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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民族性的几点思考

徐大同

一般来说，学界都认为是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首先把政治文化纳入政治科学领域的。他在《比较政治学》中，就把政治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活动进程、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这里，阿尔蒙德就把政治文化界定在民族范围之内。其后，人们在研究政治文化时，都十分关注政治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政治文化的民族性构成政治文化的重要属性。

世界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各民族人民在自己所生成的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于每个民族生活的环境不同，又使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或称为文化的民族性。这样，也就使得我们的世界涌现了多种文化体系，或称为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民族，有多少国度，就有多少文化体系。如，我们所说的古老的玛雅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爱琴海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华夏文化等。这样众多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百年来多彩的文明景观。世界是各民族人民所共创的，世界文化也是各族人民所共建的。在当今的世界，也同样存在着多种文化体系。如西方的欧美文化圈，东方的中华文化圈，佛教文化圈，还有阿拉伯文化圈，拉美文化圈，等。

民族政治文化的内涵

现代政治科学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产生于本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首倡者是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其后便成为政治科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政治学者基本上是从政治心理视角来界定政治文化。如，阿尔蒙德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另一美国学者派伊（L·W·Pye）也说“政治文化一词涉及政治上一切有关的取向，不论是认知的、评估的或表情的”。其他学者也都有相似的看法。作为结构一功能主义的代表，阿尔蒙德不仅注意到政治的客观方面，即结构及其功能，而且注意到政治的主观方面，即政治文化现象。这样，使政治科学不是停留在对客观的政治制度的考察和研究上，而是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的主观、内在方面。同时，他还认为政治结构一功能（客观）和政治文化（主观）二者是互动的。政治结构通过政治社会化传播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而一定的政治文化则支持、维持和变革政治结构体系。作为当代政治科学家，阿尔蒙德提出政治文化，是有其科学价值的，他弥补了传统政治学单纯着重制度研究的欠缺，深化了对政治现象的认识。然而，行为主义政治学是主张所谓“价值中立”的，他们否定“价值判断”，对事物不作定性分析。这样，他们只从感性方面、心理方面认定政治文化，而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关于政治文化的看法，在我国学者中是不一致的。一种也是把政治文化主要归结为政治心理方面。如，马起华说“政治文化是个人对于政治系统及自我在系统中所担任角色的心理取向”。丛日云也是把政治文化归结为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另一种见解是将政治文化广泛化。即政治文化不仅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理论、思想，以及政治制度。如朱日耀先生即认为“政治文化应含有与政治相关的各个层次的文化”，其中包括有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几个方面。

上面两种看法，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广义说和狭义说。广义说将政治文化广泛到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狭义说则仅只是指政治心理方面的政治取向。

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看法。把政治文化既看成是主观方面的现象，但又不仅仅指政治心理方面，而是包括政治心理方面，还包括政治思想方面。或者说是包括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部分。如我曾说过“所谓政治文化，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理论、思想、价值观念的总积淀”。王沪宁也说“政治文化是政治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包括了社会对政治活动的态度、信仰、情感，具体的说，包括政治意识、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族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道德等各个方面”。这点，王惠岩教授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非理性的情感认识因素，也应该包括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性认识因素。即政治文化既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潜在作用的社会政治心理因素，同时还应该包括在政治生活中对人们政治行为起着规范和支配作用的政治思想”。

总之，我的看法是居于中间的。即一、政治文化是人在政治活动中所表现的主观方面；二、作为主观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心理因素，而且包括政治观念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治思想）二者是互为表里，互相作用的。政治心理是潜藏在人的内心世界，是不表露在外的。但是它却促进着人们政治观念的形成，即人们对政治生活有系统的认识，而政治心理又受其政治思想的支配，即人们是在一定的政治观念影响下产生出一定的政治情感、信仰和认知的。也就是说，政治思想引导人们的政治心理；而政治心理又推动政治思想的形成。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应该说政治意识要比政治心理更为重要。因为心理只是一种内在的政治价值取向，而政治意识形态则往往作为一种系统的观念表露在外，并可能形成一种行为规范。

至于客观方面，或是政治制度方面，则只是政治观念形态的载体。就是说政治的主观方面必须通过客观载体来体现，而载体本身则不属于政治文化范畴之中。这点是与其他文化现象相一致的。

