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

文军

后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学的研究

　　一、后现代及其社会学解读

　　有关"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诸多话题，可以说是198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话语。然而，"后现代"一词相对于"现代性"概念来说，词义更为复杂，用法较多、分歧也较大，且大多缺乏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基础。[1]后现代之"后"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的概念，它旨在表明自己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早期现代主义，并超越和克服了现代性的前提与局限，进入新时代的现代性观念，因此，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举动，而要对"后现代"的内涵进行界定则更是一种现代性行为(因为定义本身所要求达到的确定性、本质性、合理性和客观性正是后现代论者所极力反对和摈弃的)。如果我们把后现代当成一种概念、一种理论的话，那么，"后现代"这个词语也是有些自相矛盾的。后现代总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因此，它实际上所从事的事业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自己另立门户。[2]

　　与"后现代"相近的词还有"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后现代化(postmodernization)"。[3]"后现代主义"是相对于现代主义而言者，它最初指称的是一种以抛弃普遍性、背离和批判现代主义的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才被移用于指称文学、艺术、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领域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如果说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那么�"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性的美学上的反思（aesthetic reflection ），它是"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象。严格来说，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不同，[4]"后现代性"有时是指一种特殊思想的风格，或者是一种心智状态(Bauman,1994)。它与哲学上"基础主义的终结"、"历史的终结"连在一起，不过，更确切些，应把"后现代性"看作是有别于现代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制度结构的形态，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不同于现代性社会的特殊的社会历史状况。而"后现代化"则是指一个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社会变迁过程，也是后现代性的实现过程(Owen,1994,14)。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曾指出，后现代主义是对社会变迁的一种意识，而后现代性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轨迹，它表达了后现代化或后现代性的生活，并将人们从现代性的制度带向了一种新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秩序(Giddens,1990)。

　　后现代的有关论述始于1960-1970年代的法国一群，其中主要包括福柯（M.Foucault）、利奥塔（J-F.Lyotard）、鲍德里亚（J.Baudrillard）等思想家，到了1980年代才在美国风行并逐步向世界各地扩展。[5]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是与人们对现代性后果和现代社会危机增长的重视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后现代就是对现代性后果反思的结果，是一部分人对现代性的失望与绝望的表现，其中最为突出的后果便是"全球化"(Giddens,1990,171)。[6]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在古典社会学传统的影响下，人们对现代性的消极后果认识较多，然而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当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和后现代的形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文军,2000)。例如，贝克(U.Beck)的风险社会论就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危机----经济的无情增长、科技制度与军事权力的无节制发展--现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整个地球生物圈的生存。[7]现在，我们虽然已经摆脱了经济萧条时期(至少在富裕国家)所特有的风险，可又将陷入巨大的、到处充斥且可能毫无内容的新的风险之中，其直接根源就是科学和工业的现代性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同时，那些曾经为阶级、家庭，尤其是性别关系、社区或教堂所拥有的强大的认同也大多烟消云散了(Beck,1992)。

　　与现代性一样，用"后现代"这个词来概括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状况是相当困难和危险的。这是因为后现代既涉及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北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最新发展，又指涉全球性的哲学、道德、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新转变，其覆盖面是相当宽泛的。企图�"后现代"这样单一的字眼来概括一个"复杂得难以说清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无疑有削足适履之嫌。此外，就是在以"后现代"命名的各种论著中，也表现出了对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巨大差异，正如白赖尔·麦黑尔(B.Mchale)所说的那样："每一个批评家皆从不同的角度，以自己的方式来构设后现代"，以至于人们相信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会有多少种后现代的理解形式(林达·赫哲仁，1996，12)。例如，社会学家斯马托(B.Smart)就认为，后现代不仅仅是对"现代"的超越，也不仅仅是一个后于现代的历史时期(即时间上的"克服")，而是一种与"现代"的新关系。利奥塔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8]的不信任，认为后现代批评是一种对现代思想潜在假设和生活方式的特殊分析形式，是一种对现代"追忆式"的反思。加塔利(F.Guattari)则强调，后现代并不以取代现代为己任，后现代"既是一种相对于现代而言的'新事物'，又是对'新'这个观念本身的消解"(徐贲,1996,178-179)。总之，学术界对后现代看法的差异和分歧是很大的，如果我们从社会科学所关心的角度来看，在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声明中，我们大致可以勾画出两种主要的类型倾向：[9]一是怀疑论的或激进的后现代论者。代表人物有福柯(M.Foucault)、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J.F-Lyotard)等，其理论的主要特征是否定性。侧重于对旧事物的摧毁，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批判与解构，因而带有否定主义、虚无主义、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色彩。二是肯定论的或建设性的后现代论者。代表人物有罗蒂(R.Rorty)、霍伊(D.Hoy)、格里芬(D.Griffin)等。其最大的特征在于建设性。面对现代主义的危机，他们既不是"袖手旁观"，更不是一味地否定，而是侧重于更具希望、更为乐观地去积极寻求解决办法，重新建构世界的"蓝图"，重新创造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因而他们的哲学摆脱了否定与悲观主义的困境，带有更强的建设性、积极性和乐观性。

　　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种哲学思潮还是一种社会文化思潮，也无论后现代论者是属于哪种流派，持有何种观点，后现代思想还是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这其中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都从否定物质与精神、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关系出发，极力反对(否定、超越)传统的二元论、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理论倾向，主张向统一性开战，取缔"深度模式"，宣扬所谓的不可通约性、不确定性、易逝性、碎片化、零散化等。因此，在笔者看来，"后现代"之所以成为当今的一个重要思潮和热门话题，最根本的不仅在于它首先表达了对传统理论、思想、观念的一系列决裂与反叛，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对现代性及其衍生现象的一种批判性反思。尽管各种反传统的思想早就存在了(如现代性也是对各种传统即前现代思想的反叛)，但的确是直到1960-1970年代后，在社会现实发生重大变化，后现代状况和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作为对现代性具有自我批判意味的再度反省，"后现代"思潮才得以明确界定并迅速扩展的。因此，笔者认为，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后现代思潮在根本上并不是反现代性的，而是走向反思自律的现代性，它从各个角度揭示了现代性自身存在的内在矛盾和缺陷，力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原有经验和解释。后现代并不意味�"现代性"的终结，而是意味着"现代"在新维度上的再度开始。

