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建党模式演进论

萧楼

农友网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经历了合作建党、武装建党、运动建党和制度建党等四个阶段，表现出各自组织策略、行动方法和意识形态化机制的不同特点，并指出，建党模式的变迁与复杂的政治环境、历史任务及政治家的个人策略有关。当然，建党模式作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是纯粹的理论抽象，并非是党史的重新分期，也不是提炼政党从低形态到高形态的演进图式。

　　引言

　　一个政党的建党模式，指的是其为实现政党纲领而采取的组织策略，行动方法与意识形态化机制。由于政党的建党模式由党的性质与纲领所决定，显示出较为直观的一般特征和相应规律；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历史的变迁与政党政治使命的变化，使得政党必须不断更新充实党的纲领，不断完善改进建党模式，以适应政治大局与激发组织活动，显示出动态的变迁性。中国共产党在八十年建党历史中，经历了大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等历史时段。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中国民族解放与发展的历史命题相伴，其建党模式的演进过程，就是中国政治现代化历程的高度浓缩，具有极强的理论表征性。

　　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转变与建党模式的演进，即便在官方的文献中也已经得到确认。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都建立在中国近代史非正义政权与民族解放的紧张关系，及中国共产党在这种紧张关系中必然成为民众的历史选择这个框架中，较少涉及对政党所依赖的政治资料、政党的内部嬗变及中国革命与社会整合机制上进行分析。汤森与沃马克认为，对中共党的争议主要分为三个主要的论题或争论点：毛泽东主义的独立性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中国与外国的影响；1949年共产党胜利的根源，（1）施位姆也围绕着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和其个性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模式作了初步探讨（2），这些观点和视角对我们的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刘振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运动建党方式作了概括性的分析，认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环境与历史任务以及当时的传统文化和干部素质是运动建党的主要根由，但这一建党方式在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后，他认为显示出许多不适应（3）。娄胜华则集中论述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开始的政治动员问题，他认为社会从引导型渐进性变革转向压力型突变性变革发展，使社会整合发生明显的绩效同时也带来极大的负面效应。（4）这些研究是对思想禁锢时代“洋学者”对中国史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研究的新的深化，已经触及到中国共产党建党方式演进的核心层面。但是，这些研究没有将演进的方式扩大到整个建党历史中去，也没有与政党自身肌体发展历程与中国社会分化整合进程有机结合起来，因而也未能解决对中国共产党建党方式进行完整总结这一理论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在以往有关建党方式的研究中，尽管已经积累了许多极为重要的理论成果，但是研究仍然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许多结论相似的论题是党的历史文献的现代翻版和极其简单化的注脚。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与使命是如何认识的，是如何反映到建党模式上的？从一个小型的党派到一个有政治经济专控区，甚至到执政党，政治资源的扩张情况，及其如何影响建党模式的？党内思想路线斗争的历史是如何呈现建党模式上的？政党政治模式及其治理国家机制是如何与社会整合配套的？政党的建党模式与政治现代化关系的紧张与亲和历程是如何被制度改写的？中国社会的变化将会推动建党方式如何转型及转型的（5）代价是什么？本文将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个粗浅的分析。

　　一、合作建党模式：踌躇满志与一言难尽

　　合作建党之所以被称为“一言难尽”主要是指一大的“独立的攻击的”建党方式艰难转变到合作建党，又到右派放弃建党独立性的痛苦过程。这段时期是年轻的共产党作为独立政治力量走上中国政治舞台时，凸现其斗争品格、求索其壮大思路、展现其政治抱负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其对中国社会与革命认识不深入，对其他民主政党评价不确切及政治领导机制不健全的集中表现。

　　1、独立性与攻击性：理想的建党政治图景

　　以何种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是中共一大要解决的历史性议题，1927年7月，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5），“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体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6）尽管一大对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及其建党模式上发生争论，但无产阶级无论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应该始终与其他政党斗争这一论点被一大接受。（7）一大的纲领和决定显示了共产党的超然气度，共产党人希望独自踏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对社会进行改造征程的理想。但是建党理想不等于建党策略，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政治竞争目标不等于政治斗争对象，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准备不等于完整的理论体系支持，百十人的精悍政党组织不等于能撼动全社会的强大政治组织，一幅美好的政治图景必定要在短时间内修改枝节，以图更能切中时弊，立竿见影地壮大自己、彰显力量。

