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
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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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来就不是农业大国，而是小农国家
中国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为农业大国一般都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占有比较大的份额。中国其实是一个小农国家。中国的问题不是农业问题，而是三农问题。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民、农村、农业。
小农国家最主要的问题是农民人口众多，土地所承载的农民人口压力过大，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退化，生存保障功能上升。中国有14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1亩，在这些地方土地已经几乎失去了生产资料功能，而仅仅具备生存保障功能。其中又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在这些省份，土地连生存保障功能都不能满足了，更遑论生产资料功能。在考虑资源的制约时还要考虑到水资源的制约，因为那些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亩的地区，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连基本生存都面临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把这两种基本的资源制约考虑进来，中国农业维持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在哪里呢？
中国的国情是资源紧约束、城乡结构二元对立。在农业生产中，土地不能增，劳动力即使边际收益下降到0以下也得继续投入而不可能被替代，因为没有非农就业的可能，最稀缺的资金要素进不来，因为任何资本投入增加都导致成本上推，我们的主要农产品“地板价格（成本）”已经高于“天花板（国际市场）”。并且，一方面土地的要素投入不仅不可能增加，考虑到人口增加、城镇占地，沙化和荒漠化等因素，土地实际上正在不断地减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投入不可能减少，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其他就业机会。这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亦即效益下降，于是资金必然流出农业，没有人愿意往这个领域投资。于是小农经济便天然地是一种保守的东西，一种非市场的东西。在基本要素的刚性约束下，中国又怎么能利用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市场整合要素，优化资源配置呢？如果无法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又怎么能够提高效益呢？没有效益的提高，怎么去和别国竞争呢？因此我的判断是：不管有没有WTO，中国的农业都已经到了不可维持的地步。
我们实在应该重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问题。
到2000年，按劳动年龄人口算，中国有5亿农村劳动力。我们插过队的人都知道，这一数字至少要再加30％的。因为农民60岁以上、18岁以下也都要干活，国家并不能保障18岁以下都在学校里接受教育，初中没有毕业、小学没有毕业的大有人在，因此他们只能参加农业生产。按有劳动能力人口计算，农村有6亿多劳动力。其中农业生产只需要大约1亿多，所以绝对过剩的劳动力有4－5亿。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人口达到4亿？而中国农村的过剩劳动力就有4－5亿。近年来乡镇企业解决就业的能力大幅度下降，每年向外排斥300万到400万。城市原有7、8千万农民工进城打工，现在是一道道门槛，一道道壁垒，限制农民进城就业。
加入WTO，进口农产品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足国内农业生产下降，但是农村过剩劳动力就业如何解决？外国资本进入能够促进的就业主要集中在以金融和贸易为主的服务业，对低素质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显然不可能起拉动作用。如果中国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上按照WTO原则作出的让步，加剧了农民入不敷出的矛盾，那么被资源短缺推出来的农村劳动力无业可就的问题将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矛盾。
有人试图借鉴韩国在经济起飞时候大量工人到中东等地打工的经验走国家组织劳务出口之路，但试问，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这样仅农村就有4－5亿的庞大的过剩劳动力队伍呢？因此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通过劳务出口可以解决的概念。
