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inframarginal economics

与黄有光教授谈西方经济学术界的游戏规则(1992年)
杨小凯

黄有光教授是澳洲莫纳石大学(Monash University)经济系讲座教授、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也是八名列于《经济学家名人录》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他出版了多专著，并且在匿名审稿专业期刊的发表记录，令人印象极为深刻。他担任多家一流经济学专业期刊的审稿人。而且是三家专业期刊的编辑，对于经济学专业期刊的审稿制度非常熟悉。我希望黄教授的内部信息有助其他初入行者摸门道；或有助于其他行业的人借鉴。希望这里对西方学术制度的运作及演进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秩序、市场发展及制度改革有所助益。杨小凯黄有光教授

你是八位列名于《经济学家名人录》的华裔经济学家之一，根据此名人录编纂者称，入选名人录的标准，是论文被专业经济学期刊引用的频率。这六百多名仍在世的经济学家和三百多名已故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著述被引用次数最高而入选。你是否知道你的学术论文被专业经济学期刊引用的次数？哪篇论文是你所有论文中被引用次数最高？你的论文发表以后，年引用频率达到高峰平均要多少年？被引用最满意的文章？

我虽然在出入图书馆时，偶而翻看[引用索引]，但并没有详细统计，真的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根据我从其他文章中看到的大概印象，引用频率最令我满意的一篇文章，是我与Mendel Weisser于1974年在《经济研究评论》发表的，对[最佳两部订价](Optimal two-parttariff)定理的证明。此文很技术性，我未想到会经常被人引用。另一方面，引用频率最令我不满意的，也是在同一期刊于1975年的文章，这篇文章证明社会福利，即个人福利总和的文章。此文发表后，新南威尔斯大学的Murray Kemp教授，说它一定会成为标准参考文献。但后来此文被引用频率却不高，可能因为A.K.Sen教授不久后，对社会选择的综述文章中，忽略了此文，后来我把它寄给Sen，他写信向我道歉，说不应忽略了此文。

请介绍一下《经济学家名人录》中如何记述你的学术贡献？

这个问题也是考我的翻译能力。我直译如下--

[贡献主要在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与微观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包括俱乐部理论、资本论、消费者选择）。其第三优理论，更给经济政策以有用的向导。在信息贫乏的情形。虽有次优因素，第一优法则依然是最佳的。当把这第三优理论应用到所得分配问题，得出[不论何人所得，一元就是一元]的结论。这能增进效益，分配目标应由税收来达致。在一个个人偏好不同的世界里，这法则能使第一等级的所得群体都得利，因而实现准巴列图(Quasi-Pareto)改进。

黄氏与Kemp合作的论文，证明阿罗(Arrow)式的不可能定理在个人偏好不变的情形下也还成立，因而使不可能定理不受里特(Little)与萨妙尔逊(Samuelson)的论点所影响，并指示人际效用比较之必要性。这种比较并非价值判断，而在于认识到人们有限感受性下，以客观的方法进行比较，这又能支持一个边沁(Bentham)式的社会福利函数。

近年，他提出一种综合微观、宏观与全面的均衡经济分析方法。这综观经济学集中分析一个代表性企业的微观经济行为，而把总需求、总产量与平均价格对这企业的影响考虑入内。这方法能用来分析整个经济或整个行业的变化对平均价格与总产量的影响，与不加剧物价上涨率的复苏问题的关系。]

由于是翻译，又要简要介绍，相信读者不容易了解。

以子之予攻子之盾

以引用频率作为学术水平的标准是否客观？马克思也列名于经济学家名录。但人们引用他的次数多，并不一定说明他的理论对。很多人引用他，是批评他的理论。据说高斯也有类似的情况。他被引用的频率最高，但很多人引用他的文章是批评他，他的真实学术贡献，不一定高过引用频率低于他的德布鲁(Debreu)。

引用频率肯定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但又很难找到一个更好的客观标准。德布鲁的作品很技术性，很多人看不懂，有人建议给引用频率加权数。例如德布鲁被引用的次数虽不太多，但那些引用他的文章被他人引用的次数如果很多，则德布鲁的加权引用率就会增加。

