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叙拉古的诱惑
The Lure of Syracuse
By Mark Lilla 秋风译
1.
当柏拉图于公元前368年前后起航前往叙拉古时，根据他自己的报告，他的心情非常复杂。就在残暴的暴君老戴奥尼夏统治这个城邦之前，他就曾经走访过这里，西西里岛人奢侈淫乐的生活实在让他无法接受。不过，他很想弄清，在那个所谓的“幸福就是白天顿吨把肚子塞得饱饱的、晚上从不一人单独过夜”的地方，年轻人是如何学会中庸之道的？这样的一个城邦从来没有逃脱过专制与革命的无穷无尽的循环。
那么，干嘛还要再去一趟呢？事有凑巧，柏拉图在西西里有个弟子，他的祖国总不至于像他想象得那样不可宽恕。 一位名叫Dion的年轻贵族醉心于柏拉图的学说和哲学事业，给他写了封信，说老戴奥尼夏死了，他的儿子小戴奥尼夏已经在发号施令了。Dion既是小戴奥尼夏的朋友，也是他的连襟，他确信，新的统治者喜欢哲学，并希望做到公正。在Dion
，他所需要的是，就是得到良好的指导，而这，当然是非柏拉图莫属。他请求他早年的老师来访，而柏拉图也克服了严重的担忧，终于起航。
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神话，说柏拉图本人鼓吹一个狂热的计划，梦想着由“哲学王”统治希腊城邦，而“西西里探险”正是实现其野心的第一步。1934年，马丁·海德格尔放弃纳粹委任的不体面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职位，重执教鞭，他的一位现在已不知其名的同事在他羞愧难当之时落井下石，讽刺他说“你从叙拉古回来了？”这句名言用在这个地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不过，柏拉图的目的可能与与海德格尔并没有多大区别。据柏拉图本人在《第七封信》（Seventh
Letter）中叙述，他一度梦想进入当地的政治生活，但是很快就被雅典三十暴君统治(公元前404–403)搞得灰心丧气。而三十暴君之后的民主政权处死了他的老师和朋友苏格拉底之后，他就彻底退出政治生活。他得出结论，完全就像柏拉图的《共和国》（通译《理想国》）中的人物——苏格拉底那样得出结论，一旦一个政权堕落了，那么，那么，如果没有“朋友和助手”——也即那些既热爱正义的哲学家，又忠诚于城邦的朋友——的帮助，是不大可能使之恢复健全状态。而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转而研究哲学的奇迹从来没有出现过，那么，在政治中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局面，也就是在稳定的法治之下的中庸的政府。
然而，Dion仍然一心想着会出现奇迹，他自己确信，并且努力地说服柏拉图，戴奥尼夏也许真的是个奇迹，是一位哲学王。柏拉图仍然很怀疑；他当然相信Dion的为人，但他也知道，“年轻人总是容易变幻无常，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冲动。”但是他也想——或许是自己说服自己——如果他不抓住这个珍贵的机会，并尽自己的努力使一位君主倾心于正义，人家肯定会说他怯懦，说他对哲学不忠诚。于是，他决定不妨一试。
然而，这第二次走访的结果却很不愉快。他只是更清楚地看到了，戴奥尼夏一心想望的只是好学的虚名，但却缺乏进行辩证法论辩所必需的训练和投入，一门心思想的是直奔结论(柏拉图把他比作是大老远跑到太阳里面却仅仅是为了晒晒太阳的家伙)。如果病人自己不情愿，那么，医生是不可能治好他的病的，同样，事实已经证明，不可能让固执的戴奥尼夏倾心哲学和正义的。在谈话中，柏拉图和Dion甚至利用年轻的暴君的政治野心来哄他，告诉他，作为一位哲学家，他将能知道如何为他征服的城邦制定好的法律，从而能得到他们的友谊，他可以借此进一步开疆拓土。就这也没有一点用处。相反，诽谤性的谣言传进他的耳朵，戴奥尼夏倒渐渐对Dion
起了疑心，怀疑他会妨碍自己的政治野心，立刻将他驱逐出叙拉古。柏拉图发现自己无法弥合两位朋友之间的龃牾，决定走人。.