在21世纪的中国，就业应该是第一国策。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无论生产什么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产品出口总能很快把世界市场铺满。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搞出口导向的发展，与发展中人口小国情况不同。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甚至包括韩国，当它们从事某种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时，随着生产和出口提高了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劳动力价格立刻迅速抬升。然而在中国劳动力绝对过剩，区域差别大的条件下，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价格上升之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立即源源不断地涌入，仍然能够使沿海企业的月工资水平维持在200、300元左右，低水平制造业靠血汗工资制保证最低成本来维持竞争力。沿海的制造业为什么不愿意到西部去？因为在东部沿海地区他们不仅能够就近联系国际市场节约信息和运输成本，而且根本不用考虑劳动力供给半径。东部的企业主不需要对3000公里、4000公里以外流到他这里的劳动力的任何流动成本负责。你去挤闷罐车也好，还是由于超载引起的沉船翻车事故也好，这些成本不归沿海的制造业负担，也不归远远地在坐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的出口商负担。这也是沿海企业非法使用童工问题的解释。
20年来农业结构调整为什么处处陷于被动
在我看来，20多年来中国农业经历了三次结构调整。回顾历次经济对策，基本上属于被动的“打补丁”。如果“今天的我们仍然重复过去的故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979－1982年粮食价格调整，提价刺激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同时又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一个价格的作用，一个制度的作用，把粮食产量推上了两个台阶，从原来的6000亿斤左右提高到8400亿斤。与此同时，人口的增长却没有赶上粮食产量增长。多出来的粮食一下子没有那么多人消费，于是出现存储爆满，粮食压价，导致农民1985年调整7000万亩粮田，粮食产量掉下来500多亿斤。这次调整的确是市场的作用，是农民的自发调整，上了棉花、蔬菜等经济作物。农业的商品化水平提高为乡镇企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农民的非农就业和收入提高又使农村消费第一次达到60%以上，并且大幅度拉动对城市工业品的需求，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黄金增长”。但是同期出现的是流通体制改革滞后引起各种非粮食农产品的大战，如蒜台大战、蚕茧大战、柑橘大战等。垄断经营部门一向是“多了砍，少了赶”。这是当时各个政府垄断部门操纵农产品市场的结果。80年代中后期有大量这样的报导，回顾一下，历历在目。
1988年出现物价指数上涨18.6%，导致宏观紧缩，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这使得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下降，同时，城市就业减少、收入下降。这些因素导致从1989年起，连续三年的农业主产品卖难。比如粮、棉、油、肉、蛋、奶、烟、麻、茶、糖等十几种农产品相对于的收入的需求弹性下降到低于1。这意味着随收入上涨，需求并不会同步增加。需求弹性下降反映农产品卖不动绝对不是农业结构调整能够解决的问题。卖不动则农民收入下降。在这种背景下，1991年底曾提出“两高一优”，但并没有实际作用。
真正的调整是国民经济的调整，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国民经济高涨才解决了卖粮难的问题。邓小平南巡带动了开发区建设。股票、房地产、期货等新领域出现了戏剧性的发展。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大规模的进口，当时外汇储备减少到只剩下180多个亿。
在这种背景下，由于连续三年收入下降而有着极强就业欲望的农民自发掀起打工潮。4600万农民工涌向东南沿海。不妨估计一下这4600万农民工带来的直接粮食需求。假定一个农民工一天消费3、4斤粮食。城市人口平均一人一天消费7两粮食，那么这4600万农民工的粮食需求约相当于2亿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在原有的3亿城市人口的基础上等于陡然增加了60%多的粮食需求，而且这些农民工消费的是低质粮。这直接拉动了1993年开始的粮食抢购。广东和福建抢购江西和湖南的早籼稻。后来出现了政策“打补丁”，实行“省长米袋子”。实际上是各省纷纷封锁本地市场，地方封锁导致中央大进口。接着，受到粮食抢购的刺激，中原地区、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大量生产早籼稻，一哄而上，很快就又积压了。