与被引用频率相比，另一个衡量学术水平的标准，是在匿名审稿的经济学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记录。这个标准也有问题，因为期刊质量参差不齐，在一些低质量杂志上发表的人，学术水平可能比一个在高质量杂志上发表少的人水平低。据说，目前经济学界有三个对匿名审稿经济学期刊打分的评价，其中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一篇文章的分数是100，《政治经济期刊》或《经济学文献期刊》的分数是80.88，什里经济学(Economerica)的分数是63.96。《国际经济评论》的分数是19.04，《计量经济学期刊》是15.98，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期刊》是9.59，《经济学(Economica)》是5.89，《曼彻斯特学派》是1.53，澳洲的《经济学文献(Economic Record) 》只有0.12，还有不少零分的经济学专业期刊。按这个标准给你打分，你于1974至1986年发表文章的总分是520.4分，平均每年有40.03分，占了莫纳石大学经济系发表总分的70%。你认为这种打分方法是否客观，与被引用频率相比，哪个方法能更客观地反映一个经济学家的学术水平？

以英文写作为圭臬

你这个问题所根据的资料，大概源自几年前系里一个讲师的统计。他又根据美国一篇给各经济学期刊的分数来加权以我记忆这权数是根据一个期刊上的文章，能被全世界最好的一百家经济学期刊上的文章引用的频率而定。因此，你的数字表明，在英国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平均会被这一百家期刊引用的次数，只有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十分之一。这种加权数，我认为太过分了一些。如果《美国经济评论》是一百分，则英国的《经济学期刊》应有五十分左右，而澳洲的《经济学文献》应该有十分左右。你所引用的数字，是用上述客观方法制定的，为什么有偏差呢？

第一，那一百家期刊的选定，多少偏向美国，以英文、以理论创见为主的倾向。其次，只根据最好的一百家期刊的引用次数，这本身就对较好的期刊有利。

由于上述偏差，其分数不一定反映重要程度。例如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刘国光、吴敬琏、董辅礽(且不说较前一代的薛暮桥等)，可能因为少在英文的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分数不高，但他们却在中国经济学界与中国经济改革思潮中起了重大作用。精通现代经济学的，也有林毅夫、茅于轼等人。

再以本系情形而言，二十多位讲师当中，大概有不少人在澳洲的期刊发表文章。但因为上述分数太着重美国的期刊，因此，他们的分数就拿得很少。我的分数就相对地高。我认为70%是夸大了我个人的比重。

审稿人[未尽全责]

如果把1985年后的发表记录也计算在内，你的总分应该是加倍了，因为你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已发表五篇论文(一篇100分)和一篇评论(评论算正论文分数的四分之一)；《政治经济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每篇80.88分)《经济文献期刊》上发表了两篇(每篇也是80.88分)，在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的总数已是一百二十多篇，故总分一定高过1,000分。以我所知，华裔济学家中这种发表记录，还从未听说过，我自己给匿名审稿经济学期刊投稿也有三年的经验，光是投稿费大概都有上千美元了。《美国经济评论》还没有接受过我一篇文章，这些50分以上的期刊中，只有《政治经济期刊》发表了我一篇文章，我其他论文都在50分以下的期刊上发表。以我的经验而言，匿名审稿人和编辑极为挑剔，那种严厉的挑剔态度，可能是中国大陆从来没有经验过的。在50分以上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真的难于上青天。但你却在50分以上的期刊上，发表了二十篇左右论文，你的成功有没有什么诀窍？

我同意你的看法，专业期刊的审稿人与编辑一般上都很严厉与挑剔。不过，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可以经常读到一些文章，读后说：[这么差的文章，怎么可以发表呢？]

我以为严厉与挑剔还不要命，最要命的是审稿人不花足够时间，或没有足够的头脑与学问，因而没把你的文章看通，就建议不发表。像你的一些文章，我认为肯定值得在一流期刊发表，只是因为立论新奇，内容复杂，不容易看懂。

