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　灝

　　評論一個時代，本非易事，何況評論自身所處的時代，更何況這時代是歷經鉅變、天旋地轉的二十世紀。今天面對這行將消逝的世紀，只有縮小視野，把它放在中國歷史的脈絡裏作一鳥瞰，希望藉此對這世紀增加一些歷史的透視與時代的警覺。

　　對中國歷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中國在近現代以前的歷史不是只有朝代的循環輪替。長程累進的演變，就中國文化的各方面而言，幾乎是無代無之，但是在文明的核心發生結構性的鉅變，則是屈指可數。

　　我所謂的文明核心的鉅變是指中國文化自從公元前二千年至一千年之間躍升至文明層次上以後逐漸展現的一些基本制度與思想的改變。這裏所謂的基本制度與思想是指政治領域裏的普世王權，社會領域裏的家族制度與士族階級，以及文化領域裏的有系統的宇宙觀與價值觀。這種基本制度與思想因受到衝擊而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在中國歷史上只發生過三次：晚周的樞軸時代，佛教流入的南北朝，以及近現代。如論變化速度、廣度與深度，近現代遠超過前二者，它帶來的是文明轉型的變化。

　　近現代的歷史變化，雖然開始於十九世紀初葉，但那以後的變化卻長久停滯在文化的邊緣，只限於工業技術、行政制度與業務運作等層面。變化提昇到文明核心的層次是1895年以後，二十世紀初才廣泛地展開。因此，二十世紀一開始便籠罩在由文明核心鉅變所造成的危機之下。

　　首先是傳統政治秩序的解體。這個秩序的基礎——普世王權，自1895年以後即開始受到當時菁英階層所發動的改革與革命運動直接或間接的衝擊，終於在1911年崩潰。因此，在二十世紀初年所看到的不僅是清王朝的瓦解，也是三千年以來支撐傳統政治秩序的制度基礎之瓦解。同時，隨著普世王權的崩解，西藏與外蒙也先後宣布獨立，加上1895年台灣之割讓於日本，這一連串的事件是中國境內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解紐的開始，在當時不為人注意，卻是傳統政治秩序在二十世紀初解體的另一面，對本世紀後期的政治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

　　其次是文化基本取向的失效。這種文化深層的危機有三個層面。這三個層面都是導源於傳統文化主流的核心觀念的解體。此處的核心觀念是指儒家思想的基本價值觀與宇宙觀的組合。首先就價值觀而言，源自儒家禮教的規範倫理在二十世紀初年就已開始全面解體，而傳統的德性倫理也逐漸動搖而失序。同時傳統以「天人合一」觀念為核心的宇宙觀，也受到西方以科學為主軸的自然主義的衝擊與侵蝕。這種核心思想的解體所產生的最直接的後果是基本道德與社會價值取向的失控；間接的後果是文化認同取向和精神意義取向的失落。我們必須記住，中國文化傳統與任何其他文化傳統一樣，自己構成一個意義世界（universe of meaning）。在這意義世界裏面，儒家的基本價值觀與宇宙觀，一方面供給個人與群體一些行為規範，另一方面也構成一組指標系統，不但替中國人相對於世界其他的國家與文化作自我定位，而且也使他們對宇宙和人生有一全面的解釋，從而在這架構內認識生命的方向和意義。因此當支撐這「意義世界」的基本價值觀和宇宙觀失序與失效時，文化認同取向和精神意義取向也會因此落空，造成精神上的空虛失落和情緒上的惶亂無主。

　　就社會經濟領域而言，從表面上看來，中國至少從二十世紀開始已經變成所謂的「二元社會」。一方面是沿海沿江的一些大城巿中出現具有現代社會雛型的結構，另一方面是廣大內陸城鄉的傳統社會。但重要的是前者在中國社會的比重遠不如後者，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經濟結構在進入二十世紀時尚未轉型。這種情形從二十世紀初年大約一直維持到1949年中共革命成功的前夕。但社會經濟未經結構轉型並不代表危機就不存在。因為農村是傳統社會經濟的支柱，而幾乎所有在二十世紀前半期所作的社會調查都顯示農村經濟是在日益凋敝之中，農民的生活水平也不斷地在向饑餓線下降落。1930年代，極負盛名的英國社會史學家唐尼（Richard Henry Tawney）應邀來華作社會調查，曾寫了一份極為詳盡的報告。他指出中國的農村社會急速地潰爛，農民的疾苦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因此，他預言在不久的將來，農村裏深重的苦難會爆發為一場社會革命。可見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雖無轉型的鉅變，但其危機之深，並不下於文化領域中的取向危機與政治領域中的傳秩統序之解體。