1995年开始新一轮宏观紧缩。随着3年宏观紧缩1997年到位，基本建设停工，农民工回家。我们在1996-1997年开始研究农民工回流。农民工回流引起城里的低质粮需求下降，于是又出现了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在这一时期，由于有三种因素同时发生作用：一是大规模提价使得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上升105%，二是落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三是宏观治理整顿紧缩到位。前两种因素导致农产品供给增加，后一种因素导致农产品需求减少，两种力量同时作用，结果是这次的农产品过剩比1985年和1990年两次过剩更严重。这是因为，80年代初出现卖粮难的时候国民经济整体仍然处于繁荣阶段，而1990年出现卖粮难的时候只是由于宏观紧缩一方面的因素。
回顾20年来的三次结构调整，应该认识它们的本质差别。1985年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农民在市场经济规律下的自发调整。1991年才提出“两高一优”但效果不大，真正解决农产品卖难的是国民经济整体结构的调整，起因于1992年邓小平南巡。现在是第三次，应该强调的是在国土资源经济的结构调整战略之下，城乡结构和区域结构的调整。
21世纪中国农业的战略调整
当前中国的农业战略调整，应该针对小农经济的问题，针对中国农业已经不可持续的问题，研究怎么样才能有效地扩充农业资源，减少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尽可能在战略调整上注重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人口的移动。
西部5亿亩的耕地如何开发？只能依靠汉族几千年形成的过熟的农业耕作方式。解决西部开发问题，必须是第一上水，第二过人。这样才能调整中国严重的人与资源的不平衡关系。我们用1亿劳动力维持传统农业的生产，1亿劳动力从事乡镇企业。大批的过剩劳动力可以动员到西线的水利工地上，挖3年、5年甚至10年、20年，这样就创造了国内的需求，今年解决四川民工，明年解决湖南民工，后年解决河南民工等等。怎么开展水利工程？我们的思路是国家投资的任何项目都要搞以工代赈。把过剩的轻工业品、过剩的粮食调到水利工地上去。干一天活发给三口人的粮食，允许带家属。不要搞大机械，需要攻坚的地方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可以上机械，但一般的挖沟挖渠的工作完全可以实行人海战术。随水给地，“以工授地”，干一年活给3亩地，干3年活给10亩地，10亩地可以养活一家人，民工也就在这些地方安定下来了。有了水修路，沿路设镇，四川村、安徽村、河南村就都建立起来了。这样既缓解了东部的人口压力，又开发了西部，还实现了城镇化。
“如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单纯做农业本身的所谓战略安排往往适得其反。具体到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首先是要加快城镇化。要把和传统农区经济半径最短的城镇发展起来。要撤乡并镇，发展中心城镇。要在旧体制控制最薄弱的地方合并乡镇，一个县市最多发展3－5个中心镇，尽可能让中心镇吸纳农村过剩人口。减少政府编制，把镇政府办成真正的自治政府。不能按照集权大一统的方式搞所谓“六套班子、七所八站”。我们现在的做法是六套班子同时搞全，还把七所八站升格为七局八局。然后政府规模空前扩张，七局八局下去，虎狼一样向农民要钱，弄得这些镇子纷纷衰落。城镇化不是要扩充政府，不是要投资养政府，政府越养越大，越养越肥，越养越扩张。城镇化必须是以综合改革打头的城镇化战略，也就是说要撤乡并镇，不具备中心城镇地位的一律改为乡公所，取消六套班子，七所八站，镇一级政府搞成自治政府，精简机构，发展经济。国家有限的投资要用于鼓励城镇化改革。如果按照“小政府大市场“的思路改革，就给予资金支持，否则就不给投资。用投资倾斜的办法促进改革。
其次是要促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生产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这些是有利可图的领域，如果不允许农民进入这些领域，那么农业就是彻底地无利可图了。农民发展合作金融，发展合作销售，获利之后才能返还农业。同时，要把原来给政府各个部门的投资集中定向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向农民提供生产资料和各种金融、销售等所谓“服务”的政府部门垄断力量太强，垄断转化为各种名目的收费，所以这些部门的固定投资最后还是转化为农业成本，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上升。近年来，农业服务费用上升了22%，年均增长9%，这正是农民负担过重的一个原因。
此外，要像其他东亚小农社会的经验一样，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我们可以明文规定，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这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东亚小农社会稳定农村经济的最根本经验。比如在中国台湾省的一些合作社，政府投资一般占股达到40－50%，政府投资之后不允许拿走利润，因为政府投资占股的目的是为了引导合作组织的发展方向，防止合作组织蜕化为私有组织。这不像某些人鼓吹的要搞全面的私有化。事实上，中国农村历史上一直就有合作的传统。资源严重短缺条件下的小农经济没有条件搞西方式的私有化。此外，为了维持农村自治，15%的农村土地必须是公共土地，用于农村基层公共品开支。这才能稳定农村，稳定农业。
农村改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
中央在1998年认真总结过改革20年的经验教训。这个总结最后集中在中国农村改革的经验上，对农村改革经验的肯定又集中到承认农村改革是农民的伟大创造。其他改革总结不出来或者说总结不出更成功的经验，就是因为其他改革不是广大群众的创造。