很多人问过我有什么决窍，我认为没有。只有多写、多寄(但不可一稿两投)。有人说过，你至少必须准备用相当于写一篇文章的时间，来设法发表它，除非审稿人说服你，此文不对或立论不新。不过，也有人说，在收到第三或第四次退稿后，就应该放弃。我认为要看文章的质素。

当然，文章必须言之有物，表达清楚。其次，不做不必要的攻击，以免树敌太多。第三、要给其他专家的有关著作应有的承认。专家较不怕人家批评他的作品，就怕人家忽视他的作品。第四、写文章之前，应查清所要写的东西尚未被人写过。现在电脑发达，在这方面可以有许多方便。只要把有关的词句输入电脑，就能查出有关著作。我虽这么说，但我自己往往忽然想到一个有趣的问题，未查清是否已有旧文章分析过，就着手推导，因为有趣的问题，其结论的推导过程是一种享受。例如我最近花了一些时间，写了一篇工程方面的文章，审稿人说分析正确，但不新奇。享受是享受，但对发表来说，时间是白花了。

经济期刊审评最苛

根据我的经验，经济学期刊可能真的比其他专业期刊更难让人有发表文章的机会。除了经济学，我曾在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数学、生物学等专业期刊发表审稿论文，觉得还比在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较为容易。这些期刊，包括美国的《数理心理学期刊》、《应用数学季刊》、《理论生物学期刊》、《行为与头脑科学》，都没有给我像经济学期刊那么多的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猜，这一方面与经济学要发表文章的竞争程度较高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经济学者的素质有关。我这里指的不是专业素质，而是品德素质。其实，在专业素质方面，经济学者，尤其是搞理论方面的人，质素是很高的。最近有一个集会，让物理学者与经济学者在一起对话。结果，他们都对对方的数学知识大感惊奇，物理学者惊奇地发现经济学者竟懂得很高深的数学方法：经济学者惊奇地发现，物理学者的教学知识竟是那么不足道1。

不过，在品德方面，尤其是对于符合专业道德与公众利益但不利已的事，经济学者的素质可能比其他专业学者差。我讲这种话，可能会得罪经济学同行，不过我有一些根据和解释。

经济学者是[自利]的信徒

第一，有人进行过比较，发现经济学期刊的编辑，比其他专业期刊更难找到愿意审稿者。编者把文章寄给审稿者后，审稿者不愿意审而把稿件退回给编者的百分比，经济学期刊比其他专业期刊高得多。因此，我想那些未把稿件退回的，也有许多只是随便粗阅，便向编者建议退稿或接受发表。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审稿人报告的平均水平，实在不敢恭维（当然，也有很多很好的报告）。第二，有人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题目叫《经济学者搭车不付钱，其他人有这么做吗？》2。根据此文作者的研究，发现[搭车不付钱](free-riding)的问题虽然是一般性的，但在经济学者中远比一般人为严重。

经济学者为什么比其他人缺乏公德心呢？我想大根有几个原因。由于经济学者深知市场调节的功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每个人各自为已的行为，在市场调节下，能达到资源的最有效配置。因此，经济学者对[各自为已]的接受程度，远比其他人高。
与上述第一点有关连的，是经济学者习惯于用个人自利的假设来分析问题。在他们的模式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为个人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搞这种模式太久了，可能自然而然也在自己的行为中更加自利化，少注意公德与利他的行为。

中国的情形，是缺乏以私有制与法治为基础的市场机制，这种机制能使自利行为在多数情形下符合社会利益。即使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一些情形要靠公德与利他行为来补充。

半昏睡审稿毛病百出

第三，选读经济学的人，尤其是在西方，可能本来就比其他人更着重自己的利益，而较少公德精神。大体上说，选择经济学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抱着经国济世的志愿而读经济：一个是认为读经济有利自己的赚钱机会，或符合自己对钱财方面的兴趣。在西方，很少有受前一个原因所影响的。我想，那些原来抱经国济世志愿的人，公德精神应该高一些。中国的经济学家，可能公德精神比其他人还更高，也说不定。

