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

青近军

世纪沙龙

在历史事件中，有时，常常是由细节穿透了很多轰轰烈烈的表象，而凸露了真理。
六十多年前发生的“西安事变”，之中所有的主要当事人，包括寿高百年的事件主角张学良将军，均已离世，其过程的梗概，也已大致清楚。但是，对这一事件，及其过程中各重要情节的深层次动因，是否也已全弄清了呢？

近日，新读到一些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之中，对某些细节的真相，深为震憾。由此，加深了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画页的理解，也加强了对“历史”之丰富的认识。
在此，稍稍转述此事件中的若干细节，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张学良曾要求参加中共

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确，是一个行事常有独到处的热血东北汉子。
他除了在生活上曾是极为随心所欲任意放纵——在年少时，吃喝嫖赌毒，无所不为，也无所顾忌，而且，也从不遮遮掩掩伪充君子；但为戒毒，他却又能以常人难有的意志，度过地狱般的治疗期。
在处理军务政务时，也更常是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不理旁人如何评说——逆父意始终赞颂郭松龄，为固帅权断然诛杀杨宇庭，求统一毅然将东北易帜，还有“西安事变”的贸然发动与果断结束，无不体现了他敢作敢为、勇担责任的做事风格。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半年，即1936年6月，仅万余人马的中央红军，还尚未完全摆脱长征险境，而在陕北刚刚立足之际，统率有二十多万东北军的张学良，便在与中共方面接触数次，并读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之类的书后，竟然以堂堂原国民政府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与东北军统帅之身份，向尚处危难境地之中的中共，提出了申请加入中共的要求。

此事，再一次体现了张少帅独往独来的性格。

对于张学良主动要求加入中共的举动，中共领导高层自然非常高兴。
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接到了派驻东北军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密电，报告说张学良已提出申请，要加入中共，请中央定夺。
仅隔一天，即7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便在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通知”说，“拟允许其（张学良）入党”，因为，这对于中共来说，是“有益无损的”。
可见，在收到刘鼎的报告后，中共中央便立即讨论并决定了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

但是，在此电发出后一个半月的8月15日，共产国际却在一封给中共中央的来电中，批评了中共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做法。
这一来，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究竟是否成为了事实，或已为共产国际所阻止而未兑现？便成了个历史谜团。

六十多年来，“西安事变”的各方参与者，已谈了很多事变的经过。可是，对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的秘密，却从来无人论及。

当时与张学良事有关的中共领袖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叶剑英，还有刘鼎等，生前都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张学良入党的公开说法，现在他们均已去世，张学良本人也不在了，而中共与国民党两方面，至今也均未完全公布“西安事变”及其前后的官方档案材料，因而，张学良是否加入中共一事，确成了一件悬案。

张学良最终是否成为了中共党员的历史事实，目前，虽暂无法弄清楚，但，从现在已知的某些侧面，却还是能看出这件事真相之若干蛛丝。

首先，可从有关时间上推断一、二。

刘鼎向中共中央报告张学良要求入党的电报，是6月30日到达陕北中央的。
张闻天向共产国际报告，通知“拟许其（张学良）入党”的电报，则是7月2日。
两封电报的间隔时间，只有一天。
看来，在这间隔的7月1日中，中共中央无疑已讨论决定了张入党的事。

而到共产国际回电，批评允许张学良加入中共之时的8月15日，离中共中央作了决定之日，则已过去一个半月。
在这一个半月中，张学良与中共中央联系密切，商量了许多大事。因此，对于张要求入党之事，中共显然是不可能回避的。婉拒，还是批准？都得须给张一个答复。

当时的境况，是既不可能拖到一个半月后，再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才去答复张学良的。
也不可能在作决定让张学良入了党之后，又劝其退党。
因为，做出这两个“不可能”之一，都有可能让张学良丢失对中共行事的信任。

