的，Baudrillard这份作品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启了1980年代以后有关消费（文化）现象之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序幕(参看Featherstone 1991,特别是序言; Warde 1990,1992; Burrows & Marsh 1992; Agnew,1993; Campbell 1993或Appleby 1993)。
{3} 这是 Darwin 本人对 Huxley 的称呼(引自Baumer 1988:402)。
{4} 假若使用英文字汇来表达，需求即need，指涉的是人类基于其所具特有之生理结构而引发具本能性的激觉状态(arousal state)，其特征是有着「缺乏」的感觉，譬如，口渴，必需补充水份，于是有着喝水的欲望(desire)。需求之外，另有需要(want)一概念，它指涉的是，激觉状态所以引起，并不是单纯地来自生理特征所引发的本能，而是来自后天学习、且具社会性意义的欲望。譬如，一个人想喝可口可乐，并不是因为缺乏水分的口渴，而是认为它好喝，并且代表一种身分，也是一种生活品味的象征。此时，其特征就不是在于「缺乏」的感觉，而是「锦上添花」般的添加性表现。因此，欲望一词指涉的是，人处于一种激觉状态之中，而需求和需要则是分别说明欲望所以引发之不同性质的来源。
{5} 所以使用这样的用语，乃因为Marx的理论是我们将用来论证的重点，而一向Marx的理论被自认具价值中立、且客观性的实证主义者称为规范性的理论。在此，所以套用之，实有揶揄与讽刺的意味。比较中性的用语或许应当是「具伦理意涵的实践理论」这样的说法。
{6} 在十七世纪里，法国的资产阶级即学会开发人类的理性资源，醉心于逻辑推理，并习惯于运用智力而得的数据来处理自己的行为和思想(参看Pernoud 1991b:231-263;1991c:90-91)。譬如，在当时的法国，无论市政府官员或企业家都日益强调统计数据，即是一个明例(同时参看Desrosieres 1998;Gigerenzer et al. 1989)。Pernoud即指出，Descartes本身即是出自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他赋予法国资产阶级进行理性思考与实作的哲学基础(Pernoud 1991c:90-91)。Hobsbawm(1997:342-343)也指出，直到1789年，对启蒙之进步意识最有利与最前进的表达方式，当推古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严格理性思想。这个理性思想同时也是世俗的；也就是说，在原则上它确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性来理解所有事物，并解决一切的问题。Koselleck(1988:10-11)即称这样一个由资产阶级所带动的理性主义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乌托邦观。显然的，假如诚如Cassirer(1996:11)所说的，国家/社会的区分对张是启蒙思想的一个领域的话，对代表着「社会」（以Habermas[1989]的说法，此实即市民社会，也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资产阶级而言，其所持有的理性本质上不是把它看成为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视为一种具工具意涵的能力或力量。基本上，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充分理解。准此，依附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以肯定私有财产制为本的劳动生产，于是乎实乃一种特定的理性呈现形式，而这正是古典经济学者，如Adam smith与Richardo等人积极捍卫，但却是Marx竭其终身之努力所企图颠覆的对象。
{7} 譬如，Seidman即认为，Marx乃以革命的方式来处理、并超越自由主义的限制。同时，对现代文明，Marx与自由主义者分享着正面的态度。基本上，Marx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与伦理核心还是予以肯定，因而，共产主义可以看成是对自有主义之原则的一种实现和转形(Seidman 1983:12,71-72)。
{8} 有关Marx对此一立场的讨论，除了参看Marx(1964)之外，可参考Fromm(1961)或Plamenatz (1975)。
{9} 这是Marx惯用、且极为重要的概念，乃衍生自Hegel，原是用来指涉人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一旦被创造出来之后，它往往就脱离了创造者之意志操控的状态。对Marx而言，人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意味着人类对其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理当有主宰、操控的能力（与权利）的。一旦人对其创造物丧失了主宰操控的能力、条件或权利（也就是「异化」）时，他应当想办法、也有权利要求恢复。以此为基础，Marx认为，在采取资本主义之生产形态的社会里，劳动者（尤指工人）基本上是被「异化」的。此时，人（当然，特指工人）乃与（1）自然（尤指做为种属存有体的人性）、（2）生产过程与行为、（3）生产品、以及（4）其它人「异化」。因而，异化的基本特征，即是不把一个人当成具「个体性」 (individuality) 之完整人格的「人」看待，而是把一个人当成仅具「物」性的工具，Marx称之为「物化」(reification)(参看 Marx 1964)。
