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联邦主义

吴稼祥

了解一下革命家和改革家在行为方式上的差别是有趣的。革命家和改革家也有
共同之点，他们都要掩藏自己行为的真正目的。但二者掩藏的方式不同：革命
家，比如毛泽东，倾向于将达到目的的手段理想化，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本来
就是他夺取并巩固权力的手段，被他理想化为有待实现的人间天堂；改革家，
比如邓小平，则倾向于将要实现的目的手段化，他改革的目标，本来就是要在
中国搞市场经济，你也可以说，就是要搞资本主义，但他却要告诉你，改革是
手段，市场经济也是手段，目的是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革命家将手段理想化，是唯恐天下不乱，是要制造革命对象，要煽动人们为了
实现他们自己的“理想”来创造革命家想要的手段，把为自己谋取权力，说成
是“替天行道”。改革家将理想手段化，是生怕社会动荡，他要减少改革的阻
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天换日。不了解革命家和改革家这种行为方式差别
的人，容易产生错觉，以为改革家们都是些机会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他们胸
无蓝图，得过且过。其实，很多革命家是真正的机会主义者，而不少改革家却
是骨子里的理想主义者。

邓小平的分权化改革和“一国两制”的政治设计，作为一种联邦化措施，他只
从手段的意义上强调它们的价值。他说前者可以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可以搞活
经济；后者可以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甚至可以为国际社会解决领土争端提供一
个可资借鉴的成功范例。被他掩藏起来的是这些改革措施在政治理想方面的价
值，这些价值就是自由、平等和权威的价值，以及民族自治和国家统一的价值
。因此，联邦主义有两种，一种是作为手段的联邦主义，另一种是作为目的的
联邦主义。本专栏用22篇文章的篇幅详细讨论了手段联邦主义，用2篇文章简
单概述了目的联邦主义。

顾名思义，手段联邦主义是解决问题的制度安排。根据已有的研究，有三类紧
迫性和重要性不同的问题。一类是紧迫性高于重要性的当下政治经济问题，比
如财政金融问题，农民负担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等；另一类是重要性高于
紧迫性的问题，比如民主体制在多民族大国如何驱动的问题，如何保障民主制
度不退化为僭主政治问题，等等；还有一类是既重要又紧迫的问题，比如两岸
统独问题，西藏去留问题等。紧迫的是政策性问题，重要的是体制性问题。解
决政策性问题，着眼点是当下功利；解决体制性问题，已经触及到了政治价值
。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是一种手段联邦主义，目的是解决香港的历史
遗留问题，这是一个既紧迫又重要的问题。说它紧迫，是因为解决问题的时间
不容拖延；说它重要，是因为它兼顾了国际和平、香港自由和中国统一这三种
重要政治价值。

目的联邦主义，是作为价值体系的联邦主义。前两篇文章已经提到，现代民主
制度是平衡权威、自由和平等三种政治价值的体制性成果，而现代联邦制度，
则是在保障这三种价值不流失的前提下，进一步综合国家统一的价值。或许可
以说，联邦主义制度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最大的政治制度空间，它可以容纳人
类所追求的各种政治价值，除了权威、自由、平等和统一的价值外，当它用于
调节国内政府和民族间冲突时，它能体现政治稳定价值；当它用于统合地缘国
家关系时，它实现的是国际和平价值。

除了绪论之外，迄今本专栏只谈了一个主题，只论证了一个题目，即联邦主义
是个好东西。世界上好东西很多，并非都能得到。要商店里的好东西，需要货
币；要闺阁里的好颜色，需要爱与被爱的能力。联邦主义好，但中国有实现它
的条件与途径么？或者说，中国当前有实行联邦主义政治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
性，但有实现它的可能性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简要考察中国国家体制
的历史和现状，中国国家体制发展的长期趋势；其次要考察联邦主义思想和实
践在中国的遭遇及其原因；最后要阐明，有没有出现某种新的因素，它有没有
重新修建宽阔的跑道，使联邦主义的大型飞机可以在中国安全着陆。

成熟的制度就象成熟的庄稼一样，土壤和气候条件非常重要，但更重要的是“
播种”的时机。播早了，不是夭折，就是难以成熟。瑞士是迄今所知道的在世
界上最早“播种”联邦主义制度的国家（1291年），但直到1848年以前，它不
能成熟为现代联邦主义制度，其发育期长达650年。而美国的联邦主义制度于17
89年落地，便和这个年轻的国家一起成长，很快就成长为世界上最成熟最完善
的现代联邦制度。这两个案例或许可以用来说明，伴随人类一道成长的，是它
的制度文明。制度文明的成长，也有个从“野生”到“农业”的进化过程。在
古代，因为各种条件的凑巧，人类偶然可以“采集”到好的制度“浆果”。但
到了今天，在“生态农业”条件下，制度对环境的依赖性下降，其存活力大大
提高，成熟期也大为缩短。

幸运的是，中国幸存到联邦主义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完全成熟的时代。我们可能
是最早发明联邦主义制度的民族之一（春秋时期），但肯定是最晚受惠于它的
民族之一。但愿我们不会错过最后一轮播种它的时机。

2002年5月28日于合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