　　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传达了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4月底陈独秀在广州召集一些共产党人讨论此次会议精神，随后指出：“在中国，从事劳动运动的党派，像（8）同时对中国革命的步骤作了调整，“应分两步去做”，一是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促成中国真正独立”，二是“推翻有产阶级的统治。”共产党，无政府党派势力都还微弱；只有国民党对于劳动运动表示同情，而且颇有力量。”“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
（United front）才免得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9）这表明，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自身的组织力量弱小，无法立即单独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也无法立即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但是这不等于共产党在修正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只是在政治战略上开始认识到要分轻重缓急，从而在对政治派别的认识上分了三五九等，在组织措施上酝酿新的实践方针。

　　2、既联合又斗争：建党模式的初步确立与幻灭

　　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后，宣称“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0）随后“西湖会议”讨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党的“三”大正式提出了“党内合作”的建党思想，我们把它称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建党模式，这是共产党人面对政治局势与政治任务迈出的第一个大步，是初步将建党的理想图景转变为建党的操作技术的重要标志。“三大”时合作建党方式的确立，从原因、条件、目的等方面作了分析和论证。主要包括，认识到依中国的社会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而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才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所以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中心势力所在。在国民革命中处于领袖地位；认为中国劳动阶级还在幼稚时代，只有少数产业工人才有革命觉悟，广大民众无法接受共产党的纲领，所以未成熟的工人阶级无法孕育一个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党，以领导国民革命；在组织策略上，设法改组国民党为左翼政党；在共产党无法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将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共产党内；设法让国民党重视发动民众等等。

　　这些措施的集体实践极大地促进了共产党组织机构的壮大与影响力的增强。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数195人，集中在上海、长沙、广东等大城市，并有一部分人尚在国外，至1925年四大召开时已达近千人，而1927年5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数已达57967人，6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了“全国工会会员二百八十万人”。在国民党中央、国民革命与国民军（冯玉祥部）担任高级职务的已计有124人。（11）
　　2·1“国民党有组织之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12)——以其势力与已纲领结合

　　正象“二大”分析的那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早早地由国民党举起来了，这个党派已经联合了一些政治精英——开明的民主派与接受新思想的爱国者、经济精英——一些区域性的社团与会馆会社，以及军事势力——野心勃勃的新军阀与英雄主义者。同时这些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同情中国劳动阶级，特别是在对待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上。通过五四运动后中国文明的大洗礼，1922年后振作起来的国民党已经具有较深厚的民众基础、一定的政治网络体系与较强的政治整合能力。在其整个支持体系中，争取独立民主、自由的思想，对“平均地权”的呼吁，对军阀割据的焦虑都已代化为政治话语体系，影响着较为广大的社会群体。国民党同时又能通过对南方一些地区的控制与良好的海外关系，已经有较为稳定的财力支持，为其组织的扩张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共产党针对这一点，通过政治精英介入国民党组织体系，从而影响其政治观点与立场，进而使其更加同情其代表的“劳动阶级”，让自己的政治纲领与国民党的行为立场亲和协调起来，达到对其组织的重构。仅管这一方针在1926年后遭到较大阻力，但在初期仍然功效显著。

　　2·2“国民党无组织之地方……同志们为之创设”(13)——以其构造与已功用结合
　　仅管当时国民党的主要活动区域在广东、广西、云南等南方数省，但由于其在当时较好的组织基础与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它的组织扩张已经具有坚实的基础。而共产党人在其组织发展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政治引导与组织设计者的作用。这个时期，从方式上表现为组织发展与工运、农运同步进行，党部建设（国民党）与区委（共产党）建设同步进行。国民党的建设与共产党的建设联为一体，而更重要的是，共产党通过与国民党一起扩展组织区域领导社会运动，推行革命斗争和组织革命理念灌输的同时，将自身组织渗透到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统治的北方区域，积累了政党领导军事、领导工农学运、领导社会政治教化的经验。国民党经过共产党的帮助与支持，也慢慢地从一个具有会社性质的松散政党，“已经上了一条政党的轨道，已经有比较严密的组织与纪律已经慢慢地取得民众的同情与信仰，在数量质量都表现长足的进步”。（14）即已经初步具有领导全国革命的政治动员力与政治合法性。

　　2·3“特别注意……努力开拓党的组织”（15）——以其扩张与已壮大结合

　　中共“四大”已就组织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步骤，明确要求对华中与华北等地方加紧建设党组织，随后成立了北方区委与陕甘区委及一部分“特委”。北伐战争的开始，使得共产党与国民党一样活动范围与动作进一步加大，政治组织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延伸，政治运动从组织工农学运向全面培养输送政治骨干、发展政治网络与传播政治精神发展，并初步尝试独立组织政治暴力运动反抗与袭击非正义政府的暴力。（16）