　　因此，后现代首先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尽管它最早是发端于文学艺术领域，并于1980年代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是哲学研究中达到顶峰，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笔者更倾向于把后现代看作是建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对现代性思想既否定承传，又批判创新的社会文化思潮。明确地讲，就是指1970-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随着当代意义上全球化趋势的凸现与强化，在人文社会科学思想领域中所形成的一种以逆向思维分析方法批判、否定或超越现代化条件下所形成的社会理论基础、价值取向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而这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对当代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审视与重构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军，2001)。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后现代既不是现有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也不是后工业社会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不是对一种新的社会类型（如知识社会、信息社会等）的概括，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范式。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当代的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的兴起是现代性成长的必然产物，它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危机的出现，并对其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的结果，也是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科技成就反思的结果。

　　二、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及其影响

　　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看，后现代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它倾向于"颠覆"和"打破"存在于学科和次级学科之间的各种界限，创造出一种综合了多种学科和多种维度的视角，从而既对来源于一系列研究领域(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性、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思想进行综合，也对处于一种既定学科内部的各种视角进行综合(史蒂文·塞德曼，2001，3)。当然，后现代理论除了擅长批判现代性之外，最擅长的就是描述和分析当代的社会文化现象。但是这些分析对真正的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建构意义并不是很大。因为社会现象的描述只是社会现象分析的第一步而已，而当前所谓的后现代理论反映出的主要是一个人文学科的现象，其在社会学科尤其是社会理论的建构方面还明显不足。[10]究其原因，主要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基本取向是注重文化方面的意识形态和国家机器，注重微观权力和微观反抗。因此，他们反对建立一种宏观的叙事理论，这其实是一种对自己的误解。事实上，在社会学上卢曼(N.Luhmann)就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除此之外，布迪厄(P.Bourdieu)和吉登斯也试图融合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建构一个新的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因此，重建社会理论首先要重新理解韦伯(M.Weber)、涂尔干(E.Durkheim)、马克思(K.Marx)、帕森斯(T.Parsone)等人所提出的问题，后现代高度抽象的社会意味着个人要有高度的主体性或自由，承担自己的理性选择，反思和学习自己所处的系统。

　　尽管后现代在社会理论的建树中表现的明显不足，但后现代的理论方法在社会学中还是直接导致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研究模式的诞生。[11]英国社会学家拉什(S.Lash)认为，后现代社会学就是"用社会理论、社会学调查、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学分析方法来表示后现代主义"(Lash,1990,2)，而鲍曼（Z.Bauman）则把社会学中正统共识的瓦解及与之相关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出现看作是后现代社会学诞生的标志，提出后现代社会学要正视一个新的"完全成熟的、全面的和有生存力的社会系统类型"出现的可能性，同时，还应通过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研究的"解放"目标，分析和探讨许多隐含的可视为时新社会系统重大转型的后现代问题(巴里·斯马特，1996)。然而，如果像许多后现代社会学者那样，把诸如加芬克尔(H.Garfinkel)的民族学方法论与舒茨(A.Schutz)的现象学、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语言分析和伽达默尔(H.Gadamer)的解释学综合起来就建构成了后现代社会学的话，那么这种后现代社会学反而会消除"后现代"这一概念本身。这是因为，后现代社会学不可能从自己的理论参照术语中派生出"后现代"这一概念。鲍曼认为，后现代社会学准备不足，它无法将后现代性作为一类在历史上和社会空间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实在进行研究。因此，鲍曼所倡导的后现代社会学不是解释性的，而是企图通过恢复社会学研究的"解放的"目标以维护现代性的双重抱负（即提高人的独立性和加强人类的团结性）。

　　事实上，绝大多数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并不直接从事社会理论本身的研究，而是折衷地把片断的社会学分析、对文学与文化的解读、对历史的理论描述以及哲学批判等揉和在一起。[12]因此，后现代社会学其实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大多表现为一种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如果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思想成份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当代社会学家对待后现代的态度划分为五种不同的表现：一是竭力主张与推崇后现代的人，如鲍德里亚等；二是被标定为后现代论者，但自己并不承认的人，如福柯等；三是彻底反对后现代主义的人，如哈贝马斯等；四是反对后现代性却又欢迎后现代形构到来的人，如吉登斯等；五是对上述人物的理论进行分析综合研究的人，如尼科尔森(L.Nicholson)、弗雷泽(N.Fraser)等(沈杰,2000,280)。由此看来，在当代社会学家中，其实对待后现代的态度也是非常复杂的，但尽管如此，他们在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中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共性，那就是力图打破既存学科之间的界限而倡导一种新的超学科话语(supradisciplinary discourse)，并开拓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与以往"传统的"现代社会学研究相比，后现代社会学对建立在现代化研究范式基础上的"传统"现代社会学研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并发展出了如下一些基本原则和概念：非创造(decreation)、非定义(de-definition)、非中心化(decentrement)、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非总体化(detotalization)、解体(disintergration)、解构(deconstruction)、置换(displacement)、差异(difference)、离散(disjunction)、消散(disappearance)、分解(decomposition)、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去合法化(delegitimation)等等(Hassan,1987,92)。且在其极端形式上表现出了如下一些主要特点：一是不再认为社会学研究是对独立于我们研究过程之外的那种"客观社会现实"的一种呈现或再现，而是明确地告诉读者社会学研究只不过是诸多"语言游戏"中的一种，是被称为"社会学�"的那些人对被称之为"社会现实"的那样一些文本的阅读过程，那种阅读过程与普通人对同一些文本的阅读过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二是不再认为我们通过调查所得的各种资料就是我们把握"客观社会现实"的可靠路标，而是把它们当作它们的作者在一定话语体系的限制下对自身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理解或诠释。三是不再认为有一种最好的或相对最好的理解或诠释各种资料文本的方法，不再有一个对资料文本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或诠释，任何一种理论或诠释都可能是一种误读。四是不再把建立某种有关研究对象的通则(或规律)性理解或诠释当作研究的最终目的，而是把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一类研究对象之间在不同时间、空间等条件下的差异当作研究的终极目的(谢立中,2000,197-199)。[13]

