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向阳
从"湖南农民运动"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探源
目前，国内知识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共识，就是认为在实行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左倾思潮。1998年初，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交锋》一书，描述了自1978年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中共的基本理念所发生的三次大的转变①，指出每一次转变都是在和左倾思潮的交锋中取得胜利后才实现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共的政策在原先的向度上通过自我革新持续地进行了三次右转--。
既然人们都在大谈反"左"，谈"左"是主要的危险，谈在未来将要持续进行的思想解放进程中，"左"依然是最大的阻力。那么，这个"左"究竟是什么呢？这种思潮的社会基础和心理根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有着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在从执政党的领袖②到普通知识分子几乎人人都说要反对它的情况下依然威势不减呢？显然，对极左思潮的严肃分析应该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这儿，我们只是尝试着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是左倾思潮走向极端走向高潮的产物，因而按理说来，要认识极左思潮的特征，似乎最简洁的方法是直接去分析"文革"，但是，一种没有对比的孤零零的观察并不能使我们抓住纷繁事物中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暂且将"文革"搁在一边，而来看一看在1926年的湖南爆发的那次农民运动，因为，就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的那样，它是后来那场在20世纪中叶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农民大革命的一次预演，可以说后来的革命中呈现出来的一切基本要素和精神特征，在这次预演中都有着具体而微的反映。而且，正因为当时的农民还没有和左翼知识分子结合起来，还不知道用西方的革命理论来规范和装饰自己的行为，这也就使其行为带有更大的原发性和真实性，所以，从中也可以更加真切地感受到那场农民革命的最具本源性的精神气质。
我们看到，骚动不安的湖南农民自发地成立了自己的政权组织--农民协会之后，立刻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在乡里实行了全权专政。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道："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外界的人只能说农会好，不能说农会坏。""为所欲为"，"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③
"翻身"后的农民，立刻本能地将乡村中以大中土地所有者为主要代表的有产者和有文化者作为其专政对象，在一种愤怒和忌恨的目光之下，将其"妖化"为"土豪劣绅"。而革命中的农民对付其专政对象的手段除了枪毙④、关进监狱、罚款、逼其捐款之外，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以下这些最能反映其内在气质的斗争方式：质问。这是一种针对较轻的"罪状"⑤的惩罚手段，"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质问，最后的结果是以写检讨书和保证书了事。
大示威。"统率大众……在他家里吃饭。""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在毛泽东的家乡湘潭的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干群众向六个劣绅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的事"。⑥游乡。"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⑦。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这种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⑧
凡此种种，归纳起来就是"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将其打入另册，在这种情况下，"土豪劣绅们头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汉口，三等的跑到长沙，四等的跑到县城。"结果造成了农村民生的凋蔽，湖南全省的财政都发生了困难。
而赶走"阔人"之后的农民，在经济上仇恨商人，既不准谷米出境，又不许工业品入内，力图将洪水猛兽般的商品经济挡在境外，安安稳稳地永远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文化上则反对一向"痛恶"和"看不惯"的正规学校，讨厌学校教师，因为"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总之，他们希望能够在自己的地盘上清除异己的东西，然后，好关起门来不受打扰地建设自己想象中的天堂。而他们建设天堂的基本方式也就是要消灭掉一切自己觉得刺眼的看不惯的事物。于是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各种禁止运动。