　　3、躯体对灵魂的反噬

　　共产党将国共合作作为特殊的建党策略在1927年前是成功的，然而不同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观点难以使两党维持久远的亲和性。特别是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观点也不一致，早在国民党一大时，邓泽明等人就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借国民党的躯壳，注入共产党之灵魂”。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力量日趋猖狂。仅管此时毛泽东已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已清醒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的本质与中国革命的任务及依靠对象，但当时中央“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无法挽救右倾主义的历史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建党模式没有解决与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时，同时和农民结成联盟的问题，无法筑就稳固的阶级基础，也没有解决在共生的政治体系内完整的免疫机制。采取“左”与“右”两种路线都是断送革命的痼疾，更没有解决建立足够的暴力依托来防止突如其来的反噬力量的问题。合作建党模式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思考中国革命的进程，使很自然把“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17）转变为不能“机械地利用俄国革命的经验。”（18）但即便是血雨腥风日重的五次反围剿期间，放弃了合作建党模式的共产党，还没有意识到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真正出路，仍然是“教条有功，钦差弹冠相庆；正确有罪，右倾遍于国中。”但至少，这一血的教训在国共进行着二次合作时，已被已趋成熟的共产党理性地作为原则放到任何一次谈判交涉中。

　　二、武装建党模式：完全红旗下⒆与辗转反复中

　　国民党右派的反噬与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共产党人开始审视自己的建党模式问题，仅管1927年底，中共中央已经思考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但对武装斗争方式的选择上却是“莫斯科路线”——即指工人、农民自己起来暴动，把工人、农民分成小组进行秘密军事训练，然后按照党的规定信号全体突然起义并夺取政权，而不是指正规组建起来的军队的行动。1927年8月的“八·一”南昌起义与“科收起义”以及由此形成的军事对抗没有被中央肯定，甚至认为军事对抗的失败是“单纯军事观点”和未能发动群众（20），同时认为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军队过分看重军事因素，以致忘记了掌握武装的人民自己才是推翻反动派的唯一真正的力量。（21）然而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的事实使共产党中央逐步认识到了军事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这一重要性仅管到1939年才被毛泽东确立为三大法宝之一，（22）但“8·7”会议之后这一重要思想就已经渐渐确立了。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原有与国民党共生的政治组织已经被逐步清洗杀戮，原有的组织方式与活动方式已无法运行，而党的领导机构又经历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右倾错误，延误了政党转型的时机，共产国际的指示也严重干扰了共产党人的自主因素，以致共产党人认为所有其他政治派别是“统治阶级的奸细”。（23）但是根据地的建设、土地改革运动与军事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进行着，最终导致了长达十余年的军事建党模式的成形。

　　1、武装建党的政治必然性

　　1·1直面暴力的组织定位

　　共产党为什么要运用暴力，最直观的感受是面对清洗与杀戳的需要。大革命失败后，面对极为强大的政治暴力，共产党已不能不直面武装的问题。然而武装的建立需要的地域和参与者，不仅仅是军队的武装人员和活动地域，更重要的是能够承载军队的经济力量和活动空间。这种经济力量和活动空间在非正义政权力量强大的城市里是无法获得的，所以共产党人看到了农村和农民。需要农民参加革命的政权组织，从政党方面说必须有二个前提条件，首先必须解决农民的利益与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是必须能保证农民不受非正义政权与地主的制裁。农民的参予也有两个层次，一是参予政治组织但不参予军队，二是参予军队。而第一层次参予更具基础性。米格尔认为农民参与革命运动的前提是“革命领导人和能通过招聘和吸收农民加入革命来扩大革命力量的革命组织的出现。”（24）因此，共产党人必须选择土地革命与军事斗争，这在中国南方山区的农村具有极大的号召力。而这种复杂的社区革命加武装对抗需要制度化的政治组织来承担，而核心政治组织——政党的建设也需要军队为载体，于是武装建党模式浮出了水面。

