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导言

　这项研究追溯了从毛泽东最早时期的著作直至长征开始这段时间内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涉及毛泽东生命的前42年。在此期间，他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帮助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根据地的政治－军事战略，还管理了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尽管这些经历和活动被他后来的成就所遮蔽，但是它们本身就相当重要。与之相伴的还有在相应时期所产生的著作，这些著作反映了毛泽东对这些经历和活动的重要性所做出的判断。毛泽东的著作中所揭示的主题、价值和方法帮助他成就了对中国政治的贡献，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毛泽东的贡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项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察毛泽东著作的实践基础和它们的政治背景，以期在活的有机体中解读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我试图用它们最初指代的对象来提出新出现的政治概念，并讨论这样一些主题——当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的毛泽东在面临着实践决策时，会把它们当作重要的和紧迫的主题来加以描述。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尤其适用于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是从实践的进程中浮现出来的，而不是从抽象的纲领中衍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从事的明确的理论化工作是对其经验的一种反映，他的概念在实践中的酝酿为他更加理论化的表述提供了对象和内在的含义。这可以在1949年后他的理论探讨的风格中看出来，在讨论中他不断地提及他自己的经验，并且贬低脱离这种实践的理论所可能发挥的作用。［1］

　　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而我在别的地方曾经说明，这也是他在中国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传统中的重要创新。［2］因此，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抓住他的实践背景。逻辑上的插补和推断、思想史的系统阐述以及与其他思想家的比较，这些次一级的工作都取决于这种生动的解读。将毛泽东简单地看做一个理论家，或脱离他的政治生活而抽象地看待他的理论，不仅会冒使观点因脱离其背景而被曲解的危险，而且还会假定，毛泽东最基本的原则之一——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理论发展从来都不是简单地说明先前的信念，经验的发展和政治环境的转变促使他对自己的思想不断地重铸。因此，一项对任何特定时期内毛泽东的思想的研究，都无法通盘考虑他的全部思想的所有根源；所以，如果要做到全面，这项研究将不得不持续到1976年9月9日。这里未能做如此尝试的原因主要是受可实现性所限：毛泽东的思想在其政治背景下从最初到最后的发展，是一个异常庞大的主题。我这项研究所覆盖的时期是他人生三个主要时期的第一个时期，我称之为“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的大部分重要的政治概念得以产生。这时，毛泽东在党内的从属性角色没有要求他发表正式的、全面的权威性表述，但是他实际从事的政治工作却使一种独特的认识论、政治思想和政治风格得以发展和确立。

　　在下一个重要时期，即1936—1949年，毛泽东从事全面领导的新职责要求他权威性地陈述自己的观点。与共产国际和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理论家相比，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经验极大地增强了毛泽东对其自身正确性的信心，但是，被抗日战争所改变了的政治环境，要求毛泽东从这些经验的实践来源当中抽象出他的政治原则。这种抽象和重新运用的结果，是产生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末所写的一批理论著作（其中《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最著名的两篇），还有他关于战争以及与国民党合作的第二次统一战线的战略分析。当战争持续的时候，党内的整顿和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政治经济状况，要求毛泽东就革命行政部门的事务做出新的权威性的说明。这些说明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基础”时期也已经有明确的先例。最后，在国共内战中，长期积累的革命经验和军事力量被派上用场，来夺取在全中国的最后胜利。

　　第三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一时期最初以毛泽东放弃了对革命的积极指导为特征（比如，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一线和二线”领导）。毛泽东退下来，既是因为他设想解放后的新时期将根本不同于他所积累的经验；也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允许其他领导人发挥他们的经验，使革命的活力能继续保持下去。但是，新中国的特定问题结果证明与毛泽东的经验中涉及的那些问题非常相似，其他真正新颖的问题则是由那些被毛泽东委以治理中国的职责的领导人造成的。这些情况的发展导致毛泽东重新引入了革命斗争的政治活动（“大跃进”以及更为重要的“文化大革命”），但是这些政治活动比最初为了争取解放而进行的斗争带来了远为复杂的结果。毛泽东在1949年前的领导取得胜利是因为他对时局适时地加以把握，但他对新中国政治的两次主要干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类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涉及了革命意志与历史进程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对立。毛泽东的价值和政策的经验基础是很明显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对延安和江西经验的回顾，并且试图维持、塑造和向前推进一种革命现实。毛泽东一生对于革命运动的生存问题的关心，从1949年以前的实体生存问题，转移到了更加困难的、为了保持革命身份的道德和政治上的生存问题。

　　“四人帮”使无限的道德批判所具有的自我毁灭的倾向达到了一种狂热的程度，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为他们自己掘好了坟墓。由于“四人帮”主要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于他们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达的革命价值进行坚决的贯彻，所以华国锋后来强调在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的著作中十分突出的、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关注，而邓小平则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实践性，以便为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提供一条具有连续性的线索。但是，对毛泽东遗产的政治和道德上的挑战，却没有轻松的解决办法，批判“四人帮”的多阶段的运动便是对此的证明。毛泽东的革命实践的结果是在革命指挥权上发生了矛盾。与这种矛盾的斗争将会继续下去。