　　当然，后现代对社会学的这种反叛不是没有意义的，其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出现不仅仅标志着另一种新颖的学术范式的诞生，更确切地说，作为一场崭新的社会与文化运动，它正促使着我们在体验和解释后现代社会所出现的新问题时，如何更广泛地进行重新思考，从而使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传统"现代社会学面临更大的挑战。后现代社会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格局与模式，为社会学适应全球化的新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因此，其给社会学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 　　第一，后现代社会学运用的解释与解构的分析方法，消解了两极因素、二元形式的对立，突出了语言在我们的认知过程中所具有的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指出了无论是我们的感觉过程还是我们理解过程，无一不渗透着语言的影响在内。假如语言自身是相对的甚至随意的，假如语言是我们知道的唯一实在，那么实在至多不过是一个语言学的习惯而已。的确，我们很难突破语言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所施加的限制，我们所能够加以感受、理解和讨论的对象并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现实，而只是一些由我们生活其中的语言所建构起来的"文本"。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假如社会学真正值得人们为之努力的话，那么它就应该不仅仅是"一个语言习惯"，而应该是在注重语言习惯的同时建构与社会现实相吻合的实在理论。因为假如现实也是一个语言学的约定，那么意义和知识就只能是相对的。后现代社会学无疑动摇了我们的先入之见，动摇了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的"常规"做法，在方法上为我们带来了对传统社会学的反思路径。

　　第二，后现代社会学挑战了先前的社会学方法、理论以及概念，修正了西方思想中关于本质与现象、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同一与差异、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等关系问题上的传统解释，批评了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片面追求一般性、普遍性、同一性、整体性、中心性、连续性，将这些方面置于优先的地位，把他们视为最根本的东西，甚至形成排斥与它们对立的那些方面�"本质主义"、"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中心主义"等既有思维倾向，使我们意识到了个别性、特殊性、差异性、边缘性、局部性、非连续性等性质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意识到了理论概括和方法探寻的局限性，以及试图简单地用某个一般理论来统领所有具体社会现实的非适当性，从而使我们能以一种新的立场、新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这个丰富而多元化的世界(谢立中,2000,197-199)。

　　第三，后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学的挑战也决不是偶然的，它的到来是与社会剧变、文化嬗变、政治变革、核心价值的深层次哲学争论和学术危机同时发生的，且可能是对它们的反应。后现代对社会学带来的挑战"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是近来其它时刻不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Featherstone,1988,207-287)。然而，后现代社会学想要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外确立自身，不是要根据自身的标准去判断现代性，而是去思考它和解构它，其目标不在于提出一组替代性的假说，而在于表明建立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在于"消解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法典的合法性" (Hassan,1987,169)。后现代社会学乐于对所有那些现代人从不愿意去深入了解和特别关注的少数事物进行研究，将其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同社会的变化有机联系起来，并把他们重新确定为研究的焦点。在研究方法上，与传统的社会学试图先设法分离诸因素，再揭示其相互关系，最后予以系统综合的惯用研究途径不同，他们给出的只是不确定性而非决定论，是多样性而非统一性，是差异而非综合，是繁复而非简洁。他们是回避判断，提供的只是"读物"而非"观察"，是"阐释"而非"判决"，他们虽然"思虑"此事物或彼事物，但从不进行检验，因为检验需要证据，而这在后现代参照系内是无意义的概念。 　　第四，后现代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概念、理论和观点及其对当代社会的诸多分析视角，引起了我们对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某些危险和局限的警觉。后现代社会学关于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之重要性的宣称向我们提出了重新书写理论和修正先前正统理论的要求，因而有可能会重新引发我们对当前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批判分析。更具体地说，这些后现代社会学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包括：对现代性制度与话语以及它们对主体实行规范和惩戒的具体方式所作的详尽的历史系谱学分析（福柯）；对大众媒体、信息系统以及技术等这些彻底改变了政治、主体性和日常生活之性质的新型统治方式的理论阐述（鲍德里亚）；对微观政治、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社会改造策略之重要性的强调（福柯、利奥塔、拉克劳、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现代性的那些有缺陷的哲学要素的批判（德里达、利奥塔、罗蒂）等等不一而论(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1999,337)。尽管其中还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且还有一种简单化的倾向，但他们都迫使社会学家认识到了以往社会学理论模型的某些局限和不足，为其进一步改正与完善自己的理论提供了素材和思路。

　　第五，后现代对社会学的批判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对所有竞相对抗的社会学学派或范式实际上所共享的社会学构想发起了挑战，其中心主题就是对那种认为科学知识是普遍的，并且可以用一种与语境无涉的方式加以实证的观点加以批判。后现代社会学认为科学本身----而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和范式----是一种特许的理智形式或真理媒介，而真理的标准又是随语境而定的，欧洲或英美社会学知识标准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现代性的特定文化预设联系在一起，并尤其驳斥了科学所自称的只有科学知识才具有确实可靠基础的说法，并对统一的、普遍的、以共识为基础的科学标准提出了异议。例如，在社会学中，就什么可以被看作是有效的研究或理论存在着相互冲突的标准，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可预测性、概念的系统简约性或者可量化性和可验证性是主要的标准，而另一些社会学家则强调解释的全面性、描述的丰富性、推论的中肯性，或者强调道德、政治和美学方面的标准。而这些不同的价值标准可以避免达成理智的共识(塞德曼、瓦格纳,2000)。