　　1·2以暴力维护政治意图的现实需要

　　当时的农村与国家政权是疏远的，国家力量只达到县一级，对乡村有控制能力的乡绅也由于晚清政府遗弃农村造成城乡二元对立和国民党训政导致的乡绅与国家制度性联结的中段而衰败了（25）。许多乡绅地主握有武装与国民党政权貌合神离，而乡村行政化改造也渐渐流产。这给共产党人从乡村社区开始建立局部政权，推选土地改革以吸引农民提供了土壤。但是在较小地域——中央苏区鼎盛时也只有1933年的三十多个县（26）——里建立政权有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与地主武装的暴力袭击使得人民军队在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上显示出日益重要的地位。

　　1·3政治组织对暴力的直接控制

　　毛泽东早在1928年10月就说过：“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27）当时军队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毛泽东归纳为五个方面，机会主义的影响、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投机分子的反、机关的领导问题。（28）这些问题的中枢是如何使党的政治意志完全贯彻到行动组织中去，渗透到具体的工作、战斗中去，只有精悍的党组织如树根般错落有致连续不断，才可能将一盘散沙固定住。而在当时，谁也不能期望通过短期动员农民参加暴动来摧毁国家制度，恰恰相反，只有通过极其艰苦细致的努力建立起一套巩固农民利益的政权和制度，尤其是具有极强机动能力与摧毁能力的部队才是政治上最经济和最有效的方式。而党也只有将部队作为其思想、组织物质和能力的载体，才是最优的生存与发展之道。这一点在30年代史诗般的长征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2、武装建党的政治技巧性

　　大革命失败后的共产党以其与农村社区天然的亲和性，进行武装建党，政治上的必然性还需通过一些列政治技巧来组织实施，这些政治技巧并非这段岁月的意外后果，而是今后作为政治原则被确定下来。这些原则并非仅仅指导建党，而是巨大的政治工程，着眼于武装，而“工夫”在武装之外。切入这些政治技巧，将会有一些意味深长的结论。

　　2·1控制生产资料与提供公共物品相匹配：武装建党技巧的核心

　　土地作为中国农村最为稀缺的资源，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租佃制作为旧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经济制度在大革命后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社会变革最直接的因素。共产党组织扎根于根据地后马上意识到单单减租、减息活动的无法完全控制农村社区的局势。必须通过暴力手段夺取地主的土地，才能争取农民。仅管1922年二大时，共产党已经认识到让农村“握手革命”的重要性，但只有武装暴力成形后，共产党才能解决土地问题，而只有这个问题的解决，才能使农民从根本上融入革命。井冈山会师后，宁冈大陇马上进行了分田，到了28年夏，宁冈全县、永新、莲花大部分地区、遂川县的部分地区，都普遍分了田。十二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为土地革命提供了制度保障。土地革命在井冈山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形态，这个经济形态的良性运转促进了共产党经济来源的扩大。后来毛泽东在谈判根据地的斗争时说：“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的，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29）

　　然而解决土地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设施。这些东西在现代政治学中被人们称为“公共物品”。特德·古尔早在1970年就指出，“通过建立现存统治制度不能提供的行为回报的模式，持不同政见者可以扩大他们支持者的范围，增加他们支持者的战斗力。”（30）而米格代尔更一针见血地指出，“革命者早期的成功在于他们致力于提供农民所需要的而国家一直没有提供的公共设施。”（31）他认为毛泽东在1934年《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32）里的提到的，食盐、米价、小桥、小学校等是注意到了“公共物品”问题。而公共物品的提供，恰恰是政治组织合法性来源的重要途径。

　　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获得合法性后，尽管毛泽东也承认那时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但参军入党的热情仍被激发了起来，在江西兴国县，23岁以上，50岁以下的农民都参加了赤卫队，在湘鄂赣根据地，从1930年9月到3月，参加红军的农民就达3万多人（34）。

　　2·2调控阶层流动与树立社区权威相结合：武装建党技巧的实质

　　清朝未年科举制的取消已经割断了社会下层向上流动的制度性脐带，这一阻断同时使地主与乡绅也被封闭在乡村了。仅管初步的工业发展给他们涉足这一领域和前往城市提供了条件，但旧中国弱小的民族工业显然是不能满足他们的流动的。这种阻断更使地主阶级将目光停留在农村，停留在土地为主要资源的经济运作上。与此同时农民由于旧有的租佃和雇工制度，无法积累土地与资本，因此他们的阶层流动也被隔断了。当时蒋介石的农业专家路德维希·赖赫曼就指出“在造成农村危机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中，也许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35）共产党与其武装力量主宰农村社区后，极大地促进了阶层流动，特别是年青的农民纷纷加入共产党与红军，妇女也显得极为活跃。在当时对复杂的军事斗争环境中，参予军队与进行武装地主社革变革，是阶层流动最快的途径，这使军队对农民的吸引力逐步增大。

