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熊十力易学思想探微

颜炳罡

(山东大学 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他以思想精深、逻辑严密、议论独特而著称于世。他的思想在其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稍一留神他的思想体系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思想体系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的许多学说、范畴都渊源于《周易》,另一方面他对易学有独到的看法和精彩的阐发。这说明他受益于《易》又有益于《易》,《大易》给予他以最好的思想样式和养分,他给《大易》注入了新的生机。下面就熊十力的易学思想作以概要介绍,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一、出入百家,以《易》为归

熊十力习《易》研《易》,最终以《易》为宗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他长期潜身学问,孜孜以求,贞定探索的结果。他在许多著作中论及了这一过程。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敬且。少提时读五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乾坤衍》第15页)熊十力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由倾心革命,转向学术,由反孔经研究佛学又走上尊孔的思考过程。熊早岁曾参加反清革命,革命失败后,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虑自己非事功才,故而转向学术,虚心探中、印两方学,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渐觉佛法专从黑暗、污染的方面看人生,毅然搞拒造化,认为用此道度尽众生,终成虚愿,又觉自己的思想与《大易》甚相密契,故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即孔子的六经处,尤其是《大易》处。当然熊的学术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经过思考,自我思想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熊由读六经,走向反六经,由反六经再走向崇信六经之意蕴,在他那里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熊的思想轨迹是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共有的思想轨迹。

熊十力由佛归儒,归《大易》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活动,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为宗旨的。他虽然把其代表作称之为《新唯识论》,但他否认其哲学体系是援儒入佛的。他说:

有人说,我的哲学是援儒入佛的。这话,好象说得不错。其实,个中甘苦,断不是旁人所可知的。我从前有一个时代,是很倾向于印度佛家思想的。我的研究佛家学问,决不是广见闻,矜博雅的动机,而确是为穷究趔,以作安心立命之地的一大愿望所驱使。我尝问无著和世亲一派之学于欧阳大师,也曾服膺勿失的。其后,渐渐素开百家之说,佛家和其他(连孔子家在内),一概不管,只一意反己自求。……久之我所证会者,忽然觉得孔门传授之《大易》的意思,若甚相密契。……我之有得于孔学,也不是由读书而得的,却是自家的体认所至,觉得和他的书上所说,堪为印证。”(《新唯识论.转变》)

熊对于那种认为他是援儒入佛的论调给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这等论调全不知道学问的意义和甘苦”。当然,熊并没有把佛、儒两家绝对对立起来,反击认为佛家的经典如《阿含经》、《大般若经》、《涅 经》、《华严经》等与儒家的《大易》,“有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熊的思想体系就其渊源而言,是融合儒释,自成一家,但就其思想归宿而言,是独崇孔学,归宗《大易》。他说:“余独宗《易》,究与二氏(道家、佛教)殊趣。”(《原儒.内圣章》又说:“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新唯识论.转变》)总之,熊的价值取向,人格风范、理论骨髓无一不打上了儒家、尤其是《大易》的印迹。

《新唯识论》是熊十力的代表作,他穷毕生精力血气,无一不是为拓展、阐发、解释其中的思想意蕴。而《新唯识论》就其名而言是佛家的,就是实质而言的是儒家。所以熊一再指出:“新论(即《新唯识论》,引者注)准《大易》而作。形式不同,而义蕴自相和会”。(《十力语要》卷一,第7页)“我亦本诸《大易》”。(《新唯识论.转变》)熊认为《周易》是五经之本,是儒家学说的根本,他向《大易》的回归,对《大易》的阐发就是向儒家的回归,就是对儒学的阐发。 熊是一位风格独特、个性极强,善于思索和体认的哲学家。他自以为他的思想的形成既不受任何学说的支配和左右,也不为自己的私意和曲见所欺 ,乃是廓然大公,随处体认真理。故而他向《大易》的回归是势之必至,理之必然。实质上,这里的《大易》更多的是经过他的思想加工过、体认过的大易。在他那里,《大易》既是其思想之本,也是其思想的注脚。