同时，也不符合当时尚弱小的中共，极力图谋扩大力量的迫切愿望之现实。实际上，毛泽东在7月1日那天，给在西征前线的彭德怀的电报中，便告知了：在东北军上层长官中“建立党的基础，此间正在加力，并且大有希望。”
这个东北军“上层”，是指张学良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因为，另一名东北军主要上层人士王以哲的入党，还在张学良申请之后的二个月之时，并非在7月初。

因此，可能有的一种历史情况是：让张学良做了一名中共“特别党员”。

这种只与中共高层联系，而不公开中共党员身份，以利于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军中继续潜伏工作的“特别党员”，其实，在中共为数不少。甚至，连鼎鼎大名的郭沫若，他那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就从大革命失败后，一直隐蔽到他辞世前不久。虽然，在1958年时，他曾以民主人士身份，公开举行过一次积极申请加入中共的表演。

还有一位历史大名人杨度，那位极力鼓窜袁世凯做皇帝，以实现其君主立宪理想的“筹安会”首脑，后来，竟也戏剧性地成了中共党员——当然，是不公开身份的中共特别党员。

杨度大约是在1929年秋，中共地下首脑机关还在上海时，加入中共的。而直接领导杨的，则是兼着中共中央特科主任的周恩来及其助手潘汉年。当时中共的处境还是比较危险，力量也很弱，象杨度这种名人及通硕大儒能加入中共，对中共在国统区联系争取各类社会贤达、上流社会人士的支持与同情，以及为中共搜集特别情报，是有着不小的影响与作用的。杨度加入中共后不久，于1931年病逝，当时，周恩来还派人去杨家进行了吊唁。

但杨度的中共特别党员的身份，只到八十年代时，才由文化界政要夏衍在临终前披露（夏衍曾接手潘汉年与杨度保持秘密联系），并说了是周恩来在生前曾交待过他的：杨度是中共党员以及杨为党做过一些工作的情况，适时要公布于众。
这样，今天的人们，才知道曾鼓吹君主立宪的杨度，居然还有过改为信奉共产主义的传奇经历。

至于国民党军队那些高级将领中，平日根本不与中共组织接触、而只在关键时机显身手的中共特别党员，那就更是大有人在了。如在淮海战役中，率部起义的国军战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以及100师师长廖运周等，原本就是中共党员。他们其实不是什么起义不起义，而是属归队性质。

其实，当时，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张学良的亲信部属、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张学良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后，他也秘密参加了中共，成为了中共的特别党员。对于王以哲的这个身份，甚至连当时在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党员们都不知道。所以，在八十年代初，当有关部门认定王以哲的中共党员身份时，那些已成为中共高级干部的原东北军人士，都纷纷表示不相信。幸亏，当年代表中共派驻东北军高层，并直接秘密领导王以哲的叶剑英健在，出面讲话证实此事，中共的党员烈士名单中，才有了王以哲的地位。

另外，张学良可能确加入中共的事情，还可从张学良自7月3日后，即中共中央7月1日讨论并决定了张要求入党之事后二天，至“西安事变”爆发后的电报信件往来中，看出些眉目。
在这些电文与信件中，双方不是互称“同志”，即称“兄”了。亲密热情之情，跃然信件电文中。

7月3日，也即中共中央发电报向共产国际通知拟允许张加入中共的当天，刘鼎奉周恩来电令召，从西安动身前往中共中央驻地陕北安塞汇报时，张学良便写了一封给周恩来的信（当时张学良与中共的领导人中，只与周恩来会过面），交刘鼎送周。

张学良信的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弟此间必须准备整理，须六个月功夫，如时机迫切，那就例外了。“贵我双方，屡生误会，必须互谅互信而调整之。”外间情况等等，嘱刘同志面达。特此敬祝
努力
并乞代问侯诸同志为盼
弟 张学良 启
尔后用 李毅

以后，中共中央与张学良的联系，便称用“李毅同志”了。

照理，此事中的刘鼎（解放后曾任国家重型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是完全知道张学良加入中共一事的。但直至他于1986年去世，他也没有公开向人说过这件事。
为什么呢？