这些禁止运动，除了禁牌、禁赌和禁鸦片之外，所禁的还有：
花鼓。"一种小戏，许多地方禁止演唱"。
轿子。因为"农民最恨坐轿子的。"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纷纷倒闭。
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
鸡鸭。"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五个。"好些地方完全
禁养。
酒席。"丰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议决客来吃三牲，即只吃鸡鱼猪。笋子、海带、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则议决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东三区只准吃五碗，北二区只准吃三荤三素，西三区禁止请春客。湘乡禁止'蛋糕席'---一种并不丰盛的席面，湘乡二都有一家讨媳妇，用了蛋糕席，农民以他不服从禁令，一群人涌进去搅得稀烂。"
此外的禁令还有许多，从"禁买南货斋果送情"，"禁新春贴瑞签"到"禁做道场"，"禁放鞭炮"⑨不胜枚举。
不难想象，在这样严厉和细密的禁令之下，牌、赌、鸦片是绝迹了，但每个个体的吃、穿、用、行、娱乐、宗教的全部日常生活都将完全处于一双嫉妒和凶厉的毒眼的全面监控之下，彻底丧失欢乐和自由。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在经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这些分析之后。不难发现这两者从内在精神到外在形式之间令人惊叹的一致性，以致于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从某种意义上看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工业化道路选择的那场农民革命以及以后发展到"文革"爆发的整个历史，都只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延续，是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方式更为剧烈的一次重演。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事实上是压抑在广大下层民众心中的极左激情--要摧毁一切压在他们头上让他们显得无价值的事物的冲动--在上层政治人物煽动下的一次大宣泄和大爆发。因而，"文化大革命"从其精神气质上来看是一场充满着最深刻的卑贱意识的嫉妒的大革命。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着普遍的嫉妒，但在正常情况下它总是受到文化与法制的压抑和控制。但在发生极左革命的情况下，嫉妒却被合法化，乃至在一种乌托邦前瞻中被神圣化了。而这种被神圣化和合法化了的嫉妒，不再阴郁地囿于个体的内心中折磨自己，相反它升腾到地面上，化为一种公开的意识形态话语，妖化自己的嫉妒对象，并且将自己的嫉妒强化为仇恨，进而强化为消灭嫉妒对象的暴力行动。
分析一下"文革"中的专政对象，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支撑这场革命的激情是一种嫉妒的激情。这种嫉妒包括对财富的嫉妒（富裕等同于罪恶，贫穷等同于正义），对权力的嫉妒（一切当权者都是走资派），对知识的嫉妒（一切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对美和性的嫉妒（一切美的事物和美的情感皆成禁忌）,对欢乐的嫉妒……这种嫉恨的激情异常广博,无所不包，它渴望通过摧毁一切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积极价值来达到自身的狂欢。
"文革"除了其内在精神，在外在形式上也和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次农民运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文革"的口号中，最具威慑力的一句就是"必须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它同样也是在群众运动的狂潮中将自己的革命对象妖化成"牛鬼蛇神"，通过全面专政来造成恐怖气氛。从其处罚"敌人"的基本方式：许多人一涌而起，将人活活打死；把人关进"牛棚"；头上戴高帽子，胸前挂牌子游街；在人群面前批斗；抄家，没收家产；写检查，写悔过书等。到各种禁令和禁忌：禁绝自发的商品交换；禁种或限种自留地；禁养或限养猪和鸡鸭；禁绝任何"封资修"的艺术样式；禁绝种花、养鱼、听音乐、穿"奇装异服"⑩等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直至厌恶和痛恨一切形式化、系统化的知识，厌恶正规的学校教育，仇视知识分子，拿教师开刀等等，凡此种种，我们都可以看出自称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其想干净彻底地剿灭一切看不惯的事物和思想，建立一个"红彤彤"的理想世界的意愿，一直到其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都对在其40年之前发生的那场农民暴动有着直接的继承性。