然而，这之后六、七年，他又应Dion 只邀来到叙拉古。尽管Dion一直在流亡中，但他听说戴奥尼夏又回头研究哲学了，就马上报告给柏拉图。最初，柏拉图不为所动，他知道，“哲学对年轻人同化只有这种效果”，怀疑戴奥尼夏只是想平息到处流传的柏拉图看不上他的闲言碎语。然而，这之后就是那些促使他第二次赴叙拉古的那些想法，柏拉图决定走第三趟，也是最后一趟。到达之后，他看到的是一位更加倨傲不逊的家伙，他已经以哲学家自居了，据说也已经写了一本书，一本柏拉图这样的辩证学家（dialectician）绝对看不上眼的那种东西。他的理想又破灭了，但柏拉图不怪别人只怪自己：“我有更多的理由生自己的气和那些强迫我到这儿来的人，而没有理由怪戴奥尼夏。”Dion也不再那么信心十足了，柏拉图告别之后三年，他率领雇佣兵进攻戴奥尼夏，解放了城邦，驱逐了戴奥尼夏，但三年后他却被出卖并被杀害。在经过一系列暴力行动后，戴奥尼夏最终重新夺回了政权，后来被叙拉古的母邦——科林斯的军队废黜。戴奥尼夏保住了一条命，回到科林斯，据说后半生他在主持一所学校，教授他的学说。
戴奥尼夏就生活在我们的时代。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他不断化出多个名字：列宁和斯大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和胡志明，卡斯特罗和特鲁希略（1891-1961，多米尼加总统，通过政变掌权，实行血腥独裁统治），
阿明和博卡萨，萨达姆和霍梅尼，齐奥塞斯库和米洛舍维奇——可谓数不胜数。十九世纪乐观的思想家曾经相信，暴政已经成为历史了。毕竟欧洲已经进入了现代时期，每个人都知道，具有世俗民主价值的现代社会，完全不可能再按古老的专制方式进行统治。现代社会可能仍然是权威主义的，他们的官僚机构是冷酷的，他们的屠场是残酷的，但他们不可能再搞叙拉古那样的暴政。现代化将使古代的暴政概念荡然无存，而欧洲之外的国家要将现代化，也将进入没有暴政的未来。现在我们知道，这简直错得离谱。古代的宦官和食物品尝师确实没有了，但是他们的位置已经被宣传部长和革命卫队和drug
barons瑞士银行家取代了。暴君仍然长存人间。
戴奥尼夏的问题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了，而他的知识同路人的问题则是新的。二十世纪欧洲大陆诞生了两大暴政制度：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同样也诞生了某中新的社会阶层，我们可以给其安上一个新名字：热爱暴政的知识分子（the
philotyrannical intellectual）。那个时代不少我们仍然不断提到的重要的思想家，竟然在言论和行动上，都公然地服务于现代的戴奥尼夏，他们的例子都已经臭名昭著：纳粹德国的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施密特，匈牙利的卢卡奇（Georg
Lukács），或许还有别的人。铁幕两测都有很多人竞相加入法西斯党和...，不管是出于臭味相投，还是出于学术野心，他们这样做都不用冒太大风险，还有人则一度在第三世界的丛林和沙漠中战斗过。竟然有那么多人朝拜建立在莫斯科、柏林、河内和哈瓦纳的新叙拉古。总是有一些政治窥淫癖者，他们手里拿着返程机票，按照人家的精心安排，走马观花一趟，他们赞美集体农场、拖拉机厂、甘蔗林，但却死活也不会去走访一下监狱。
当然，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只能局促在自己的书桌前，在想象中走访叙拉古，发挥出有趣的、有时是很有才气的想象，把那些他们从来也没有碰过面的人民的痛苦花言巧语解释一番。著名教授、天才诗人、有影响的记者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要那些倾听着他们的所有相信，现代暴君都是解放者，如果从正确的立场看，他们过度的犯罪也是高尚的。不管是谁，假如要写一部诚实的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史，还真得要有很好的胃口。
不过，他也需要别的素质。他必须要忍住自己的嫌恶，深入地探讨这种奇怪而令人迷惑的现象的根源。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这些人类的灵魂竟然从知识上为二十世纪的暴政进行辩护？西方的政治思想传统就是肇始于柏拉图在《共和国》中对暴政的批评及他在叙拉古的铩羽而归，那么，这一思想传统怎么竟然会走到这一步，论证暴政是美好的甚至是优美的，竟然成为高尚的事！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必须直面更大的问题，因为他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研究一种普遍的现象，而不仅仅是在处理稀奇古怪行为的孤立个案。海德格尔仅仅是二十世纪哲学——爱智慧的一门学问——堕落为爱暴政的学问一个令人记忆犹新、也最生动的例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