二、对《大易》的辨析与评价

熊十力对《周易》有一套独特的看法,有些看法在严格的训释家看来未必经得起推敲,但他却坚信不疑。

他坚持认为《周易》是孔子的作品。在他看来,孔子的思想分为早晚两个时期,五十岁以前是早期,五十岁以后为晚期。早期的孔子主要宣扬小康礼教。所谓:“修明圣王遗教、而世大之,所谓小康礼教也。”(《乾坤衍》第1页)晚期的孔子才读易著易,以立内圣外王之弘规。他说:孔子五十以后,“读伏羲氏之易。神解焕发。其思想界、起根本变化。于是首作《周易》、《春秋》二经。”(同上)立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在熊十力看来,孔子所读的伏羲之易,是“只有卦爻、而无辞。”(同上,138页)“即八卦是也。但八卦是六十四卦之总称,非谓伏羲只画八卦也。”(同上,第2页)伏羲画八卦几乎是清以前学术界的定论,但何人重卦历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王弼、孔颖达等认为伏羲画八卦,伏羲自重之,郑玄认为神农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司马迁认为文王重卦。在这里,熊十力并没有什么自我创见,只是依王弼、孔颖达之说而已。令人回味的是,他坚决反对在历史上影响极大的文王重卦之说,认为那是背离了孔子大道之学的小康之儒为维护君统而制造的谬说。

《周易》卦、爻辞的作者历史上亦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如马融、陆绩、孔颖达);有人认为卦辞爻辞并为文王作(如司马迁、郑玄等)。故史适迁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之说,《汉书.艺文志》亦称《周易》“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即伏羲画卦,文王重卦并作卦、爻辞,孔子作《易传》。此说影响颇大,自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对孔子作《易传》提出疑问,经历代学者及今人的研究,否定的结论几成定案。孔子除了读《易》、习《易》外,几乎与《周易》没有什么关系。但熊十力则不去考虑前人如何想,也不管今人如何说,他坚持认为卦、爻辞与文王、周公没有什么关系,连同《易传》皆为孔子所作。他说:

孔子读伏羲之卦爻。乃返而体会之于自己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无数经验。豁然洞彻宇宙万有、变动不居、而非无轨则。且深穷万物之元。于是依伏羲卦爻,创作《周易》。其于每卦系以辞、每爻系以辞、是为作《系》。其于每卦必为之辞,以断定此一卦所含纷然众义之条理与纲要,是为作《彖》。他可类推。孔子作《周易》,是于自然、人事、偏观、周览、积测积验、乃至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莫不由远取物、近取身、极深研几、始得明确解决。《周易》一经、广大悉备。(《乾坤衍》第138页)

在熊十力看来,卦辞、爻辞皆为孔子作。当然伏羲画八卦,在远古的时候,术数家用八卦以卜,也系卦辞和爻辞,但这些卦、爻辞纯属迷情构画、缺乏实证,皆为迷信。孔子将这些迷信思想根本改过,且有另系卦辞和爻辞。使八卦由占卜迷信转化为博大弘深之哲学器识。因而孔子把八卦从卜筮家手中拯救出来,创内圣外王一贯之道,“自天地开辟以来,未有此盛事也。”(同上,第181页)

他认为文王收藏、搜罗过古术数家之易是可能,但他决没有作过卦辞、爻辞。他说:“文王居羑里时、或曾行卜筮之事。其平时或收藏上古以来术数家之易说。周邦新兴,搜罗古籍,事所应用。若谓文王作《易》,则《易大传》称《易》兴于文王与纣之事,盖因文王居羑里 时,卜之吉,遂为此说耳。而《大传》确未妄称文王作《易》。足征决无此事。”在他看来,文王作《易》是汉人出于维护君统而伪造的。“欲以湮没孔子创造《周易》、发明内圣个王大道之功,斩绝革命思想,岂不险哉。”(同上,第182页)“小儒破坏《周易》一经、无端虚造文王作《易》之事,上掩伏羲,下拟孔子。尼山内圣外王之象,不得明。”(同上,第191页)