　　当然，后现代社会学者与其批评者之间的这种争议，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对今日科学的意义及社会作用更广泛的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科学技术给现代社会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在社会学学科发展上也造成了社会学过于追求科学化、实证化和经验化的倾向，但人们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并没有因此而消逝殆尽，科学神圣的光环依旧存在，它依然是企业家、政治家和学者们所常常求助的一种文化通货。毫无疑问，正是科学的这种与社会的牵连及政治化倾向，推进了对科学的意义和社会作用的当代论辩，引导了后现代社会学家朝着相同的方向运动。后现代社会学者寻求将是一门宽泛和描述性的，而不是预见性和政策倾向性的社会学。它强调新奇性和沉思性，因为它寻求差异的丰富性，并专注于非常事物、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原初性的事物。后现代社会学家不�"智力规则和秩序"的执行者。他们与其说是科学真理的"立法者"，还不如说是真理�"解释者"，也许是两个知识社团之间的仲裁者，而其中每个社团提供的"真理"在别的地方却无足轻重，也没有特殊的地位。社会学家应该成为"不同社会阶层的调解人、外来文化的解释者以及特定道德观的倡导者"(Bauman,1988)，其作用就在于"转述在某个以共同体为基础的传统内所做出的陈述，以便使它们可以在以另一个传统为基础的知识体系之内被人们所理解"(Bauman,1987,5)。

　　当今各种有关非现实主义(irrealist)、反基础主义的(anti-foundational)社会学形式的争议，对一些社会学的研究者来说似乎是多余的。然而，尽管这些争议对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所蕴含的挑战是一件相当严肃的事件，但是，我们称之�"后现代社会学"的所有主张对这门学科的贡献都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尤其是在它们需要一种更多的跨学科方法(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与提供一整套更适合社会学状况的知识时，更是如此(Owen,1997,20)。后现代社会学的出现至少是对长期以来占据社会学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对客观知识自我陶醉的一种反应，但后现代始终没有提出有力的另类社会学，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而言，社会学家中明确主张社会学者应改弦易辙，认真从事"后现代性"的分析，建立所谓"后现代社会学"的似乎还很少（好像只有鲍曼）。或许这是因为，就世界整体而言，我们还处在现代化的发展阶段，正如吉登斯所说， 我们今天并没有进入"后现代性"的时期，而是进入一个比前更激化（radicalized）与普遍化的高度现代性的时期(Giddens,1990)。尽管如此，后现代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为社会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从而使传统的理论在认识论、方法论与理论前提等方面均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过低估价后现代社会学的挑战对未来社会学的发展并无益处，即使这种挑战并不总是完全地具有独创性的也是如此。因此，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也同时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对此，不同的社会学家有不同的选择，如当代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J.C.Alexander)以后实证主义为认识论基础，将功能主义发展为新功能主义，而吉登斯（A.Giddens）则从反实证主义出发，将社会学对"结构--行动"的分析发展为他的结构化理论。

　　三、后现代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特点

　　如前面所述，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中，后现代思想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一种后现代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诞生，尽管对一门系统化的后现代社会学是否存在还存在着不少的争议，[14]但是，有关后现代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运用后现代理论来展开各个层面的社会分析的，的确已大量存在。最为典型的如福柯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揭示和反抗，鲍德里亚对高科技社会的后现代反思，德勒兹和加塔利关于精神分裂与多元社会的论述等等，都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后现代社会学的分析风格和研究特色。后现代社会学站在后现代思想的立场，其中突出地表现为对现代理论的批判和在理论上的后现代决裂的论证。现代社会学理论，从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到帕森斯、默顿、布劳、哈贝马斯等人的社会学理论，因为它试图找出理论的基础，因为它对普遍化和总体化的追求，因为它傲慢地宣称能够提供绝对真理，以及因为它的被认为是虚妄骗人的理性主义，而受到了后现代社会学者的大力批评(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1999,5)。具体而言，这些后现代社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大都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方法论特征：

　　第一，反对实在论，注重话语分析。在后现代社会学者看来，一切现象都是依照一定符号和规则建立起来的话语文本。"文本就是一切，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德里达语）。话语分析就是要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看成是依照一定的符码和规则建立起来的符码性建构物。因此，在人们对事物的"观察"或"认知"中时刻都渗透着理论或语言，理论必须在语言的限制之内发挥作用，而语言并非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我们用来把握现实、表达自我的媒介或工具，事实上，语言就是我们的世界。但是，所有的语言、话语、文本等并非自有其意义，也不是被简单地给予的，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话语分析必然涉及到社会及制度的层面。其关注的重要点就是去分析人们言谈时所由以出发的话语、观点和立场的制度性基础，分析被这些话语、观点和立场所认可或预先定设的权力关系。

　　第二，反对总体化趋势，提倡微观分析。后现代社会学者拒绝辩证法和总体化的方法论，反对各种"整体性理论"或"宏大叙事"的有效性，摈弃有关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宏观透视，转而鼓励各种"局部性理论"或"小叙事"，对某种无选择或类似无选择技法极为崇尚，尤其偏好各种微观理论与微观策略。因此，在具体研究中，非常强调差异、多元、片段、异质、分裂，而对理性、共识、系统、总体性等概念一味拒斥。

　　第三，反对现代主体，关注"他者"的生活。后现代社会学者所考察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主体或个体的社会"，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论者，他们把反对现代主体看作是对现代性进行总体批判的一个工具。[15]因此，主张采用一种无主体的方法从事社会学研究。[16] 后现代社会学者在解构和"处决"了现代主体这一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建构中心之后，后现代社会学把目光又转向�"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尤其是为现代社会所造就的但却长期忽略了的边缘者、非中心者、无能力者和被剥夺或忽视权力者等映衬现代主体的"他者"。后现代社会学者试图从这些被现代主体奴役和统治的"他者"之中，发现"后现代个体"的影子。

　　第四，反对中心论和一元论，主张价值的多元化。现代社会学理论都假设了一种前定的、统一的主体，或一种先于社会活动的永恒的人性。与之相反，后现代社会学者主张放弃现代理论中作为前提的理性和统一的主体，鼓吹一种去中心化、片断的主体。由于文本意义的非中心性、不确定性，使得我们不可能发现什么对研究对象或文本的最佳(或相对最佳)的认知与理解方法，不能够形成可用来帮助我们判断哪种认知或理解更为"真实"和"可靠"的客观标准，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研究对象或文本是"正确"或"真实"的问题。我们不能因把其中的一种看成是"真的"而将其它的加以排斥，而应该允许多种"故事"同时并存。如果一定要有一种认知评价标准的话，那也只能是与现有认知的"协同性"或创新性等(谢立中,2000,195-196)。在后现代社会学者看来，世界早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呈现出了多元价值取向，并显示出断片和非中心的特色，因而生活在后现代社会的人们的思维观念就不可能是统一的，其价值观念也无法与现代时期的整体性同日而语。