　　重要的是：中國在當時面臨的不僅是文明核心結構上的鉅變，同時也是國族存亡的威脅。一方面是清王朝崩潰後所形成的軍閥割據，以及隨之而來不斷的內戰，國家陷於長期分裂。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的侵略，自1900年前後開始也有空前的升級，由之前以經濟剝削與間歇性軍事侵略為主的「慢性帝國主義」轉變成以連續不斷的軍事侵略與領土掠奪為主的「急性帝國主義」，中國被瓜分成殖民地的危機迫在眉睫。這內外交迫的緊急情勢，在當時形成近代以來空前的國族危機。

　　因此，中國在二十世紀前半期，一直籠罩在由文明核心結構的鉅變與國族存亡的威脅所形成的雙重危機之下。這雙重危機是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崛起的一個重要背景。也可以說，共產主義革命是對雙重危機的一個回應。而這革命在本世紀中葉的成功，似乎代表當時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這番革命可以化解這雙重危機。但事實證明這是幻覺，革命的成功只是暫時掩蓋了危機。不錯，國族存亡的威脅在本世紀的後半期已不復存在，但文明核心結構的危機又在重現。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今天中國的政治秩序。它仍然面臨兩個嚴重問題。一個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中國現存的政治制度，不論就政權的民意基礎而言，或者就權力轉移的穩定性或透明度而言，都只能算是過渡性的。中國距離一個穩定的民主法治仍然很遙遠。同樣對現存政治秩序有嚴重威脅的是：中國作為一個政治社群而言，正面臨解紐與分裂。今天西藏、新疆以及內蒙境內的少數民族的問題，已非癬疥之疾。特別嚴重的是台灣問題。兩岸對統一的看法歧異太大，對峙之局隨時可以引發戰爭。而這戰爭可以替兩岸帶來無以估計的損害，國力民生又要倒退幾十年。從這兩個問題的嚴重性看來，今天中國政治秩序所面對的危機仍是本世紀初年傳統政治秩序瓦解以後形成的後遺症。

　　再看看文化思想領域。中國共產主義與毛澤東思想在本質上是帶有濃厚的政治宗教性格。它當年之能有風靡一時、籠罩人心的精神魅力，也正因為這種性格。但是誰都知道，文革以後，共產主義已經失去這種魅力，而徒具形殼。大陸上所謂三信危機是很自然的結果。加上近二十多年來資本主義所掀起的物欲狂潮，使得中國在精神與道德上已成一片荒原。本世紀初開始出現的文化取向危機，不但再現，而且變本加厲。

　　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曾經取得非常可觀的成就，使得二十世紀上半期停滯的社會經濟結構有了轉型的發展。但同時它在社會經濟的領域裏也存著嚴重的問題。統治經濟所遺留下來的種種贅疣，如國營企業的癱瘓，下崗工人就業與生計之艱難，金融制度的不健全，以及貪污舞弊的泛濫，已是人盡皆知的沉�堋６�經濟成長與改革也造成了中國社會的一些畸形發展，如社會貧富不均的日深，內地與沿海經濟的懸殊，以及生態環境長年受到的嚴重破壞，在在都威脅著中國社會經濟的前途，甚至有引發動亂的憂慮。

　　這些社會經濟、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秩序領域裏出現的危機，顯示二十世紀的鉅變已超出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世紀。中國因此進入一個空前的文明轉型時代。在這轉型的過程中自然呈現許多契機。但是，如上所示，轉型過程的此刻卻也是危機重重，而且這些危機的種因都很深遠，不是短期所能解決，勢必延伸到及見的將來。因此在這行將跨入下一世紀的時候，我們最需要的是對當前危機的認識與警覺，沒有這番警覺和認識，危機可以吞噬我們，一切對二十一世紀的期盼都將是奢望與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