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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与法律：苏格拉底
谢鸿飞
法律思想网
公元前３９９年春，时年七十的苏格拉底被人控告不敬神灵和蛊惑青年。对这种莫须有的指控，苏格拉底没有像很多人一样，逃往国外，还是接受了。在辩护中，苏格拉底大义凛然，刚毅不屈，驳斥了对他的指控，因而激怒了审判官，最后被判处死刑。
当苏氏陷入囹圄时，好友克力同前来营救，但被一生实践德性的苏格拉底断然拒绝了。苏氏拒绝出逃的理由是：公民是国家所生，所养，所教，国家即使对公民有不公正之处，个人也要忍受，不能随便反抗。苏氏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公民与法律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他一生中都没有离开雅典，在七十年的时间内，如果他对雅典有什么不满的话，他可以抛弃雅典的国籍，迁往他国。但苏氏并没有迁往他国，因此，他与雅典的法律之间的契约关系并没有解除。因此，他必须遵守雅典的法律。而且他接受了审判，也承认了审判的结果，这也是他与雅典法律之间订约的证据。因此，他就必须服从这一判决，而不能背约逃跑。
后来，苏格拉底与亲朋纵论哲学后，坦然闲适地饮鸩而死。
在历史上，苏格拉底之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哲学事件。只有耶稣等少数人之死能与之等量齐观。何以会如此呢？后世多从雅典的民主制度与个人伦理实践（言论自由）的角度解释，本文则从公民与法律关系的角度思考。
苏格拉底与安提戈涅
与安提戈涅一样，苏格拉底之死也是人类历史上一大悲剧。黑格尔说，这一事件的悲剧性在于两种公正的冲突，两种伦理原理的冲突。因为雅典法律代表公共宗教与城邦利益，而苏格拉底则代表了个人伦理和自由的实践。冲突的结局是，以言论自由和民主著称的雅典杀死了实践这一自由的伟大哲学家。因此，美国老报人斯通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说，他的死“在民主身上永远留下了一个污点。这乃是雅典的悲剧性罪行”。但正如黑格尔所说，雅典的法律有权对苏格拉底进行反击，结果双方都公正，双方都归于失败。
从结果上看，苏格拉底／雅典的悲剧与安提戈涅／克瑞翁的悲剧一样，都是两种正义的冲突，结局也相似：公正的双方两败俱伤。不同的是，苏格拉底并没有犯除言论自由以外的任何罪行，而安提戈涅的弟弟则犯了叛国罪。在苏格拉底的审判中，并没有出现具体的法律，而在《安提戈涅》中，则出现了两种明显冲突的法律。苏格拉底并没有援引任何超越实证法的高级法律为自己辩护，而是勇敢地接受了判决；安提戈涅则援引神法，勇敢地对抗实证法。从苏格拉底一生践行德性的决心和他拒绝逃跑的理由看，苏格拉底之死未必是一个真正的悲剧，因为他成就了自己，成全了自己一生坚持的德性原则，与此同时，也成全了雅典法律，雅典法律的权威得以维持；而安提戈涅的悲剧性要强一些，在那场战争中，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苏格拉底在审判中始终尊重实在法，并以死来捍卫实在法的尊严，堪称恪守法律的楷模；而安提戈涅则以死来对抗实在法，堪称对抗实在法的英雄。
公民与法律的契约关系
苏格拉底拒绝出逃的一个重大理由是，他与雅典法律之间有一个契约关系。这种关系不是明示的，而是默示的，因为他一直是雅典的公民。法律说（在对话中，苏氏听到的法律的命令）：“凡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行政、立法，依然居留的人，事实上就是和我们订立了合同，愿意服从我们的法令。”苏氏还进一步把公民与法律的关系比喻为父母子女的关系。“我们生你，养你，教你，凡所能给其他公民的利益，我都给你一份”。公民仰赖法律生存，法律赋予了公民生活所必须的权利，并通过制裁违法者，呵护公民个体。
这可以说是解释公民何以要守法的重要理由。因为公民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身份和法律身份，公民这一概念本身就是法律上构建国家——个人关系的结果。这一关系一旦被建立起来，对于公民和国家都是有拘束力的，类似于契约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个人双方都必须遵守。如果公民不同意国家的法律，公民完全可以抛弃国籍，远走他国，从而与法律脱离关系；如果没有与法律脱离关系，则必须服从法律。这种把法律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种契约关系的做法，缓解了公民的自由意志与守法的强制性的矛盾：因为公民与法律的关系是自己缔结的，因此，尊重法律就是尊重自己的理性，也就是尊重自己。
问题是，公民对法律的服从有没有限度呢？
法律的德性与公民的德性
苏氏把法律与公民之间的关系还原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坚持以德报怨：国家即使对公民不公，公民也不能报复。而且国家的地位还高于父母，对父母不能报复，对国家则更不能报复。如果违背了法律，除违背契约，不守信义这一种重罪外，还有两种罪：“不服从生养自己的父母；不服从教养恩人。”这样，违背国家法律不仅仅是在法律上“犯了罪”，而且在伦理上也是犯了罪。表面上，苏氏似乎认为，公民服从法律是无限度的、无条件的，他自己也以身殉法律。如此一来，在遇到恶法时，除了脚底抹油，就别无他法了。在当时的雅典，这种做法还很容易，但在主权林立的现代民族国家里，这种方式基本不太可能。但应当注意的是，苏氏所说的法律，应该理解为良法。首先，苏氏把法律理解为“生”、“养”公民的法律；其次，法律还“广开言路，并不强制执行”。公民完全有渠道表达自己对法律的意见。另外，在对苏氏的审判中，我们不知道审判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整个审判过程中也没有出现对法律的正当性提出任何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之所以处死苏氏，是因为审判官认可了对苏氏控告的事实，而不是因为恶法。从这一点看，苏氏与安提戈涅并不存在那么大的差别。对于恶法，从苏氏一生所作所为看，他肯定会像安提戈涅那样，勇敢地抵制它。
如果法律是有德性的法律，公民与法律之间又存在契约关系，那么，守法就成为公民的德性之一。对法律的忠诚，就是对自己的忠诚，爱法律就是爱自己。因为一个连法律都不遵守的公民，在城邦、国家这类共同体中，就不可能尊重他人，爱护他人，同时也不尊重自己，爱护自己。因为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在德性上是成问题的，是一个不节制和不正义的人。这种“未经省察的生活”绝对是“不值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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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