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论衍
徐梵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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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哲学，弥漫且耸动了全世界于本世纪初期，是尼采所创立的，早已为我国所熟知。日耳曼民族的气质和心灵，原本在世界上是颇特出的。其“有良知的勤劳，对理念之忠实，在工作上诚实而刻苦的精神”，皆可算那民族的美德，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论到的。至若其产生了俾士麦，是否那民族的不幸，或犹有待商榷之余地。大致自“七年战争”（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后，普鲁士方始有普遍的民族自觉和自信心。这以后，经过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为环境所逼，不得不争生存，图霸强。试看同时代的波兰，三次被瓜分，（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便是弱者的命运。——这几乎是欧洲文明的讽刺剧。一九三九年德国纳粹九月一日侵入波兰，同月十七日苏俄红军又向波兰发动攻击，仿佛波兰是世界的元恶大 ，非同加剿灭不可似的。所谓“济弱扶倾”，“帮助弱者”这些惯听的话，皆成了讥嘲。——若论俾士麦，不失其为政治家和野心家，然不算怎样一颗巨星，只是梅特涅一流人物罢了。其光耀比不上拿破仑。然就各民族之历史的整个动向而言，正当在普鲁士有这么一个人物来补此一空缺。竟可说，若不生拿破仑于前，必不生俾士麦于后。若就其本人论，在其去世（一八九八）前不久也有过这样的话：“若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呢，两次战争未必作了。流了许多血，杀了许多人，但我已向上帝算清过帐了。”（大意）究其实仍是一赤心人物，非如后下的希特勒（Hitler）。这“铁血宰相”是否为领导一时代的民族英雄，抑是被时代的种种力量所牵引的傀儡，历史上的议论也说不完，论不定。

在尼采同时代实有史论家兼政论家，如特莱支克。一八七四年当柏林大学教授，帮助政府，反对波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罗马公教。一八七八年又鼓吹排击犹太人，后来主张扩充殖民地，赞成俾士麦的商业政策。真可算一傀儡学者了。亦有所著述，为十九世纪德国史，第四卷，止于一八四七。还有论文集四册行世。就文章说是梁任公那样的人物，于舆论的影响极大。是否可说与尼采为一道同风呢？显然不是。尼采从来未尝主张排击犹太人。其学说之被御用学者之误用，如室利阿罗频多所云，使尼采而犹在，其痛恨当为何如！

如实，德之“纳粹”党人，取出尼采为其哲学导师，恰是取错了人。真正可为其理论家，而辩护其一切暴行者，却出于意大利，即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但马基亚维里是意大利人，不是德国人，所以虽实用其术，而不能用其名，并且否认是他的学说。其论统治之术极精（见所撰The Prince－书）。以谓公众舆论可以制造，宗教信仰可以利用，统治者的目的为光荣，不是道德上的完善。武力应当着重，战争不时当作。诸如此类的学理，专是为强者而说。——其实不异“教猱升木”，世界上的统治者，多是出之自然，不待此教；大致真待此教然后为君为主，已是不济了。因此马基亚维里常被目为不道德的思想家，大冷嘲者。然亦被称为有智识和学术上的诚实。——那么，与尼采之“权力意志”之说不谋而合。然而，稍有鉴赏眼光的人，取此两家学说比较，看是何如？必会感觉其有天渊之别了。 这分殊，一是出于灵感，一是出于思维。无论尼采自己是否对自己所得的内中的声音之了解为正确不误，其出自灵感是毫无疑问了。一是无意，一是有用意，尼采不是自己在政治上失意，企图著书而谋得权位，如马基亚维里之所为。即一是为哲学而哲学，一是为政治而哲学之分别。一是为广大群众而说，一是谋歆动当权者而说。以学术根基论，以文采形式论，以著述丰富论，马基亚维里于尼采望尘莫及。

如是，略可说为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差别，但尼采亦不是不顾现实，架空而言其理想的，只说“一足当踏在地球以外”，他仍没有完全“养空而游”。他反反复复说过土地之重要性，这当然是依超上义而说。究竟两家皆说当重“权力”，虽目的迥异，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若我们稍将此一义广推，权力，有操之者在发施，有受之者为被动，这显然已成其对待了。 超心思之学，为印度近代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所创，他是深通尼采而早加以评骘的。他说：“有时他（尼采）也超脱，脱出了他个人的气性和心思，脱出了欧洲的环境和传统，止息了对基督教理念的反对，停止了反当时道德价值的战争，于是说出了如他所听到的‘语言’，如他所见到的‘真理’，则皆是纯净，光明，无个人性，因此也皆是无 无瑕，不可磨灭。”——这“脱出”了的躯壳，倘若是一躯壳，这“止息”了的战争，如实只是“排斥”，恰恰是我们至少在现代所异常宝重的。室利阿罗频多，所着意的是他的灵感面，在人类中卓出“超人”，为进化的见证，与其亦得自灵感和证验之“超心思”同符。但我们在东方，所着意的是在他的斗争面，我们尊重尼采之为真理的斗士，甚于为灵感的先知。是一纯真的诗人和哲学家，不惮说出其所见到的真理，而出之以极丰富的文彩。即如“权力”一说，若我们弃去其误解误用这一切琐屑不论，在学理上细究其说之本来，实是启露了人性的真实的一面。“权力的意志”，无论在强者弱者，皆是生存上的一事实，无由否认。

