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1949：毛泽东和僭主政治
●王怡
转自秋天的乌托邦
新统治者总是残酷无情的。
——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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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有一则故事。两小儿争辩是读书做官好、还是做世家子弟好。一人得出结论，说：当然是做世家子弟好了，又轻松、又有地位。另一人若有所悟，撒腿就跑。前者问道：你去哪里呀？那人回头喊道：我赶快回家送我爸爸读书去！
魏晋正是贵族统治渐渐让位于官僚集团的关口，虽说废封建、置郡县已有数百年，但门阀巨室的世袭力量仍然高高踞于无根源的文人集团之上。非世家子弟，哪怕做了宰相，也是被人瞧不起。封建制下地方自治的遗风尚在，名门望族把持地方，坞堡森严、甲兵众多。因而中央集权不重，为政者“不得罪于巨室”，这句孟子的金玉良言依然有效。所以人家瞧不起你，身为宰相的亦只有尽力巴结。因而才有上述故事里的结局。
贡当斯所言：“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世袭统治的心照不宣，便在于权力的渊源。和一场“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跑。等级制度是一种人类社会自发演进的差序格局，如果不是怀抱着异想天开的乌托邦情结，就无法去彻底否定和打破一切的差序格局，而企图在废墟之上凭借无根源的威权来重建伊甸。民主制也不过是以一种较为公允的等级制去渐渐取代较为僵化的等级制而已。建立在自由选举之上的宪政制度，以及和这一自由选举相应和的自由的经济和企业制度，如它的批评者所言，亦是有等级和财富悬殊的（迄今为此流动性最大的一种等级制）。而一场企图泯灭一切差异、同时泯灭造成种种差异的人性私欲的暴力革命，在一切有历史渊源的权力（包括财产权）都被践踏之后，在世袭统治结束之后，而自由选举尚未来临之前（训政时期），在伟岸的领袖带动之下，在1949年的中国，终于建立起了一个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僭主政治。一个以消灭阶级差异消灭私心杂念为目的的僭主政治。
世袭统治者无法创造的奇迹，民选领袖无法创造的奇迹，毛泽东，一个“僭主”，能够实现他对抛头颅洒热血的千万子民的许诺吗？他能够通过让千万人上十字架的方式，来洗刷耶稣让自己上十字架都未能洗刷掉的尘世的罪恶吗？一个崭新的统治者，真的就可以带来一个崭新的千年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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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激动不已的胡风当晚在诗篇中写下：“时间开始了”。前一句话与其说是对未来的瞻仰，不如说是对过去的宣判。它意味着对五千年等级格局的彻底否定，它在标榜一部分人站起来的同时，暗示着一部分人的从此倒下。而这恰恰就是另一种等级制的先声。一种新的血统论在这句话间初露端倪，并已经透出一种杀气腾腾。而天安门作为世袭统治的象征和权力接力赛的领奖台，在美丽新世界的开国大典上被借用，则预示了这一背叛者政治的不彻底，和内心的中气不足。在开国大典前，甚至在进入北平时，这个问题就已经出现。关于中央的驻地，要不要选择故宫，有了许多争论。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选择了原皇宫建筑群内偏居一隅的中南海。这里的问题在于，一个崭新的政权，缺乏不那么崭新的仪式和象征品。就像有的时候穿新衣服会被人笑，被人视为没有来历的暴发户。所以新政权依然离不开对古老仪式和道具的借用。换句话说，新政权无法彻底对五千年的“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赛嗤之以鼻。这个僭主政治在自己加冕的时候，显示出他内在的恐惧和自卑，他还是无法做到对一切差序格局的背叛，他无法做到绝对的理直气壮。在开国大典的形式上，他开始有所依赖。
而这与一个革命政权的终极目的和道德的动力开始背道而驰，构成了一种悖论。在今天的某些继续革命者看来，可以说从一开始，他就变修了。
这只是说明乌托邦逻辑的难以坚持。
在这个意义上，胡风的那句诗“时间开始了”，听起来就象是一种嘲讽。时间开始了，也就意味着对过去的彻底否定。和一个新纪元的来到。这是中国传统政治“改正朔”的作风。这句诗也代表了胡风对新政权的乌托邦性质的理解和展望。然而新政权在权力仪式和道具上对世袭传统的借用与摹仿，却把其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藕断丝连暴露了出来。僭主始终不甘心自己只是僭主，那种来自莱茵河畔的意识形态可以利用，可以说服他人，却最终无法说服自己，无法仅仅凭它就可以为一个建立在五千年文化之上的华夏之邦加冕，就让无数子民觉得这种威权来得光明正大，来得心悦诚服。
