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民主和中国宪政
鲜江临

　　进入21世纪，世界上变化最大的地区，莫过于亚洲。从西亚和南亚的反恐战争，到
中亚和东南亚民主化，再到东亚的复杂变局，形成了一个亚洲整合变化的链条。但是用
“国际化”来概括这些变化，似乎并不准确，这些变化对增进国家间自由交往的作用，
并不突出。象伊拉克，不仅没有导致国际交流的增进，该国反而成为了国际人员进入的
恐慌地带。这些变化，也没有弱化各国的民族国家色彩，强势文明国家的生活方式和生
活价值，并没有被普遍认可；精神世界基本上保持原样，不同的传统宗教继续在各国发
挥引导人民生活的作用。但是，亚洲的确在发生巨变，这种巨变可以归纳为“亚洲民主
化整合”。　

　　亚洲民主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21世纪出现亚洲民主化整合，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民
主化过程的延续。如果忽视亚洲的此种变化趋势，被动变化的国家，可能比主动变化的
国家，经历更大的变化冲击――一种他人主导的变化，一定会倾向保护外部主导者的利
益，而不总是从被动变化国家的自身利益角度出发。在促进被动变化者变化的情况下，
当民主成为至上价值的条件下，传统国家的统一的价值就必然会被贬低、忽略，变为次
要。这种可能在21世纪形成的格局，对于国际化时代的世界整体利益，没有损害，但是
会损害特定的传统国家的文化整合梦想。　

　　虽然民族国家的独立具有历史正当性，具备先占者的正义，但是自由交往的国际化
潮流，形成了主导性的交往者的正义。这种交往者的正义，突破了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
控制，成为了更高认同度的正义。单纯张扬民族利益的民族主义旗帜，在国际主义的旗
帜下黯然失色――时代正义观的确立，导致民族主义的历史正当性，缺乏对交往正义的
有效抵御。在人类确认人的基本和普遍价值的环境下，以损坏此种普遍价值为代价的民
族主义，已经走向自身的危险道路。　

　　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方式，在未确立交往正义的前提下，导致内部社会的分裂，促
进非理性的社会行为的规模扩张，并不促进民族国家的利益，最终会导致社会动员机制
的失效――因为，民族主义并不能提供出完整的社会利益保护方案，而交往正义的目的
，在于确认每一个交往者的社会和法律权利。由于交往正义具有的社会方案优势，它势
必会动摇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 会发生突破文化条件的集体转移。　

　　这个前景描画，是思考平衡民族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问题的前提。国际化引发的新
一波亚洲民主化浪潮，给变化中的亚洲国家提供了一个思考机会和发展选择。严肃对待
亚洲情势，是民族国家的重大课题――将传统国家的文化梦想和交往正义的世界整合有
机结合，是21世纪初期民族国家的重大课题。　

　　这就涉及到中国宪政。中国宪政是世界中的后发宪政，通常是为了克服民族主义和
交往正义的冲突与危机，发生的调适性宪政。宪政运动的启动，它的合理目的，在于建
立民族国家自身社会的组织和大同世界交往正义的平衡；它的次合理目的，在于保障民
族国家的先占正义和先占形成的交往利益；它的非合理目的，在于保持传统社会组织，
抗御交往正义。　

　　中国宪政目的的选择，在于建立宪政的合理目的，容纳次合理目的，而不宜确立非
合理目的――以史为镜，大清帝国对宪政非合理目的的选择，既导致宪政努力的功夫白
费，也终结了自身的社会权力――这种结局，不是宪政激进分子个人原因所致，而是一
种民族国家的集体选择后果。在当今实际已经发生的新一波亚洲民主化现象的过程中，
吸纳历史教训，保护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合理建立宪政目的，十分必要。但是，基于
一些的民族思维定势，往往导致他们的历史处境惊人相似－－相似得令中立的观察家们
窒息。　

　　中国宪政不应当成为后发民主的被动过程，而应在确认交往正义的基础上，主动和
自信地建设新的民族文化国家――“新的民族文化国家”是与传统民族国家有别的一种
国家，它是确保交往正义的和平文化国家，它具有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但是消除了文化
的自傲，确认了自身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平等性。这种新的民族文化国家，是用合理宪政
的规范效用保证的，是交往正义得以实现、而交往非正义被有效抵御的国家。在这种基
础上，先占正义确保了新的民族文化国家具有自身的完整性，交往正义确保了它的开放
性和公平性。在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器物文明、习惯的生活方式、独特的文化构造，
与和平世界的利益不矛盾，不冲突。　 　　

中国宪政的目的，在于组织一个适应亚洲民主化和国际化的国家。因应时代变化，
是本代国人的命运，考验本代人集体的能力。宪政纵然是为保障个体权利，但超越个人
主义的眼光，融会亚洲变局，体味国际趋势，这实在是事关集体前途的大事。亚洲民主
化的变化浪潮，已经从蒙古、日韩、印尼、菲律宾、印度、伊拉克、吉尔吉斯，向创造
了伟大历史文化的中国，展露了强劲的潮头。 它又象一股股的热浪，迅速地改变了亚
洲政治气候，最终会融解掉僵硬社会的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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