因为，张学良还在台湾被软禁着，老蒋虽已死，小蒋却仍持父命，没有给张以自由。若说出张学良有参加中共一事的细节，那显然只会害了张的。因此，只要张学良没有获得彻底自由，只要张学良还身在台湾，这件事的确是仍不能透一点风的。

现在，不仅曾参与知道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一事的中共要人们，都不在世了，连张学良本人也于一年多前离开了这个世界。因此，张学良究竟最后是不是确参加了中共？这件悬案，便永远不能由活人来解答，而只能在今后的某时，靠中共与国民党两方公开原有的机密档案，靠张学良生前是否还遗留下什么尚未公布的资料，来予以破解了。

不过，如果，张学良真是在当时加入了共产党，那么，对“西安事变”中的某些动因，恐怕就得用这把新钥匙（张学良在事变前就已是共产党方面的人）来解说了。

（二）宋庆龄的某种神秘身份

孙夫人宋庆龄的身份，难道还有什么可疑之处？难道还能是假孙夫人不成？！
当然不是！宋庆龄为世人所知的一切身份，都是无可怀疑，也无可指责之处。
这里要说的，是她尚为人鲜知的一种身份：宋庆龄在1930年代左右，在路过苏联时，便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她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
而且，在共产国际与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也曾有她的轨迹。

宋庆龄逝世后，曾在上海从事过中共地下工作的廖承志，在生前的一篇纪念回忆文章中，曾透露过她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找他的事：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家后，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当时，只剩下我两个人了。
她面色凝重，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我今天不能待久。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国际！”她说，随后又补充：“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声来——当时廖承志无疑异常吃惊。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
我回答：“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后，她。。。取出一根纸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条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走出了公馆大门。

1928年5月初，宋庆龄从莫斯科移居德国柏林时，斯大林曾会见过她。尔后，1929年夏她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其间8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杨虎曾向法国巡捕房控告她家装有秘密电台，宋庆龄也没有否认。
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再次从欧洲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公布过。

宋庆龄回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著名的特工佐尔格相配合，营救共产国际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夫妇。

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秘密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中。而宋庆龄也就是通过这部电台，保持了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为共产国际向中共传递必要的信息。

“西安事变”前后那段时间里，中共对待事变的态度之所以发生180度的转变，就与宋庆龄传递的电文有关。

在“西安事变”刚发生时，中共高层无不欢欣，拍手称快，一派坚决“杀蒋”“审蒋”的呼声。
然而，没过几天，中共中央对此事的态度，却改为“与张、杨商量，如蒋能答应联共抗日等项条件，并有相当保证后，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是何故？
与宋庆龄的神秘身份有关。

当时，宋庆龄在上海。“西安事变’发生当天（12月12日），时任国民党财政部长、同时又是宋庆龄的姐夫的孔祥熙，在当晚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反蒋褒张立场，坚决而鲜明。

然而，第二天（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又来了个令人不可思议的180度大转弯。
13日，宋庆龄突然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总干事胡子婴找到家中，并将“西安事变”之事告知了他。胡子婴听后，以为宋庆龄对此事必然会高兴万分，谁知，她却深为焦急地问胡，是否可以陪她去一趟西安。
胡好奇地问：去做什么？
宋庆龄竟回答：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然后，宋庆龄就向胡子婴解释为何不能杀蒋等道理。
胡子婴认为她说得对，便回家准备，拟陪宋庆龄去西安。
可是，当晚八点，宋庆龄却又打电话通知胡：不去了。

宋庆龄在12日与13日两天的表现，为何如此反常？
其实，是因共产国际与斯大林，来了电报，而且，这电报是坚决谴责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的。
无疑，宋庆龄在12日从孔祥熙处得知“西安事变”后，当天即会向莫斯科报告。而且，看来，最迟13日晚八点之前，她便收到了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向中共的指示电。因而，她便在转发电报的同时，了解到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立场，也只能遵照莫斯科的指令精神办事了。

