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新公民教育：续接70年前的历史

“你参加过投票吗？”

　　“你参与过表决吗？”

　　“你参加过讨论吗？”

　　“你参加过游戏和体育活动吗？”

　　“在过去的这个学期，以上这些活动你大约参与过多少次？”

　　“你认为经常参与这些活动，与从来不参与这些活动，会有区别么？”

　　“如果有学生被禁止参与这些活动，你认为合适么？”

　　2005年7月12日下午，江苏扬州中学的历史教员王雄，走上了成都市盐都外国语学校的讲台，将上面的7个问号，一一延展开来。随后，他问学生们：“你知道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吗？”

　　没有学生举手。瞪大的双眼，茫然的眼神，显示出他们的新奇。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这样的课。

　　事实上，这样的课王也从来没有教过。王是华东中学教育界的明星，历史高级教师，近20年的执教生涯中，他已教过不止百次的公开课。“谁来维护我们的权利？”看看公开课的题目，便知道这一回的公开课迥异于往昔。

　　岂止王没有教过。据教育专家称，自从1930年代中后期日本在中国实行殖民教育，国民党在中国实行党化教育之后，这样的公民教育课就再也没有进入过中国大陆的中小学课堂。

　　70年来头一回

　　“我的公开课，仅仅是一堂新公民教育研究课。”王雄说，把他从扬州拉到四川的，是第四届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的组织者。此次研讨会的主办者，就是他上公开课的成都市盐都外国语学校。

　　新教育实验是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博士生导师朱永新主持的一场民间实验，意在修补“人的教育”的缺失，让人不要成为爱因斯坦所谴责的只有知识没有人文精神的“技术狗”。该实验是以六大行动为依托的行动型项目：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熟练应用双语；建设数码社区；创建特色学校。200余所学校加盟其中的新教育实验，现已波及中国大半壁河山。新教育实验已然是为失学儿童找回书包的希望工程的升级产品，从而被本刊誉为“新希望工程” 。

　　“王老师的公开课只是一次预演。新公民教育真正走进课堂，要等到今年秋天。”新教育实验研讨会的一名核心成员说：“眼下，70年来的第一部新公民教育读本尚未全部杀青。秋天到来后的新学期，只有小学版才能进入课堂。”

　　本刊记者在王雄手中，看到了即将付梓的小学版本新公民读本的最后校样。浏览目录，新公民教育的内涵和外延隐约可见。

　　“很多人认为公民教育就是政治问题，也有人说是法律问题。我觉得无论哪一种理解都很片面。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是一群教育工作者，关心的是新教育。”新公民读本的一名编写者建议本刊记者研读“新公民读本小学版的目录”，他说： “从中你可以发现，我们实际上是从道德出发，沿着公德与私德两条路线，然后逐渐涉及法律、政治、伦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从资源上来说，我们不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也兼容西方现代文明。”

　　该编写者对本刊记者提到供小学四年级学生使用的B卷第一课：我是小公民。

　　翻看校样，寥寥数语，少儿语言，图文并茂。课文的开头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接着话锋一转：“但是有人却不这么认为。”

　　接着，课文中罗列了图配文的四种情形，告诉孩子们下面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

　　“我的力气比你大，你应该听我的。”

　　“我是城市人，你是农村人，你应该听我的。”

　　“我是当官的，听我的。”

　　“我有钱，听我的。”

　　“我们准备在9月新学期开学时试用小学版新公民读本。”江苏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说：“我觉得这样的教材很有用。”

　　一名和卢一起出席第四届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的人士说，他小时候就毫无理由地相信镇上的学生和他这个农村的学生是不平等的，比他高一等。从小就隐藏在心灵深处的不平等，是一个人成长中的致命障碍。他提到今年2月清华大学一名行政管理学博士生的悲剧。据报道，该博士生出生于一个宗族氛围浓郁的贫困山村，回老家过年时他遇到邻里纠纷，非但没有阻止，反而介入群殴，邻家女称他手持木棍砸死了邻居家的男主人。媒体在采访时获悉，曾是清华大学优秀团干部的该博士生的理想，就是毕业后当官扬眉吐气。

　　卢以为，新公民教育是体现平等、重视法治、倡导宽容、讲究妥协的教育。新公民读本有益于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在他看来，公民意识首先是权利意识、法治意识与民主意识，而不是学习意识。

　　朱永新认为新公民读本将和营造书香校园中的重读经典相得益彰。“我们渴望从中国古代经典所蕴含的道德资源中寻找到塑造心灵的内容，塑造一个合乎中华传统美德的大写的人。但是仅仅这些是不够的。”朱说，“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不必是个血脉里流淌着‘六经’的大写的人，但必须是一个有着现代公民素养的世界人，一个骨子里没有臣民意识的人，一个珍爱公平、自由、正义、平等精神的人。”