　　第五，反对表象论，要求终结表象秩序。表象是现代性及其社会组织、政治结构、基础机构和哲学的核心。在后现代论者看来，所有表象都依赖于某些荒谬的假定，其在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学和认识论上都是独断的，表象标志着征服。"表象是危险的且本质上是恶劣的（德里达语）"。因为"表象"只是我们在特定语言的限制下所完成的一种主观建构，而不是什么对"客观存在"的表现或再现。表象鼓励概括，注重同一，因而容易忽视差异的重要性。而我们能够加以分析和讨论的也不是客观现实本身，而只是各种不同的"文本"而已。因此，必须终结表象秩序，并通过彻底放弃理论建构活动来解决表象危机。[17]

　　第六，反对本质主义，探寻现象之间的差异。后现代社会学者否认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区分，否认事物后面存在着普遍共有的性质，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的只是各种"家族相似"之处，反对将把握对象之间的共同本质或同一性、揭示对象存在与变化的确定规则当作认识的目的，而主张探寻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断裂，揭示对象的各个特殊性，从对象的特殊性或与他者的差异中来理解对象。

　　第七，反对理性主义，追求人性的普遍解放。理性主义一直是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但在后现代社会学者那里，理性被理解为专制的、强迫的和极权主义的东西。因为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原本是作为"一种许诺把人类从愚昧和非理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进步力量"，但是，现在它已变成了"奴役、压迫和压抑的根源"。因此，反对现代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要求从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压制中彻底解放出来成为后现代社会学者学术追求的目标。他们企图通过对现代社会权力运作机制的解构，通过对压制和规训人的社会制度的批判，从根本上去瓦解现代社会，以寻找通向后现代社会的路。[18]

　　第八，反对传统的历史观，置换现代的时间和空间。后现代社会学者大多反对传统的历史观，认为历史是逻各斯中心的，是神话、意识形态和偏见的源泉，是一种封闭的方法。"历史，假如它是真正存在的话，是一门卑微的学科，它依赖于现在，而不具有自身的完整性"(波林·罗斯诺,1998,94)。因此，后现代论者拒绝线性时间和可预测性空间的现代观念，要求重新置换现代的时空观，并抛弃历史，以"现在"为目标重写社会学。时间不是线性的、进化的或意向性的，空间也是超越了"个别的人的肉体放置其自身的位置、从知觉上组织它的直接的周围环境以及从认知上在一个可绘制的外在世界里绘制出自身的位置等的各种能�"(Jameson,1984,83)。没有现代的时空，注重于追本溯源的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些基于历史的各种现代性假设也就不再成立。

　　第九，反对现代的真理观和理论观，企图实现没有现代真理和理论的生活。真理作为现代性的一个缩影，因其涉及秩序、规则和价值取向，依赖于逻辑、理性和理智而遭到几乎所有后现代社会学者的反对和批判。而现代社会学理论建设与真理探求活动一样，因为都有一个包罗万象的，逻各斯中心的计划，一个元叙事和一种至高无上的声音而遭到后现代社会学者的极力抨击。因此，大多数后现代社会学者都认为真理是在纠缠扭结的上下文背景互动中相对而言地存现的，真理是在不同的探求方式中，在跨越其科目时以及在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富有变异性的阐释现象(克利福德·吉尔兹,2000,43)。一些激进的后现代社会学者更是呼吁必须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取缔理论的特许地位，削弱它们的作用和降低它们的身价，以实现没有现代真理理论的生活。而建设性的后现代社会学者则要求重新定义真理，摈弃以理论为中心，并且以日常生活和局部的叙述来取而代之。

　　第十，反对现代方法，以解构和直观的阐释作为其主要的方法。后现代社会学者大都不习惯使�"方法"一词，他们一般认为不存在方法，不存在他们务必遵守的程序规则，存在的只是后现代论者惯用的反规则和"怀疑一切"的严格作风。因为，在后现代社会学者看来，只有声称要成为外在地有效性的、要寻求"先验真理"的逻各斯中心体系才会全神贯注于方法。因此，通过否定这些规则，后现代社会学者声明，就方法而言，其实"怎样都行"。但在其具体的正规表现中，后现代社会学主要包含了两种方法论途径：内省的反客观主义的解释和解构。解释侧重于表达某个积极的观点，是一种个体化的理解形式，它是想象而不是材料的观察，并消解了现代实体，消解了自我与他人、事实与价值之间的任何清晰的区分。而解构注重否定的批判能力，其蕴涵着既破解了某文本的神秘，又拆开了那个文本以揭露其内在而又任意的层系和它的前提的意思。[19]

　　由此看来，上述以现代性话语为基础所形成的"传统的"现代社会学，其所遵循的理性主义和基础主义，寻求普遍化和总体化表述与必然真理的理论体系，必然会遭到后现代社会学的极大反对与冲击。然而，尽管如此，后现代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并不一定拒绝方法精致、分析详尽的社会分析，而是想挑起对下述声言的怀疑，即社会探究可以建立在某种方法基础上，而这种方法赋予了它一种特许的认识论地位。同样，后现代社会学也并不一定拒斥概括性的分析步骤，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者那种总体化的、概括性的理论，或者寻求一种统一的社会学范式的做法。在后现代社会学理论与一般理论之间也并非一定是两极对立的，但它们的确引人注目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学理论化的特性和目标形象，尤其当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时更是如此。一些研究者试图探寻这两种对立形象之间的中间立场，而这种中间立场又取决于接受后现代哪些不同的层面，因而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20]