由于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不同，也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不同的社会心态。作为民族的政治文化，就包括有人们的政治认知、态度、愿望、情绪，也即人们的政治信仰、理想、政治感情、政治价值取向等；同时，也包括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观念，以至政治理论等。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心态，应是民族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是联结一个民族政治共同体的纽带。每一个民族由于在政治文化上具有共识，从而使人们对该社会的政治共同组织产生认同感，因而该民族才富有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正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于世界舞台的基础。

政治文化的民族性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地成为一种政治文化定势。这种定势往往被该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确认下来，并深入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和行为习惯之中，取得全体社会成员的共识。因此，当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也就构成该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质，并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所以只说“一定的稳定性”，是因为作为每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来说，这个稳定性是相对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变化，民族的政治文化也要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

决定政治文化的诸因素

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产生于各自所生成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环境创造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不同民族文化的各自特点。那末，是些什么因素决定着各民族的文化形成各自的特点呢？

首先是各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任何民族为了生存首先是要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自然环境正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获取生产、生活资料的基础。然而，大自然所给予各民族的生存条件是极不相同的。特别是初民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依赖性是很大的。他们由于征服自然能力的低下，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所以，在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自然环境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一些民族的地理、气候条件适宜于从事农业，而有的民族所处的地理、气候条件则适宜于从事航海或贸易；内陆的一些民族具有封闭性，而沿海的民族则具有开放性。这样，就使得各民族在不同的环境下创造着各自的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就形成了各自的文化体系。如我国的汉文化发源于西北和中原地带，自然环境适宜于农业，我国又是地处西北多山，北部为大沙漠，东南面临大海，影响了对外交流，具有封闭性。再如希腊，境内多山，不宜农耕，经济作物较少，而且海岸较长又多岛，故而适宜发展航海和对外贸易，形成了其开放的环境。

当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人类在适应自然中不断地改造自然，从而人类受自然的控制和制约的成分也就越来越小。所以，在今天世界科学发达的情况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极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强，各民族的交流极为方便和频繁，因此，自然环境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约束力虽然依然存在，但比起从前，则相差甚大。

其次是各民族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经济生产方式我指的是如何组织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而经济形态则是指一定的生产关系总和，或说一定的经济基础，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决定因素。人类社会一般说有三种经济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市场经济和产品经济（也有的称之为时间经济，或其他称谓）。又有五种经济形态，即原始的氏族社会、奴隶占有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不同的经济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对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如自然经济，无论中国或西方，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是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这种方式是以自给自足为经济特征的。然而，中国和西方的奴隶、封建社会又各有特点，这就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环境。中国虽然也有商品交换的存在，但是由于传统的政治上的重农抑商，使商品经济在我国一贯受到压抑。所以我国的古代文化基本上是自然经济下的农业文化。如前所述，古代希腊的环境决定了它的商品经济较为发达，这又决定了古代希腊文化的特色。

再次是各民族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社会政治生活主要是指社会政治关系以及与其相应的政治制度。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对政治文化来说更是其直接基础。在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阶级关系。国家则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公共组织，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将来阶级消失后，人类社会还会存在着相互关系，那时必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也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政治生活结构，决定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在我国古代，奠基于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在政治上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同时，血缘关系长期影响着我国社会。因此，在我国的政治文化中长期保留了专制思想和家族观念。人们对君权的认同，清官思想的保留，家长作风的存在，都是其表现。所以我们说，不同的政治生活结构，就创造不同的政治文化环境，培植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政治心态，形成不同的政治观念，也就造成不同的政治文化。

除了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生活结构等外，国际环境对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在相互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就将相互影响，也会对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当然，也有的是外民族的入侵，把一个民族的文化强加给另一个民族，这种情况虽然也有一定影响，但最终本民族的文化还是起主导作用，它总是不能代替的。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虽然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是受自然环境、经济制度、政治结构等的制约，但是反过来，它也对其他现象起着影响，对经济、政治还起着反作用。