　　“坚冰”是这样“破”的

　　今年8月，王雄欲在扬州自己的地盘上组织一个新公民教育的师资培训，让愿意采用新公民读本的学校派员学习。当下的王雄，俨然是一位新公民教育的专家，然而3年前，他只是无数优秀中学教师中的一员。

　　依王雄过去的习惯思维，编写教材应当是官方的大事。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新公民实验的组织者，会把他罗织到编写新公民读本的人选中。

　　2003年初秋，王接到朱永新邀他去苏州一叙的电话。王记得那天是周末。他们约定会面的场所是苏州市中心一间装饰考究的书店。与有着副市长头衔的朱相对而坐，作为一个普通青年教员的王，没有一点紧张局促的感觉。

　　朱送给王一本书，是他主持翻译的一本美国大学课本。“朱老师就像我多年的兄长。”王说，“我是学历史的，对新公民教育几乎毫无了解，但是朱老师鼓励我，并且大致向我交代了新公民教育的方向，这就是：在维护宪法的前提下进行研究，一定要根据中国国情进行研究。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感受：兴奋而又担心。”

　　次日，王随朱去了北京。离开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教育沙龙后，他们迅即赶往北京大学出版社。计划中的“新公民读本”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为此张罗了一次讨论会，主持人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自那天始，王才知道“新公民读本”是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的项目。据悉，诞生于苏州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一个自发的民间NGO组织，一个非赢利性公益机构。院长由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杨东平出任，朱永新被聘为顾问。坚持民间性、建设性、开放性、实践性的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意图以民间姿态影响中国教育决策、推动教育实践。他们最为着意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新教育实验。

　　第四届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的会议间隙，杨东平向本刊记者讲述了“新公民读本”的由来。2002年以来，他一直与关心公民教育的教育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们议论“新公民教育”。2003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政治文明”的理念后，正在践行新教育实验的朱永新，建议考虑将公民教育纳入“新教育实验”，将“新公民教育实验”变成“新教育实验”的一个子课题。本来，公民教育是针对全体公民的教育，涵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但是，谨慎的朱不愿意将新公民教育拿到社会上搞，他希望把新公民教育和德育教育联结起来，从小学生做起。 　　原则和理念确定不久，杨邂逅热衷公民教育的北京大学出版社教育中心周雁翎博士，双方一拍即合。

　　议定中的“新公民读本”被定位为校本教材，“中小学公民素养必读书”，并冠以新教育的名头。据称，校本教材就是学校自行选择的教材。依据新课程改革的设计，16%的学时可以由学校自行安排校本课程的教学。作为“新公民读本”的主编，杨东平和法学专家一起，以24个字概述了“新公民读本”的主旨：传播公民知识，培育公民意识，张扬公民权利，呼唤公民责任。

　　“新公民读本”计8册，小学卷4册，供三至六年级学生使用，初中卷3册，供初一至初三年级使用，高中卷1册，供高一高二年级使用。试图全面突破和超越传统教材的朱和杨，在提醒编写人员注意时代感和前瞻性的同时，反复强调世界眼光和历史视野。前者突出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念，后者强调中国传统的优秀道德资源。

　　周雁翎说，出版意在推行新的教育理念的“新公民读本”，让他们感觉市场压力非常大。短期内这套书不会有太大的市场效益，但这种教育是当下教育中最缺乏的，所以应该有很大的市场潜力。他们着眼于长远而不是眼前。周说，他们不试图改变一个省或者一个县的教育面貌，他们希望与有先进的教育理念的学校合作，慢慢地从下往上、从小到大，逐渐推广。

　　杨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范亚峰等人担当“新公民读本”的学术顾问，但是编写教材的事务，却没有交给他们。虽然中国最早的白话文教材是胡适等名家编撰的，杨等人还是别出心裁地将目光落在一线中小学教师身上。

　　朱永新是“新公民读本”一长串学术顾问中的最后一个，物色编写者的任务给了他。作为教育家，他尤其擅长中小学教育研究。他是“教育在线”的创办人，长期浸泡在教育在线上跟中小学名师打交道，他比学术顾问团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清楚，什么样的中小学教师更能担当此任。朱的眼光扫描到“教育在线”的“文科论坛”上。准能、徐三公子、鲍城中、疯癫与文明——40余位以“马甲”或实名游荡在网络上的中小学名师，相继参与编写者的梯队。这些人中最早进入朱永新视野的，就是文科论坛的版主王雄。王雄在论坛上倡导的“新历史教育”的思维方式，曾打动过朱永新的心。因此朱永新毫不犹豫地拨通了王雄留在网上的手机号码。

