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中国语境
大月亮
“曾经让我流泪的爱情/再回首时/也不过恍如一梦”，这是几年前在一本生活类杂志上读到的诗句，记忆中好象是台湾通俗诗人席慕容写的。当我第一次吟颂它时，感动得都快流下热泪。那时也许是刚刚还沉浸在弥留中的青春激情的旋涡吧，倏忽有一种面对浩瀚缈远、茫茫无穷的神秘莫测的宇宙，自己却孤苦无依、无所适从的悲壮感。待我后来常常想到这些诗句，又油然而生人类经历的诸多其他精神历史现象的问题。

我们随着激进的现代社会革命的进程，体验过了丰富多彩、喜忧参半的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悲喜剧。有多少中国人，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参与了这场热闹非常、规模宏大的戏剧场景主角抑或客串的演出。花样繁多的各色“主义”的丛生、携带血与火的慷慨激昂的战斗的热情以及为之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构成了浩荡的中国现代史的巨大的盛筵。但到头来，如同回望逝去的缠绵悱恻的生死爱情一般“恍如一梦”。我们依然是空手而归，依然是两袖清风，依然站立在百年前交叉着的十字路口，茫然地期待着美好未来的重新眷顾。沉积已久的国民的劣根性没有消除，尔虞我诈、狗咬狗式的窝里斗的状况没有好转，甚至在当下语境，前所未有的实利主义浪潮的驱动下，原本就卑微的人性的沦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彻底。

信仰的普遍丧失，淤结成我们这个金钱至上的繁华盛世最醒目的病症。而在没有宗教信仰传统，却有一整套缜密的人生生存谋略的中国，更是发展到令人触目惊心的极至。对于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实用理性精神，我们可以借助于学者们这样的箴言予以概括：“每一个中国人都戴上一顶儒家的帽子，穿上道家的袍子，以及佛家的草鞋。”（《人的宗教》海南出版社第202页）儒家的祖师爷孔子老早就说过：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对超越性生命意义追问的漠视与规避，加之对一己创造性能力的抹杀与怀疑，从而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整个华夏文化的走势，引向对史前文明顶礼膜拜的复古主义的泥淖。不仅他自己作为后来一统天下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只能以简略的语录教化式的文字“流芳后世”；并且，一代接一代地薪火相传，在残酷的宗法制农业社会的栅栏里，孕育着数不清的注疏解经的迂腐书生，为历代非人道的威权者慷慨地传道授业解惑。

中国人的属人的品性，在世代延留的传统伦理教条的熏染和磨砺下，逐渐放弃了最有价值内涵的尊严、人格、荣誉以及言行的独立性。只能在“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语）的士大夫故作深沉的闲情雅致中，表达对施政者甚或暴君的誓死不渝的力谏效忠之情。奴性人格如同今天的铜臭无条件地侵蚀社会肌体一样，全方位地渗入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脆弱、贫贱的毛细血孔。怎样才能在病入膏肓的精神肌体里植入有益的药素，使得人们摆脱掉传统文化泥流的陈腐的渣滓，重做具有现代意义的具有完整人格的“新人”，已经跃为九十年代以降中国思想界的热门话题。很多人发出在本土文化之外，寻找新精神资源的响彻云霄的呼喊。因之，基督神学被广泛地以译介的方式引入，不少知识分子还公开认领基督徒这一新鲜、亮丽的幡号。

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之一，确实给西方的自由、民主、法制政体带来强有力的动力；并且，已经成为其繁荣的物质文明牢靠稳固的地基。我本人也读过几本这方面权威性的著作，感觉有些东西，确实可以兼收、吸纳。尤其是对于改造国人长期的无神生存状态，输入虔诚、敬畏的种子，益处多多。但是，任何一种舶来的思想话语，都有其“使用”的有限性，假如我们的学人不是以一种姿态、一种理论面目矫情出现的话，就不能回避考虑哪些内容实际上没有输入的价值，哪些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当下的中国初级商业社会，具有改造国人病变的灵魂，重建善良人性、恢复正常伦理尺度的功能。

当我读完乔纳德·爱德华兹（1703-1758）的《信仰的深情》（中国致公出版社）一书，受益良多，从中也获得不少的启迪。这位被看成是基督信仰领域的思想巨匠的伟大学者，在他所处的时代受到过诸多的误解。这倒并不奇怪。因为任何一个精神异化残破的时代，持尖锐批判立场的思想者们，总是背离甚至超越了普通大众，对陈规陋习的抱守残缺的心理底线，故而在此在的庸常世俗环境中，常常显得孤独、寂寥和落寞，哪怕他娓娓言说的是人所共知的常识性的真话。他对当时罩着虚假的基督徒面纱的信众，其实内在心灵没有真正地皈依上帝、没有踏实的精神修习的状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指摘和责难。盗用上帝的名字，却不培育对上帝深挚的感情，在他看来，根本不能算是基督徒；相反，只是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世俗生活哲学。

于是，在其撰写的著作里，他特别强调“真正的宗教主要是由圣洁的感情组成”（第6页）。感情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极其重要的心理标志，是一切内在与外在活动的主要动力。但是，人类原生态的情感本身并不都是圣洁的，它既是善良之人的活动动力，又是贪婪之人的活动动力；所以，如何驱逐掉贪婪之人追求肉体一时的欢娱和短暂的享乐，就是虔信的圣徒必须做的修习。只有冰冷的宗教教条，而没有圣洁的情感的运行，会无法把握住信仰的精髓。得像上帝教导的那样，“要心里有火热”。不只这些，爱德华兹还从人的心理各要素之间复杂关系的角度，考察了感情的多重维度。“火热”下生成的亢奋的激情，往往具有非理性的性征，也容易生成今人厌弃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狂热。真正的宗教感情来自于“强烈的爱好和意志”（10页），意志的适时规范使之具有宁静、温和却又神圣的色彩，产生的是无尚的“虔敬的力量”。