　　与此同时通过对旧有封建地主宗族权力和神权的打击，使旧有的社区权威体系彻底崩溃，建立了不是以财产权为基础的新型社区权威，即制度性权威。而在社区权威变革的过程中，武装力量显示了绝对重要的地位，一些红军与党组织的领导人成为了社区权力的象征。通过对阶层流动的控制与社区权威的重塑，整个农村社会完全被重新构建了。而这个过程使武装建党的丰富内容和技巧性完全展示出来。一直到后来，这一技巧还被广泛地运用着。

　　2·3争取战斗胜利与提炼战略思想相协调：武装建党的成果

　　在武装建党时期，由于持续的立三路线与王明路线，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也日趋“左倾”，到1931年7月份，逐步推行“肉体上消灭地主、经济上消灭富农”的政策，导致根据地的经济状况渐渐恶化，当时党也无法将中心工作上升为“农村工作”，而1930年10月后，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就调集军队进行“围剿”。这时的中央苏区面临三个极为严峻的考验：指导思想上，中国革命道路如何选择？在革命战略上，中国革命复兴的着力点在哪里？军事措施上，以何种部暑与强大的蒋介石军队作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红军，在长途转移当中，开始反思一系列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提出的战略思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这是遵义会议之后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的政治因素之一。此时军队作为党的载体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保存军队即是保存政党，保存军队即是保存力量，保存军队即是保存一切革命理论、革命思想与革命经验。而在长达数年的军事转移过程当中，红军转战万里，获得了极强的军事锻炼和处理军民关系、获取给养军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的宝贵经验。这时的军队和其领导人，已经能在局部的军事战斗间思索整个中国局势问题。华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并通电全国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而此后十年，共产党亟速地发展军队与建立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力量与1928年后的武装斗争技巧显然是分不开的。

　　2·4政治意志、政治思维、政治谋略与政治时机、政治格局相偶合：武装建党技巧的特征

　　在艰苦的武装建党时段内，对政治家的政治意志、政治思维能力与政治实践能力——谋略——是一次综合的考察。政治家的支持体系是多维的，也是变动的。在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传播与被民众的认同率是最主要的支持因素，随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的一个支部，被共产国际认可成为最突出的因素了，而在武装建党时期，这些内容趋于分散，但显然军事才能的作用日渐上升。此外在组织中任职的经历、在军队中的影响力等因素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一切政治家和政治组织的行为总是在大的政治背景下作出的，一种特定的政治局势与政治时机，能检验政治家与政治组织具体策略的效果，只有其策略能推动政治局势向有利于政治组织生长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个体的政治行为才能被政治组织肯定和铭记，甚至作为原则。毛泽东在1928年后对中国革命“工农武装割据”，“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并“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促进全国革命高潮”（36）的设想，并断言“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37）这些观点，在武装建党历程中被一次次证明，因而红军到达延安后，就成为毛泽东上升为党的领导核心重要的支持因素。

　　一切意志、思维、谋略、技巧、智慧，在异常艰难的武装建党过程中，对于一支党完全融入的军队——或者称之为军队与党高度合一的政治组织形态——来说，任何不适应、不协调、不相配的理论与观点都难以存活下来。它与政治大局的耦合使武装的党和党的武装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武装建党的技巧性得以完整表露，也成为一切政治传奇的滋生地。

　　三、运动建党模式：和风细雨法与疾风暴雨式

　　随着革命军事战略大转移的成功与军事建党策略的实施，共产党得以在民族矛盾激化时，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根据地建设与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改造中，武装建党时确立的原则和技巧仍然被延续下来，成为指导战争胜利与力量增强的有效方法。随着所控地域、政治合法性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一支军队显然不能承载政党所有的政治意图，政党的活动肯定要超出军事范畴深入土地革命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文化改造、维护社会正义与平等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各个方面。这时就需要有一整套意识形态机制去统率。延安时期开始的整风运动为标志，共产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建设，促进了政党的凝聚力与统一性，这一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衰败后果。前后对比显现了运动建党模式后期的“水土不服”的现象，其中的内在肌理无关键无疑是值得深思的。