　　我期待，形成于毛泽东早期活动中的基本政治价值，将被证明是对中国政治的一个长远贡献。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样一种希冀是显而易见的，毋须多言；但是，197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对毛泽东的公开批评，以及对他的政策的大规模的否定，都要求人们对“去毛泽东化”（De-Maoization）的限度和对他的基本政治方法的前景进行研究。简言之，我想指出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基础已经融入了中国的政治文化。然而，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一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平等主义的批判，但现在的领导人则拒绝了这种方法，而赞同更加稳妥的“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在牺牲毛泽东的情况下扭转20年来的中国政治，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分水岭。但是毛泽东关于政治的基本方法，即使是在他之后的新的现代化时期仍然发挥着影响。

　　就政治的影响力而言，毛泽东在去世大约两年之后，才从这个舞台上离开。直至1978年中期，关于毛泽东的政治偏好和政治嫌恶的遗产仍然是影响中国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不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1978年，副总理邓小平派的关键性努力，决定性地打破了制定政策要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的惯性影响，而这种惯性是从1958年直至他去世，他对中国政治进行个人的、激进的干预的结果。［3］对这种努力而言，两个相关的假设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任务决定了中国政治的进程；第二，实践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基础，政策应当由实践上的考虑而非教条来决定。这两个命题都意味着中国应该以新时期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来重新考虑她的政治，有些人由于毛泽东的政策被抛弃而感到愤慨，他们实际上仍然遭受着“四人帮”教条主义的毒害。［4］简言之，昔日的“毛泽东主义”是今天的反毛泽东主义，昔日的“走资派”作为教条主义迫害的受害者而得到平反。

　　从“文化大革命”退回到原来的政治立场上，这被解释成为一种对毛泽东政策的抛弃，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政策是通过毛泽东个人的干预而取得优势的，随之而起的混乱又由于对他的智慧和能力的空前崇拜而得以并被容忍合法化。选择毛泽东生命的最后10年所出台的政策作为批判目标，是中国过渡时期领导层的政治偏好所致。现在，先前的受害者们正在维护他们的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他们的职责的自主决定权。

　　另一方面，邓小平在他就该主题所做的重要讲话中为毛泽东思想中实践的首要地位做了杰出的论证［5］，本书的研究支持了他的观点。此外，邓小平的政治风格更接近毛泽东解放前的风格，而非“四人帮”的风格。目前，在促进物质生活水平和提高群众对政府官员的控制方面的许多努力——以及这些政策背后的理论基础［6］——在毛泽东的根据地活动中都有过先例。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以其激进的政策而著称，这种激进政策由于对他个人的拥护和作为伟大舵手的超人形象而取得了成功，在上述意义上，1978年的重新定位是对他的影响力的一大打击。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10年，事实上毛泽东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认同，以至于可以很自然地假定当前阶段已经完全取代了毛泽东的政策。然而，从一个较为长远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个假定的缺陷，以及该假定赖以为基础的对于毛泽东的认同的局限性，都变得十分明显。邓小平已经回到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在某些情况下是回到1957年以前）的立场上，但是他无法回到毛泽东之前的立场上。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卓越贡献在于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这个漫长的革命过程也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创造框架、价值以及领导干部的过程。一位支持现今变化的香港人令人信服地表述了这种变化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的一种精神财富，多少年来它已经与人民融为一体，没有人能够丢弃它。人民不能丢弃它是因为他们不能丢弃他们自己的革命历史。他们不能把他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武器丢在一边……毛泽东犯了错误，但是要求共产党完全而准确地抓住毛泽东思想（分析他的错误所依凭的官方公式），不应被视为对毛泽东个人的抗议。它是中国人民的自我反省，他们的自我批评和他们的自我评价。［7］

　　作为一个实质的而非有争议的贡献，毛泽东在解放前的政治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塑造了一个公认的前提框架。这种普遍基础及其起源没能引起外国观察家的注意，但如果人们不投入特别的努力去抓住它，中国政治的变化必定显得难以理解。“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毛泽东的政治活动的一个典型表现，它只是毛泽东采取的一次极端的努力，利用异常的手段，纠正那些他所理解的党的领导人偏离革命理想的倾向。［8］这些领导人无法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指责，因为毛泽东在党内、革命中及其意识形态中的基础性角色使他的权威毋庸置疑。后毛泽东时代对“文化大革命”的过分行为的摒弃是复杂的，这不仅是因为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的事实，也是因为对于保持和重建党的革命历史连续性的普遍愿望。

　　在大部分对毛泽东的理解中，人们都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政治中的基础性角色与他自1957年以来的特定的政治干预之间的区别，所以他的政治被假定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无关（除非是作为一个靶子），因此人们对它不感兴趣。这种情况与几年前对于毛泽东的关注所形成的对比存在巨大的反差，但是，如中国人所言，时代已经变了。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却很值得去回顾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专题文章中的那些假设。用对它的领导人的研究来代替对整个共产党政体的研究，这种倾向使得集中研究毛泽东的生平显得太过简单而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对毛泽东的这种研究方法已经不是被批判，而是被抛弃；此后，它的假设又倾向于重新出现在——在更为薄弱的基础上——对当前中国领导人的分析中。

