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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危机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5月4日，其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出卖名义上的战胜国-中国的利益，因此其政治层面的意义是1840年"天朝崩溃"后现代中国追求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的漫长里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五四运动又指新文化运动，则起始于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时间早于1919年，也没有在1919年5月4日结束，其直接的后果是二三十年代"主义"的风起云涌和马列主义最后的胜利。回望历史，五四运动虽以政治事件命名，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还在于其文化和思想的层面。在"主义"式微的年代，我想从这个追求现代性的运动中反省现代性的力量和危机，来思考当下中国文化的问题和前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和科学"（从它们被五四诸贤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可见一斑）。它具有两个方面："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建设性（positive）的一面；"打倒孔家店"为口号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破坏性（negative，不含贬义）的一面。我把它定位于追求"现代性"的运动，此处"现代性"指五四诸贤所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因素，即两个来自泰西的神--"民主和科学"。

　　五四诸贤不管言辞多么激烈地反传统，其出发点是民族主义的。现代民族主义是和强权政治斗争和捍卫民族文化独立性的产物。1840年天朝崩溃后，现代性在中国的进军有两条战线：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帝国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一条，以个人权利、理性、启蒙和自由为号召的西方近代主流价值观念的文化冲击是另一条。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应对现代性的挑战的历史，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直到五四运动，中国人尝试过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激烈变革。今人可以批判他们的"激进主义"，但在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强权和国内小农经济已到人口承受力极限的双重压力下，留给当时中国人的历史选择是非常狭窄的。"激进主义"发展到极致，五四诸贤作为民族主义者，为追求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竟走上了彻底反传统文化的路，这个残酷的事实逼迫我们反思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现代性的力量和危机。

　　现代性在西欧和北美在特定的历史机缘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它在西方列强国内创造了经济繁荣、政治民主和个人自由，它革命性的一面和冲绝网罗的伟大力量甚至连它最著名的批判者--马克思也承认。现代性特有的"军事工业的科学化和工业化"，造就了西方列强史无前例的军事强权，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需要世界市场以维持垄断利润，西方基督教文明又有在全球传播福音的传统，于是19世纪，自由贸易、殖民主义和列强的战争成为了现代性进军的主要手段。以此观察新文化运动的"民主和科学"崇拜和反传统文化，是弱势国家知识分子追求强大现代国家（西方意义上）的文化斗争策略，现代性横绝天下的力量使他们相信，借助这种力量，弱势国家能只争朝夕地脱胎换骨，进入富强俱乐部。

　　《新青年》创刊的前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五月四日的抗争更直接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总清算会议--巴黎和会--的不公正安排。反省五四运动，绕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西方列强间绞肉机般的血腥大战，是现代性危机的总爆发。在大战后的废墟上，极权主义兴起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17-1991）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强烈的挑战。科学的工业化固然使人类在世纪初年就拥有了电灯、铁路等伟大的进步，它也制造出坦克、大口径火炮等当时杀伤力空前的军事机器，非理性主义在一战后迅速崛起并贯穿整个20世纪（一直到今天的后现代主义。）也就是说，"民主和科学"在它们的发源地已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性的历史进步和科学理性的观念面临着危机。问题是五四知识分子为何还把"民主和科学"奉为神明？

　　在伟大历史目标（理性、真理和"主义"）的指引下，历史不断进步的观念是现代性的发明。我想这就是现代性危机的时刻，五四知识分子依然坚定追求现代性的根本原因。对于一个承受着几千年的历史重负、停滞守旧�"搬一张桌子都要流血"（鲁迅语）又内忧外患极为深重的民族，还有什么思想体系比许诺进步、繁荣和乌托邦可以最终实现的现代性思想更有吸引力？因此我们今天审视五四运动和现代中国思想主流的"激进主义"，从现代性危机这个角度思考是一个很好的视角。

　　我不否认五四运动伟大的历史功绩，它毕竟是中国人求发展、求进步的现代化过程的伟大努力，尽管它甚至极端到全面反中国传统文化的进步。不过事后诸葛亮总是最聪明的，现在看来它的历史局限性和弱点也是巨大的。

　　第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现代性危机和消极的一面缺乏反省和批判，试图按外来的意识形态全面改造社会。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后果--以历史进步名义的激进主义及其实践，固然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但其从西方移植的计划经济、对自然掠夺性开发的工业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大众动员的政治体制，使它的成就和失误一样巨大，而且最先拥抱和传播激进主义的知识分子曾受到肉体和精神的巨大创痛。沉重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告别一切形式的左右激进主义和乌托邦，破除对历史进步的迷信，制度变革应以试错的改良方式进行。我以为中国思想伟大的"仇必和而解"的中庸传统，尊重每个个体自由发展的古典自由主义，关注社会公平的社会民主主义，都可以为中国21世纪制度和文化建设提供指导，关键是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推到"仇必仇到底"的极端，比如"儒学救中国论"、"为权贵服务的伪自由主义"、"在外国象牙塔炮制的哗众取宠的新左思想"。

　　第二，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斗争策略，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建设性的一面严重不足，造成了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和心灵的贫困化。文化是历史演进和积累的过程，不受历史进步观念的约束。以历史进步为正当理由全面反传统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开了个恶劣的先例：文化的政治化。于是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权力支配着文化建设，文化创造丧失了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在20世纪，我们没有出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没有产生一部伟大的书-比美《论语》、《庄子》的哲学著作、比美《红楼梦》的小说，每一个热爱中国文化的读书人都必须痛苦地承认：这是一个中国文化衰落的世纪。我们需要一次中国的"文艺复兴"。总结五四的经验教训，中国的"文艺复兴"离不开以下原则：思想和学术自由基础上的文化自由创造的原则；"返本开新"的原则，回归中国原典，通过和西学的互动，发掘汉语思考和表达的潜力，用汉语写出伟大的书；要像提防文化创造政治化一样提防文化生产的商品化，坚持文化领域的自主性原则。现代性危机的表现之一是人心灵的贫困化，西方因为宗教传统的深厚，有宗教为沉沦物欲、心为物役的现代西方人提供精神安慰，中国这个以拒绝超验救赎的无神论为基础的文明，维持民族认同和安慰个体心灵的靠的是"礼乐教化"的中国文化，以此反观当前中国人因苦苦追逐物欲而导致心灵的贫困化，五四一代人"推倒后又无法重建"而导致的中国文化贫困化无论如何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另一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创造文化认同、安顿中国人心灵的新文化。


　　 　　 上网日期 2001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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