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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
许良英

题记：这是1980年10月9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学术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宣读的论文《关于科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探讨》的第一部分，主要是论证1980年7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所提出的论点：“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原文发表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第1期，并作为附录收在1982年纽约出版的《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许良英、范岱年著，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英译本中。此文在当时科学思想界引起较强烈的反响，也遭到官方意识形态卫道士的攻击。

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恩格斯曾作过中肯的评价，这就是他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悼词中所说的；“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这里所说的革命力量，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是科学走在生产前面，指导生产的发展，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早在1843—1844年间，恩格斯写第一篇从社会主义观点考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就提出自然科学是生产力的论点。他把科学发明和科学思想作为生产的主要因素劳动要素中的精神要素。到了1857—1858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由于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而生产力又是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作为生产力的最积极的组成部分的科学，自然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

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力量还表现在：科学作为一种以实践为依据，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的先导。16世纪的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动摇了欧洲一千年封建神权统治的思想基础，17世纪的物理学成就和崇尚理性的科学精神导致了引发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运动，都是有力的证例。恩格斯于1844年就说过：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论、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指工业革命）。马克思于1863年所说的“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以及恩格斯于1888年所说的“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论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质上也都含有这样的意思。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电磁学的发展带来了电力时代和第二次技术革命，科学更显示出它的巨大的社会功能。到了20世纪，由于物理学的革命和随后出现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生产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的生活条件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由于科学的进步永无止境，只要科学的优先地位得到社会和国家的确认，生产就会不断增长，社会和国家也就会不断前进。 历史上第一个认识到科学的巨大社会功能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科学在资产阶级手中，既是一种发家致富的法宝，也是一种用来同封建统治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束缚科学自由发展的封建制度相反，近代科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生长而产生的。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科学采取保护和奖励政策，使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资产阶级保护科学的政策中一条最根本的原则是：“宽容”(tolerantion)。这就是，在不触犯法律的前提下，一切思想、言论都允许自由发表，不因见解上的不同而受到迫害。这就基本上保证了学术自由，实现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胜利，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有了宽容精神，那种视“异端”为洪水猛兽的思想统制，象烧死布鲁诺、刑讯伽利略这类倒行逆施的暴行，也就不再出现。同时，加上物质上的必要支持和对创造发明的奖励（如专利政策），科学的发展也就有了有利的条件。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现代，科学事业已成为国家的重要事业。全世界的科学研究经费在20世纪平均每年递增10%，到70年代，各发达国家的科研经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2%以上（我国目前还不到1%，相比之下，实在是偏低了）。目前，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科学已经成为对人类历史发展前途和现代国家兴亡起决定作用的一种力量。

由于科学研究是对客观的事物和规律认识的一种探索，要推动这种探索，除了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以外，还必须具备有利于探索的自由气氛。对于这种自由，爱因斯坦曾作过精辟的分析。（注1）他认为，科学需要三种自由。首先是言论自由，包括发表自由和教学自由。为了使每个人都能表白自己的观点而无不利的后果，必须由法律来保障，同时在全体公民中也要有一种宽容的精神。其次，每个人在必要的劳动之外还要有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的自由。这两种自由，他称之为外在的自由。此外，对于科学和一般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这就是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要有自由地独立思考的精神。显然，就整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只有在人民能够享受民主权利的民主制下才有可能。因此，民主制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可以说，政治上的民主和学术上的自由是科学繁荣的必要保证。

