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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中国转型期体制与政治改革(上)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27日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题为“中国转型期体制与政治改革”。文章称﹐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
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
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本世纪中期前后出现。今日刊发的是文章的第一部分。
中国转型期体制与政治改革(上 )
萧功秦
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是炎黄子孙共同关注的世纪性大课题。相当一些激进自由派学者认为﹐多党制可以制衡权力高度集中而产生的各种弊病。他们认为﹐中国在现阶段实行多党制﹐是实现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要选择﹐中国之所以没有在现阶段向多党制发展﹐完全是因为中国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与利益上排斥政治多元化。
本文认为﹐西方的多党制得以有效运\行﹐是以一系列历史﹑文化﹑经济与社会条件为基础的。不能脱离这一基础来抽象地判断多党制的意义。其次﹐本文认为﹐当今中国大陆已经进入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改革开放导向的现行一党政治在维持政治稳定方面﹐以及在经济改革所需要的整合机制方面﹐仍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引发的社会多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本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分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种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经济与社会现实条件相适应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更具多元化性质的政治模式将有可能出现。
这种前景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出现﹐还取决于一系列国内与国际方面的因素。这种政治模式未必以西方多党制的方式来体现﹐它将采取何种具体形态﹐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发展﹑经济利益的分化与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中等阶级文化与社会心态的影响力的扩大﹑法制文化的健康发展﹐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分化与多元制衡﹑并与社会利益分化的阶层格局形成对应关系﹐农村中先行一步的村民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所有这些近十年来已经在大陆社会中持续发展的因素﹐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现代化﹐将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最后﹐本文将提出中国走向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面临的三种最基本困难与矛盾。
西方多党制的社会基础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西方的多党政治是在社会结构多元化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自然形成的。自主的利益集团的分化与多元化﹐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形成通过利益协商与讨价还价的契约关系﹐以及通过妥协来实现各自的利益﹐是这种政治整合方式的基础。这一过程最终通过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来实现。根据阿普特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所作的分析﹐当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社会中﹐存在着多样化的利益集团﹐他们之间又存在着契约性的妥协机制﹐以及约定俗成的法制为基础的游戏规则﹐作为协调各种利益集团的讨价还价机制﹐这些条件就构成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而这些条件又是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才出现的。
如果进一步分析对西方议会制的有效运\行为什么适应了西方社会多元化的社会条件﹐就会发现﹐多党政治适应了多元化的民意的总体分布状态。更具体的说﹐代表社会上的多数选票的政党﹐在这些选票所代表的民意的支配下﹐不得不实行与这种民意相一致的﹑代表社会主流意见的政策。政党内阁推行的政策──反映了国会中的多数派──国会多数则反映了社会上选民意见中的多数派﹐一项政策实施就有了相对的代表性与群众基础﹐这样就实现了社会与政治的协调与整合。达到社会利益需求输入与政策输出的相对一致性。社会各利益集团及其政治代表者不得不以约定俗成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以程序化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争端。必须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人为的设计结果﹐而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的产物。社会经济多元化与政治多元化是相辅相成的﹑互为因果的整合关系。
近代中国的「类多党制」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多党政治的认识﹐有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特殊视角。中国人在省视西方多元民主时﹐往往不自觉地脱离了西方政治多党制的社会基础﹐仅仅从西方多党政治在利益表达方面的政治作用与效能入手﹐来理解这种制度的积极意义。
从清末立宪派主张通过立宪来达到「上下一心」「集思广益」「先设议院以固民心」﹐到民国初年人士通过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政体来富国强兵﹐均体现了这种思路。我们可以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制度决定论」。然而﹐西方这种制度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得以成立﹐则必须有一系列社会性的支持条件为基础。缺乏这些支持性的条件﹐多党政治并不能产生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效能。相反﹐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自民国初年以来﹐旧的专制游戏规则被人为取缔﹐新的民主游戏规则又无法有效运\作﹐这种「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政治的失范的出现也就势成必然。
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的实践﹐出现了严重的无序化党争。广泛存在的派系性政党与社会系统没有有机的关联﹐也不受社会系统的影响与制约。梁启超早就指出﹐民国初年的多党政治与社会势力缺乏信道﹐也不代表社会上的利益与阶层。
由于历史﹑心理﹑习惯等原因﹐又不按照西方制度化了的强有力的程序规则行事。行赂受贿﹑浮报选民﹑拉票﹑抢票﹑司法部门往往为一党把持。这种情况就必然表现为自唐绍仪﹑陆征祥内阁以来多次的内阁危机﹐府院之争﹑「猪仔国会」﹑乃到由于党争矛盾无法在体制内解决而发展为全国性的内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民国初年的多党制称之为「类多党制」。
