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

阴差阳错吴稼祥

　　新权威主义在八十年代曾风光一时, 今天看来它确实是个错误. 这一点持演进观点的人可能不同意, 但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论证: 1.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激进变革所指向的目标并非是一种崭新的人类实践模式. 因此演进主义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唯一可靠的选择. 2. 更重要的是, 把演进立场放到意识形态上进行考察, 则(社会)民主是当然的选择, 苏东变革很明显是沿着这样的轨迹.

　　新权威主义不是将改革嫁接到社会主义上反而嫁接到封建等级制上去了. 偏颇不说, 关键在于知识分子和大众为何要顺着既得利益者的思路说话? 这典型地是实用主义在作祟. 所以新权威主义和吴敬莲的市场优先论是错误和愚蠢的. 任何一个凭理性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视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 即八十年代无论在经济还是思想意识都有着自然的民主基础.

　　有人会说强调民主不符合既得利益阶层的取向, 这没错. 但是,这样的路径并不排除另一种妥协的可能, 就是在加速寻租的同时激进地变革体制.

　　结论: 八十年代改革的夭折不是人们太激进,恰恰是普遍的保守和急功近利, 恰恰是反理性的经验主义, 因为真正的妥协永远只属于激进运动. 注意: 这里的激进不能简单地看成左倾, 例如厉以宁股份制主张既是民主化也是自由化.

　　时至今日, 民主的基础无论在经济还是在文化上似乎已被摧毁, 腐败横行, 国企工人干脆把领导叫做老板, 因而自由和宪政理所当然成为首要目标, 它实际也成为仅有的不同利益集团妥协的基础. 从这样的思路看过去, 吴稼祥的联邦主义一说显得有点不伦不类. 相反,我认为倒应该有条件地接受新权威主义. 因为今天的情势比八十年代复杂的多, 面对各种非理性思潮甚嚣尘上,一个具有理性和开放心态的威权的存在是必要的, 有时也能成为改革的发动机.

　　联邦思想应被看成自由主义的衍生物, 它是变革的结果. 这倒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吴稼祥的联邦主义似乎更被视为一种方法和手段. 这样的思路实在是绕大弯子, 必然是事倍功半. 在我看来, 吴的联邦主义思路和他过去的新权威主义实际上都是出自实用主义思维, 都是自上而下的, 被动的,保守的.

　　更主要的, 扩大地方权力未必能给改革注入活力, 因为地方官僚本身就可能更加保守. 相反, 这种做法又可能给地方官僚体系提供新的刺激, 不断复制寻租行为, 由此产生的潜在利益进一步强化下层官僚的保守倾向.

　　很明显, 当今中国改革的根本不再是市场化的深度拓展, 而是产权制度的激进变革, 这等于抢占了中层官僚的风水宝地, 因此他们不可能有意向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只会热衷于在市场游戏中谋取利益. 归根到底, 只要政治经济权利始终在官僚体系里打转转, 它和自由主义理想就相去甚远. 权力转移导致更多的腐败反而会引发底层的民粹主义和左翼思想的复苏, 给改革增加变数.

　　实际上我们改革的根本动力始终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压力, 只不过有时这种压力不是通过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今天也是如此, 我认为社会底层和知识分子在形成这种氛围过程中, 其方式和功能是不一样的, 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即坚持自由和理性, 并不失时机地利用自己的独特影响力寻求社会妥协.

　　历史往往有着自己的自发性, 在我们这种独特的背景下, 如果知识分子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 希图给所谓弱势群体提供什么战斗武器, 那我们恐怕离真正的悲喜剧的上演也就不远了.


　　 　　 上网日期 200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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