熊高人一筹,独具慧眼,发现了孔子在《周易》由占卜神学转化为哲学的独特地位。不管卦辞、爻辞是否孔子所作,也不管过去、时下乃至未来的易学家如何看孔子与《易大传》的关系,但孔子读《易》、习《易》、研《易》乃至传授过《易》这一事实是无法抹杀的,《易大传》有些篇章中保存了孔子思想因素也是一事实。把《周易》从神学迷雾中拯求出来的是儒家,这恐怕与孔子的易学思想不无关系吧。 当然夸大孔子在易学发展中的贡献,认为连卦辞和爻辞都是孔子所作,也未必符合事实。因为卦辞和爻辞仍然是预知吉凶的占卜语,依然没有摆脱神学体系,在那里我们还很难发现孔子思想的痕迹。不过认为它为文王所作语气亦有所不足,这一点孔颖达在其《周易正义》中已作了很好的说明。卦辞和爻辞可能非成于一个时代,亦非一人所作,它可能经过长期的流传,经后人编纂、加工而成。这其中术数家们可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于孔子思想有早期的小康礼教和晚期的大道之大学之区别,这就为后人从不同的侧面发扬以至篡改孔子思想留下了余地。孔子去世后,孔子三千弟子从不同方面去宣说儒学,皆自称真孔子。其实有人大取而小舍,有人大舍而小取。大取而小舍者,承续孔子的大道之学,如子游、子夏;大舍而小取者,继承了孔子的小康礼教、古帝王遗说,如后世的孟子、荀况等。孔子后学为了张扬自己的学说为正宗,不得不窜改孔子的六经。熊十力指出:“孔子六经,无有一经不遭改窜。改窜之祸,非独不始于汉初,亦不始于吕秦之世、盖始于六国之儒。”(同上,第10页)。《周易》横遭改窜是孔门之不幸,更有不幸者,孔子大道在吕秦之后竟学无传人,乃至断灭。“自吕政以焚坑之毒、摧残孔子儒学,维护帝制,小康之儒遂奋兴求六国小儒之遗绪,由是而猖狂肆虐。子夏之易,史迁不载,亦不得传,田何之易得势于汉。而田何向上追溯可以至商瞿。在熊看来商瞿是小康之儒,并未脱离术数易窠臼。所以“田何在六国时学易、本术数之易也。”(同上,第194页)“田何授易于汉初。天下人学易者,皆原本田何。流传近世、凡学易者,未有出于田何范围之外。”(同上,第296页)。因此,千百年来,流行的汉易和宋易都是术数易,非孔子之大易。现存《周易》一经,也是六国小康之儒篡改了的伪经,非孔子所著之原本。 熊认为流传千余年的术数易,其根本迷谬有四:其一是“信有天帝”。如《易.说卦》有“乾为天、为圆。”他认为天就是天帝之简称,圆是指天帝之形体。其二,其言阴阳则为二气,即乾为阳,为阳气,坤为阴,为阴气。其三是“以保守君主制度、拥护统治为万古不易之常道。”如“《说卦传》曰天地定位云云。虞翻曰:谓乾坤。五贵二贱、故定位也。…… 余案虞注乃遵守古帝王小康礼教之原由。…… 统治阶层自固之道,要在严分上下贵贱之等级。大君之位最上。故至尊贵。天下大多数庶民,处于极低下之地位,故甚卑贱。”(同上,第212页)其四是“为占卜而取象,无可免于杂乱之失,已非伏羲本旨。”(同上,第221页)熊十力对术数易的上述指责皆有道理,尤其是第三条和第四条尤为见底。不过他抹杀汉易、宋易之别,笼统将数千年之易学全归于术数则失之偏。这样一来,不仅使许多易学家,若泉下有知大呼冤枉,而且也把《周易》几千年在哲学上的贡献一笔抹杀。历史上象王弼、张载、王船山等易学家虽不同程度的染有术数易色彩,然就其本质而言是就易学而阐释哲学、建立哲学。既使是术数易亦不可全盘否定。它确有功于中国天文、气象、数学、地理、医学之发展。 熊十力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但却不是高明的考据家。因为他常常为阐述自己的思想而考辨,而不是为弄清历史的事实而考辨。故而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我。熊在其著作中,常常点名批评康有为,殊不知在学术上他与康有为所得出的结论虽有不同,但在方法上却无二致。