　　王果然没有辜负朱的期待，遂向论坛上不间断地鼓动宣传新公民教育的朱正标发出邀请。从事高三毕业班教学的朱正标答应了王的安排，一年多来，艰辛地笔耕着自己分到的那块“田”。

　　杨东平说，年底以内，8册新公民读本将悉数出笼。

　　有专家评论，国内第一套新公民读本的问世，非但有利于中国奠定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也是21世纪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石。新公民教育的出台，必将丰富新教育实验的内涵，扩大新教育实验的影响力。

　　新公民教育，“新”在哪里 　　什么是“新公民教育”？新公民教育究竟“新”在哪里？

　　作为新公民读本编写组的核心成员，王雄不时遭受这样的质疑。

　　公民教育虽然在当下中国，还不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但“公民教育”就像“公民”和“教育”一样，早已不是什么新名词。

　　据教育专家考证，中国公民教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1900年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中开始实践以学制改革为要旨的新教育体制，蔡元培将之发展为国民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公民教育。1910年代，新文化运动促使民主与科学成为公民教育的核心。1930年代，初中生大都用整整3年时间学过商务印书馆编写的公民课教材。“虽然分量不大，但是相当扼要而明确地教给了我们什么是国家的权力与责任，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什么叫公民，他与中国人历来说的老百姓有什么区别。”

　　而后，日本人用奴化教育，国民党用党义教育替代了公民教育。公民教育就此中断。据称，1950年代曾有人倡言学校设立公民课，或者宪法课，但很快就被打成右派分子。

　　今天所谓的“新公民教育”与“公民教育”有什么不同？自去年年底，在新教育实验的专有网站“教育在线”上，新教育实验的追随者们便开始激辩“何为新公民教育”。纷纭众说，弥漫论坛，迄今不散。

　　起初的问题是，何为“新”？朱永新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李镇西，是次研讨会的主办方盐都外国语学校的副校长，曾援引朱的理念作过简单化的解释：“所谓新，就是归真返朴。新教育有一个特点，他不是凭空而降。朱老师讲过，当一些理念被人遗忘的时候，他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从模糊走向清晰的时候，他就是新的，当一些理念从旧的背景走向新的背景的时候，他就是新的。”

　　接下来的辩题是，何为“新公民”？

　　教材的编写者王雄虽然觉得“这个新不好讲”，但还是费力地从历史的变迁中寻求解释：古代中国，没有公民，只有臣民；建国以后，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适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才，人才需要服从单位、国家的需要，不允许有独立性，否则就是不顾全大局，公民只是名义上的公民；今天，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开始重新调整，国家要依法治国，就要排除人治，限定政府的权力，确定公民的宪法权利。21世纪的中国，需要具备法治民主意识的新公民。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石。可见，新公民是新时代的产物，是以权利的划定与确认为核心的。

　　比较而言，教育学博士出身的李镇西的解释显得要言不烦：我们所谓的“新公民”，实际上是相对于“假”公民而言的“真”公民。新公民教材的另一位编写者朱正标认同李的这一说法：“因为单就‘公民’而言，没有 ‘新’与‘旧’之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实际上是近代以来提出的一个与‘臣民’相对的概念。”

　　嗣后的一个议题是，何为“新公民教育”？

　　其实，明白了什么是“新”，什么是“新公民”，自然就懂得什么是“新公民教育”。因为是对被遗忘的中断半个多世纪的“公民教育”的历史的续接，我们把今天的公民教育称作新公民教育。由于时代和情境的不同，我们就给它披上了一件 “新”的外衣。本质上，“新公民教育”就是往日“公民教育”的回归。新公民教育的核心，就是“新公民读本”的主旨：传播公民知识，培育公民意识，张扬公民权利，呼唤公民责任。

　　作为教育在线的总版主，李镇西将“新公民教育”和“新德育”连接在一起。他认为，新德育是相对于旧德育而言的，旧德育是臣民教育、听话教育。新德育则是公民教育，平等教育，着重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

　　作为新公民读本的学术顾问，范亚峰认为公民教育乃是宪政中华的根基，公民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主体的自立意识与契约精神，其不仅需要建立公民的权利意识，也需要培养公民的美德。

　　建设性第一

　　第四届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上，新公民教育是一个不同于往届年会的新议题。朱永新阐述了他的新公民教育理念，他的博士生李镇西讲述了他对新德育中的公民教育的新思考。杨东平则以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的身份，与会作首次专题报告。