最近美国密芝根大学Daniel Hamermesh 教授到莫纳石大学讲经济学者的礼仪与修养(其实合用于其他学科的学者)，其中一点是，当你收到编者寄稿件给你审阅时，除非不是你的研究范围，否则应当抽空审阅。不过，这位教授接着说：[但是，你不愿意影响你自己的研究。因此，你应当在晚上审稿，因为白天精神较好，可以搞自己的研究。](大意)我听到此，马上插嘴说：[怪不得我收到的审稿报告平均质量是那么差，大概他们都是在半昏睡时审我的稿！]

从这位教授所言，可知经济学者是多么不愿意花时间，去做工作本份之外或社会所需求、但未必于已有利的事。而且，这位教授所说的，只是一个希望学者们能做到的标准3。实际的平均水平，要此这还差！

我也是白天精神好，晚上看电视、杂志、业务外读物，最多写写小说杂文与诗词。

审稿制度应作改善

该不是你自认诗词比不上我们的博士生王建国的《中秋怀京》。

是的，不过，我即使用精神最好的时间写诗词。也写不出像王建国的《中秋怀京》这么好的诗。

我也审过数百的稿件，但从来不敢用晚上的时间。因为我认为，要看通别人的专业文章，比自己写还不容易，审稿是有决定他人命运的大事，怎可在精神最差的时候去做！

以我的经验，经济学期刊审稿报告中质量好的比例，绝不下于其他期刊质量好的审稿报告，甚至比后者更好；但其质量差的比例要比其他期刊高，而且比最差者的水平更低。我猜，其他专业的审稿人很少在精神最差的时刻审稿。

我一篇自认为质量很好，探讨一个重要问题的文章，连接被四家期刊退稿，而审稿报告显示，审稿人看不通。这使我对自己的表达能力产生怀疑，于是把该文给我的博士生看，以便改进表达不清之处。我的两个博士生看后，都说很清楚，没有不明白的地方。这时，我还未敢完全肯定是审稿人的问题。但听了Hamermesh教授教人们院上审稿之后，我完全肯定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也不深怪审稿人的自利行为，但我认为应设法改进这种制度。

匿名审稿期刊的[评分]

目前，自由世界各大学经济学系的名次，都是以其成员在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记录为准。莫纳石大学经济系排名美国之外大学的第二十二名，你的杰出发表记录，对这个名次起了决定作用。这里所谓发表记录，是指发表的文章篇数。但在50分以上期刊发表文章，比在10分期刊上发表文章难得多。以篇数计算名次，是否会对经济系的真正质量估计产生偏差？

这方法当然不理想，有人也采用引用频率等方法，但也不见得理想。不过，这些较客观方法，或比只根据传统名望作比较及时与可靠。

我自认自已的论文水平高，总想向高于50分的期刊投稿，退稿的经验已习以为常。据说你也有不少退稿经验，平均而言，向匿名审稿期刊投稿，你获录用和投稿次数的比率大致是多少？何止有不少退稿经验，简直多得不可胜数。我估计，我的学术文章中，大根有三分二被录用发表，当中平均要投了二至三个期刊后才被接受，而那接受发表的期刊，通常也要经过修改稿件后才录用。

据说，美国一些名校的经济系不将出版专著当作重要的记录，只看重在匿名审稿期刊上的发表记录。但威廉逊(O.E.Williamson)却主要从他的专著得到引用。自从他的博士论文在《政治经济期刊》上发表后，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出专著上。结果他的文章被引用率成了最高者之一。但大家都引用他的专著，极少有人引用他那篇论文。专著基本上不须经过匿名同行评议这一关。这大概是专著身价低的原因。但有些丛书也在匿名同行评议程序，我们合作的专著《过增报酬和经济组织》，就是经过匿名同行评议，才被选入《对经济分析的贡献》丛书，你对专著与论文之间的相对地位如何评价？

专著不受同行评审

对于一些有重大贡献的专著，其重要性不低于论文(但很多情形是先发表论文，再扩展成为专著)。不过，在大多数情形，尤其是在没有时间细读时，我宁可信任一流期刊论文的学术价值，而较不信任专著的价值。