政治文化的传统

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变”，又有“通”。“变”是“改”，“通”是“继”。历史就是在“变”与“通”的过程中“有序”的发展着、前进着。“无变”则社会不前；“无通”则社会难前。就是说，既不能割断历史，也不能停滞不前。这就是发展与继承的关系。文化也是如此。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世代相传的过程。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这就产生政治文化的传统问题。所谓“传统”，中文把“传”解释为“接”，就是由一方交给另一方，由上代交给下一代。也就是“交接”“接力”的意思。又解释为传播、传授。而所谓“统”即事物间的连续相关性。英文传统一词大多用“Tradition”，其意为一代又一代的往下传。这与中文有相似之处。可见，无论中西传统一词实际意义都可理解为一以贯之，传而统之。我国过去就有所谓“道统”，这是指以“孔孟之道”作为“统续”的观念，实际是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观念。

由此，我们认为，所谓传统，就是一个民族在其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累而积淀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文化作为一种观念形态，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则是精神的积淀，也就是每个民族历史相传的民族精神，它存在于一个民族的心理的、意识的、生活的结构之中。有的学者把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区别开来。文化传统是指历史积累下来的民族精神；而传统文化则是指历史上形成的文化体系。前者是凝聚在现实人们的思想中；后者则是历史的现象，已成过去的存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文化传统。当然，对文化传统的研究是必须了解传统文化的。因为，文化传统正是传统文化的积淀。每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生理的遗传，特别是人的社会化过程而造成的。

关于生理上的遗传，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能多谈。关于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则是政治科学的具体内容之一。

所谓政治社会化，就是人们通过多种社会渠道，如家庭、学校、社会的各种传媒工具而培育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等。这里特别要提到政治符号。所谓政治符号是指特定的国旗、国歌、国徽，以至领袖人物的肖像，都属于特定的政治符号。这些都有民族政治文化的象征，具有该民族的形象的代表意义。这些符号是通过一种直观的形式对人们政治心理起着极大的刺激作用，从而传递该民族的政治文化。人们参加天安门升旗仪式、重要场合要奏国歌等活动，都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凝聚作用。

政治文化正是通过政治社会化这个途径实现了其传播和积淀的。罗伯特·E·道斯等人指出：“人们关于政治传统或政治角色以及人与人相关的行为的知识不是与生俱有的，政治社会化就是获取这些知识的一种或多种过程。”（参见布莱克维；政治学百科全书 H571页）阿尔蒙德也说“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比较政治学》， 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各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不同，也表现为各自的发展轨迹。如，我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可以说是“一贯式”的，几千年一以贯之的。虽然在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王朝更迭，政治文化的表现形式也起过多种变化，也曾受到外来文化的撞击和影响，但是却“万变不离其宗”，“天不变道亦不变”，几千年基本精神是不变的，主流是不变的。西欧各国则不同。其政治文化发展的线路是与我国很不相同的。是一种“转换型”的，或称之为“演变型”。西方的文化曾经历了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以及近代文化多种形式。然而，在西方历史的演化过程中，各种文化形式又是一个兼容的过程。就是说，虽然形式变化了，但其基本精神依然被吸收保存下来，如平等、自由、民主精神，从而构成西方政治文化的特有的风貌。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又表现为不同的形态。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继承性、交汇性

前面谈到，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民族性等问题。与此相联系的就有政治文化的社会性与阶级性；时代性与继承性；民族性与交汇性问题。

1．社会性与阶级性

政治文化既然具有民族性，作为一种观念的现象，就是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共识。也就是说它是具有社会性的。然而，政治文化又属于政治范畴。因此，也就必然的具有阶级性。或者说，这是由政治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首先是由于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各阶级都有各自的政治要求，都要为实现各自的阶级目的而奋斗。因此各阶级也就有各自不同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政治信仰、政治态度等）和政治思想（政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观点，以及代表某个阶级的政治理论等）。各阶级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共同的阶级的政治文化，才能够产生各阶级共同的政治行为。政治文化的阶级性表现为它是团结各阶级成员为实现本阶级利益进行斗争的一种凝聚力量。

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其次表现为统治阶级的思想是每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各阶级由于其政治利益和要求不同，因此也就各有其独自的政治信仰、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即阶级的政治文化。这就构成政治文化的亚文化体系。一个社会有多少阶级，可以说就有多少个政治亚文化。但是，掌握统治权的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本阶级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说成是代表全社会的。由于其所占有的统治地位，掌握的国家政权，便能够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工具（主要是传媒工具），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人们的政治意识和政治观点，这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社会化。作为统治阶级来说，这也是一种思想统治。