任何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都可能会对经济领域起反作用，但基本规律是不可逆的。假如你是独立的财产主体，你有保护财产权利的要求，你才会关注什么人代表你，什么人能保护你。由于“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民主是财产关系清晰的经济主体分享权利的制度安排，因此产权清晰条件下的农村直接选举才能够导致政治民主制度，而且会让这种制度服务于对财产主体及其经济利益的保护和调节。假如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明确的财产权利，没有独立支配自己的产品并和别人平等地交换的权利，假如电力、化肥、农药、金融、科技服务等都不在农民手里，我们又怎么能指望一个村民选举就能够调动村民积极性，让农民拥护我们的各项政策呢？农村基层选举中还要注意到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谁出这笔钱？相当多的地方为了走这种过程，增加了一大笔开支。在不少地方，有的竞选者花了很多钱参加竞选，按照所谓“经济人理性”假设，他总是期望有回报的，这些回报哪里来？最后很可能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而且在没有明晰的财产权利的条件下，人们可能会为了获得财产权利参加选举，那么得到的就不是普遍而平等的财产权利，可能会孳生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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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西南开发与南下战略
－－温铁军
中国的西南开发与南下战略
温铁军
我为什么要重发此文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走出去的时候了。如果“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如果我们得以在接受“全球化”不可逆这个趋势的时候不是简单地跟从，而是树立中国21世纪经济发展的“全球意识”，就能够在发展战略上形成新的思路和概念。
当西部开发终于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国家战略的时候，人们多数是把西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对此，我提出的异议是：中国西部开发应该把西北与西南相区别，西北应该与中亚石油经济区域开发共同协调整合；西南则应该与中南亚和南亚经济开发相结合。
大西南在经济地理条件上看，其开发战略本来就应该与中南亚和南亚的资源整合经济开发相协调。中国西南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和劳动力都严重过剩，国家应该以出口信贷相配合，主动提出建设大西南与南下中南亚的和南亚的通道问题，提出开辟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出海口的任务；进一步启动“亚非大陆桥”建设，以此重新协调全球化趋势下的 “南南合作”。
这种亚区域发展机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把中国西南从“梯度理论”和“西部开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有鉴于此，我重新整理了1993年与澳大利亚合作承担福特基金会课题时提交的一份报告。当年的课题名称是“澜沧江流域社会经济变迁”，与这个报告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因此上送后并没有反馈，客观上也不应该要求一般微观领域的研究机构对这样关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亚区域”发展问题有反映。现在重新发表，只是提出思路，希望引起讨论。（温铁军2000/7/9 于北京）
中国大西南与湄公河走廊的“亚区域”综合开发
“澜沧江社会经济变迁”课题组
温铁军（1993）
一、
摘要：
1、“金三角”，这个惯常刺激起人们对亚热带雨林，黑社会贩毒、国民党残军等一系列小说情节和电影画面印象的特殊地理词汇，如今在中国西南边疆大面积对外开放和印支半岛的一片和平绿色中，已经被中、老、泰、缅4国的官民人等改称为代表经济协作、共同发展“金四角”。昔日金三角已经变成了旅游区。当外国游客怀着探秘寻幽的好奇，千里迢迢进入泰缅边境的深山中，他们除了偶而能听到已经“归化”为泰国公民的前“国军”遗老遗少讲述如何在半个世纪前被毛先生“赶”出来的故事而外，实在无法产生那种预期的神秘，只得怅然而去。不过，穿梭于金四角的学者、商人、政客们却来不及发思古之幽情，形势变化之快确已令人产生不同角度的紧迫感。
2、近一时期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澜沧江－湄公河走廊”、“中老缅泰金四角亚区域经济开发”等中南亚热点问题；而且其敏感程度正随着有关国际组织和各国的投资开发热度升高而日甚一日。自从八十年代我国在政治、军事上逐步退出对印支地区的介入后，曾经对中南亚进行殖民控制或侵略战争的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势力正在卷土而来，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等强国和台湾、新加坡、南韩等亚洲新秀也纷纷介入，连越南、泰国这类欠发达国家也在为争霸“亚区域”舵主地位而明争暗斗……面对这种紧迫局面，我国本可以中老泰缅“金四角”开发为跳板，以合作开发的经济手段打通“丝绸南路”的海上通道，但当前却由于体制的上问题且退且守。