不幸，民主制对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是十分陌生的，而在西方它却有较悠久的历史。早在2500年前，希腊就实行过民主制。不过，那时只有奴隶主和自由民阶级才享有民主权利，奴隶则是完全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权利的。提出彻底的民主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不朽功绩。这种思想强烈地反映在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卢梭的著作中，（注2）卢梭的“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成为美国的《独立宣言》（1776年）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年）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原则。可是，资产阶级囿于剥削阶级的私利，不可能真正地实现这种理想，他们所标榜的民主往往带有虚伪和欺骗的成分。因此，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还会通过选举的形式，出现封建复辟或沦为法西斯专政。这就是路易·波拿巴（拿破仑第三）所以能于1848年当选为法国总统并在3年后轻而易举地恢复帝制，混世魔王希特勒所以能于1933年在喝彩声中攫取德国政权的原因。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人民不可能永受愚弄，经过反复的较量和人民觉悟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在以几千万人的生命换取得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后，民主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

从整个世界历史的现实和趋势来看，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同政治的民主化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现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它们的民主固然还是受制于私有财产，带有几分虚伪性，但是，人民在行使选举权、罢免权和对官吏进行监督等方面，在行使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民主权利方面，不能不说是确有其实实在在的内容的。在这些国家中，人民的民主权利比马克思在世时是扩大得多了。这要归功于工人运动的发展，归功于工人对资本家采取各种形式的斗争的胜利。但也不能不看到，工人阶级所以能够取得这种胜利，一个重要的历史条件就是有容许工人真正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罢工自由的民主制。也就是说，通过广大人民的觉醒和不断斗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制是在不断地发展着。事实上，它已成为调节生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有效的手段。由于有了民主制，多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在社会上和国家机关中能有一定程度的反映，使资本家不能为所欲为地支配他们的财产和肆无忌惮地剥削工人，使人民的生活能够有高于生存必需条件的保障。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是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科学和民主的力量，使生产得以持续发展，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以逐步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半个世纪以前经常发生的那种可怕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曾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铁律），避免了所谓工人阶级绝对贫困化必然日益增长的前景。其结果是，虽然列宁早在70年前就已断定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可是直至今天，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还显示出不可低估的生命力，甚至在本世纪内我们还不敢奢望全面赶上它们。毫无疑问，从长远看，剥削制度总是要灭亡的，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将来这种取代的方式究竟是怎样的，却是一个需要探索的问题，至少不应该象我们过去一向所宣传的那样，只寄希望于暴力革命，而不考虑民主制本身所蕴藏的巨大力量。

当今世界的现实是：由于科学、技术、生产的高度发展和人民意志对国家事务的有力影响，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同半个世纪以前已大不相同。资本主义不仅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而且还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本来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所独有的特征的三大差别的消灭——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的消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竟然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开始初步实现。而且，体力劳动者的队伍正在日益缩小，在许多现代化的生产单位中，其总人数已少于脑力劳动者。这就意味着，社会的主体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工农阶级，而是知识分子。显然，这样的社会所以能够继续存在，这样的奇迹所以能够出现，科学和民主是其内在的动力。

作为一个比资本主义更高形态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它首先要求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就必须把发展科学放在优先地位。同时，它必须彻底消灭封建的特权、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关系，并且实行比资产阶级民主更为彻底、更为普遍的民主制。这就是要充分肯定并接受（而不是害怕、排斥）资产阶级民主制中所有积极的、真实的内容，并加以扩大和发展，彻底消除一切由财产所造成的限制和束缚，使每一个公民都真正平等地享有一切民主权利，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主动性。毫无疑问，这样的社会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有更远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科学和民主不仅是反封建的战斗口号，也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这也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十分重视“巴黎公社原则”的原因。可以说，不实行真正的民主制，不真正让人民当家作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没有高度的民主，也就谈不上什么现代化。

总之，科学能使物尽其利，民主能使人尽其能；一个能使物和人都充分发挥作用的社会，必然会有无穷的生命力。因此，可以说，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显然，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科学和民主是根本，是关键。