《圣经》中对感情的肯定存在于多处，无论是希望、爱、感激，还是恐惧、悲恸、同情。但感情的获得并不意味着就已攫取“主”的恩典。基督徒还应当有像小孩子一样的禀性，不仅具备心灵的纯粹、真实，而且对上帝的慈爱、恩典，充满虔敬和畏惧。假如一个人没有对圣洁的恐惧，就会始终沉浸在一种虚浮自信的情绪中；于是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总是涌现出许许多多盲从无知、自以为是的狂妄之徒。他们缺乏一种对心中完美的“主”的敬畏，却把自己摆在自设的真理的审判台上，替代上帝鸟瞰万物，藐视众生。而事实上，没有真挚的谦卑，就没有实在的宗教；“谦卑是真宗教最本质的东西”（159页）。活着的人（尤其是信徒）在内心世界中，必须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时时反省自己与生俱来的深重的罪孽，不忘乎所以、自高自大地，把自己看成是拯救别人的人，而只看成是有待上帝拯救的“灵魂痛悔的人”。于是在自由的自我否定中，靠近宽爱仁慈的上帝，博得他的眷顾和恩典，洗刷自身委琐的伪善和耻辱。

对上帝的追随和谦卑，使人在个我的心灵深处得到平和和爱意，这种圣洁的感情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也不是信誓旦旦的宣谕和血气之勇，而是更深层的心理感应和信仰体验，让属灵的、新生的、神圣灵于苍白、匮乏及干涸的心田中，安居乐业，进而开启朦胧封闭的悟性。每一个真基督徒都以这种情怀和胸襟，“勤勉、热切地为上帝服务”（210页），上帝体现、代表了公义和真理，人类就在这一服务过程中，清理种种邪恶、痛苦，以及曾经拥有的世俗实利主义的卑污的欲望。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否能在不屈不挠中，诚心地接受上帝的救赎，还要看他具有多大的毅力和恒心，在人的生活实践里去践行。“圣洁实践”，是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虔敬诚信度，作出评判的最基本的证据。尽管他需要每个人有意识培育一己的修为，但未来的末日审判，将是以此为基准点的正义的有力昭示。

在爱德华兹那里，对信徒们在上帝之光的照耀、沐浴下，以身践行的绝对指令和要求，令人感触至深。这种典型的清教徒式的宗教教义，无论对于哪个民族、哪种类型的人及人格塑造，都是极好的、有参考价值的一面镜子。我们再引申一下联系现实语境来说，任何纯净、圣洁的信仰，如果只是出于个人真诚意愿的选择和践行，而不是诉诸于大规模的蜂拥而上的群众性运动，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都值得我们投以宽容、尊崇甚至艳羡的目光。以爱德华兹书中的话语臆度，个人的真确性，是完全取决于主体能动的现实行为的，“圣洁实践是拯救信仰的恰当证明”（231页），为了信仰惟有通过自我否决的形式，树立起“为基督、为兄弟姐妹赴汤蹈火”（220页）的担当苦难的意识。这使我想起克尔凯郭尔曾借路德说的一句话：“如果有信仰，就不需要任何宣告；如果没有信仰，任何宣告也无济于事”（《为自我省视》），“宣告”的迥异的态势，最多只能证明你是好坏演员而已。

老大中国独特的文化历史语境，因宗教信仰土壤的匮乏和干枯，使得人们对自我人性的培育构成极大的盲点。传统的主流精神文化中，也讲究“修辞立其诚”，也鼓吹“养吾浩然之气”，以便从主体——人的心性深处，改造人性及至人格中隐藏的劣根性。但是，由于没有一种超越人类自身生存的现象界的天平，便只能从人类族群内部寻找果敢英明的救世主。因之，大众很容易把一切希冀、理想和愿望，寄托在一个或几个想象中的圣人至人身上，作为构成大众的个人却不知不觉地滑向无我的奴性人格。西方人在大自然的雄奇伟力面前，也时常感到自身的无力和渺小，但因背靠的宗教巨大的依凭力量，救世主一般不会固定约化为某一个人，而是超越尘俗的、神秘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人只是以英雄偶像、多愁善感的凡人面目出现。这样，在经历过各种各样的革命风暴之后，依然顽强地保持着个人主义的独立自主的品格，并已形成坚不可摧的良好的传统。

语境的差异，不仅影响了文化历史的单薄或丰富，而且制造了中西方属人品性存在着莫大的间距和隔膜。落后民族的自卑情结，加之一夜之间强国富民的焦躁情绪，相互交织纠缠在一起。赶潮流式的把每一样“主义”都宣传个遍，已是不争的事实。就如同现今学人对基督信仰的崇奉，也跟风似的在中国大地上席卷、弥漫。在我看来，若仅仅将其当成部分知识分子个体的精神“自救”，或者试图从中汲取人格塑造的营养，基督文化里确实有不少可资借鉴的元素，但若回避受众特殊的接受情境，过份的夸大其救赎的作用，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夫子梦呓罢了。当然，任何一条思想政治路径的探索和开辟，都有先在固有的价值功能，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无疑都翘首期待着，曾令许多人绝望过的民族素质的渐次提高。最后，我愿意用食指的几句诗表达我的期待：“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2002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