3、中国西南“三江春水向南流”：怒江－萨尔温江流经中、缅，注入印度洋；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老、缅、泰、柬、越，注入南海；元江－红河流经中、越，注入北部湾。中国阶梯形地理走向中，惟独横断山脉在青藏高原剧烈隆起的边缘，切割云贵高原，形成这三条弥足珍贵的南向国际水道，为中国西南地区开通出比“向东发展”缩短3000-5000公里运距的“丝绸南路”奠定了基础，也给大西南开发提出了重新计算对外开放的市场半径的新问题。
4、中国“八七攻坚计划”要在20世纪基本脱贫的8000万贫困人口，有60%即大约5000万分布在大西南的云、贵、川三省。中国西部地区由于在经济地理环境上劣于东部而长期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90年代以来，随着越、柬等印支半岛国家战乱的逐渐平息，国际社会正日益把有经验的发展眼光投向这里；中国南疆与湄公河走廊诸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块“和平红利”生长区；这个地区的“亚区域开发”已经提上日程。
５、可考虑的方案如下：
一是把新增用于贫困地区的贷款割切出一块，定向用于“南下开发计划”，同时吸引世行、亚行投资的配套资金，以此组织大西南过剩工业和劳力，结合承包湄公河走廊、水电、航运、交通工程统一输出；进一步开凿从澜沧江-湄公河连通萨尔温江和伊烙瓦底江的“中南半岛运河”，建立中国南下印度洋的出海口，借以发育湄公河沿岸6国和南亚各国的经济协作关系………
二是重新启动二次大战时期著名的“史迪威公路”修建工程，进一步提出中印缅铁路计划和“亚非大陆桥”计划，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拉动的工业需求，连接中国南部以“粤港”为中心的经济高增长区、西南以“成渝”为中心的重工业区、南亚人口稠密的低层次消费品市场区和中东北非产油国高层次消费品市场区，推动“泛亚”经济协作开发。
6、问题主要在于中央一级的宏观协调。
二、澜沧江－湄公河走廊开发的有关背景
1、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其开发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流域国或地区之间在利益获取、投资分摊和环境灾害治理诸多目标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过去，由于越、柬的战乱，老、缅的经济落后，以及中国长期的闭关锁国，湄公河开发所吸引的国际资源大多集中投在泰国，使其成为主要获利者，并且长期以来泰国实际控制着湄公河临时委员会。中国近年来对国际社会宣称把澜沧江做为重点开发区，拟在澜沧江上兴建多个梯级水电工程、直修到流出中国的界碑为止，这也已经引起了沿湄各国乃至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显然，在上下游各流域国之间最能引起争端的可能还是水资源的分配和上游水电、工矿开发对下游的环境影响问题。
2、考虑到我国进入九十年代后，已完全改变了过去30年来对东南亚地区的传统政治、军事和外交战略，这一带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一块“和平红利”生长区；因此，如何通过国家统一地参与协调开发“湄公河走廊：”，为中国南下战略重新打通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出海口迈出第一步。则亦然成为本报告的意义之所在。
3、湄公河为世界第十二大河，印支半岛第一大河，素有“东方多瑙河”之称，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和市场潜力巨大，沿岸各国经济在历史上长期具有极好的互补性。澜沧江－湄公河综合开发与整个大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应做为一个“亚区域开发”问题，予以系统考虑。
三、
中国西南与中南亚开展经济合作的机会
1、进入九十年代，东南亚地区已全部实现对外开放，各国都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拥有商品交换能力大于2020亿美元的东南亚市场（其中仅下湄公河流域五个成员国当前商品吐纳能力就超过300亿美元），可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南下战略”第一战役的目标区。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交、与印尼复交后，已和绝大多数东南亚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柬埔寨问题的基本解决；中越关系也正在恢复正常。此外，长期困扰泰、缅的国内左派武装游击割据已经平定。湄公河沿岸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经济因此获得了难得的增长机会。
2、由于中国的政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加之云南省已通过澜－湄河道载货试航至万象，影响深远，在湄公同走廊各国中正在兴起“中国热”。海湾战争后，美、俄及西欧国家放松了在该地区的参与。云南省与越、老、缅的边贸近几年一直兴旺发达，湄河秘书处和泰国也很希望我方参与下湄公河的开发，想借助于我方雄厚的设备、技术、劳动和资金实力促使一些大型工程早日上马。
上述这些有利条件是我国介入的极好机会，我们应该从中国的“南下战略”和西南地区的开发战略的需要出发，把参与湄公河流域的国际合作开发，作为我国在柬埔寨问题解决后继续发展和同泰、越、老、柬、缅五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并以此作为建立东南亚经济圈的基础。