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高层，当然收到了宋庆龄从上海转发来的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指示电。
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对共产国际下属一个支部的中共，态度是很专横霸道的。
据斯诺在一本书中透露，斯大林在电文中说：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获释，莫斯科就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当时尚在陕北保安的中共高层的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说到，斯大林这封电报，使中共领导都觉得简直是“天翻地覆”了，毛泽东还急得“踱来踱去”。

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当时，只能服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
于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中的立场，便发生了悄悄的转变。

因此，宋庆龄确实以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过一次并不令她高兴的作用。

1957年11月，当时并没有任何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的宋庆龄，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名次仅次于毛泽东），到苏联参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并在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坐在了毛的身旁。
对此，当时的人们都以为，宋庆龄能够参加这种会议，是凭其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与中苏友协会长的身份，而很少会有人知道，她实际是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地位而与会的。

1981年宋庆龄逝世时，中共中央宣布接纳她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当然，这只是一次向世人正式公开她的共产党员身份的仪式。

（三）张学良为何坚决执意要送蒋介石去南京？

“西安事变”由军事政变式的兵谏开始，经过十四天的跌宕起伏，最后，却以张学良亲自将蒋介石送回南京的出人意外的悲剧而结束。之中，最让后人摇头叹息，也最让人不可思议不可理解的事情，便是张学良为何要做出这明显会于他不利的“送蒋”不智之举？

照理，事变以放蒋为终点，也属张杨举事已准备了的结果之一。因为，“西安事变”的初衷，就是逼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只要蒋介石能答应这些目的，“就让蒋介石活着进来，也要让他活着回去”（杨虎臣语），仍拥戴蒋为领袖，都早已是张杨作了思想准备的。只是，中共、杨虎臣与蒋介石宋美龄这三方，谁也没想到，张学良在最后时刻，却硬要坚持演出这“送蒋”一幕。

毛泽东说：“西安事变”使共产党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
但，“西安事变”的结局，却让曾威风凛凛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从此步入了地狱人生。

不过，仔细分折，毛泽东对“西安事变”于中共的意义之评价，当然确是极属中肯。但，最终让张学良倒霉以后大半辈子的原因，则不完全是其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应该是他在事变末端的“送蒋”。

因为，有过反蒋行动者，在国民党各派系中，并非一二。如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军陈济堂、张发奎，湘军唐生智，还有曾“蒋、冯、阎大战”中的冯玉祥、阎锡山等。这些人几乎终生都对蒋不满，更发动过反蒋之战，但是，蒋介石在很长时期内，还得与他们共事，用心敷衍，最后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李宗仁这些人自始自终都不放弃手中的兵权实力。往往在反蒋事败之后，通电下野也好，归顺中央也罢，那手中的派系军队，却仍设法牢牢予以控制，不容蒋氏染指。
张学良的人生失误，大概就是败在了他一时冲动，没有象李宗仁等那样，坚持旧中国军阀们的生存规律：手中有兵，才有地位。

由于张学良对东北军的长期掌控，使他在东北军的领袖权威，无他人能替代。故当张学良自投罗网被蒋介石囚禁后，东北军因种种原故，便内部生变，而无人能统一收拾分裂局面，结果，二十多万东北军，很短时间内被蒋氏分而解决，飞灰烟灭。至使张学良没有再能让蒋氏生畏耽心的本钱了，因而，这命运便生生被捏在了蒋介石的手中。

其实，张学良在刚被囚禁时，也深知只有东北军的存在，才会有他的自由前途，故，当他听知东北军内讧，激进的少壮派枪杀了稳重的王以哲将军之时，便连忙让人告知东北军诸将领：唯东北军团结，才有他张学良归来之时！

可是，虎已入牢笼，其任何观念、指示、影响，均已鞭长莫及！张学良这只老虎，若仍在西安，其威其猛，便不能不让蒋氏有几分畏怯。可是，既落平阳，还有什么可说？最后，竟弄到跌入连区区一个看守小特务刘乙光，都可以在囚禁地，常常与其老婆一道，凌辱欺负得昔日的少帅与赵四夫人，只能在暗中痛哭泪流的惨境了。