　　1、学习学习再学习：世界观重构法

　　某种程度上说，政党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方式相关，但是意识形态又与政党的历史传统与成员的心理取向有关，在一定意义上是以往组织经验与共同革命情感的副产品。意识形态能对领导制度和工作方式起支持性作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最重要的使命即是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构，从而重构党员的世界观。而对于重构意识形态，强化学习和组织思辩是最直接、最刺激的方式。从1937年开始毛泽东将目光从对中国革命战略分析转到对世界观的一般问题上来了，在他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批判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强调了实践对于人的认识的重要性，并将矛头指向党内“左”与“右”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在1938年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的重要时刻，大谈学习的重要性，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38）并再三强调“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9）的问题。由此为标志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整个学习工作由毛泽东亲自领导，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亲自作报告，1941年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一个阶段，从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马列主义三个方面对学习作了总结。整个学习工作一直持续到党的七大，这个过程促使党员从世界观的层次对自己的头脑作了一次清理，确立了新的认识世界程度、新的组织认同反应机制和新的政治共同情感。为以后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1951~1954及1981~1983年的两次整党都延续了当年的“学习——斗争——学习”模式，当然也包括1951~52年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学习以强列的灌输形式将新的精神注入党员个体，让一些事务主义者回到意识形态的萝框中来；让历史问题在一次次的学习与比照中被重新认识和反思；也让新确立的领导权威对理论与实践问题的阐述及时地传达到每个政治个体。

　　2、调查研究：权威转塑法

　　1941年7月7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亲任调查研究局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随后又发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对左倾与右倾错误作了分析，批判了主观主义并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16条办法。（40）随后长闻天等中央领导分别深入基层进行调研。通过调查研究运动，进一步推倒了旧的历史情感，将共产党员共同的政治认同纽带以全新的实践形式表现出来，以前的政治权力符号与政治情感被新型的实践权威所替代，眼睛向下、实践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意识形态话语重构了党的文件与人们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调查研究带来的新经验更容易对革命现实问题进行解释，更易于被党员理解、沟通与交流。于是在革命队伍中与各级组织里都出现了以新的知识对现实历史进行定性与编纂的权威人物，这些人物造成了党内各级新的具有凝聚力的新型权威，并推动整个运动向前发展。

　　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的方法显然已被作为党的历史传统铭记与应用于现在工作之中，但作为权威转塑的方法却是鲜为人所关注。当时的调查研究作为特定的政治符号与运动方式，具有以下三大功用：首先是方法论意义上的认识工具，直接指向于党员的思维方式；其次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党内批评工具，直接作用于旧的权威体系；第三是作为具体行为意义上的工作方法，直接散布于解放区的军事部署与政策研究上。当运动建党模式发展到后期，调查研究的方法被彻底抛弃，即便是1961年毛泽东又一次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研究的三大功用仍未得以发挥，这不能不说是运动建党方式在文革时走入列胡同的症结所在之一。

　　3、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角色错位法

　　为了使党内的觉悟分子充实到一线工作岗位上去，尤其是让更多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党员干部深入到革命与生产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成为了一种组织调配的传统。然而这种调配对人的锻炼却是其它方法难以取代的。这主要因为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象这种调配那样将人的社会角色完全重新定位，从知识分子到农民，从文艺工作者到军人，从军人到群众工作者，角色错位使人原有的知识体系全部打破，对经验、技巧、传统的依赖性被彻底粉碎，于是人们只能如纯净婴儿般重新学习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角色变化导致的工作性质、生活环境、情感纽带的变换促使人们按照新的意识形态模式衡量世界、观照自我、选择生活。社会活动对人政治行为的塑造作用比之拥有一贯的生活经验人的作用更为明显。

　　解放前这种方法的运用是节制的，在深层次上是有效的。而建国后以解决青年就业为取向的上山下乡，直至文革时期的“大有可为”，并没有认识到角色错位法的功用，反而导致农村的不稳定与巨大的社会浪费。

　　运动建党模式在全民动员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与解放初期的“一化三改造”时期内达到了鼎盛，然而当新中国达到稳定状态——即国民党政权败溃出大陆和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完成——后，运动建党模式逐步走到了反面，其过于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政治统一性不能引导社会发育，也不能促进完整政治人格的养成。从党内来说，运动建党模式以其固有的激烈与僵硬状态使政党革新放慢，缺少冷静思考与适当调理而发生一系列严重病症却得不到治理。这种病症在文革时期发展到了巅峰。