你举《对经济分析的贡献》这一套丛书，可说是少数特殊例子，因为它已建立了很高的声望。以我之见，很多在《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和《经济研究评谕》（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发表的文章，水平都比在《美国经济评谕》和《政治经济期刑》上发表的高，而后者的分数却比前者高出不少，原因大概是后两家期刑的经济学家读者，比前二者多。将《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研究评谕》比较，你认为哪本杂志分数应该高些？前者的实际分数是63.96分，后者的实际分数是22.52分，在我看来，《经济理论期刊》分数(实际分数是22.58)，应比《经济研究评论》(实际分数是22.52)低，你在这两家刊物上都发表过论文，就你的经验而言，这两家期刊中，哪家更难发表？《经济研究评论》与《计量经济学》的文章比较数学化，看得懂的人较少。以计量经济学理论而言，后者胜过前者，以经济理论而言，前者可能胜过后者，前澳洲名教授Geoffrey Harcourt（现在剑桥）曾说过，要成为一位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在《经济研究评谕》上发表最少一篇文章。我发表后，就把文章寄给他。那时，《经济理谕期刑》刚成立不久，也是非常数理性的，他就回信说，那你现在应该在《经济理谕期刑》发表了，以便加入[喷气集团]（因为此期刑之英文缩写为JET）。

单向匿名与双向匿名你能向读者解释一下专业期刑的匿名审稿制定吗？什么是单向匿名和双向匿名审稿？你是《美国经济评谕》、《政治经济期刑》、《经济文献期刑》、《经济研究评谕》等多家50分以上专业期刊的审稿人；又是三家专业期刑的编辑。以你的经验，匿名审稿人与编辑之间，对最后接受一篇文章的决策权是如何分配和制衡的？
专业期刊上发表的谕文，一般都很专门。即使有多位编者，也难以鉴定文章的质量。因此，一般由编者委任专家审稿。单向匿名就是投稿者不知道审稿者是谁，虽然一般他会收到审稿报告，但不知是谁写的。这是最一般的情形。双向匿名就是投稿人的名字也从稿件中隐去，以求审稿者不受作者的名气、地位，或个人恩怨所影响。但在约半数情形下，审稿人还是能猜出作者是谁。

对文章的最后决策权，完全在编者手中。不过，如果编者或因不通此行，或因没有时间仔佃读稿，则他只能根据审稿报告来决定。或编者能看通文章，则他本人往往也正式或非正式地起着审稿人的作用。他往往也另委任其他审稿人，以防止决策错误或受自己偏见影响。不过，当他看了审稿人报告后，若还是与审稿人的意见相反，一般上他会根据自己的意见作决定。

千里马与伯乐

我曾经投稿於英国的《经济学期刑》，编者来信说，审稿人报告没有帮助，他认为该文很重要，但必须改写。后来我改写了三次，才於1980年发表，题为《非完全竞争之宏观经济学》。后来，前剑桥大学经济系教授Robin Marris 在1991年发表的《以不完全竞争重建凯恩斯经济学》一书中，认为此文为[开创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不完全竞争的微观基础研究的当代先驱](modern pioneer)。

我这篇文章，在投给此期刊之前，最少投过三家其他期刊，都未被审稿人或编者赏识。这例子说明编者的决定性作用，也说明连接三家期刊拒绝的文章，未必没有前途。如果你对文章的质量有信心，必须再设法发表。不过，尽可能在表达方面使读者能了解内容。

我曾听人说，有一个前澳洲名经济学家(现在在美国)，他在一流期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但也说，如果你要发表文章，第一要点是不要有新创见。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因为专业期刊一般上只发表有新内容(理论上或资料上)的文章。但回想起来，也有一定道理。有大创见，用新方法分析问题的文章，很难被人(尤其是半昏睡的人)看懂，并认为没有错误。

我自己的编辑经验显示，凡是我自己也审稿的文章，我只委任一名审稿人(否则委任两名)。也许是我自信太强，也许是因为我是少数用精神最好的时间审稿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还未曾作出与自己的审稿报告不同的决定。