　　四、简短的评价与总结

　　"后现代"思想是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产物，是"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深刻断裂和紧张的一种表现。如果我们用尼采的"上帝死了"来描述"现代性"的诞生，那么也可以用福柯的"作为主体的人死了"来形容"后现代"对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尽管后现代思想所包含的混乱、分歧乃至对立是令人惊讶的，经常让人陷入无所适从的尴尬境地，但无论人们对"后现代"这一提法有多少保留，毕竟这一概括已经成为"大家所关注、所感兴趣，甚至已广为流行的概括。"从这个意义讲，"后现代"也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和理解当代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有用的工具。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学的那种总想把一切制度化，总想制订格式简单而又内容烦琐的普适原理、规则或体制的思维方式已经很难胜任思考复杂化的社会现象了（如全球化现象），后现代社会学的诞生恰恰就是对现代社会学这种不适应性的一种反应。它总想以一种解构主义的方式进行理论化，以系谱学的分析取代理论建构的种种努力，从而重新引入道德和政治关注，以作为中心论题。如果说现代社会学理论的最典型代表就是寻求普遍化和追求客观性的社会学的诞生的话，那么，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则更是一种文化理论，它是通过文化批判，从微观层次上去解构现代社会，以便把人从社会（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的结构化和压制中解放出来。[21]当然，犹如其它任何一种理论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盲点一样，后现代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上也暴露出了一些弊端，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

　　一是未能把社会学理论化必须借助的构架上的相对主义与应用这些构架所产生的知识相区别。有时，社会学者为了研究某种社会现象而选择了某个框架，其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排他性的选择，因而很容易遭到后现代社会学者所纵容的解构。然而，如果假定采纳某种参考构架，那么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研究就不必采取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而后现代社会学恰恰把这种必须借助的解释框架与应用这种框架所产生的知识混杂在一起了。

　　二是后现代社会学太轻易地忽视了社会学中科学理论化的可能性。后现代社会学不仅反对社会理论的可能性，而且还缺乏关于"社会"的积极概念，无法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共享或团结提供规范性说明。大多数批评认为，后现代社会学的反理论立场本身就是一个理论立场，某种类型的一般理论既是可能达成的，也是值得追求的。那种否定一切科学基础和标准，忽视具有整合性和指导性作用的一般理论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可取。

　　三是后现代社会学在突出语言在认知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时，过分强调了语言的自主性及其意义的不确定性，把对社会实践的一切研究都归结为一种话语的分析，否认语言是客观现实的表现或呈现，认为所有的认知最终都只是一�"语言游戏"的结论，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后现代社会学的目标不应该仅在于从语言上提出一组替代性的假说，而应在于指出和表明建立任何诸如此类的知识基础之不可能性。当然，后现代社会学所主张的"话语"和"文本"并非自有其意义，而是在现代制度场景中、通过大量制度性实践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因而话语分析必然涉及到社会及制度的层面。这无疑要求我们不能对后现代社会学理论做寻章摘句的分析，而必须透过后现代文本分析其社会思想的实质。 　　四是后现代社会学者大多反对现代主体，认为主体不仅是一种建构物，而且完全是一种虚构的假象。但是在主体之死的思想还没有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确立起来之前，主张建立没有主体的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其生命力仍然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主体的消亡虽然是可能的，但不是必然的" (波林·罗斯诺,1998,89)。后现代社会学把目光转向被现代社会所塑造的边缘者、被忽略者、非中心者和被剥夺权力者------他们作为映衬现代主体的"他者"是现代主体奴役和统治的对象，后现代理论试图从这些人中发现"后现代个体"的影子。这种对现代社会学所忽略的东西的关注是有意义的，但它并未建立起后现代的、新型的社会学理论。

　　五是在反对片面追求"宏大理论"和"元叙事"的同时，否定整体、集中、统一和权威的重要作用，尤其过分强调了无限多样的"小叙事"般的微观分析，忽略了那些对我们社会生活起决定作用的资本、国家、阶级、制度等社会因素，从而使后现代思潮在社会作用上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而且，一旦这种立场过度膨胀，将使我们无法得到有关世界社会生活的整体图式，并将使我们失去人类生活所必需的那种宏大视野，以及我们的生活同样必需的那些概括与预见能力，甚至失去我们的认知与社会交往能力本身。实际上，局部的存在和发展是和整体、集中、统一、权威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即使信息社会条件下，社会的多元发展和社会的一体化的发展是相伴随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脱离开对方而存在。

　　六是后现代社会学者（尤其是激进论者）对真理和理论的极度抨击有点言过其实。虽然一些僵化刻板的真理和理论主张已经不再受人欢迎，但人们对真理和理论的需求仍然是主导的。事实上，社会学者要想放弃对真理与理论的追求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没有理论的世界意味着所有话语的绝对平等，意味着基础主张的终结。如果这样，社会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整个知识氛围将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真理与谬误、理论与邪说之间的差异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理论，那么后现代社会学研究将成为一项没有希望、甚至没有价值的事业。

　　七是在方法论方面，后现代社会学的"怎样都行"的主张其实也是一个夸大其辞的主张。在整个后现代社会科学中，至少是由肯定论的后现代论者建构的后现代科学，并非没有方法论上的偏爱，尽管这些偏爱有时是以否定的口吻来表达的指令，它们排除了某些方法而不是积极地需要它们(Rosenau,1992)。而且，以后现代的解释和解构的方法取代传统的社会学方法是否意味着是对社会学的某种改进，至今还是一个相当不明了的问题。因为它并没有为社会学提供知识的基础，也没有为社会学提供在相互冲突的解释之间做出选择的合理标准。

　　八是后现代社会学在批判与抛弃某些现代社会学的关键概念时（如秩序、进步、理性、真理、范式等），却又使自己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以及理论批判与实际表现之间的矛盾之中。例如，它们对理性的理性批判；对总体性的总体化拒斥；用某种标准去否定判断的明确标准；信奉语言决定论而又主张语言的不确定性；在强调互为文本关系时又孤立地对待文本（如德里达）以及在废除主体性范畴时所表现出来的主体傲慢等等。尤其是其对理论和主体存在的批判、对真理及其评价标准的放弃，将最终可能导致自身缺乏知识主张，肯定多重实在和认可矛盾解释，从而使自己滑向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反理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深渊。