张学良并非一介书生，他很早便随父征战，也带兵多年。在其父死后，为了不致让“摄政王”模样的杨宇庭夺去东北集团帅权，他权衡利害后，毫不犹疑，即行速速诛杀之最烈手段，除去后患，而拒绝了稍为和缓的削权撤职等方式。可见，张学良对送蒋氏回南京之前，不会只有书生之见。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张学良一时冲动，做出件显然丧失理智的蠢事呢？
首先，张学良是一个性情中人、热血汉子，这是所谓内因吧。毕竟，已为很多事实证明的哲理“性格决定命运”，并非无稽之谈。对待同一件事，不同性格的人，处理的方式，确会有差异。

但是，触发这性格起作用的所谓外因，则是导致某件事滑入某种结果的具体关键。
这些促使张学良冲动失智的外因是什么呢？

是“西安事变”发生后的国内国外因素的某些反应。
在谋划扣蒋的事变计划时，张学良想：蒋介石不抗日，老是还打内战，我们现在扣住他，逼迫他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件事，应该是很得国内外人心的吧。特别是那些学生娃娃，不是天天在游行，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吗？

不料，“西安事变”爆发后，远不是张学良事前所想象的局面，而是：

（1）全国舆论，除中共红军控制区外，基本都是指责张杨与事变，同情拥戴蒋介石，抨击张杨的文章、电报，如雪片般飞来。

当然，这是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六旅旅长黄永安，背叛张学良所致。黄于事变当日（12日）接到张学良电令后，不仅没有遵电令调动军队对付中央军，反而向中央军巩洛警备司令告了密。结果，南京方面在张杨致中央政府的通电尚未到达时，那儿就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变。因而，当日，南京政府一方面，向西安方向调动了拟进攻的军队，另一方面，便迅速控制了宣传舆论，不让西安方面的任何消息进入南京，或不能在南京露面。
这样，张杨便先在舆论上输了一着。
而这呈一边倒的拥蒋骂张杨的舆论浪潮，却使张学良大吃一惊。

（2）张学良原以为他们扣蒋后，其他派系与地方军阀，如李宗仁阎锡山张发奎刘湘冯玉祥等，便会通电支持，因为，平日他们就对蒋有怨，也都指责蒋不抗日。
可是，张杨全国通电后，竟无一党国要人与地方实力派响应，连事前曾向张表示过赞同的阎老西，也装模作样公开发电连问张杨数个“乎？！”，不肯支持事变。
对此，张学良也有些瞢了：怎么会这样呢？

（3）苏联内部及公开舆论都指责咒骂张杨，说“西安事变”是日本走狗张学良的罪恶妄图。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前八个月里，与中共取得联系沟通后，中共曾告诉他，只要他张学良的东北军割据西北，与红军一道建立西北国防政府，苏联便会是他的最坚强后盾，会象支持新疆的盛世才那样，给予张学良在包括军事物资在内的任何支持。如当年4月9日，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

而在当年9月，张学良还派其秘书栗又文（是中共党员）到了新疆，向驻疆的苏联教官安德烈夫转递了给斯大林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报告，当时苏联方面也答应帮东北军在甘肃平凉建兵工厂的事。

可是，自“西安事变”第一天起，事情恰恰相反。事变不仅没能获得苏联的叫好，倒反遭来严厉的指责。

苏联的变化，当然主要是来自斯大林一贯以苏联利益至上的沙文主义观念。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不利于苏联的事，他是不管符不符合国际革命原则的，只会首先以苏联的利益为重。“西安事变”发生后，斯大林担心由此导致中国分裂，被日本人钻了空子，从而使苏联在其远东地区便要单独面临直接同日本人干仗的危险。因此，他便立即采取了坚决反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可是，苏联这远出乎张学良意外的态度，对当时张学良，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使他立马有些惶恐了。因为，背后没有了强大支持，张学良以前所有的种种计划，都将有可能是无根之木。