三、对《周易》思想的诠释和阐发

熊十力认为六国以后的小康之儒,虽然改窜《周易》、毁弃孔子之原本。但他们对孔子之《周易》是大舍而小取,就是说在其伪经中还保存了一些孔子的本义,只是自西汉以往,两千年来,无人发现而已。在他看来,小康之儒未忍把孔子所著《周易》之原旨全部抹杀。他说:“五经中,唯《周易》、《周官》与《礼运篇》皆未忍完全湮绝先师本旨。”“伪经于《乾》《坤》两彖辞、特保留原经本义。”“《乾》《坤》两彖辞尚保留孔子《周易》纲要。系辞(即卦辞、爻辞)、象辞、文言、易大传,小儒虽废原文而改造。而诸篇中,亦偶有圣言存留,犹可辨识。”(同上,第233-234页)这就是说《乾》《坤》二卦是孔子《周易》的纲要,被小康之儒保存了下来,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卦辞和爻辞中、象辞中、文言中、系辞中尚保留了一些圣人的言论。熊十力引张晏之说,认为《易大传》就是指《易传》的《系辞》,又采皮锡瑞之言,认为卦辞和爻辞即是系辞。他认为对《周易》诠释和阐发,要在辨明孔子之真义。要辨明孔子之真义,应首重《乾》《坤》两卦。 他认为《乾》《坤》两卦是孔子《周易》之纲要,也是孔子内圣学的纲要,是易之根本,是其他卦之统宗。他说:“《乾》《坤》二卦,实为其他诸卦诸爻之所从生。据此,则乾坤两彖辞,既断定二卦之义,而实为其他众卦众爻、无量之统宗也。”(同上,第233页)那么何者为乾,何者为坤,熊氏认为“圣人所谓乾者,乃生命心灵之都称耳。”“圣人所谓坤者,乃物质、能力之总名耳”。(同上,第235页)“圣人以生命、心灵,同有刚健、生生、升进、昭明等性故,同称为乾。”(同上,第239页)“圣人以物质、能力、同是势不自举,同有柔顺、迷暗等性故,同称为坤。”(同上,第239-241页)乾坤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乾坤非两物,它只是一元实体内部矛盾复杂性的两种表现。在熊氏看来,实体是一,而其功用是多,乾坤是实体内部两种相反相成之两性,可以说就是实质的两种功用,体用不二,因而乾坤本身即实体。由此,熊将《乾》《坤》两卦之义纳入了他的宇宙本体论。

熊十力的宇宙本体论实质上是心本论。他认为宇宙实体是单一的,但实体性质则是复杂的,实体内部含有心、物之两性,由于两性之推动,才起变化。他说:“宇宙大变,肇始万物。试究大变所由成,决不是独力或一性之所为。其必实体内部含藏互相反之两性,交相推动,以成变化,乾坤形焉。”(同上,第296-297页)因而在无机物阶段并非没有生命、心灵,而只是生命、心灵幽而未发,微而未显而已。生命、心灵一步步冲突坚硬闭塞之物质而显露出来,由无机物而有机物,而植物、而动物、而人类。至于人,生命、心灵方造乎其极。他认为乾卦之六爻就描述了生命和心灵奋斗过程。他说:

《乾》卦六爻,初爻为潜龙,以喻生命心灵,太初隐而不见。后来发展之基,立于此矣。二爻为见龙,以龙之出潜而见于地面,譬喻生物始生,即生命心灵初出也。三爻乾乾,以喻生命心灵,健而进进,无已止也。四爻言龙将跃而上天,或又退而在渊,则以发展达于较高之境,犹恐退坠。四爻飞龙在天。以喻生物进化,至于人类,即生命心灵之发展,登峰造极。如中圣智,即致极上,定不下坠也。易,六爻之例。…… 六为上爻,无以加乎五。故诸卦上爻,往往别明他事。如《乾》卦上爻,亢之,即以譬喻君道已穷,统治阶层必消灭,庶民首出而主万国之事。(同上,第323页)

卦之六爻在后人不断诠释下,具有了普遍意义。故而有人称《周易》为宇宙代数学,确有道理。因而,熊十力认为《乾》卦之六爻为生命、心灵的演化史,或将生命、心灵的演化过程代入乾之六爻之中并不为过。但这是熊本人对《周易》的诠释和阐发,决非孔子之本有之意。然他硬是托孔子之名,我们认为实在是无此必要。再者,他或处于对生命、心灵的过分挚受,或出于理论自身需要,认为乾卦之上爻是别明他事则使人深以为憾。因为任何事物有盛则有衰,有兴必有败,生命、心灵亦难逃乎其外。因而,生命、心灵的发展亦会有悔时,如核武器的出现,电脑病的流行,乃至常言所说聪明反被聪明误,都是例证。因而熊对卦爻代数的运用既有可爱处,亦有不足处。由上可知,在他那里,生命、心灵具有无限性,它与物、宇宙共终始,甚至比物更根本。

在熊十力看来以乾阳代表的生命、心灵,与以坤阴代表的物质、能力是统一的,相互依存的。他说:“乾阳心灵,斡运乎坤阴物质。坤阴物质,含载乎乾阳心灵。心物本非两体。”(同上,第297页)乾运乎坤,坤含载乾,生命、心灵与物质、能力合而为一。心物虽然合一,但它们在合一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大不相同的。生命、心灵能了别物质,分析物质,裁成物质,改造物质,乾是主动的,坤是因乾而起的。“乾是主动、导坤。坤是承乾起化而成物。”(同上,第370页)乾和坤、心和物存在着统御和被统御的关系。他说:“万物本来同一大生命、充沛流行、无间无熄。斡运乎无量物质世界中者,伟哉,其惟大生乎?故曰心灵统御物质也。”“心灵主动开物,其事实无可否认。总之统天之义,大就心灵统御诸天体大物而说”(同上,第378页)乾“有刚健、生生、昭明等性。主变以导坤。必完成其统坤之伟绩。”(同上,第466页)坤、物,只是乾、生命、心灵的陪衬,甚至是生命、心灵的向上升进的负担。究其旨,他的本体论是乾元一元论,是心本论。

他还认为实体显现的功用,万殊从过去到现在,以趋未来是发展、变化的,他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一翕一辟。翕辟一词源于《易经》。《系辞》有云:“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翕是合、收敛之意,辟是开辟之意。翕辟说归根到底是对《易传》阖辟成变思想的引伸和发挥。他说:“中国最古的哲学典册,莫如《大易》。《大易》最初的作者,只是画卦爻以明宇宙变化的理法。……《大易》谈变化的法则,实不外相反相成。”在他看来,每卦三爻的意义就是表示这相反相成的原则。(《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相反相成是一切变化共由之的原则,而翕辟成变则是这一法则最好的体现。他认为实体、功用相续不已之动不是靠单纯的势用同时并起的结果。翕就是恒动中的一种摄聚的势用,它是一种积极收凝。由于这种不期然而然的收凝从而形成了无量的形向,这形向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建立起物质宇宙。故而翕又是坤。辟是一种运于翕中自为主宰,同时又主宰翕,不肯化于翕的一种势用。这种势用与翕俱起,运于翕中,健以自胜。它由幽而显,由微而著,终于形成了广生大生之生命、心灵,故而辟也就是乾。他说:

“《乾卦》,三爻皆奇数,吾借表示辟。《坤卦》三爻,皆偶数,吾借以表示翕。翕即成物,物界是有待的,故用偶数。辟者神也,神无形而不可分,故用奇。翕辟虽说是相互对待的,却又是相互融和的。”(《新唯识论.转变》)

在他看来,翕和辟的关系也就是乾和坤的关系,二者是相互对待、互相综合的。有翕必有辟,有辟必有翕。“辟必待翕而后得所运用,翕必待辟而后见为流行。”辟无翕便是莽莽荡荡,无复有物,“将浮靡寄而无运用之具。”这就是辟必待翕而后显发德用。若只有翕而无辟,就会物化,“宇宙只是顽固坚凝的死物。”使实体本性丧失。因而翕辟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翕辟同体,二者交互作用方成变化,失去了任何一方,变化便无从谈起。但熊认为二者在变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翕主受,辟主施,翕是被动的,辟是主动的。因而翕只能是辟之资具。从体用方面说,翕辟同为实体之发用,但翕“不守自性”,“近于物化”,几乎不能成为实体之用。唯辟才不舍实体之自性,即如体之性而显发。由此他指出:“只有辟才是大用流行,也可以说辟即是体。”(《新唯识论.功能下》)实质上,他心目中的翕与坤、与物同义,辟与乾、与生命、心灵同义,辟即体是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心本论。 在熊十力那里,实体论与变化观是统一的。实体是恒动、变化的实体,变化是实体的变化。乾坤说和翕辟说本质合二为一、相互印证、相资为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乾坤论,还是翕辟说,都是熊十力借周易来宣扬自家的学说,而不是就周易而论《周易》。不过易的实质就是变动不居,在任何时代对易学作任何阐发对易学的进步都是有益的。 熊十力认为孔子的大道之学是内圣外王一贯之道。那种“深穷宇宙人生根本问题,求得正确解决,笃实践履,健以成见”是为内圣学。上述乾坤实体论、翕辟成变说既是对宇宙问题的探究,也是对人生意义的揭示。因为乾道生生、刚健、昭明,说明“人生当自力,存养乾道,扩大乾道。”(同上,第417页)而背离乾道、丧失乾道,人就会堕落,以至于陷于滔天罪恶。外王学,熊十力释王为往,即一往无前之意,故而,他的外王学是指“以天下为公、立开物成务之本;以天下一家,谋人类生活之安。”在他看来,“易经广大,虽内外皆备,而内圣为宗。”(《乾坤衍》第5页)《周易》是孔子学说的根本,《春秋》、《周礼》等其他经典皆以《周易》为宗,它们的思想最终源于《周易》,故而外王学亦从《周易》发。

他认为孔子之《周易》是呼号革命的著作,“易经是思想革命之宝典。”(同上,第72页)他说:孔子“至于五十。则圣人内圣外王一贯之大道已造乎其极。得之于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之实悟。得之于周流列国,目击上层残毒,下民困苦于水深火热之实感。于是不得不呼号革命。于是不得不作六经。”(同上,第72页)在熊十力的笔下,孔子不再是梦里思念周公的保守主义者,而成了典型的革命家,《周易》不仅是最古老的哲学典籍,而且还是最古老的革命宝典。