　　这个富于创造和反抗精神的革命者的文化理想，对毛泽东的一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但却是错误的——解释模式。在这种主观主义者形象的假定中，有两个同样基本的错误：第一，毛泽东对目标的决定至少是像依靠主观偏好一样依赖于客观因素。他志在正确的行动——解决特定问题的适当方法——而不是把个人关于什么是好的概念付诸实施。一位德国的理论家兼政治家的警句，“政治是使必需变成可能的艺术”［9］，对毛泽东采取的方法而言是恰如其分的。第二，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通过实践模式而非理论论述，通过斗争而非协调，通过集体行动而非权威命令——使他致力于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当他努力去引发一场公共运动时，会冒牺牲个人偏好的风险。在他所追求的内容和他追求该内容所采取的方式上，毛泽东不仅仅是历史上的一个个体，还是一个通过一种主客观之间自觉的辩证法而被融入历史的人物。

　　如果将毛泽东在中国政治中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历史的辩证法，那么人们在研究中国时就不太会夸大毛泽东所产生的影响。将注意力集中在群众身上也是一个突出的毛泽东主义的要求：“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0］因而发生的革命是一种集体的成就，毛泽东在对林彪的“天才论”――企图将所有的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的思想的力量，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变得很突出――的批判当中，明确说明了自己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11］

　　毛泽东对集体智慧的偏好甚至出现在他批判天才理论的著作中：“《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12］

　　毛泽东依靠同事们以及最终依靠大众，显然并不意味着消极地扮演他自己的角色。同事的影响发生在推进革命任务的框架内；大众的影响则出现在动员群众的过程中。尽管人们后来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圣典化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毛泽东的典型主张不是依靠杰出的理念所具有的思想上的吸引力，而是依靠动员大众的特定方式的紧迫性和实用性。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大量优点来源于调查和动员的过程中从群众那里所获得的经验。这从1935年以前毛泽东与党的领导人的冲突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出，虽然这个过程经常被错误地具体化为毛泽东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13］――后者从1931年到1935年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权力斗争。事实上，这个过程是一种新的政治风格从江西的革命政府经验中集体地出现的过程（毛泽东是它的主要倡导者）。

　　毛泽东对于同事、群众以及客观政治形势变化的能动的依赖，使得有关他的政治思想的研究可以超出对个人癖性和作为领导人的显赫进行的传记式挖掘。这种相互依赖使这个流行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或社会科学中所做出的个人创新――变得既不太重要，又更加难以回答。虽然通过对毛泽东的集中关注，这本书不可避免地会使人产生这样的误解，即它非常强调毛泽东在被讨论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在政治中的原创性，但是，如果把谁掌握某个特定观点的著作权这个问题搁置一边的话，毛泽东的著作――在它产生的背景下进行分析――会成为一个迷人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了解中国的政治与思想。由于不仅毛泽东的中国的重要性和他在国内的个人地位都已极大地得以提高，而且他的著作也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关于革命的含义的正统定义，因此，努力获取对毛泽东的政治和思想的辩证发展的最本质的理解，也是对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自我理解的根源进行探究的一条途径。

　　［1］参见Stuart Schram，trans. and ed.，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New York：Pantheon，1974），这是一部毛泽东1949年以后的著作集。

　　［2］Brantly Wom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in James Hsiung，ed.，The Logic of Maoism（New York：Praeger，1974），pp.1―38.（参见本书附录一《毛泽东思想中的理论与实践》。――译者注）

　　［3］参见《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英文版见“Communique of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Eleventh Central Committee”，Peking Review 52（20 December 1978） ∶ 6―16。

　　［4］对于1978年运动的更为充分的讨论，见Brantly Womack，“Politics and Epistemology in China since Mao，” China Quarterly 80（December 1979） ∶ 768―792。

　　［5］参见《邓小平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78-06-03，第1~2版。

　　［6］那些对毛泽东之后的领导人致力于非精英主义价值表示怀疑的人都应该读一读《不能忘记鱼水关系》，载《人民日报》，1978-08-19，第2版。这篇文章讨论了党自1949年以来脱离群众的倾向。

　　［7］宋田章：《北京是否批毛》，载《争鸣》，第11期（1978年9月），6～7页。（由于原文难以查到，所以这里的引文及作者的姓名均系从英文转译而来。――译者注）

　　［8］See Hong Yung Lee，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9］出于Carlo Schmid，教授兼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见“Ein Denker in der Politik，” Die Zeit 50（10 December 1976） ∶ 6。

　　［10］《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毛泽东选集》，第1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12］Schram，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p.293. ［参见《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５５５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1988。――译者注］

　　［13］原文如此，疑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