当我们讲政治文化社会性时不能忽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同样，当我们重视政治文化阶级性时也不能否认政治文化的社会性。可以说政治文化的阶级性是蕴含在社会性（民族性）之中。例如我国古代，人们都认为国家是“天”所建立的。君主也是天所设立的。有所谓“天生蒸民，受之君，受之师”。这种政治观久而久之积淀为一种民族意识。但各阶级对此的理解并不相同。统治者认为是“天”命我来进行统治，老百姓必须顺从；而老百姓则认为“天帝”之所以立君的目的是要给老百姓做“好事”。因此，大家公认一个“天”（这是政权的来源），要求却不一致。老百姓不顺从时，统治者以“天罚”的名义惩罚；老百姓被逼造反时，也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帜。西方的平等观也是如此。如近代，资产阶级追求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形式的平等；而无产阶级所要求的平等则是“消灭阶级”。平等是共同的追求，但对平等的理解是不同的。

2．时代性与继承性

如前所述，政治文化是具有稳定性的。这就表明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时代，政治文化都有其不同的特点。然而，人类社会。不是“断裂”的，而是一种“延续”的发展过程。后一个时期、阶段、时代都是由前一个时代发展、演变而来。因此，人类历史就是一个延绵不断的继承史，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延绵不断的继承发展史。

人类历史具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同样，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也是既有时代性，又有继承性。这就是说，每个时代的政治文化都有其特点，但是后代的政治文化又总是从前代继承而来。因此，我们研究政治文化时既要看到它的时代性，又要了解它的继承性。不看到政治文化的时代性，不能认识它的性质；不了解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便不能认识它的民族传统。如，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必须认识它的时代性，就是它属于中国的封建文化，它的性质具有封建性；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它是世代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再如，我国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积淀了优秀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但是也要看到它的时代性。

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时代性和继承性，是使我们避免提倡继承文化传统时不从我们的时代出发；也不至于只承认时代性，否定政治文化的继承性。我们必须立足于我们的时代，从我们所处的时代出发，有选择的继承传统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要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拒绝继承文化遗产。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继承了人类“一切优秀遗产”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立足于时代的前列。因此，马克思主义既讲继承，又讲发展。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这是解决文化的时代性与继承性的最好的典范。

政治文化的继承性与更新观念是密不可分的。继承一方面是“继往”，而另一方面则是“开来”。所谓“开来”就是在新的基础上对原有的观念的发展和超越。无论何种文化体系，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是在不断地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地超越前人所取得的成就。社会也就是在这样不断往复地前进。人类也就是在这样不断更新中前进。更新观念一方面拓宽了传统政治文化发展的渠道，是传统政治文化发生改变，从而推动人们向更高的文明阶段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新条件下，为传统观念注入新的内容和新的成分，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条件下得以保存和发展，并继续显示其活力。任何不从时代的转换出发，在新的基础上更新观念，不和时宜地僵守原有的观念，都是有碍于社会前进的。当然，忽视“继往”，一切都“另起炉灶”，也是不可能的，也会影响社会的前进。

3．民族性与交汇性

由于各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不同，因此形成了各民族政治文化的特色。然而，总的来说，人类社会各民族之间又不是相互隔绝、不相往来的。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缩短了各民族间地理上的距离。这为人类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我们反观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发现，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历史的成现（定式），是不能避免的，也是人力所不能阻挡的。罗马出现过以老伽图为代表的“顽固派”，未能阻挡希腊文化的传播；我国清末的“顽固派”也未阻挡住西方文化在我国的流传。

在西方，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如埃及文化和巴比伦文化的影响。罗马文化更是接受了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是古犹太教的发展。西方中世纪文化是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和日耳曼文化的综合体，同时还包含有接受希腊文化传统（先是柏拉图，后是亚里土多德）。我国文化具有独特性，看来是一种封闭文化的典型。其实，我国古代文化也吸取了不少外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就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吸收各民族文化而构成的。而且，印度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我国；阿拉伯文化通过伊斯兰教传入。近代更是大量受到欧洲文化的撞击。可见，在开放性社会存在文化的交流，在封闭性的社会文化的交流同样存在。