　　所有的细节都彰显出朱永新等人对新公民教育的审慎。依原先的计划，新公民教育实验先在加盟新教育实验的200 余所学校中展开。新公民读本也将率先在新教育实验的学校中试用。虽然是在自己可掌控的范围内做实验，朱永新也丝毫不敢大意。他希望教授新公民读本的新教育实验学校的老师们，能够把他们建设性的理念准确地融入到具体而微的教学中。

　　“编写教材的日子，那种感觉，如冬日饮水，冷暖自知。”王雄每每说到“新公民读本”的编写，总是感慨万千：“ 除了水平上的限制，最大的痛苦是分寸的把握。朱永新老师反复强调过，我们是建设者，不是破坏者。”

　　朱永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建设性是他参与此事的第一原则，虽说不破不立，他更多的考虑还是“立”。尽管“立”意味着吃螃蟹，意味着披荆斩棘的艰难。

　　由于新教育实验是一项民间行动，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是一个非政府组织，新公民教育实验就必然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搞和官方对立的一套，事实上，双方虽然运作方式和路径各异，但殊途同归。“你想，如果没有官方教育机构力行的新课程改革，我们哪里寻找新公民读本进课堂的时间和空间？”朱说。 　　做事谨慎的朱，坚认新公民教育是教育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朱对本刊记者说：“作为一个政府官员，我必须讲政治。但在新教育实验中，我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育家，我反对将教育问题作泛政治化的表述和理解。我们没有什么旗号，也不赞成举什么旗帜。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新教育，新公民。”

　　朱说，新公民教育绝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大趋势下的顺势而为。中共十六大对“政治文明”的呼喊，激发了以教育界为主的各界人士对新公民教育的热情。福建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德育研究人员，相继考察研究了法国、英国等欧美国家的公民教育。教育界、法学界人士对公民教育的瞩目，催生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一些民办教育机构也参与其中。内蒙古一个叫关澜的中学历史老师，还编写了一本《公民常识》，流行在网络上。 　　“新教育实验是一个讲究行动的实验。我们不想纸上谈兵。我们研究的目的，为的是行动。”朱说，“但所有的行动都有一个‘天时’的问题。尽管新公民读本的研究搞了两年，但什么时候进入课堂，我一直在等待时机。之所以选择在今年9 月让小学版的新公民读本进课堂，是因为小范围尝试的时机成熟了。”

　　去年下半年，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在全省民众中开展“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现代公民教育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听取汇报后，提议有关部门汇编现代公民教育读本。

　　今年3月，《香港商报》刊载了一篇主张公民教育的雄文。文章说，要确保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优势，不但要培养更多各方面之技术专才，更重要的是要提升整体国民质素，培育一批关心国家、社稷、生态环境以及国际事务之优秀公民。安守本分，有能力照顾自己，不连累社会及他人——在今日社会，只能算是最起码的要求。全球化思潮下的理想公民，还需要积极扮演一己“社会公民”、“国家公民”、“世界公民”以及“生态公民”的角色。

　　今年5月18日，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高调举行了“爱国、守法、诚信、知礼”现代公民教育读本——《中华道德名言精粹》首发式。

　　3天之后，袁贵仁以教育部副部长的官方身份亲临郑州大学，出席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揭牌仪式。袁在公开讲演中说：“教育部研究中心100多个，我出席揭牌仪式到今天为止没超过两个，讲话的到现在为止这是唯一一个。”为什么？袁说：“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们建立现代公民教育体系，要提高公民素质来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如果说我们在新时期要和世界竞争的话，首先的问题是提高公民素质，我们的技术、资源、包括经费都可以从国外引进，唯一不能引进、需要靠我们自己的就是公民素质，因此加强公民素质的研究和教育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重大的现实课题。” 　　6月7日，由香港公民教育委员会、青年事务委员会、民政事务局和香港电台合办的公民教育国际交流研讨会在香港召开。中国大陆教育界人士也应邀出席，新华社向全球发布了这一消息。 　　众多信息汇聚成一个“时机成熟”的判断。

　　朱永新说，他们的新公民教育实验，以及新公民读本，是在新教育实验行走中国3年后慎重推出的。新公民教育是新教育实验的一部分，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他们不情愿媒体介入报道，虽然他们没有理由阻止媒体的报道。新公民读本小学版低调进入课堂，是他们谨慎迈出的第一步。对于他们正在制作的国内第一套从小学贯通到大学的校本教材，对于他们在70年后第一次开设公民课的尝试，他们最希望听到的，是来自教育界的理性批评和建设性建议。

来源:南风窗 来源时间：2005-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