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是指十七至十八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一场觉醒运动，英文‘enlightenment’有「光照、启发」之意，而德文‘Aufklung’有「说明、澄清」之意。

康德对启蒙运动作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描述：「启蒙是人之超脱于他自己招致的未成年状态。」1通过这个描述，康德呼吁人们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性，并且借着启蒙运动流行的格言说：「勇敢地去知道吧（Sapere aude）﹗」对康德而言，启蒙是人的神圣权利，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这样的启蒙运动是构筑现代性的主要动力。

我们有一个疑问，当亚洲这些文明古国，都必须面对在极短时间之内，迅速地从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又迎向后现代思潮时，究竟我们真的启蒙了吗？汉语神学所面对的大环境，究竟是否真的启蒙了？
事实上汉语文化语境非常混杂与错乱，「前现代」数千年封建社会阴影犹在，「现代」挟科技文明排山倒海遍及各处，「后现代」思潮又已千里迢迢越洋而来，以致前现代的传统权威，现代的自我中心，乃至后现代的去中心化，全部搅和在一起，我们真的启蒙了吗？

有些哲学家总是比时代前进，尼采就看到了理性的极限，诉诸非理性世界的庞大力量，彷佛跳过启蒙运动与现代社会，而直通后现代思潮。问题是，一般人是否有哲学家的能耐，若是直接跳过启蒙，可能会太乐观，因为四处仍然可见封建社会阴影散见在现代社会各个角落当中，若是骤然迫不及待地迎向后现代，其外观彷佛是穿上一件带有大窟窿的新衣服。

从西方经验来看，千年如一日的中世纪体制并非在瞬间结束，而是经历五、六百年一连串的觉醒而逐渐改变，包括：

十五世纪文艺复兴的人文意识觉醒，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信仰良心觉醒，
十七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理性运用觉醒，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科学蓬勃兴起，
二十世纪信息社会的高度科技发展。

由此观之，广义的启蒙显然不只是理性的觉醒，还要加上人文意识与信仰良心觉醒的基础；这些是建立在多方面对人的尊重，而后有现代社会所运用的科技，从工业化、信息化到奈米技术、生物科技。当迈入二十一世纪时，亚洲国家追求致富而竞相追逐各种科技时，是否也想到，这些科技的执行者—人，我们，究竟启蒙了多少？一个简单的检验标准，人的价值何在？

处于现代科技四处包围而在前社会氛围中长大的人们，有如披上现代外衣的中古人，尽管有人还加上后现代装饰，底子着却都是前现代的骨架，愚昧迷信，层层关系，重重禁忌。

前现代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愚昧，疏于使用理性。最重要的价值并不在于真理，而在于「人际关系」。有关系，走遍天下；没有关系，寸步难行。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迷信，盲从各种禁忌，社会着关卡重重，处处是禁区，人人只能走在狭窄的轨迹上，而且人们多半相信，离此一步，即无葬身之处。

我们真的启蒙了吗？若是没有的话，我们需要挣脱非得别人指导使用理性不可的无能，不论是各种包装的意识形态，或者是耳语传播的价值观；我们也需要使用理性的决心与勇气，勇于面对可能发生错误的抉择，迎向不断向真理方向修正的自由。

理性不是一切，现代思想家有很多声音指出理性的限制，证明理性不是绝对的，顶多只是历世历代追求合乎时空之下共同认定的理性而已。加达默尔甚至指出，启蒙运动最大的偏见，就是自以为没有偏见。然而，这何尝只是启蒙运动的偏见而已，前现代威权者岂不也在高举权威时自以为没有偏见吗？当后现代思想家认定人在永无止境的「衍异」着升降浮沉时，岂非自以为没有偏见吗（德里达）？不如说，只要是人，都难以免除偏见。
「绝对的人」，是巴特经常用来描述在启蒙运动激发之下恃才傲物的人。然而，何尝只有启蒙运动才造成绝对的人？前现代威权者岂不就是把自己绝对化吗？当后现代思想家宣称人的终结而把人放在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当中检视时，检视者本身岂不就是绝对的人吗（福柯）？不如说，只要是人，都带有绝对化自己的倾向。
汉语神学以基督教研究为主轴，面对重视传统权威社会体制之下的人，勘天役物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以及去中心化的非自我、非中心的人，在三者混杂当中，从基督教信仰思想重新定位对人的价值的基本了解，追求更加清楚自己的偏见，更加明白自己的绝对化倾向，维护人应当有的价值，不至于在偏见与绝对化倾向当中荡然无存。■

注释：
1. I. Kant，〈答复这个问题：「甚么是启蒙？」〉（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载《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ed. L. E. Cahoone， （Oxford: Blackwell, 1996），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