为了对民主概念有个科学的认识，必须把它同“民主作风”或“群众路线”区别开来。群众路线是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团结、动员群众的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它要求干部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并为人民群众服务。在这里，干部始终是以领导者和教育者的身分出现的；虽然也曾强调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但这不过是为了当好“先生”。群众路线确实十分必要，是党领导革命斗争的一大法宝。可是事实上，群众路线并不是我们党所独有的，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如钟相和早期的李自成），能体察民情的清官（如况钟和海瑞），甚至一些被称为“明君圣主”的比较明智的皇帝（如隋文帝和唐太宗），多少也都懂得这个道理。在那里，人民群众始终是被动的、被领导的，他们充其量只能提出意见而无权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决定。因此，人民永远听命于少数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民主的概念则完全不同，它的核心内容是：人民在法律上和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都有不可侵犯的人权（包括享有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而不劳别人替他们做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对国家和各项事业的管理权，各级管理机构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任何行政管理人员都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人民的主人（不是口头上的“公仆”实际上的主人或老爷），都必须随时接受人民的监督,在人民认为不称职时即可按照法定程序予以罢免。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承认人民是抽象的历史的主人，还要承认人民应该是实际的国家政权的主人。由此可见，把人民作为被领导者的“群众路线”或“民主作风”，原则上是不能代替以人民作为主人的“民主”的。前者近乎“为民作主”，后者则是让人民自己作主。中国历史上一些起过进步作用的人物是有"为民作主"的传统，但却没有"民主"的传统。因此，要树立真正的民主思想，必须经历艰苦的努力，首先是要同反民主的封建遗毒进行不懈的斗争。

要正确认识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功能，还必须澄清由“兴无灭资”这一口号所引起的混乱。这个口号在不到20年内在我国流行过两次，其影响不可低估，因此有必要从逻辑上和历史上进行分析。这个口号本身很不科学，至少存在如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对资产阶级思想不是采取实事求是的一分为二的态度，而是错误地加以全盘否定。从历史来考查，近代的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都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难道为了要兴无产阶级思想，就必须不分青红皂白地统统把它们消灭了？事实上，凡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清醒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这两个组成部分，是整个人类历史中极其宝贵的精神遗产，而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它们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在这里，不妨介绍列宁的一段话，可惜这段意义深长的言词似乎从未引起我国理论界的注意。列宁在1915年《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说过：“如果对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历史所承认的权利，来代表曾经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把千百万新兴民族提高到过文明生活的资产阶级‘祖国'讲话。”（注3） 其次，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错误的部分，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批判和克服，而不能夸口去“消灭”它。因为思想是无法“消灭”的，除非把凡是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统统在肉体上消灭掉。而且即使如此，也还是不能保证以后的人不会再出现这种思想。第三，这个口号在政治上也是有害的，它不利于现代化的实现。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和今天所面临的现实告诉我们：实现现代化的最大思想障碍是封建遗毒。由于我国封建社会时间最长，流毒最深，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并没有经历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因此封建遗毒远没有被消除，相反地，渗透了这种遗毒的人却能够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者，混进革命队伍，喊着极左的口号，假借“批判”甚至“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名义，强使历史开倒车。林彪、江青的封建法西斯就是其最充分的表演。因此，当前思想战线的首要任务是肃清封建遗毒，努力发展科学和民主的思想，而决不是搞什么“兴无灭资”。当然，任何阶级的错误思想，包括资产阶级和小生产者的错误思想，无论何时都应该加以批判和抵制，但在当前，它不能同反对封建遗毒的任务相提并论。事实上，“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所起的作用是：把许多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来“消灭”，而把那些封建遗毒却当作马克思主义来供奉。这个历史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注：

（1）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179-180页。

（2）由于我当时对民主的历史和理论所知甚少，附和了国内长期来流行的观点，把卢梭作为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系统学习民主的历史和有关的理论著作，方知道对现代民主制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比卢梭早一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洛克，而“人人生而平等”、“主权在民”等论点在洛克和卢梭以前就有了。事实上，卢梭的思想十分混乱，甚至有不少反民主、反科学、反理性的成分，这些错误思想导致法国大革命时的雅各宾专政和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 ——1999年10月27日注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