假如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在前者那儿还是具体而微地潜存着的一切，在后者那儿已经彻底地爆发出来，发展到了其逻辑的终点。它最后所得到的平均主义乌托邦成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个体随时都可能因言谈、举止乃至服饰和发式的不慎而招来斥责、批斗直至杀身之祸，人们"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切自发和优美的情感，渴望自我实现的冲动都遭到了无情的压抑和打击，只有两种激情被允许尽情宣泄，那就是渴望摧毁他人的自我实现意志和彻底击垮任何高贵意识的嫉恨冲动以及在对领袖的狂热崇拜中完全捐弃自我的献身冲动，结果，在这两种激情的统治下，十亿中国人民终于变成了一群穿一样的衣服，喊一样的口号，手挥"红宝书"而相互噬咬的蓝蚂蚁。
所以，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分析，我们看到，极左思潮从心理根源上来看，是一种被极度强化了的卑贱意识，这种卑贱意识起源于无价值的自我与有价值的他人之间的遭遇。无疑这种遭遇总是会对自我产生巨大的刺激，在这种刺激之下，一种正确的高贵的姿态是，对自己的不利处境进行清醒的反思，敬仰和学习他人所代表的价值，然后发愤图强，通过认真严谨的不懈劳作来切实提高自己的价值。而一种怯懦和卑贱的态度是闭眼不承认他人所拥有的价值，而在自己所构成的虚幻梦境中苟且偷安。极左思潮的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积极的卑贱意识"（积极的恶）,它不仅仅在内心里不愿承认他人所拥有的价值，而且，公开表示对价值的蔑视和对价值创造者与拥有者的仇恨，这种思潮的最高表现就是依靠卑贱者数量上的优势对嫉恨对象执行武器的批判，在用暴力摧毁现存的价值秩序和消灭价值创造者的过程中宣泄压抑的情感来实现自身的狂欢，而"七、八年来一次"和"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的理论"，正是这么一种不断煽惑大众"积极的卑贱意识"，通过一次次以群众暴力推翻在生存竞争中自然形成的价值秩序的革命来无限追求极度狂欢的理论。⑾
在这儿，我们也看到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极左革命之间存在着的距离，在马克思那儿,
革命的合理性是需要加以论证的，他所提倡的工人阶级的革命从理由到目的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即认为私有资本的发展必然以牺牲工人为前提，而计划经济可以克服经济危机解放生产力等）而他论证革命合理性的这种经验特征⑿，使他的理论在客观上还必须接受事实的检验，一旦发现他对事实的预言和历史的发展不一致时，势必只能接受他人的批判和修正⒀。而极左革命则不需要任何理由，精确点说是它不需要任何理性的客观的理由，而只需要内在的心理的理由。只因为我卑贱、我压抑、我愤怒、我仇恨，所以我就要革命，只因为我渴望一种残酷的令人战栗的狂欢，所以我就要革命。
革命不再具有任何现实的合理目的，而纯粹变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心理宣泄的需要，一种图腾，这也就决定了极左革命的激情完全是独断的，这种专断的激情从它升起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它绝不会接受任何的理性批判，相反，在发动之时，它就早已下定决心要和任何的批判者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
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理论，为什么在欧洲经过批判和修正发展成了各种富有建设性的社会主义运动，而在中国却流变成了极左革命，这是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它除了是由于文化渊源⒁的不同之外，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革命的主体是亿万传统农民。因而，在我们探讨了极左思潮的心理根源之后，还应该再探究一下它的社会根源。为什么极左思潮在现代中国有着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显然，这和中华民族在现代世界格局中的处境密切相关，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个体的卑贱意识是在无价值的自我和有价值的他人遭遇之际最易被激发出来，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可以说在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时时面临着这样痛苦的刺激。特别是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在突兀而来的工业化浪潮⒂冲击下，经济上"十村九困，十家九穷"⒃陷入完全破产的境地，在精神上则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世世代代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价值信念彻底崩溃。传统农民在纯粹的直接经验中所获得的那点知识，完全无法对应这"千古未有之巨变"。当然，不仅仅是农民，也包括手工艺人，知识分子和个体经营者，可以说作为弱势民族中的几乎每一个成员，在中西文化的巨大位差之下，在文明碰撞所引发的社会大动荡中，都会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显得那么渺小和毫无意义，终于会对用自己的理性去把握这个多变的世界，用自己的力量去开创事业丧失信心，而深深地陷入焦虑和恐惧之中，变得绝望和无所适从。当然，一个个体不能容忍自己永远处在这么一种软弱无力的绝望之中，他渴望变得强有力，而既然已经丧失了创造的能力，那么他能够为自己选择的唯一的强有力的姿态就是仇恨，他在仇恨中寻找和制造自己的敌人，他要弄清楚究竟是"谁"--而不是客观的情势--将他置于如此不幸的境地，他要复仇。