　　总之，由于后现代社会学尚处在它的初创和起步阶段，因此，像许多早期的研究范式一样，它的整体轮廓和特点还是朦胧的。卡尔霍恩（C.Calhoun）也曾指出，后现代实际上是现代性的内在产物，其对社会学一般研究的挑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它不能为后现代批判所作的规范判断提供依据；其二，它将差异提升到了一种绝对的高度，反而践踏了互为主体性的概念。因此，尽管后现代社会学对现代社会学批判的贡献很多，但毕竟它只是诸多社会学认识中的贡献者之一。后现代社会学并没有弥补结构功能主义、实证主义、系统分析或社会学中任何其他重大的传统范式的弱点，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社会学的知识、综合和概括之类的积累物（这与强调知识积累的现代社会科学截然不同），它提供的只是复杂的交互关系和绝对意义上的差别，以及对独一无二的事物和局部事物的追寻。因此，其实质性的贡献也仍然是含糊而零碎、庞杂而多变的，且至今我们还很难预见它能够提供出一些富有生命力的、具体的替代理论与方法。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一种与现代社会学完全不同的声音，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已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尽管其中还存在不少的争议，有些观点一时还很难引起共鸣，甚至难以被主流的现代社会学所接受和认可，但其对"传统的"现代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性影响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社会学学者都无法回避和忽视的。今天，我们固然可以不同意后现代社会学的某些立场和观点，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问题意识以及它表达问题意识的一些不乏创见的方法。更何况一些后现代论者在其后期已多少否定了他早期的偏激思想，并且在后现代思潮的众多支流中也不乏充满建设性精神的人物，而晚近出现的建设性后现代社会思想，则表现了更积极的性质。因此，进一步深化后现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整个后现代理论研究，就其提出的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积极回应，这对于社会学的建设和现代性的发展无疑都将是大有裨益的(沈杰,2000,282-283)。当然，社会学要理解"后现代"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时代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规律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主流社会学(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在这方面，后现代社会学从批判的立场出发对现代社会学知识体系进行的猛烈抨击与颠覆，无疑对进一步促进社会学在继续强化社会实践品质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理论的开放性、适应性和反思性方面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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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后现代是由众多观点不尽相同的参与者共同营构出来的一种内容广泛、结构松散的思想潮流，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上，他们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与分歧。因此，笔者在此对"后现代"进行的"解读"可能会有"以偏概全"之嫌，但笔者将尽己所能就自己所接触的大量后现代的文本做出清理与解读，而这种解读最多也只是大量"合法性"解读中的一种，但它们彼此之间并不矛盾。
[2] 后现代思想中有一种称之为命名政治的做法，即它首先通过给自己一个名字，确定一个立场，然后再呼唤出自己的肉身，再给自己赋予给自己形象、理论等等。"后现代"正是这种命名政治中最成功的一个范例，一旦它被命名之后，就立即风靡全球，并被许多人看作是激进、前卫、新奇的代名词。
[3] 在探讨"现代性"与"后现�"的话题中，有四组相对应的词，即"现代"与"后现代"、"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现代化与后现代化"，严格地说，它们都是有区别的，且使用时的指向也不尽相同，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将它们的涵义明确加以区别。"现代"和"后现代"多属于时间概念，而"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一个社会概念，多指一种社会历史状况。"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则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对于某一时代的精神状态、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文化形式的看法与表现，"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则多指实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一种社会变迁过程。
[4]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大多数学者的论述中，"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性"二组词之间是常常互用、混用的，甚至还有的论者干脆把二者视为一体。有关这一观点可参见：Boyne,B. & Rattansi,A.(1990)Postmodernism and Society, N.Y. Macmillan, P9。在本文中，笔者将"后现代"看成一个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化"更为一般的概念或术语，并在论述"后现代社会学"时均用"后现代"来笼统地代表"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
[5] 从后现代思想形成的源泉来看，一般认为，它是由德、法、美三个国家共同完成的。原材料最初是由德国思想家们提供的，即所谓的四大思想家：尼采(F.W.Nietzsche)、马克思(K.Marx)、弗洛伊德(S.Freud)、海德格尔(M.Heidegger)。然后在法国的结构主义五人帮中加工成型的：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Strauss)、精神分析学家拉康(J.Lacan)、文学批评家罗兰·巴特(K.Barth)、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L.Althusser)、社会学家与思想史家福柯(M.Foucault)，其中，拉康、巴特、福柯后来也被认为是后现代思想家。此后，便是法国新崛起的被认为是地地道道后结构主义者的一代，也就是美国后现代主义者的师傅：德里达(J.Derrida)、利奥塔、鲍德里亚、福柯和德勒兹(G.Deleuze)。他们这些人的思想被迅速地传播到了美国，美国由此成为现在所谓的后现代文化的最大批量生产国和出口国。
[6] 对现代性的后果问题，吉登斯曾有过十分详尽的分析，他在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中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化，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它的文化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因为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不平衡的变迁过程，它既在不断地分化，也在不停地整合，并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者(other)"再一次不见了。而现代社会的风险与危机也表现为全球化的高度紧张和日渐增多的突发性事件，日趋制度化的风险环境，日益意识到风险本身的严重性以及这种意识在大众中的蔓延等等。因此，吉登斯认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风险具有远比其在前现代社会条件下更为严重的后果，虽然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却要小得多。
[7] 贝克指出，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了一个"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而现代社会作为一个风险社会，又是一个不断反思的现代化过程。在这个风险社会中，"风险"既指人类有对风险做出防范的能力，不再单纯顺应自然，也指社会不断产生新的风险，产生无法抵御的风险。现代性所推崇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进步只是为了补救、延缓或弥补现代性造成的危机。因此，现代性总是涉及风险观念。