　　仔细考察从反右开始的运动建党，呈现出以下特有的方式：

　　1、传媒笼罩式：从静态的广播、报纸的舆论宣传到动态的大字报、工宣队、样板戏、集会演讲，各种方式的传媒将所有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全部笼罩。上级的意志通过无孔不入的宣传媒体到达下级，占有全部消息与知识空间。使所有的思考与反省都没有场合可以进行。

　　2、情感激荡式：通过异乎寻常的革命活动：辩论、揭批、斗争，使人们的情感相互激荡，从而温度越升越高，以至于高下立辩，好坏即分，不存在中间状态。而浮跨风、假共产、放卫星等形式主义都在情感激荡中不被识别。在每个人自己的内心，通过不断的“闹革命”，多次讨伐与撞击，实际上已无所依托，形同傀垒。

　　3、个人崇拜式：当运动深入到个人内心的时候，情感与世界观被一次次涤荡，很多人从此六神无主；而党的各级组织又一以贯之地将一种思想作为整肃的原则，因而对这种思想与人的敬畏，信奉和无所不从就导致了今天所说的个人崇拜的产生。个人崇拜又与现实生活与工作中的可行性与可信度相结合，成了人们的工作准则与生活准则。

　　4、相互怀疑式：当运动介入人与人的关系时，政治因素就直接接管了人伦关系，从而重新对人的政治历史甚至生活历史、亲属关系进行完全审核与校对，使任何社会关系都渗透着政治关系，于是在情感基础上的信任就被契约基础上的“审视”所替代，知识分子、中农、旧阵营转化过来的政治人物、社会关系复杂分子、具有特殊历史情节的人都在运动建党过程中被组织重新筛检，这种筛检的过程有可能改变人的命运。于是人的命运也就具有了一些不确定性因素。

　　运动建党模式后期对人管制之深入、约束之严密、作用之广泛超出了个人的承受能力、超出了组织的功能体系，也超出了社会的载荷能力，所以它最终被放弃与批驳也是在历史规律之中的。

　　四、制度建党模式：几点评述

　　制度建党模式是十年动乱后运动建党进行沉痛反思的理论成果。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对制度建党问题作了阐述，（41）此后党的建设的制度取向日渐明显，二十年进展迅速。作为理论，制度建党模式讨论的空间很大；但作为实践，当朝不述史的传统认为总结尚需时日。不过制度建党模式的理论图式在一般政治学意义上还是值得讨论的。

　　在理论层面制度建党对政治进程的影响主要集中以下三个方面：

　　1、以政治制度化取向，作用于国家政治体系，促使政治组织调整和政治关系变化。

　　政治制度化取向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动力。首先政治制度能维持起码的权力结构，使其在一定程度的政治变革当中避免政治动荡。文革的历史表明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模式必然引发政治动荡，而政治动荡后对于政党与国家政治体系的重建都需耗费极大的社会资源。在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制度中，在政党范围内，党员几乎无法对按程度与典则作出的政治行为——包括内容与方式——提出权威性和合法性异议。仅管这种怀疑可以存在，但是完全是不可能扩散的。

　　那么掌握政治制度化的政治组织与其领导者必定会将决策与执行采取制度化方式来进行，以提高效率，加大力度。这样政治组织就被新的行动方式重构了，包括内部组织形式。与组织共生的政治个体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人身依符和个人崇拜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层级之间的脉络逐渐清晰，政治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监督性增强。

　　2、以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方式作用于社会整体，促使政治道德的养成与政治评价体系的建立。

　　以政治制度化为背景的政治意识形态，是以政党的统一理论与政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主体而作用于社会的，在面上呈现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继承性，对传统文化的亲和性，面向世界优秀文明的开放性及与当代社会趋势一致的发展性。政治意识形态通过教育、宣传、政治实践与典型示范方式逐渐被党员所接受，然后扩散至整个社会。此时由于政治绩效与历史传统为支撑，使这种意识形态被社会普遍认同，于是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关系与政治局势上升为一般政治认同，即政治道德。政治道德的养成又从更广泛的层面支持政治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一切不符合当前政治思想、政治行为、政治关系与政治局势的现象被党员与民众界定为不合法，被阻止于政治体系之外。于是政治道德与政治评价体系就完整地建立了起来，极大地推动政治制度化以不可逆转的形势朝前发展。