（4）中共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态度也改变了。
在事变后的前几天，中共对张杨扣蒋的“西安事变”欢欣鼓舞，在12月17日致张学良电文中，还说：要张学良在紧急之时“诛之（蒋）上为”，17日夜，到达西安的周恩来，还与张学良商定向来西安的宋子文提出的条件，只同意由宋子文而不是蒋介石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

然而，三天之后，即12月20日之后，中共的态度却发生了重大改变，由甚至可以“诛之为上”的立场，转变为主张释蒋拥蒋以避免亲日派主掌南京中央政府的“和平”方案。因此，中共便由原来的与张、杨结盟的“三位一体”中的一方，转变为事变的局外“调停方”了。

前文已述，中共的转变，实乃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所迫，而非中共中央的本意。
但，面对这最大的变故，张学良则先震惊，再忿忿，而后负气、冲动了。

特别是在22日那天，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明确请按原定计划，公开成立中共、张、杨“三位一体”的西北军政委员会，而中共在第二天，即23日回电，却委婉表示不同意公开成立这一政权后，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后来，张学良在一些场合确很有些伤感地说了：
“我救了共产党，你们就这样对待我！”（张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宋黎回忆文章）
“周恩来比我还‘和平’。。。”（张的东北军高层亲信高崇民文章）
1991年5月张对来访的东北老乡曹长青等人抱怨：“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又是头头是道。”

虽然，张学良诸多讲话中，对周恩来人品上是持钦佩赞扬态度，但，对“西安事变”后中共未能实践某些约定，他无疑是很有些不满的。

实际上，张学良对中共的巨大支持，不仅体现在他发动的“西安事变”，从而逼迫蒋介石确停止了剿共政策，使中共能得以有陕北这个地方进行休整壮大。当时，更体现在张对中共红军的种种实际物资援助上。

1936年秋，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红军，由于国民党的围堵封锁，陕北那地方本就贫穷之极，致使当时红军的粮食与冬衣没有着落，严重地威胁到红军的生存。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电请其速送“五万、十万都要快”的援款，却迟迟未达。是张学良，他知道后，即派人送去一万套冬装，数万双鞋，大批粮食与数十万元巨款。雪中送炭，确帮了中共与时仅数万红军的一个大忙。

对此，中共领袖们确也有些感到“对不起”张学良。
周恩来就在不同场合向人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并在后来一提到张学良时，他总是很动情，并时常流泪。1949年12月初，当国民党云南将领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时，周连忙向毛泽东建议：用卢汉起义时所扣押的国民党元老张群，向蒋介石换回已囚在台湾的张学良。毛泽东也立即首肯并下指示。可惜，因张群对卢汉将军个人有昔日之恩，毛周的指示尚未到时，他早已将张群私下给放了。周恩来闻此，只能仰天长叹。

不过，不要说是周恩来，就是整个中共中央，在处理“西安事变”后期的态度，都并非哪个人的品格或个人认识决策所为，确全因是“政治”，因为，中共当时还绝不能得罪斯大林。所以，周恩来后来在力劝张学良不要去送蒋介石时，说了句：政治是象钢铁般无情啊！

据有些心理学家分折，对一个人精神上最大的打击，并不是敌对者的强大与其攻击，也不是旁观者的冷脸冷笑与讽剌，而最大的打击，是来自于他的亲人、密友对其态度或对其原先有过的承诺的改变。
所谓“万念俱灰”的心态，就往往产生于这种时侯。

张学良当时会如何想呢？试折一下：

面对全国拥蒋而反张杨的舆论浪潮，虽出乎意料，但，尚不要紧：国人现在是不了解情况，而时间，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还可以等。
各地方实力派均不作声，隔岸观火。也不怕。本来，对他们就不抱太大希望，何况，随着事态的发展，相信他们的“中立”不会持久。