在学说上，多是这么一种现象，凡一说或一原则，或数说或少数原则之主体既立，则其余诸说，如铁屑之于磁石，皆以此为极归。其他非在此磁场之范围内者，皆可置而不议。其在此磁场内而与此磁力相违者，必被拒斥而抛开。在“权力意志”说成立时，——因为它表出了人生真实一面，是生命发扬的一重要因素，——则持此以衡量传统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随处皆可见其乖谬了。于是不得不有一切价值之重新估计。以“真”与“伪”对言，姑以耶稣本人所代表之“真理”为说，这是宗教问题了，欧洲自罗马混一而基督教定于一尊之后，经过八次十字军东征，逶迤而经过中世纪，其间所留下的“血染火焚的深沟”，（室利阿罗频多语）何限！近世经过文艺复兴和启明期，文明总算进步了，稍一看各宗教团体之所为，与耶稣本人所说之真理相较，其相差多远！——而尼采从来未尝反对耶稣。——宗教人士于违背真理者，多是隐忍又隐忍，退步又退步，一至于真理之全部汩没。这大概非独于基督教为然，于一切宗教皆莫不然。于是已有定论，宗教果不足以领导社会，由史实证明。因为宗教多以“真”为外表，倘其内中为“伪”，则形态愈因比较而彰明，也更使人憎恶。十九世纪欧洲尚非如今日两大战争后之欧洲，然在各处已可见其虚伪了。政治上的“神圣同盟”开始便不神圣，此后如各国间之攻守同盟等等条约，无一不若真若伪，或旋真旋伪，或始真终伪，或始终一伪。对外国的政策如此，其于国内的政策可知。外交既无道德可言，则无以树信义，召法守，其人民自然无由执正义，巍然有卓立于天地间之心，——其实皆是国小民稠，争其鼠牙雀角，——这时只好鼓之以“爱国主义”，国家至上，则通常一切伦理价值又只好退避又退避。于是政治亦无事乎“真”。不得已而思其次，求于商业上犹有所谓商业道德，以货易货，“货真价实”；及至生产不足，分配不良，贸易亏损，通货膨涨，召致某时某国的整个经济崩溃，更无“货真价实”之说可言，生民自然增其痛苦。再思其次，而一依此诸因素为转移者，为教育，学校应当是真理——如科学真理等——的绿房了，这是民族之最后一坚固堡垒，可以依存，使生人犹可自知自觉其为“人”者；然所培成之材，多是虚伪化了，因为不能不为此虚伪社会所转移。少数出而领导社会的人物，虽犹未失其本真，然欧西教育本身，其制度往往也商业化了，甚至虚伪化了。尼采在三十六岁便已退出大学教授的位置，其时巴塞尔（Basel）大学的名誉很高，还出了著名的学者，（如Burckhardt，治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史，甚有名），称病，主因是厌恶那大学氛围，仿佛其中多伪而与其气性不合。

至最近代，当然，两番浩劫而后，欧洲整个的情况不同了。在战争中，犹可见高尚人性之发扬，各处时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但直到这世纪的末叶，整个多只可说是“牵补过时，架漏度日”。无论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处处皆正修葺牵补。物质上已有进步了，已增加人体之安适，但精神上的痛苦亦复增深。人生外表的华饰，应当代表文明，然这华饰之下，应当没有野蛮，这自不待说；主要是这美丽的外衣下没有隐痛，更不用说这美丽的光辉，是出自内中苦痛的燃烧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兹又是有一颇美丽的外观了，但这表层不好揭开，内中仍处处可见矛盾，冲突，疾病，残酷，黑暗，诸如此类不可乐观的情形；或者“自古已然，如今为烈”罢了。比如得有暗疾的人，有一时期“目如秋水”，而其实病菌正侵入其血管，攻击其体肤。在尼采当时，欧西之病态尚未如今时之明显，然抽象说，他已主张将其已经破敝而充满虮虱的织锦外衣，一加焚弃，诚如所谓凤凰的新生，使新生壮健的雏凤，出现在焚去老凤的灰烬上，——一律弃去，再生一类雄强的超人。 在东方，很少外表的华饰，社会上的疾苦多露在表面，或者比较少隐痛。但衰老颓败的民族，倘如老凤，也当死去而后新生。当然，显明的苦痛比暗中的苦痛好，希腊神话赫那克列斯（Heracles），却是披了有毒的衣衫而后死去的，那是最雄强的力士。然而，倘处处满目疮痍，是乞丐，流亡，残疾，悲伤，无告的人民，则虽非隐痛，想来去地狱的情形也不甚远了。——这时又是一律弃去？那如何可能？