[8] 所谓"元叙事"，在利奥塔那里就是指启蒙运动以来对现代知识、文化以及社会制度的合法化权力起主要作用的那些关于社会进步的"永恒真理"和"人类解放"的美妙故事。在他看来，启蒙不仅是一个老掉牙的过时故事，而且还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故事。
[9] 当然，做这两种类型的划分也并非是没有弊端的，两者之间在边缘上是互相重叠的，并不构成现代社会科学所期望的那种纯粹"相互排斥、泾渭分明、无所遗留"的清晰分类。因此，在对后现代类型的分类上，就有阿格(B.Agger)的"建树性的"后现代主义和"批判性的"后现代主义；吉特林(T.Gitlin)的"冷漠的"后现代主义和"热情的"后现代主义；福斯特(H.Foster)的"新保守的"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的"后现代主义；格里芬(D.Griffin)的"解构的或消亡的"后现代主义和"建构的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等各种不同标准的划分。
[10] 后现代虽然比较擅长对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现象进行分析，但至今还是相对缺乏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后现代有自己的历史思想，但是并没有把这种思想和社会理论、文化理论、政治哲学融合起来。笔者认为这正是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面临的主要问题，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后现代思想就是因为后现代缺乏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政治理论，不仅如此，而且它还攻击社会，并倾向于从原则上把社会规范、制度及实践视为压迫性的东西予以拒斥。在这方面福柯的自由实践、卢曼的系统分化，以及韦伯的价值多元化、涂尔干的社团主义、帕森斯的普遍价值、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等理论的综合，对于我们分析当今全球社会的运作机制非常有用。毫无疑问，面对后现代这一极为纷繁复杂的现象，其社会理论形式的确急需一种新的理论综合，尽管这种综合现在还显得很不成熟。
[11] 严格地说，"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与"后现代主义社会学(postmodernism sociology)"是有重要区别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来研究社会现象的社会学，它的研究对象既可以是"后现代社会"，也可以不是"后现代社会"，而"后现代社会学"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研究"后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由于本文没有对"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做过细的区分，因此，在此把凡是以"后现代"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社会学研究，均看作是"后现代社会学"。
[12] 在这里，"社会理论"的概念主要是介于社会历史哲学和实证主义社会学之间，它既不像社会历史哲学那样是演绎性的理论体系，又不像主流社会学那样是实证的经验科学，而是以社会历史哲学为前提、以实证主义社会学为基础的理论社会学。其一般标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二是对社会的研究方法既是哲学的,又是科学的；三是其目标是功能性的或批判性的。
[13] 例如，在资料收集的方式上，以揭示对象一般性信息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地位与作用日趋下降，而以揭示对象特殊性、细节性信息为目的的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方法的地位与作用愈来愈受到重视。在资料分析上，定量分析方法的影响逐渐下降，各种定性或质的研究方法的使用及影响正逐步上升。在研究成果上，过去那种以明确的概念和命题为单位，按照一定的逻辑形式将论点与论据严格组织起来的理论建构，越来越多地让位于以模糊的语词和丰富生动的时间及情节为单位、按照不同的风格或策略而组织起来的个案叙述。由此，似乎可以看出，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呈现为一个个生动具体的故事，而不是一篇篇严谨的学术论文。
[14] 有学者认为，由于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着一个基础、一个终点和一个体系的特点，而这恰恰是后现代论者所极力反对的。因此，从后现代思想的基本倾向来看，后现代本身是反理论化、反学科化的，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学。因为，在后现代论者看来，任何知识体系和学科门类，特别是理论知识都包含着压迫性和特权、霸权及权力，都是使权力垄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15] 后现代论者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论者，其反对现代主体的基本理由是：一是任何主体都是现代性的一个杜撰，是启蒙和理性主义的产物；二是对于主体的任何关注都假定了某种后现代论者不予赞同的人道主义哲学；三是主体自动地需要一个客体，而后现代论者都反对这种主--客二分法。
[16] 例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就是企图使作为代理人的主体与现代结构主义为制约其行动而加之于这个主体角色之上的各种限制调和起来。主体作为代理人，对结构产生了影响，但是在缺乏结构的情况下，某个代理人的所有行动都是无意义的，这两者是相互建构的。
[17] 当然，后现代的这种反表象也导致了其他社会学家降低了他们为其学术研究所制定的要求，即把社会学活动变成了"讲故事"（构造小型的叙述），而不是研究活动，变成了一项"讽喻"或文学的而非科学的活动。参见：Richardson,L.(1988)"The Collective Story: Postmodernism and the Writing of Sociology." Sociological Focus 21(3):199-207.
[18] 后现代社会学者对理性的极度攻击大致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现代理性假定了普遍主义，统一的整合体，以及同样的规则到处适用的观点；二是理性是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的产物，后现代论者认为，作为这种产物，理性在把启蒙运动、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的所有缺陷加以联合方面，是有过错的；三是理性和合理性同后现代对于情绪、感觉、反省和直观、自主性、创造性、想象力、幻想和沉思的确信相冲突。
[19] 应该指出的是，解释和解构在后现代认识论的大多数方面是一致的。解构是有预谋地、公然地、有意地和强烈地提倡主观主义和反客观主义的。它摈弃普遍性知识或整体性理论，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反理论的事业。后现代解释是互为文本的而不是因果性的，其否定了真理符合论，怀疑理性和合理性。
[20] 例如，布朗（C.D.Broung）就赞成一种多元性的一般理论，他认为，社会学的话语揭示了一般理论的多元性：每种理论都是内在一致的、都拥有不同的基本隐喻、及不同的意识形态旨趣。因而，实证主义的一般理论使用的是有机体和机械的隐喻，它的意识形态的旨趣集中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维系。但这样的一种理论并不足以处理个体社会世界的反省特性。
[21] 后现代论者否定社会理论，并用文化理论(即话语理论)来置换社会理论，其认识论根源是对"外在实在"的否定，由于"所有后现代论者都否认任何种类的假定独立于个体精神过程和主体间沟通的实在观念"，因而在他们看来，任务不在于提供现实，而在于发明各种隐喻性的谈论方式，以便使无法呈现的事物可以被料想到。例如，福柯的《物之序》关于人文科学认识论的研究早已宣告�"人"（健康的、男性的、白种的中产阶级公民）的终结，实际上是早已宣告了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信念的形形色色的现代社会理论的终结。利奥塔以后现代主义者的姿态把一切元理论、元叙述和大概念都视为古玩而弃之不用，他的《后现代状态》一书实际上可算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姗姗来迟的宣言书。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2年0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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