什么叫「类多党制」﹖我所称的类多党制是一种缺乏程序共识﹑无法有效运\作的﹑缺乏稳定性与效能的虚拟性的民主体制。这种多党制只具有西方多党制的外在形式﹐而由于并不具有西方多党政治的经济﹑社会条件与政治文化条件﹐因而无法像西方多党政治那样﹐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章太炎在总结民国初年政治失败时就指出﹕「政治法律﹐皆依习惯形成」﹐而中国的情况则是「横取他国已行之法﹐强施此土﹐斯非大愚不灵者不为」。民国初年的派系性政党政治失败﹐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类多党政治」的政治系统与当时的社会系统之间无法实现整合而引起的。
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开始出现两种新的政党模式。一种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政党政治。另一种是共产党的革命的动员性政党政治。此后﹐仿效西方多党制的政治选择在中国已经失去原来的动力。简言之﹐民国初年中国的「类多党制」的实践﹐可以作为在一个缺乏社会经济多元化与社会利益分殊化的社会实行西方多党制失败的一个典型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社会主义的全能体制下的一党动员型体制﹐来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这种体制在「文革」中进一步极左化﹐激发了全民族对旧体制的反省意识﹐从而产生了八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一次出现新一代的提倡多党制的自由民主思潮﹐并与政府之间形成政治冲突。「六四」以后﹐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权威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然而﹐权威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也存在着社会不公﹑官僚主义与社会腐败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多党制再次在民间一些人士中被提了出来﹐作为克服官僚腐败与实现更充分的利益表达的政治选择。然而﹐还是回到当年的问题上来﹐即一个缺乏市民社会的自主性﹑没有充分的经济分化﹑没有社会利益充分分化为基础﹐没有与这种经济与社会结构分化有机联系的宽容妥协的政治文化为条件﹐如果仅仅由于向往多党制的表面效能﹐其结果只会再次产生民国初年「类多党制」的同样困境。
当代体制下的社会分化
中国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根据我本人对这种体制特点的研究﹐这种体制的特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后全能体制」的社会﹐存在着有限的多元化。在改革开放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下﹐社会是高度一元化与板块化的。全能主义国家政权具有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基层组织细胞与个人的政治控制力与政治动员力。而在后全能体制下﹐中国已经通过市场经济化﹐逐步形成了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这些自主的社会建制与组织﹐如果进一步发展﹐就会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的健康而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在这里﹐市民社会指的就是国家控制力以外的﹑体制外的自组织系统。
其次﹐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保持社会主义的基本符号体系﹐但其意识形态的符号内涵已经不再具有原来的平均共产主义的目标意识。更具体地说﹐全能政体的意识形态﹐以平均主义的目标理念作为社会整合的基础﹐而具有中国特色的后全能主义﹐则主要通过国家机器与镇制性的权威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但已经扬弃了教条意识形态所体现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并力求以「经济实效性」来获得国民对政权的同意。
第三﹐后全能体制社会继承了全能体制下执政党的国家动员力的传统资源﹐作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的权威杠杆﹐从而在理论上仍然具有较强的进行体制变革的动员能力﹐以及抗非常事件与危机的动员能力﹐（这一点在应付九八年夏季全国性大水灾过程中仍然显示了出来）但与此同时﹐也承袭了全能体制下社会监督机制不足的问题。而这种监督机制的缺失所引起的弥散性腐败与无序化﹐又有可能反过来蚕食这种国家对资源的动员能力。
质言之﹐当代中国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与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这三个特点构成中国大陆社会转型时期政治体制的最重要特征。
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来进行分析﹐这种从全能主义社会向后全能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变﹐对于中国政治现代化与未来民主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质性意义。那就是﹐无论主政者主观意识如何﹐中国客观上已经通过权威体制与现代化导向的一党体制的政治整合﹐实现了政治上的稳定﹐并在这种政治稳定下﹐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软着陆﹐而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是不可逆的。中国当代日常生活中的新型的契约性人际关系﹑通过讨价还价而体现的妥协机制﹐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法制观念﹑新型的宽容的政治文化﹐正是通过市场经济的实践而培养出来的﹐这些都是实行中国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
思想分化孕育未来民主
在社会领域与思想领域﹐人们也可以发现当下中国出现了一些改革开放以前所没有的新的特点。
近年来中国知识界已经出现思想上的逐渐分化﹐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存在着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老左派的原教旨主义等各种思潮﹐这些思潮的存在与彼此互动﹐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与困境的复杂性。更具体地说﹐自由主义者对民主﹑个人自由与启蒙的追求﹐新保守主义者对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的政治秩序稳定的肯定﹐新左派对下层民众中的失利者的利益关注与对社会平等的期待﹐这些不同价值观念与理论主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健康合理发展﹐对于相互之间的制约﹐以实现一个更为平衡的社会﹐均有其现实的正面功能。
如果从社会利益集团与阶层分化的角度来看待知识分子中的思想分化现象﹐人们会进一步发现这种分化具有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意义。事实上﹐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与社会阶层分化这两个不同领域的分化之间﹐在有意无意间﹐却存在着重要的相关性与同构性。
如果这些不同思想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下平等竞争﹐对于中国选择合理的现代化走向﹐无疑是有利因素。从长远来说﹐思想的多元化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集团的多元化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又恰恰为二十一世纪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民主政治提供必要条件与真实基础。更具体地说﹐如果一个社会只有阶层分化与利益分化﹐却没有相应的思想分化﹐没有思想分化与社会集团的对应化﹐政治民主的所需要的多元制衡将无从谈起。人们应该充分重视九十年代思想多元化这一现象对未来民主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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