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王毅
"脱卑暗而向高明"--音乐和科学向我们展示的境界
我因为住在离中关村不远的地方，所以有幸与几位酷爱音乐而又在专业领域造诣很深的老科学家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听音乐的时候，他们难免谈起音乐与科学的关系。渐渐的，他们的宏论睿思也启发我这晚辈来班门弄斧地聊一聊人类文明这两大领域之间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这辈人对科学的理解有着特殊的背景：在我们应该上学读书的时候，却被那样彻底地剥夺了学习科学的机会，于是只能在心里偷偷保持着自幼以来对科学的崇敬与向往。后来从事了一些人文科学的研究之后，尤其体会到在中国崇尚理性与科学的必要和艰难，也许这就是我虽然只能站在科学殿堂的门外，却始终希望了解科学在中国命运的原因。
与对科学的敬慕相似，我虽然对音乐也是纯粹的外行，但多少年来却一直喜欢音乐，而且弥深弥笃。有朋友曾问我：你们中国社会科学院发的工资已经那样微薄，你还要从这可怜的收入中省出如此可观的钱来买那么多唱片，这值得吗？而我觉得，这要看怎么个算法：经常买唱片、听音乐，其实就是把从１７世纪末的巴赫到２０世纪的普罗科菲耶夫等这近三百年间那么多位伟大的人物请到自己的家里，终日倾听他们的不倦诉说，倾听他们把自己内心最丰富的情感和对天地万物、人间世事的哲思，用至美的语言告诉你；同时，也让你把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感与他们描述出的那个淳美的境界相互交流印证。而世上还有什么别的事情比这样的机会更值得终身珍视呢？
回想起来，我对音乐的爱好是由于极偶然的机会触发的。那时我们长年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头脑里变得象荒漠一样的贫瘠。回家探亲的时候，偶然从朋友家翻出一张"文革"抄家劫余的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破唱片，只试着听了一边，就被"震"呆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虽然整年生活在农村，但是决然想象不到"田园"的意境竟然能够如此优美，而且更是由于听者立即就能从这乐曲中感到：创作出这样作品的人，他有着怎样高远博大的心境、他的心灵与天地万然有着怎样亲切的交流融通。而贝多芬通过自己的音乐展现出的这种境界，恰好与我们当时被当作"行货"（杂文家王小波曾借用《水浒》中"行货"的成语，来形容卑微的"知青"们被权势者当作货物对待的命运）而驱来唤去、从早到晚用尽各种貌似神圣的方法戕伐自己心灵和折磨自己体肤的境遇，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比。
在希腊神谕圣地德尔斐的神庙里，镌刻着柏拉图的箴言："了解你自己。"但是，千百年来一直被蒙在黑沉沉鼓里的人们要想了解自己、要想认识到自己本应有着作为人--而不是"行货"--所应具有的禀赋，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在自己从体肤到心灵都被其终日沉埋和浊蚀的卑微境地中，有机会抬起头来，看到一点儿美好崇高和真诚的东西，看到一点儿世间的赫然权势所永远不能奴役驱使的精神之美。而对于我来说，这个抬起头来的起始，可能就是那次偶然听到了贝多芬的音乐。
近代的科学体系和理性的社会体系都是从文艺复兴时代发端的，而两者的发端，其实都滥觞于使人们从昔日"行货"的境遇摆脱出来的努力当中。上述努力同以文艺复兴时代艺术的巨大发展为契机，这共同的启动方式当然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蔡元培当年曾著长文详细介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三杰之一的拉菲尔之艺术成就。透过他的这些文字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当蔡元培面对拉斐尔的伟大艺术时，他曾经怎样被这些作品中涌动着的极为宏阔壮丽的文化境界和不朽的人格精神所震撼。在壁画中，拉菲尔把自己以及自己的老师和弟子的形象，都画于希腊众多哲学和科学巨匠群像的末尾，而蔡元培则特意指出：此举"所以自表其对于哲学、科学之热心"。蔡元培在文章最后深深感叹到：
呜呼！赖斐尔之殁，且五百年矣。吾人循玩此图。其不死之精神，常若诱掖吾侪，相与脱卑暗而向高明。（《赖斐尔--欧洲美术小史第一》）
的确，艺术与科学之间，可能有着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是其中最根本的，恐怕还在于近代以来的经典艺术在无数原本卑微无助的世人眼前展现的那种崇高博大的境界、以及这种境界对人们"脱卑暗而向高明"的永恒感召力。巴尔扎克在听过《命运交响曲》之后深深感叹："贝多芬向我说出的东西是无穷的"（《致甘斯卡娅的信》，１８３７年）；而正是这高远无穷的境界告诉我们：与生俱来地植根于人的天性之中的，本应是那种对美好世界的颖悟和无限的创造力、本应是通过这种觉悟和创造而对自我能力的不断激发和升华，而不应该是任何对之的压抑和扭曲--哪怕它们是来自那些最貌似神圣难移的威权和积习。
胡适当年曾说："一个自由的国家不是一群奴隶所能建造起来的"，而近代科学从中世纪神学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也证明：伟大科学殿堂的奠基，同样是人们抛弃世代以来根深蒂固地深植在自己内心的奴性之结果。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禀赋，天生就无法与奴性、盲从、对权势的贪欲趋附等等卑琐的品行片刻共存；天生就与那种千方百计要把活生生的人们异化为私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圣君意旨相抵牾。著名苏联作曲家萧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曾经详细记述了他是如何不能忍受"思想毒气室"。他在被斯大林召见之后，描写当时"伟大领袖"周围的情景：
（人人都）轻声轻气的。那个气氛适于做宗教的礼拜，而且好象要发生斯大林生孩子之类的奇迹似的，每一个跟班的脸上都是一幅期待着奇迹的神情。（中译本３４４页）
萧斯塔科维奇只轻轻地用了这样一个比喻，就把屈从于威权之所以是"卑暗"刻画入骨；而他所以具有这种入木三分的眼光，乃是由于作为真正的音乐家，他心底里始终珍守着与这眼前的龌龊相对立难容的另一番崇高而真诚的境界；他知道在那个崇高的境界里，许许多多在凡俗中地位低微的人，却可以具有高贵不屈的灵魂、具有那种永远不应在"思想的毒气室"和卑琐利欲追索中沉沦的尊严--就像伟大的意大利作曲家威尔弟的歌剧《那布科》中感动过万千人的场面：一群被驱赶出家园的希伯莱奴隶，他们在苦难的旅途中共同唱出的激越心声却是：《让思想插上金色的翅膀》！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在他的《形而上学》中概括了科学诞生的三个条件，其中的两个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事物的不解、惊异所激励出的求知欲望；以及保证人们能够进行独立思想的自由。其实，上述两者也正是真正的音乐（以及我们对这些音乐的热爱和理解）得以产生的基础，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崇高的音乐境界对人们的感召、以及对人们自由天性的滋养。所以我想，我们尽可以在上述的意义上理解为什么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艺术和科学相提并论：
优美的艺术和科学即使不使人变得更道德，也至少使人变得更文明，因为它们能为一切人所享受，而且这种享受具有社会美德的特点，因此艺术和科学强有力地胜过感性的专制，并使人为那种只服从理性支配的状态做了准备，……由此向我们揭示了潜在于我们身上的那种适于更高目的的能力。
揭示出原本就"潜在于我们身上"、但是却久已被威权势欲、盲从自弃等等所遮蔽的人们"脱卑暗而向高明"的天性和能力，这不正是音乐、同时也是科学所可能给予我们的升华吗？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2001年0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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