所以,“孔子于《乾》《坤》二卦,创明废绝君主,首出庶物,以群龙无首建皇极。”(同上,第375页)在熊看来,群龙无首就是消灭统治,人人自主,人人平等。他说:孔子“明见少数人统治天下最大多数人。横行侵削。又私有制既立。造成社会上种种不平。决不可长久容忍弗变。遂有志乎进万物于各得其所之乐。是以《大易》阐明首出庶物与群龙无首之鸿论。”(同上,第427页)“无首,则万物各自主、 彼此平等互助、犹如一体,此人道之极则,治化之隆轨也。”(同上,第424页)他还认为孔子主张庶民革命,废统治,行民主;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国家。甚至在国际关系上亦主张大国不得欺小国,小国不得侮大国,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人共有之,天下事天下人共主之,人人平等,天下一家。这那儿象几千年前的孔子思想,却好似一幅社会主义的蓝图。

更有意味的是,《乾》卦六爻,在宇宙本体论中,熊用它来说明生命、心灵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过程。在这里,他又认为它是庶民由受压迫,起而革命,最后消灭统治阶级,建立国家的过程,简直象一部反映庶民起义的革命史。他说:

《乾》卦初爻、潜龙之象,表示庶民久受统治阶层之压迫。入卑而无可动作。故以潜龙勿用为譬。二爻 ,见龙在田。则以庶民因先觉之领导,群起而行革命之事,如龙出潜而见于地面。三爻,终日乾乾。言君子志乎革命大业,必自持以健而又健,不忘惕厉。四爻或跃在渊,此言举大业者屡经胜败,或跃而上天,或退坠在渊,此皆势所必有。五爻飞龙在天,则以革命从艰难中,飞跃成功。统统阶级消灭,一国之庶民,从此互相联合,共为其国之主人。天下之庶民,亦必互相联合,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群起而担荷天下平之重任。(同上,第431页)

《周易》一书的任何具体意象都赋有普遍意义,因而,《周易》所论及的具体是抽象的具体,而非感性具体。如马象刚健,牛柔顺,这里的马、牛不再是具体感知的马、牛,而是刚健和柔顺的象征,是已具有抽象意义,普遍代表意义的范畴,也可以说是对这些抽象原则的具体、形象的说明。具体卦象是这样,而作为由六爻组成的卦的整体也是如此。《乾》卦六爻,实在没有必要在龙是指龙星或是他物的考证上花费过多的功夫,《乾》卦六爻就是以龙作为抽象的个体,形象地说明一些事物的演化轨迹。以龙作为代表可,亦其他物为代表亦未尝不可,只要能表达、传递普遍意义就不为过。熊十力用《乾》卦六爻说明心灵的演化可,用它来阐述革命进程亦可。但他认为他的阐述就是孔子《周易》之本意, 我们深以为不可。《周易》本来是抽象、原则之书,是能够含摄万有的套子,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塞进不同的内容,它又象永远抽不断的茧巢,可以一代一代的不停地抽下去。但孔子塞进的内容,抽出的丝线是孔子的;朱熹如是做,或另有作法则是朱熹的;熊十力引伸发挥出来的思想是熊十力的;托孔子、托古人,是没有必要的。

熊十力四十以后,舍佛归《易》,对《易》一生膺皈勿失。因为他认定了“孔子《周易》一经为真理之藏、大道之府也。”(同上,第319页)认定了“中国哲学思想,归于易所云穷理尽性至命。”(《十力语要》、卷三、第19页)认定了《周易》仍具有现代意义。故而,他一生对《周易》考辨、诠释、阐述而不辍。尤其在晚年,犹抱病弱之躯,完成《乾坤衍》、《明心篇》等易学著作,令人感佩。尽管他的著作、他的易学观点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无损于他对易学发展的贡献。当我们回眸当代易学史,注意到李镜池、高亨、冯友兰、郭沫若等人的时候,不妨也看一眼熊十力。当然,熊算不上出色的考辨家,但他却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视大易为活泼的生命之流,把自己的思想同大易的生命之流融为一体,以为往圣继绝学,这是他不同于常人处。我们认为,熊对易学的研究,在今天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原载《周易研究》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