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认识文革中的“红卫兵”（文革史研究之一、之二）
陈益南
对文革中的红卫兵问题，现在国内外许多人实际存在有不少认识上的模糊与误区，其中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文革中的红卫兵，其产生、发展、蓬勃直到消亡的过程中始终是同一批人，并始终是同一种观念与身份。
实际上，文革中的“红卫兵”旗帜虽然飘扬了几年，但在文革的不同阶段中，“红卫兵”的含义是大不相同的，往往是此红卫兵非彼红卫兵的。
在文革中，红卫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老”红卫兵时期，造反派红卫兵时期，所谓“反军”与“拥军”的两派红卫兵时期，红卫兵下乡退出文革时期。
现在对红卫兵问题认识常常有这样几个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将文革初期大破“四旧”的举动与整肃批斗迫害老师及其他文化人的暴行，都归罪于整个“红卫兵”队伍。而实际上，文革初期的那些所作所为，仅仅只是被后来称之为“老红卫兵”的势力干的，而与在以后奋起“造”省委市委及学校党委的“反”的红卫兵并不相干。所谓“老红卫兵”，即是文革初期以“红五类”子弟（即家庭出身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学生）为基本队伍，以高干军干子女为头目的第一批红卫兵组织，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由原北京东城、西城红卫兵纠察队等组成，简称“联动”），湖南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等，都属于这一类。而以后掘起的造反派红卫兵（如北京“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湖南的“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高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造反有理军”等），则其组织构成已不注重家庭成份，其领导层也大多是平民子弟了。
“老红卫兵”们大约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元月之前，便因“保爹保娘”（造反派红卫兵这样讥讽“老红卫兵”），保省委市委，充当了文革期间首批保守派，而基本被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击败而瓦解，退出了文革历史的舞台。
“老红卫兵”组织虽只表演了半年时间不到，但由于他们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二次接见的百万红卫兵中，基本是“老”红卫兵）是首先提出“造反有理”口号的始作俑者，而同时又是文革初期那践踏人权迫害文化人的基本力量，因而，“老红卫兵”便被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情况的外国人与虽身处文革时期但被迫或主动置身于文革风暴之外的中国人，当成了中国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唯一形象。因此，现在的各种媒体无论用何种体裁，只要一讲到红卫兵，就会将其都形容为德国法西斯希特勒青年团一样的模样，而这，恰恰是对历史真相的误解与曲解。
第二个误区则是：将红卫兵都视为造反派，以为红卫兵就都是造反派。
其实，红卫兵组织在整个文革期间的不同阶段，其构成与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造反有理”的口号虽说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一批“老红卫兵”率先喊出，在大破“四旧”中也的确显示了一些造反派的作风，然而，“老红卫兵”组织毕竟没有真正做成造反派。就是首先给毛泽东写信的清华附中“老红卫兵”首领彭小蒙与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佩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原名宋彬彬，毛泽东亲自给她改名为“要武”），他们最终也都反被烙上“保守派”的历史印记而退出了红卫兵舞台。
随着“老红卫兵”们的败退出局，受中央文革直接或间接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如首都三司、北航红旗、上海红革会、湖南“高司”、四川八·一五、湖北“三新”（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等红卫兵造反组织则迅速崛起，又开始了一段新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光。
在与以“老红卫兵”组织为代表的“保守派”作斗争中，造反派红卫兵是起了举足轻重的大作用，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风暴时，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红卫兵基本上是这股造反潮流的领头力量，这个时期政治行动的中心，常常是由造反派红卫兵集聚。