显然，当一个社会中的现实状况--构成这种状况的除了政治经济形势之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民众所受的教育，特别是人文教育--使得生存其中的大多数民众都无力选择创造而只能选择攻击和仇恨作为表达生命的方式时，这个社会就会成为源源不断地滋生出极左思潮的温床。
遥想1000年之前的盛唐之音，那时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如此地自由、安宁、高贵和阔大，因为，我们在人类文明的第一次浪潮--农业化浪潮中登上了高峰，成了当时世界的文明中心。然而，祖先的成就终于成了子孙的包袱，当第二次浪潮--工业化浪潮在全球兴起时，因循守旧和颟顸自大使我们不仅仅无法和作为工业化浪潮发动者的西方民族相比，即便是在非西方的后发现代化民族中，也成了成绩最差的一批学生。现实世界中地位的不断恶化，使中华民族的精神品位也不断降格，终于堕落成了一个以嫉妒、仇恨和虚夸、傲慢作为主流精神的卑贱的民族。而正是这种内心世界中夜郎自大的虚夸的傲慢和外在世界中样样不如人的巨大反差最容易激发出一次又一次的旨在摧毁一切外在价值的极左革命的狂潮。
①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搞经济建设，以及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辩论所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中共十五大，将私营经济看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
② 邓小平多次谈及反"左"，并在《交锋》所提的三次转变的前二次中起了核心作用。
③《毛泽东选集》第14页，第16页。
④这是农民对极右专制的最严历的报复。
⑤我们之所以在"罪状"上打引号是因为这种"罪"的产生不是通过实证的方式，由司法程序判定的，而是由大多数人的情绪--"民愤"确定的。因而，我们将这种仇恨情绪的投射过程称为"妖化"。
⑥《毛泽东选集》第16页，第24页。
⑦可参阅毛泽东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
⑧《毛泽东选集》第18页，第25页。
⑨上述农民诸禁的内容，皆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5～37页。
⑩"文革"时的服装，除中山装、军装之外即为"奇装异服"。毛泽东有诗云："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⑾近几年，国内有些学者将中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相比，其实，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比法国革命具有浓郁得多的卑贱色彩，法国革命中虽然也夹杂着卑贱意识，但它的主旋律是高贵的，是对个性自由与人类平等博爱的追求。而中国革命，则从一开始就是以对自己敌人的仇恨作为推动力的，它强调的不是个性自由，而是用纪律束缚个性，追求的不是人类平等而是用自己所属阶级对别的阶级实行专政。即使是和俄国革命相比，中国革命的非理性的极左色彩也要更浓郁些。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俄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快速地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人在计划体制下却成就甚微。简而言之，中国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整个人类历史，提供了极左革命的可供研究的最为完整的典型，当然，从实践后果的惨烈程度来看柬埔寨的波尔波特革命也不比"文革"逊色，但"文革"的独特的研究价值在于，它除了涉及的范围更广，内容更为丰富之外，它还为人类文化史贡献了一套完整的极左革命的理论，这也就是我们上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⑿马克思花费40年时间写作《资本论》，就是力图想科学地经验地完成这种论证，而他在写作过程中，一直不断地受到自我批判与自我怀疑的折磨，以致使《资本论》迟迟不能定稿。
⒀事实上，在共产主义的故乡欧洲，这种理论正是在这种开放地接受经验批判和修正的过程中，发展成了更为理性和更具有建设性的各种社会主义运动。
⒁想了解极左革命的文化渊源的读者可参阅刘小枫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和《臆说纬书与左派儒教士》两文。《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四川人出版社，1997年，第483～596页。
⒂用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术语来说，也就是第二次浪潮。
⒃参见薛暮桥《中国农村中的基本问题》载于蔡尚思主编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第820～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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