我们之所以说“交汇性”，是说文化的交流是相互的，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我国特别是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大，这是无疑的。但同时，我国文化也影响着西方。我国的四大发明不说，就是人文社会思想，对西方也是有影响的。如早在法国启蒙时代，伏尔泰就受我国儒家“仁学”的影响，我国的戏剧《赵氏孤儿》就受到他的赞赏。当今，西方对东方文化更是广为接受的。无论是人文、社会，以至军事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文化交汇过程中，民族性还是起着决定作用。这就是说，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存在，主要就是由于它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特点。如果没有这些特点这个民族也就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此，只有坚持民族特点才能立足于世界。其次，当一民族吸取别族文化时，其基本立场是从本民族的需要出发。另外，还要与本民族的实际相结合。任何原封不动，照抄照搬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最后都是要失败的。此外，任何外力强加的办法同样是要碰壁的。文化的交流必须是立足于本国国情，从本国需要出发，对外民族文化消化借鉴，为我所用。而且这是交互的，而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强加的。随着人类社会各民族交往的发展，文化的交汇性会越来越突出，交融汇合之点会更广泛，这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以此为由而否定文化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

政治文化的比较

比较是一种方法，比较是一种鉴别。毛泽东说“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我们对事物通过比较，才能区别其不同之处，才能看到其各自的特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区分事物。因此比较法是我们经常在各种生活中所采用的。当然，作为一种科学的区别事物的方法，比较法是有许多原则的。这里我们不多作研究，但有一点要说清楚，那就是比较必须具有可比性。这是进行比较的首要原则。

既然政治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各民族的政治文化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因此在进行宏观的政治文化研究时，就必然引起对各民族政治文化比较研究的重视。

对于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比较。所谓纵向的比较，是指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本身的比较。既然政治文化是与政治社会同其久远的，因此它就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产生、发展、膻变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必然表现出不同的特色。每个历史时期，也必然地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集团，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这样，为了更好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我们经常使用比较的方法。这就是民族的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等。如中国政治文化史、政治思想史、政治学说史。对这种研究可以是历史的，也可以是同时代的。如，我们可以进行先秦的和两汉魏晋的比较，也可以魏晋的和宋明的比较。也可以是学派之间的比较。如，儒家和墨家的比较，玄学和理学的比较，还可以对孟子和荀子比较，等。这是就中国而言。对西方也是同样的。如，希腊和罗马的比较，希腊罗马同中世纪的比较，基督教文化和近代文化的比较，也可以进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比较，卢俊和霍布斯的比较等。所谓横向的比较是指各民族的政治文化之间的比较，如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

如前所述，各民族政治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受其本民族所处的各种条件制约的。这才产生了多种形式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甚至还有其支脉（亚文化的一种）。各民族政治文化体系都有其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会有自己的利弊得失。因此我们在对不同体系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就绝不能褒此贬彼，或区分就优孰劣。科学的态度是我们要认真地分析各自的利弊得失，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例如，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个人和整体（国家、集体）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中国同西方在观念上就存在区别。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偏重整体，而西方则是偏重个人的。我们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整体观念，有着极大的凝聚力，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过积极作用，是我国几千年来得以延续并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支柱之一。然而，在我国这种特有的整体观念中，个体却存在过多的依赖性，缺乏独立性格，从而使个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西方则恰恰相反，个人的独立地位给社会的发展带来充分的活力和生机。然而其分散的效应却造成人际关系上的冷漠和社会的某些混乱。

当我们谈到民族之间的政治文化比较时不应区分孰优孰劣，这是指就政治文化体系的总体而言。至于不同时代的民族政治文化的比较，则明显地可以看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别。如按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看，资本主义的近代政治文化当然优于封建文化。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也必然优于资本主义文化。如按经济生产方式看，基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当然优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文化。当两种文化体系发生撞击和磨合交流时，先进的文化总是要影响落后的文化而被其吸收。后发型社会只有在吸收先发型社会文化时民族才能发展，社会才会进步。不过，这种吸收和接受绝不是“全盘”的、无选择的。只有当外来的先进文化与民族的特点相结合时，新的文化才能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因此，我们在构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文化时，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比较中有选择地吸收外国各民族的先进文化，继承我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创立一个崭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本文曾发表在1998.4《天津师大学报》，后又经《人大报刊复印资料》1998.11《文化研究》和1999.1《政治学》转载。这次登载除个别文字外未作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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