但是，随着所谓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的到来，造反派红卫兵也开始了分裂。分裂为所谓“拥军派”与“反军派”。
出现这种分裂的原因与催化剂有二个方面：
（一）是工人造反派势力日趋强大，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一统天下的局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必然退居次要，工人阶级的力量也必然是将上升为第一位置，但已领略“中心”风光的部分红卫兵头头试图抗拒这种现实的转变，进而发展到与工人造反派的对立。
（二）由于军队的介入。中央让各地军队介入地方支持左派，但谁是“左派”却又没有严格标准，对于已都打着造反旗号的（那时已没有人敢自称是“保守派”了）群众组织，各地军队便只好按军人的标准（守纪律），来选择和支持一些他们认为是“左派”的造反派组织，这样，面临被选择命运的造反派队伍发生分裂便是必然了。
一般来讲，青年学生红卫兵较易得到军队的青睐，因为学生红卫兵，就意味着单纯、可靠（不会有历史问题）。故，在这场分裂中，相当多的造反派红卫兵倒向了“拥军派”阵营（如湖南“高司”，重庆大学八·一五等）。而另外一些造反派红卫兵因种种原因，使他们依然站在了工人造反派组织一起，哪怕地位已降为次要。（如湖北的“三新”即新湖大、新华工、新华农。湖南的井冈山红卫兵，高校风雷红卫兵，四川的“反到底”红卫兵等）。
所谓“反军派”，也并不就是笼统的反对军队的造反派，而一般只是反对地方军区对自己进行压制的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后来一般与奉中央命令支持造反派的野战军部队结成了联盟。实际上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不论有没有中央明确指示，各地军队也大都分为了两派，而这派别的性质就是介入地方支持造反派运动之后，受地方影响而各不相同的。
在这个阶段，有相当部分的大、中学生红卫兵站到了以工人造反派为主体的所谓“反军派”一边，反对马上稳定政局，而支持继续造反。
第三个误区，即是将“红卫兵”这个概念与“造反派”的概念等同起来。
文革的造反运动之火，应该说确是红卫兵点燃起来的，红卫兵是文革造反的始作俑者。但做造反派的不仅仅是红卫兵，而且包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工人、农民、医生、教师、机关、干部、学生甚至包括一部分军人，其中尤以工人人数为最多。而以大、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仅仅是造反派的一部分。
文革自一九六六起至一九七六年止，前后达10年之久，而红卫兵在这个舞台上的演出却仅仅二年半时间，即从毛泽东于一九六七年七月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表示支持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之始，至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的指示后，作为红卫兵的大中学生们便退出了政治斗争而几乎全部被动员去了农村，从那以后“红卫兵”就不复存在了，而另一种身份“知青”（即“下乡知识青年”）便取代“红卫兵”桂冠而被戴到了青年学生的头上。
红卫兵退出去了，在其后的七、八年间，但文革并未停止，造反派的活动更没有熄灭，只是造反派的队伍中从此少了“红卫兵”即青年学生这股力量了。到了文革末期的一九七五冬至一九七六年夏。“四人帮”及迟群、谢静宜等人又一次启动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作为他们的政治斗争工具，发动两校的大学生们写贴了不少大字报，去“反击右倾翻案风”，去批判邓小平，似乎想重新祭起“红卫兵”的造反精神。然而，历史已不会倒回去了，此时的大学生们也远非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如果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还多少带有很多理想与自发的成份，那一九七六年的北京大学的学生们所写所贴大字报的举动，则已有着几近百分之百的官方指令色彩，已根本不能与当年的意气风发的红卫兵运动相提并论了。
所谓“造反派”，是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说他们奇特，就奇在他们本是由文革的发动者扶持起来的，照理讲，他们应是一种得宠的“御用力量”，但偏偏在整个文革期间却又屡遭整肃、镇压，最后还随着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与“四人帮”的垮台，彻底完结。
说他们奇特，还奇在他们是最坚决最忠心的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及其他中央首脑机关（如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的领导，但他们却又大造中国共产党各地方党委（中共省、市委）的反，几乎冲垮了中共的所有地方组织，使其处于全面瘫痪状态。而且，这些造反举动一时竟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的首肯、支持与赞扬。