倘若新生一类雄强的“超人”，于表于里，并皆健康，既无隐痛，亦无显苦，这不树为目前人类理想，则什么更当是理想呢？然尼采是个人主义者，持论是必有健全的个人，然后可合为健全的集体。室利阿罗频多是精神哲学大师，“超心思”的转化仍是自少数的个人始，大众呢，只合任其为大众了。“超人”似乎不止是阿 匹亚运动会的得金奖牌者，以体力胜，超出了凡人；也似乎不止是当代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以智识胜，有贡献于人类。似乎不止于体力智力之超上，而有在于精神成就之卓越。室利阿罗频多标举“超心思”，以“真理知觉性”为说，又较通常在此一法或彼一术的“成就者”（Siddha）为高超。“成就者”事实上是今之魔术士，在印度是贻害不浅。世间诚亦时有“异人”，表现出人所不能的奇迹，如“制气”，如“辟谷”等，但皆不足数，至多表出人体有此潜能性罢了。“超人”概念犹较朦胧，“超心思”比较实际，因为这是由人亲自实证和契悟的事，不徒然是理论，亦复有修为之方，可循而臻至，成为“超心思”人物。然无论怎样，只是个人之超心思化了。其为一类雄强的超人，又不待言；倘若“超心思”而无力量，不能施于事物或转移事物，与寻常心思有何分别呢？必有其权能或权力且为雄强。而且，如其所说，权力即是上帝的一面，或一体。

室利阿罗频多之论“超人道”，已够明白了。如分别“天魔”与“天神”的事功等。所谓“取起在人中一切为真元者，将其提升到绝对限度，使之可化为一光明，喜乐，权力的原素，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这便是神圣性。这，也应当是超人道的指归。”——又“超人道究竟是什么呢，除是在人中一切为真元者之某种神圣与和谐底绝对者？……”室利阿罗频多自己证会“超心思”，证会“精神”，“真理”……，那么，在其视景下，于尼采只注意到其为“纯净，光明，无个人性，因此也皆是无 无瑕，不可磨灭”者。又其论及无私我，建立神圣人生等，则似乎不仅为“超人道”一名词所可涵盖，只可取材于我国庄子之初篇，《逍遥游》，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或可称之曰“神人道”。究竟“超人道”一名词，被人在尼采所说之义下了解，与室利阿罗频多所揭举之神圣之道不同。我们所尊重者亦不同。——因为学术各有其本来面目。精神学理所重在会通，而这以前，必各明其本旨，即它原来是什么样。其后乃可或损或益，或加发挥。 如是，稍将理路分别清楚了，姑立下如此一区分，我们乃较容易探究尼采的一切思想，不仅是超人论；则了解其个人气性欧洲环境等，处处皆灵。究其心理学上的出发点，是由于知道人生之无可奈何。千百年的传统道德观念，宗教理想等，已觉是涂抹了人性之真姿，造成了文化的伪态，要稍离开时空的限制，——真所谓“人类六千尺之彼面”，——将时代回到希腊往古，将立足点移到亚洲，再将欧洲这一近两千年的文化当作整体看，然后所见乃能明确。托辞于苏鲁支，亚洲的一拜火教主，究竟仍是未脱出日耳曼族的一传统“浪漫精神”，尼采偶尔提到亚洲人物之弘庞博厚，然并未怎样深透东方的一切。进化是已到当代的情况了，由其所见，似乎希腊文明乃在历史上为必不可无；此后，除了在天文上的少数发现而外，其余的文化建置，皆很少有其历史的必需或逻辑上的必要。无其必需则为赘物，赘而不害，犹未必不可存，然多少建置已年久月深，对人生有害而无利了，那么，对之当正当态度可想。实际现代的重要发明发现，皆在二十世纪，在尼采当时尚不及见。客观论之，十八、九世纪皆是重要的过渡期，算是渐渐脱出了中世纪的朦瞳。然许多事物早应被淘汰了。 中国有一欧化期，也许今兹仍未完全脱出，或者将来人类一同携手更向伟大的文明迈往，则亦无所谓东西与欧西之分。在此期中，知道欧洲本土的这一日耳曼人的学说，竟是有绝大的重要性。许多概念在我们的知觉性中原来没有，而在欧洲已有此哲人说其原本皆可没有，隐约指出其在弃斥之列，则我们亦不必加以吸收或采纳。亦又可见到其加以弃斥之艰难，在尼采是若干概念皆所当在人类知觉性中抹去的，那么，亦非但是欧西人的导师，亦可以是我们东方人的导师了。——而又有使我们惊心骇目者，是权力强者如何，权力弱者如何，其道德其思想怎样相异。在普通权力观点看，我们仍然是弱者，事实既已时时强迫我们，理论又分明如此教示我们，则我们诚有当如何儆觉者在。历史上的证例不必说了，大致先宜将衰弱性的种子，从知觉性的田原中灭绝。这样先使忧愁痛苦的根苗无从生起，然后可以渐渐脱除奴役，发奋图强。穷古今，彻中外，无论何种高远的理想国，乐园，光明世界，终归不是弱者所能居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