苏联的态度，则不啻是一颗重磅炸弹！炸碎了张学良的美好远景发展蓝图，期望背靠苏联而建立大西北国防政府，进而向全国推进抗日体制的计划，看来是不行了。不过，虽然如此，退而想之，无非是重新计划再从头另谋良策而已！东北军的发展，也不是靠苏联才到今天的局面的。

然而，中共诸位同志态度发生的转变，中共竟由“同谋者”的“三位一体”之一的身份，却转变为这个事变的旁立者、调停者，反变为比我张学良还要对蒋“和平”者，这就太让人伤心了！这，“三位一体”还有什么意思呢？又怎么还能存在下去？

本来，即便遇到了天大的困境，就算是苏联现在不支持不理解，但，只要中共与张、杨象事变以前那样，捆成一把，仍有二十万东北军、几万西北军、几万红军联手在一起，在中国又还会怕谁呢？又何愁没有机会给我们呢？

可是，如今，中共变成了旁观者，此事对动摇杨虎臣以往的想法，肯定无益有害。现在，在世人眼中，此“西安事变”，兵多将广的东北军首领张学良，便成了实际上获罪的一个“孤家寡人”。整个“西安事变”的结果，也已违三方商定的初衷：不是理直气壮地逼蒋氏联共抗日，而是在反被外界压迫下，乞求蒋氏停止内战而抗日了。

既如此，不如干脆做事做到底，亲自送蒋回南京，只图以此来洗刷自己发动事变并无个人私心！至于以后怎么办？先不管了。

杨虎臣说：你们讲和平，实际就是牺牲我！
是呀，怎么能牺牲虎臣呢！我是大头，他是最小一方，事既已如此，真要牺牲，当然就得牺牲我张学良了！否则，堂堂张学良如何能立于天下呢？！

当然，张学良到底真正如何想的史实，现在并不得知。
但，上述四点原因，特别是因中共突然改变立场，很可能，就是促使 36 岁的他，做出糊涂一时的负气冲动的历史性一举之关键。

从张学良的负气冲动经历中（假设张学良真如此），顺便说点历史之外的话。

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与工作中，亲朋好友之间，共同事业的合作者之间，出现一些离心、背叛、甚至过河拆桥之事，并不鲜见。
相信，没有人喜欢发生或遇到这样的伤心之事。
然而，在这个世界上，它要发生什么事，并不是可以由得我们喜欢不喜欢的。

不过，我们虽然不可能不让离心、背叛、甚至过河拆桥之类事情的发生、出现，但，我们却也并非就真是对诸如此类之事，一点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

这就是：
我们可以主动采取如何对待这类伤心之事的正确、有益的态度。
我们可以想办法，让出现的不利之事，尽量能降低其对我们的损害。
但绝不要让这些发生的伤心之事，搅乱我们的心智，从而做出那些在平常绝不会做的负气冲动之蠢事；若那样做，反而扩大了这类事情对我们的伤害程度。

其实，有些一时对你离心、背叛、甚至过河拆桥的亲朋好友、共同事业的合作者，他们虽然实际伤害了你，但，确有些人从动机上并没有伤害你的想法，他们并不存在其人品就是卑劣的肯定印记，只仅仅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没有那种舍己为人的高尚而已。

因而，对这些人，我们仍还要视为友人，否则，“水至清则无鱼”！只是记住他们不属那种可以为你“两肋插刀”的极少数的精英人物而已。
同时，与这些友人的交往中，从今以后，一定都得按应有的公平规则行事，而不再能让“朋友”的光环蒙住我们的理智。

也许，张学良如果能正确对待中共态度被迫发生的转变，能冷静对待当时已变化了的形势，顺应大势，放蒋就放蒋，时时记住自己是在搞政治，而绝不去做只图所谓洗刷自己名声、而负气冲动的政治幼稚之举。那么，也许，在其后的中国历史中，他还将演出些轰轰烈烈的故事，至少，不至于落到竟要忍受刘乙光那个小特务的恶气的惨境。

200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