编者权力比审稿人大得多，但我认为一般上问题不在编者，而在审稿人。作者一般知道维是编者，而不知道维认是审稿人。因此，对审稿人的制衡比编者的制衡更重要。

对学术市场的利弊

你在匿名审稿经济学专业期刊上，已发表了一百二十多篇论文，并且专门写过研究一稿多投的经济学理论的论文。在你看来，匿名审稿以及相关的制度，例如禁止一稿多投，这些期刊的投稿费制度，对于建立学术市场秩序有何利弊？我第一次给50分对于建立学术市场秩序有何利弊？我第一次给50分以上的期刊投稿时，对匿名审稿报告的质量有相当深的印象。后来才知道，那家期刊是对匿名审稿报告付钱的。后来我又发觉，很多不付钱的匿名审稿报告质量相当差。我自己成了几家期刊的审稿人后也发觉，我自己没有足够的动力，提供高质量的审稿报告，而很多投稿人的命运，却握在这些匿名审稿人的手中。很多人能否找到终身教职，能否升高职位，都依赖在匿名审稿杂志上的发表记录。这种制度肯定不如完全的市场公平，其中少不了有一些黑暗的大学政治(college politics)。你认为这种制度限制大学政治和不公平竞争的效果如何？

我回答你刚才的几个问题时，已多次提到由于审稿人未花精力而造成的问题；加上大学政治与个人恩怨，肯定有许多缺乏效率与不公平的地方。像我刚才提起那位在专业期刊有大量文章发表的名教授，都有这种看法，可见这制度离开理想实在太远了。正像私有制与市场经济一样，审稿制又是非有不可。由于私有制有严重的缺点而被取消，是这一世纪人类最错误的决策，其害人之深远长久，此两次世界大战之总和还要大。审稿制也是一样，有很多重大缺点，但若没有审稿制，则专业期刊很难管理，结果会比现有的审稿制更槽。

审稿人应该收费

不过，我是一个乐观者，我认为当今的审稿制是能加以改进的。

第一，可以采用双向匿名制。虽然在双向匿名制下，审稿人在约半数情形还是能猜出作者是谁，但如果多数期刊采取这制度，则较多作者会在写文章时，注意一些细节，使审稿人较难猜出作者身份。

第二，像经济学期刊的情形，审稿人不肯花足够精力与时间，则我认为应该付审稿费，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若怕这会增加投稿费而减低对新知识的探索，则应由大学、政府、或赞助者多资助学术期刊，使之有能力付审稿费。学术期刊生产知识，而知识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 Good)，一经发现，能大家共用而不减少其供应。这在经济学上说，是有应给予补助的原因。

第三，应该采取某种措施，使编者更能知道审稿报告的质量。在现行制度下，作者或有时向编者申诉，但这不是一般现象。作者为了不给编者麻烦与触怒审稿者，一般上对质量极差的审稿报告不采取任何行动。尤其是在单向匿名制下，审稿者知道作者的身份，作者更不敢向编者哭诉审稿者。有一次，我收到审稿报告后，颇为不满，为了给审稿人看的答辩，措辞不那么温和。但后来从编者的来信中，知道他把那信的内容也给审稿人看了。这种做法，真是不鼓动作者为自己辩护。

我建议编者在给作者寄审稿报告时，顺便寄上一张表格，让作者给审稿报告打分。这样可以对审稿人加以制衡。编者之所以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怕难找到审稿人。因此，这又回到应该付审稿费的问题上*。

一稿可多投提高发表效率

你主张改革投稿制度，认为匿名审稿期刊应该像出版社一样，允许一稿多投，但收适当的投稿费，用投稿费来付审稿费。你自己也是三家匿名审稿期刊的编辑，有是否接受一篇稿子的最后决定权力。以你的经验，在学术市场上的竞争在上多大程度上，能保证编辑的决策是有效率和公平的？

