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林彪笔记中的官场策略　　　　　　　　　　　　　　　　　　　　
　　　　　　　　　　　　　　　

　　　　　　　吴思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他认为彭德怀说的都是实情，根本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说他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违心地表态坚决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90%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90%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黎洪讲得很清楚：个人甚至整个编委会的反对言论将给个人和报社引来灭顶之灾。实际上他也写道，有一个编委不听他的劝告，忍不住在外边说了些话，对批判彭德怀表示怀疑，结果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想，那90%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即使他们有不同意见，也不敢有任何公开的表示。他们是没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一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彭德怀在庐山的遭遇是一种标志。这个标志表明：响应公开的号召，按照党性原则说真话，讲出亿万人正在因政策失误陷入饥荒的真相，已经遭到了严厉的禁止。违背禁令的结果，就是被宣判为人民的敌人、党的叛徒、国家的罪人，即使你的地位和功劳像彭德怀那么高，也逃脱不了身败名裂的厄运。与此相反，违背党性原则去奉承最高领导，说他是正确的，将他的胡作非为吹捧为英明伟大，不仅毫无危险，还有升迁的希望。当然，这个标志的这种含义是得不到公开正式的表达的，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真实的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当然，为了纸上写的漂亮原则敢于以死相拼，敢于将自己的脑袋磕碎在巨石上，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这是不折不扣的道德上的圣人，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不过人们似乎不应该为了自己不是圣人而责备自己甚至痛骂自己。真正应该责备的倒是那些要求每个人都成为圣人的人。

在1999年第10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刊登了冯建辉先生写的《林彪与个人崇拜》。文章很长，分析得也很透彻。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林彪自己写下的几句话。林彪写道：“党性遵命性也。”“遵命乃大德、大勇、大智。”“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

文章责备林彪，说他是两面派，为了个人得失不讲原则。这种责备当然是正确的。以道德的是非标准评判，林彪的这些话很没有廉耻。但是按照真假的标准判断，林彪是否说出了一种真相呢？我认为他所说的正是一种制度运作的真相，他描述了专制制度下的官场潜规则，以及适应这种潜规则的最佳策略。潜规则是这样一种不明说的东西：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它是一种纳什均衡，在这种均衡之中，每个参与者都采用了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了最有利于自己的策略。从个人生存发展的角度看，每一方都找不出比这更好的选择了。所以这是一种最稳定的格局，尽管它未必是合乎理想的格局。无论任何人入局，从长远的观点看，他必然要采用这套策略，不如此行事的人将被淘汰出局。

1959年夏天，在庐山会议上收拾彭德怀的时候，最高领袖决心已定。他要踢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在个人专制的体制下，他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这时候，无论是黎洪还是比他的地位高得多的中央委员们，合理的应对策略是不当绊脚石，因为绊脚石将被踢入监狱或劳改场。林彪的对策更进一步，他积极主动地帮助最高领袖清除驾前的绊脚石。他在庐山上当面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林彪的策略深得最高权力的欢心，他本人也因此取代彭德怀，于庐山会议之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从个人的角度看，林彪的策略无疑是成功的。如果我们跳出道德评判的圈子，把这当作一局棋来评论，显然各方的应对都是有道理的，但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林彪的选择比黎洪的选择更积极主动，因此也更胜一筹。相反，永远坚持真理的要求，以人民利益为唯一宗旨的党性原则，则是一种注定被淘汰的自杀策略。当年宋襄公不肯向正在渡江的敌军发动进攻，渡江完成之后又不肯向没有列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以为这样的策略不道德，毛泽东对这种以道德操守为核心的策略嗤之以鼻，说那是蠢猪的道德。林彪用“书呆子”这个词代替了“蠢猪”，不愧为毛泽东的爱将。不喜欢林彪是可以理解的，把林彪看成一个傻蛋则万万不可。正统党史一直希望人们把林彪当成一个反面教员，的确，在这位反面教员身上，我们可以学到许多出乎意料的东西。

1999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