四、亚区域开发的战略设想
1、我国与东南亚地区许多大江大河与山脉同源，有着地理上的亲缘关系，“东南亚陆桥”实际上是泛指南亚和西南地区的自然通道，最早以始于公元122年以前的“西南丝绸之路”为代表。西南地区的边贸物资若经澜沧江出口东南亚，比经华南转运要缩短运距3000多公里，改经“滇缅公路（昆明至仰光）”出口中东或欧洲。运距要缩短约5000公里。
这种亚区域发展机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把中国西南从“梯度理论”和“西部开发”的束傅中解脱出来。
2、目前的设想是：初期以澜沧江水电资源、国际航运和边界地区贸易的开发，带动西南各省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的开发，促进边疆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外向型发展。中期以云南与东南亚的边贸和友好交往为基础，以重庆、四川、贵州和西藏为依托，通过向华南电网送电和进一步向东南亚国家送电、获取参与湄公河廊开发的资金，组织我国西南过剩劳力和工业生产能力承包开发工程。随着成昆线电气化，南昆线、内昆线与广大线兴建，将整个大西南的经济建设藕合起来。
3、进一步的设想是开凿中南亚“三江”连通运河，以此种经济开发合作为契机，在缅甸或南亚国家为我国建立印度洋出海口（例如中资开发区）；在泰、柬建立南太平洋出海口和对东盟各国的经济桥头堡，逐步与东南亚、中南亚和南亚建立起经济上互相依存、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新的经济程序。
4、同时，应该以国内西部开发资金切块，用于国际贷款配套，通过开发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运、改建扩建昆洛公路和滇缅公路，重新启动二次大战时期著名的连接南亚的“史迪威公路”修建工程，将我国西南部重点开发带与南亚人口稠密的低档次消费品需求旺盛的市场经济圈建设相联系，作为我国对外开放“南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5、长期的开发战略是恢复滇越铁路，重建早已勘测定线并仍保存部分路基的滇缅铁路等几条出口通道，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中印缅铁路计划和“亚非大陆桥”计划，以大规模基础建设拉动的对西南重结构工业的需求，彻底改善中国工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市场条件，缓解国内就业压力；既连接中国南部以“粤港”为中心的经济高增长区，又连接西南以“成渝”为中心的重工业区，把南亚人口稠密的低层次消费品市场和中东北非产油国高层次消费品市场作为制造业产品输出地，推动“泛亚”经济协作开发。
五、中国的问题在哪里
显然，打通湄公河走廊，介入“金四角”开发对中国既有再清楚不过的长期战略利益，又能够在短期内缓解国内工业企业需求不足的困难。但近几年中国人却显得踟蹰不前。问题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1、我国西南一向习惯于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来计算市场半径。并且，已经形成了资源流向的利益关系和相应的建设项目，其背后又有几成定论的“梯度理论（即：东、中、西部经济发达程度梯次递降）”内在制约之下的计划投向作用。
2、西南两次国防工业建设投资形成的重结构的生产能力，在80年代对外开放以来，越来越没有市场机会，已经表现为严重过剩；民品开发所带来的体制变化，可能没完全达到预期作用，却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重结构工业的竞争力。应该注意到，相对这部分重工业的政策安排在强调技术性的结构调整的思路之下，显得缺乏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战略预期。
3、中央与地方关系、特别是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在财政分级承包制度推行后矛盾重重，导致中央的有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假借中央名义占有地方资源开发收益，地方在没有资源开发权和资金短缺的困境中，一方面在争取外资上缺乏统一协调，另一方面在地方有权的有限资源开发上自行其是。例如现在提出的澜沧江水电梯级开发。
4、尽管我们有官方的计划和发展研究机构，但除了个别领导人，中国没有战略家，没有建立战略部门，也没有预见性的发展战略研究。对已经出现的国内资本过剩和必然相应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几乎完全没有政策储备。
有鉴于此，我国应从国家宏观决策层次出发，结合“八七攻坚计划”（按照现在的提法应该改为“西部开发”或者“十五计划”）及相应资金投向，通过“借外打内”、“反弹琵琶”，以向南开发湄公河走廊的水电资源、组织劳务输出和工程承包为契机，协调西南三省过剩工业生产能力不发达地区的过剩劳动力，合力打入东南亚和南亚市场。
这实质上是要求改变传统的扶贪战略和资金分散投入的办法。在全国进入市场经济条件下（按照现在的提法应该改为“顺应全球化趋势”），重行计算大西南面向东南亚的“亚区域”市场半径，并结合“湄公河走廊”有利的发展前景，对我国在流域综合开发中的作用和利益进行战略性研究，为今后进行多目标国际协调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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