{10} 所以特别强调「理论论述上」，而不直接说是「现实上」，乃因「社会实在」基本上并不是完全自在而自明的，而有着被人们建构出来的部份。这也就是说，对人持有着不同的预设，就会创造出不同的「社会实在」样态来。譬如，马克思眼中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样态，就不同于持古典自由主义之政治经济学立场者心目中的样态。在此，不同立场之间所涉及的，往往并不是单纯「对或错」的问题，而是不同哲学人类学的存有预设在衍生之知识建构上的分殊差异。此时，如何论断不同理论观点，也就成为极为关键的问题。对此，譬如，Weber(1949) 即强调，这是一个论述在文化关联(cultural relevance)上是否具有意义(meaning)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意义对整个时代的推转是否具有着启发性。又，Althusser(1969,1970)则更进一步地认为，能否与过去既有的理论产生所谓的「认识论的断裂」(epistemological break)，而对其进行征候性的阅读 (symptomatic reading)，才是判定一个论述之价值的重点。
{11} 难怪福山(Fukuyama 1993)会提出历史将终结于自由主义这样的见解。
{12} 诚如Marx (1964) 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下，就社会关系的伦理内涵而言，生产关系涉及的基本上是攸关生产品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其社会本质不但是关系性的，而且更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整(all-or-none) 问题，排他性正是其所具的基本特质。譬如，生产品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归于资本家，实际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就无从所有，而只能以工资的方式在其实际从事劳动中得到报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进行所谓制度性的改革（如工人成立工会或政府强力介入订定各种保护劳工权益的措施）或乃至革命（如以共产主义完全颠覆既有的资本主义体制），基本上就是企图补救（或消融）此一排他性。
{13} 有关西方社会思想中这样之「有」的社会存有稐的讨论，参看叶启政(2000:527-562)。
{14} 这样的说法其实乃为 Adam Smith 所归属之所谓「苏格兰道德论者」(Scottish Moralists) (如 Francus Hutcheson、 David Hume、 Thomas Reid、 Dugald Stewart 与 Adam Ferguson 等人)所共享着(参看Schneider 1967)。
{15} 所以这么说，乃因为一直到十八世纪末，中产阶级这个概念才正式出现在西方世界里(参看Williams1958:13-19)。
{16} 很明显的，本节以下特别针对十七世纪以来英国社会中之中产阶级所以形成的简扼讨论，自然是无法毫无条件地概化到其它的西欧社会（如法国与德国）的。这更不用说推论到二十世纪或甚至二十一世纪的非西方社会。不同社会的中产阶级的塑造自有其不同而特殊的历史条件，虽然我们有一定的理由相信英国中产阶级的历史发展情形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在此，所以拿英国之中产阶级的发展史当成讨论的重点，至少有一个理由，那是：它发展最早，尤其，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想是主导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主线，因此，英国的例子具有社会学上的「源起」意义。总之，底下的讨论最大的用意至少是企图指出，中产阶级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彰显，除了在人口数量上有着绝对性的优势以外，尚需要一些社会与心理条件搭配，容或这些条件可能因社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17} 特别是美国经济社会学家 Veblen (1912)使用后，此一字汇广为后来研究消费现象的社会学者所运用，并成为关键概念，Campbell (1987) 对此即曾有所评述。总之，此一字汇所意涵之竞相模效意思，乃内涵有忌羡的特质。在此，忌羡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再负载着负面评价的意思。(同时参看Bell 1976:22)
{18} 我深知，以这样一个发生于十七世纪起之英国社会的特殊现象，做为肯确「消费」面相取得了优位性的历史（尤其，瑞理论性的）证成依据，就实征的立场而言，证据是相当薄弱，并不具普遍的说服力的。我所以还是采取如此的做法，其实有基于两个层面的认知。第一、整个论述只做为一种历史性的例证。第二、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现代理性文明展现了优势性，成为主导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向。英国可以说是发展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典范」社会。因此，其发展过程有足资参考、乃至深具影响作用的必然性，因为其文化优势性会产生扩散作用的缘故。其实，所谓「现代化」成为全球性的现象，反映的正是这样之优势性扩散作用发酵的结果。如是，纵然是发生在近代英国的特殊历史现象，基本上，它还是具有一定之「普遍」结构性的意义的。有关的讨论，参看叶启政(1985)。
{19} 其实，甚么是人类之基本生理需求的最低生存条件，本身就缺乏一个客观的共同标准。如此一来，话说到底，这个问题所牵涉的还是社会的相对标准，因此，其本质是社会性的。