有史以来进行造反的人们，历来是既反贪官昏官与所有朝廷官史，同时也会反那皇帝老儿。不管自己的力量如何，“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而直捣“龙庭”以取而代之的祈望，都或多或少是造反者们的梦想。
而唯有文革中这些也贴着“造反”标签的人们，却铁定了都是保卫中央、只反地方的方针与观念。即便是被认为思想最极左的一小批知识分子造反派，他们的观点也就不过是认为党中央的某些文革政策“偏右”了点，或认为党中央的某一位领导人在文革的作法“温和”了点而己，而绝无半点反对或推翻共产党领导的邪念。哪怕是在造反派势力处于高峰、并都己拥有了不少独立的武装力量的一九六七年夏季，也绝没有哪一个造反组织或造反派领导人会想去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相反，他们都坚定地将自己当成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最忠实的“革命力量”，任何对党中央毛主席不敬的观念和言行，都会遭到他们的严厉批判与打击。
因此，“造反派”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就变得非常扑朔迷离，给人以多种形象。
在文革中被造反而遭到挨批挨斗的中共地方党委的官员们眼中，造反派的行为就是“反革命罪行”，而造反派就等于是“反革命分子”。
而在文革中受苦受难了的社会贤达人士和社会最底层的所谓“黑五类”（地主、富农、国民党旧政权的官员、右派分子、坏分子）的人们眼中，造反派却又是中共路线最具坚决性和代表性的冲锋队式的势力。
到了远距离观察中国文革运动的外国人眼中，以及今天相当多不熟悉文革历史的年轻人眼中，不是将整个造反派当成文革10
年的受益者和权力新贵外，就是认为造反派是一种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曲折复杂的史无前例的状况所致。
可以说，相当多的人和现今各种媒体的认识、宣传与展示，对文革历史的了解都有着一种片面性，其中更有不少杜撰与想当然。由于他们地位的局限，他们看到的“摸到的”造反派这个“大象”，都只不过是“大象”的或尾巴或鼻子或耳朵而己。
今天有谁了解：造反派竟是从文革初期挨整的“小邓拓”、新“右派”与“黑鬼”们中产生，而最终他们中的相当多的人，又仍然随着文革的结束成为了被整肃、被入“另册”、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历史殉葬者？
有多少人能清楚：红卫兵中有造反派，但造反派并不等于红卫兵，而造反派本身也派别林立、造反程度各有千秋？
又有谁明白：除了上海的王洪文那一伙造反派外，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造反派在文革10 年中竟然屡遭镇压之厄运？而谁还明白：上海的造反派曾有过整整10年的“幸运”，那却只是多灾多难的全国造反派之外的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
还有谁知道：造反派在文革中不停在造反，究竟是为了什么？
当时造反组织的发起人，基本上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与“新右派”的工人、小干部、教师等社会底层的群众，他们大多以后都成了这组织的头头。但是，以后十年的历史表明，这些因被整成“右派”而造反、而又因此当了造反组织头头的人，相当多的人是不具有做政治领导人应有的素质，他们不会有效的驾驭握在手中的权力，不懂得政治斗争的策略，不懂得所谓“面子”与“实质”的辨证关系，不知道经常要会“妥协”、会采取经常与不同的对象结成联盟的战略，甚至还不能很好的控制自已的部下。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时，往往就又是造反派们的分裂、打内战之际。所以，相当多的人能坐到头头的位置，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潮流将其推到了那造反组织领
导人的地位，而并非他们的才能所致；甚至，他们自已都坦率地承认：从未想到过自已会当“官”。
不过，这之中也确有一些造反派头头是具备大将之材，甚至有着做领袖的才干与素质。例如，在那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派别林立、时事一片混乱之际，这些造反派头头硬是用种种手段，协同党中央的“战略布署”，平熄了种种乱源，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局面，做到了短暂的“一统天下”。
顺便说说王洪文这个人，实践证明，他并不具有大将之材，更别说领袖素质了。否则，中国近些年的历史也许就要重写了。王洪文之所以能在上海滩整整威风十年，没有经历象其他省的造反派们所承受的几上几下的“反复”之磨，还能达到中央副主席的高位，这完全是因张春桥、姚文元将上海视为他们不容动摇的根椐地、而毛泽东又极欣赏支持张、姚这一特殊原因所致。
当然，这种有大将之材的造反派头头并不多。椐观察，这些人基本上都 没有受过如何成功地做政治领导人的学习与训练，也没有担任较大的领导干部的经历。但是，他们为何能在那乱世中的一大批造反派头头中脱颖而出鹤立鸡群呢？
也许，除了他们爱学习的优点之外，最特别的因素应该是他们天生就具有极强的“事业高于个人感情”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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