我认为学术市场上的竞争，给作者的压力很大，使他们有很大的动力，花很多时间精力去把文章写好。但是，加在编者与审稿者身上的压力很少，并不足以使他们花足够精力与时间，去有效与公平地完成其任务。如果采用我刚才讲的改进审稿制的建议，或能有一些改善。现在经济学期刊(及其他大多数专业期刊)，是不允许一稿两投的。我也从来不敢违反这惯例。不过，由于寄上一篇文章，平均要半年左右才收到第一次审稿报告(有时数以年计)，而这些报告又往往显示审稿人未细读文章，使作者浪费许多时间。另投一家期刊，又从头做起。结果，一篇文章，像我刚才提到的被评为[当代先驱]的文章，要拖延几年后才能见天日。这肯定会使知识的累积与发展变慢。因此，我主张允许一稿多投。编者要发表时，再徵求作者同意，以避免一稿两刊。

你支持一稿多投的经济学模型，实际上是一个中央计划模型，你证明一个慈善的中央决策者，在考虑到全社会各方面福利最大化时，一般上会允许一稿多投。我曾问你，在目前西方的学术市场上，实际上没有很多政府干预，限制一稿多投的制度是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形成的，我们是否可以用一个均衡模型，来解释这种制度的出现？你认为自由市场中的协调困难，可能解释这种制度的延续。但我们仍有疑问，如果允许一稿多投，收到相当的投稿费用，来支付审稿费，这虽然可以合理利用审稿的人力，但进入经济学这个行业的进入费用，却会大大提高(比如一个作者要交得起一年上千美元审稿费才有可能发表作品)，这可能使一些新秀难以进入这个学术市场，而限制一稿多投的制度就可能既保持较低的进入费用(投稿费)，又不浪费审稿的人力。你对我这种猜测有什么批评？目前进入经济学术市场的进入费用已经非常高了，《美国经济评论》的投稿费是50美元，《发展经济学期刊》的投稿费是60美元，一个刚入门的新手，不容易负担这种进入费用。

向一稿多投作者收费

我的推论是这样--如果怕一稿多投会大量增加审稿成本，可以向作者收投稿费。如果怕收投稿费会影响投稿，可以向一稿一投者免投稿费，而向一稿多投者收投稿费，让作者选择。现在一律禁止一稿多投，不论作者是否愿意负责额外成本的情形，肯定不是一种最优的安排。另外，在一稿多投下，能缩短研究成果发表的时间延误，从而提高知识累积与发展的速度。因此，可以考虑让大学或政府增加这方面的经费，使作者不必负担太高的投稿费。禁止一稿多投制的产生，大概在于减低审稿成本。这在几十年前速度较慢的世界，在审稿人与编者处理稿件较负责与较快的情形，可能是一个好制度。但现在的情形，不如允许一稿多投，不然则应用付审稿费的制度来减低审稿时间。例如可以采用一种付审稿费制度，按这制度，审稿时间越长，审稿费越低。

由于在匿名审稿期刊上发表论文，对于一个经济学家在学术市场上的价格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匿名审稿期刊，特别是50分以上的期刊，成了市场竞争的焦点。据说《政治经济期刊》和《美国经济评论》经常发生为了是否发表某篇文章而起风波，你认为在这种激烈的学术市场竞争中，有什么制度演进能防止不公平？这方面的制度演进是否令你满意？比如编辑在指定匿名审稿人上有很大的权力，而编辑对审稿人的观点也比较了解，编辑是否可以利用这一地位，进行操纵而不公正地损人利已？例如即使两个审稿人都主张发表一篇文章，编辑似乎仍有权否决。特别是编辑可以自任一个审稿人，以干预他想发表或不想发表的文章。据说美国一些长青藤大学的教授得到终身教识的重要条件，是在《美国经济评谕》上发表了一篇谕文。这种学术市场的定价条件，使围绕50分以上的匿名审稿期刊的竞争日越激烈。你对这种激烈竞争促进学术秩序的形成和制度的演进是否有信心，是乐观还是悲观？

是的，编者在委任审稿人与决定是否发表一篇文章有极大的权力。主要的制衡，是作者可以改投他刊。除此之外，很难避免不公平。关於制度的演进，我并不太悲观。只要有自由竞争与言谕自由的局面，则较好的制度有得到采用的可能。其次，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对现行制度的批评，是基於其不够理想的地方，等於把现行制度与一个理想的制度比较。当然，这样我们会看到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不过，如果我们与一些没有学术与言谕自由的国家比较，则我们的现行制度是优越千百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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