{20} 对以上的论述，Bataille (1988) 提出相当细致的理论性讨论、而且深具影响，读者可以径行参考。
{21} Veblen(1912:176) 即指出，譬如，这些人维持以打猎做为高尚的休闲方式，平时，出门必带手杖，而手杖乃象征过去身边所携带的武器。在古代，这些行为（指打猎与携带武器）都是有闲阶级表现勇武精神的特殊形式。
{22} 在西方，新阶级一词有一段漫长而多变的历史，可以溯及Bakunin。当时，Bakunin不相信，在实行社会主义的社会里，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可以塑造出新的权力形式。他以为，权力只是转移至一群真实或伪装的科学家或学者手上而已。新阶级一词即被使用来描述这一群实际掌权的人(参看Bruce-Briggs,1979:11)。后来，南斯拉夫的Dijlas(1967)在讨论南斯拉夫共产社会的权力结构时指出，政治官僚（即所谓的「专」）和党机器内的意识形态者（即所谓的「红」），事实上只是希望建立一个依赖他们的经济秩序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基础，而不是为了所谓「社会整体」的福祉。随后，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借用了这个名词，用以指涉一群因整个社会的经济产业结构形态改变而兴起的一些专业职业从业者。这些人基本上是从事与人际互动关系或（及）文化象征有关的所谓服务行业，诸如广告、形象营造、服装设计、艺术经纪、心理谘商、社会福利工作等等行业(参看Bruce-Briggs, 1979; Gouldner, 1979; Eyerman,Sevensson & Soderquist, 1987; Kellner & Heuberger, 1992 ; Savage, Barlow, Dickens & Fielding, 1992与Perkin,1996)。对此，Bell(1979:186)指出，假若新阶级的概念有意义的话，其意义并不在于社会（特别是职业）结构上，而是文化态度。因此，新阶级不是「阶级」，而是「心态」(mentality)。Bourdieu等人也建议应从「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的角度来理解这群人(参看Bourdieu & Passeron,1977)。准此，不论就主观或客观定义的内涵来看，就其历史趋势而言，固然新阶级往往是中产阶级，但是，中产阶级并不一定即是新阶级。然而，在当前这样的后现代社会里，无疑的，以贩卖符号、知识和技术为主的新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主体。尤其，从文化象征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的意义如何彰显，更是以新阶级做为主要的指涉与表现对象。
{23} 有关此一概念的基本定义，参看Bourdieu(1990:124-125)。就法治体制而言，以所谓智能财产权的法律形式介入，使得新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之生产过程中所居处的位置更加复杂。特别是著作权与专利权的保护，使得（至少部份的）新阶级并非完全与生产工具（或乃至生产品）的「所有权」无关。
{24} 严格来说，以向无产阶级倾斜的立场来界定新阶级的阶级属性，是可以争议的。但是，就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历史背景而言，至少就左派的一贯立场来说，这样的立场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同情，而且，似乎具有着正当性。
{25} 语出Bourdieu，参看Bourdieu(1998:10-113)。
{26} 很明显的，当十九世纪欧洲社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格局后，新兴的工人无产阶级成为历史焦点。在这样的场景里，无产阶级的身心状态和社会处境自然而然地成为有识之知识分子关心的重点。我们在上面所提到Marx以维持自我存活意涵之「使用价值」做为确立人类之基本价值观的社会基础，其实就是对应着这样的历史场景而衍生的，也因此在论述上获得了正当性。同时，也正是这样的历史条件使得生产-分配之连体面相取得了描绘历史场景的主导权。既然生产-分配之连体面相涉及的是如何消弭不合理之宰制、压迫和剥削的「分配正义」问题，也就是如何化解资产与无产阶级间的处境落差，因此，政治经济学顺理成章地成为经营整个论述的基本轴线。
{27} 事实上，就实际的历史经验事实来看，无产阶级也未必有着革命的念头。况且，就理论的层次来看，诸多左派学者已明白地指出，实际带头担负起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革命的主角，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本身，而往往是具小资产阶级成份的知识分子。有关的讨论，参看诸如Lukacs (1971) 或 Gramsci (1971)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
{28} 有关消费做为自由之体现的讨论，参看Bauman(1997)。
{29} 这并不等于说由消费所证成的自由带给人的是完美无缺的人间乐园。其实，这也蕴涵着一些新问题的产生，如更形严重的所谓「新贫」(now poor) 问题。有关的讨论，参看Bauman(1992,1998)。
{30} 有关的讨论，参看叶启政(1999)。
{31} 套用 Baudrillard (1993:154) 的用语。

来源：文化研究月报12期


　　 　　 上网日期 2002年0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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