　　3、以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作用于社会个体，促使政治思想更新和政治心理变迁。

　　一个制度化取向的政党也需要对自身与自己创造的政治体系进行革新。这种革新不能单靠自身系统，因为政治体系的革新的依据是自己所处的经济社会格局。因而政治制度化以丰富的教育、教化、影响、散布、渗透形式使政治意识、观念、理想到达社会个体，使他们接受并受到感化，形成更为普遍的政治支持体系，促进民众对现代政治理念与政治前景的了解，推动个体政治文明程度。同时部分知识精英会更加努力地吸收政治文明成果和推出政治改革蓝图，从另一方面影响民众。于是新的政治意识和改革意图会在社会中酝酿，这也会逐渐影响组织系统内的成员，在一定时机和特定环境中，由于民众信仰和要求的加强，政治组织中的激进团体就会呼吁启动政治变革与组织更新。

　　在实践层面，制度建党还在以下几个方面被人广泛关注：如既要领导国家经济建设又要建立健全民主领导政治体系；既要强化社会整合能力，又要促进社会政治参予；既要推进国家法制化进程，又要提供足够的政策供给；既要积极主导社会价值分配又要加强统一的意识形态建设；既要扩大社会主体自由，又要维护有效专政系统等。

　　然而，制度建党模式在当前并非是建党形态演进的最高最完整模式，而是与以前几种建党模式相比较而被肯定的学术探讨模型，至于这种模式何时在建党历史谱系中臻于完善，又将如何被更高形态的模式取态，则不是本文所能承载的理论问题。当然本文规纳的几种模式也不是对建党史的总体性概括，而是凸显出部分历史特征，并试图以全新的视角进行分析，以期对党建研究有更理性客观的关注。

注 释：
（1）汤森、沃马克，1996（1986），《中国政治》第1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斯图尔特·施拉姆，1993，《施拉姆集》第19，42，56-83诸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3）刘振华，1999，《理论探讨》（哈尔滨）第2期，55-59页。
（4）娄胜华，2000，《南京社会科学》（南京）第11期，33-38页。
（5）中央档案局编，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3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6）同上，第8页。
（7）这些讨论见李燕奇《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派关系观》，《中共党史研究》（京），1997年第6期36页。
（8）陈独秀，1922，《共产党在目前劳动运动中应采取的态度》，《广东群报》，1922年5月23日。
（9）《先驱》第5号，1922年4月。
（10）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7页。
（11）以上数据参见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第8、60、54-58诸页。北京：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
（12）（13）中央档案馆编，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0页。中央党校出版社。
（14）《政治生活》第47期，1925年8月19日。
（15）中央档案馆编，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80页。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16）对国民军的策反，试图改造红枪会，以及对北伐革命采取军事行动等措施是共产党对武装暴力手段的初步运用。详可参见《政治生活》，1925年10月31日第56期，11月7日57期及《李大钊文集》（下）第959、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共产党》第1期《短言》，1920年11月7日。
（18）王稼祥，《共产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
（19）《中央通讯》1927年8月30日第3期第42-43页。这是湖南委一封信的中的一句话，全信阐释了“不能再打国民党的旗子”，“坚决树起红旗”，“建立工农兵政权”的思想。参见Stuar.R.Schram.1964,on the Nature of Mao Tse-tung's 'peviation' in 1927,The china Quarterlg:No.18中注释6。
（20）施拉姆，1993（1964），《施拉姆集》第130页，见其中介绍威特福格尔（Wittfogel）的研究。
（21）《中共通讯》（第14期改名为《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第1-27页，第16期，第81-88页，（经《施拉姆集》第141页转引）。
（22）毛泽东，1992（1939）《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人民出版社。
（23）中央档案馆编，198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325页。
（24）米格代尔，1996（1976），《农民政治与革命》，第19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5）机关讨论见村赞奇，1996（1988），《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6）可参见章克昌、李祖荣，1983，《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载《党史研究》第6期。
（27）毛泽东，1991（1928），《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28）毛泽东，1991（1928），《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5-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29）毛泽东，1991（1936），《中国革命斗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30）（31）见米格代尔，1996，同注（24），第205页。
（32）毛泽东，1991（1936），《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
（33）杜润生主编，1996，《中国的土地改革》第94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34）同上95页转行。
（35）见费正清、麦克法夸尔，1993，《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17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6）见毛泽东1930年1月5日致林彪的信，转引自左致远，1983《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第一次历史性转变中的伟大贡献》，载《南开学报》第6期。
（37）同上注。
（38）毛泽东，1991（1938），《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39）同上，534页。
（4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26~327页。
（41）邓小平，1994（1980），《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作者　萧楼　王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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