但如果这个新统治者住在中南海、站在天安门，那就不一样了。无论新政权对其乌托邦的纯洁性和一个理想王国的前所未有如何地强调，在五千年政治传统之下，绝大多数老百姓（包括大多数党内成员）还是根据“五德始终”的历史循环论，将毛的政权看作一个新朝。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是把共产政权当作马克思列出的政权谱系中的一环，而是把新朝当作中国五千年政权谱系中的一环。
而在僭主政治企图借用世袭统治的法器，并通过对一个千年王国的允诺来为合法性重塑金身之后若干年，我的奶奶在乡下，还是搞不拎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分，并依然对亚洲女神观音菩萨心怀虔敬。直到几年之后，村里唯一的一个有文化的人上吊自杀，而出走多年的村民张三娃荣归故里，当上了党支部书记。属于撒旦的时间才真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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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Tyrant），从来是史不绝书的。在古希腊早期，这个词用来指代那些未经合法程序而取得政权的人，“僭”，在中文里与“拟”相通，《广雅·释诂四》：“僭，拟也”。下拟于上，称为僭或者僭越。通过僭越的途径取得政权的人往往比世袭制下的君王更加残暴无情，而后多将这个词译为“暴君”。但这与君主制下的暴君又不能区分，因为严格来讲，僭主还不是“君”。就像上述故事里读书当了官的人还不是世家，到了第二代才算世家子弟。在古希腊的公元前7世纪初贵族政治开始解体之后一段时间，被称为“僭主时代”。对比那些此起彼伏的希腊僭主们，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定义，所谓僭主就是那些完全无视过去的任何政体及其传承、而凭借强权取得统治地位的独裁者。
僭主通常都在民族国家的危机时刻崛起。因为危机为权威及其膨胀创造了契机，并提供了舞台。危机也为非常的暴力提供了部分的令人无法拒绝的理由。尤其在一个缺乏民间力量和个人主义素养的地方，危机也使得大多数老百姓呼唤强权人物，对铁腕充满了从站立的方位开始瘫软下去的依赖感。就像当年孙文就任的“非常大总统”的头衔一样，这个头衔本身就是一个形象和典型的僭主的称谓。一个非凡的僭主人物在这样的时代，似乎真的像暗夜里的指路明灯，大海航行的舵手。
不过这样的时机也是可以人为创造的。并可以推波助澜。就像毛泽东当年在湖南在井冈山一样，只要认定了革命的终极正确性，就不妨煽风点火，制造冲突，逼着那些觉悟还不高还不知道只有革命才能救自己的农民去造反。就像梁山泊的好汉，一部分是官逼民反，比如林冲，一部分则是匪逼民反，比如卢俊义（更何况即便是官逼民反的林冲，也要被王伦逼着去杀人以表忠心、断退路）。历来的农民暴乱都是如此，一开始是自发的聚众作乱，是对于暴政的挣扎。后来便一路烧杀抢掠，一路裹挟大量农民游民入伙。不想参加的，便烧了你家房子，杀了你家老母，看你还参不参加！
如同安德鲁斯在研究希腊僭主时说，“甚至在真正有此需要的时候，僭主也大抵超越当时危机的要求：因为个人野心与社会需要既难解难分，而独裁者自行引退也绝非易事”。
因此不难理解贡当斯对于僭主政治的厌恶感。他说：“我当然不是专制制度的信徒，但如果让我在僭主政治和稳定的专制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我会奇怪为何不选择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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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政治不能给人们提供自由选举制下共和国的好处，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但贡当斯甚至认为，僭主政治也不能“提供君主制的好处”。在这两种政体下，都是一个人在掌握无上的权力。但贡当斯说：这恰恰是他们（僭主政治和君主制）之间唯一的相似之处。
从世袭制度过渡到自由选举的宪政制度，这其中难道可以不经过一个无根源的和凭借暴力的僭主政治吗？问题在于：1949年建立起来的僭主政治和乌托邦体制，究竟是通往宪政民主的桥梁，还是阻隔在自由选举制路上的太行王屋？使得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像一场愚公移山?
中共喜欢把他的权力交接的历史演义为“三代领导核心”。这也是一种对于合法性的装扮和重塑金身的努力。所谓“第一代”，乃是有了第二代之后回溯转去的。这里边的逻辑不是“没有第一就没有第二”，而是“没有第二就没有第一”。儿子成了世家子弟，才能反过去给老子追封为第一代××公。由僭主开始，形成新的传统和合法性的火炬，新的政治谱系学怎么来写，怎么将某些人简化掉，将某些人突出。由于这个政体的过渡性质，这个帝王谱系既不像君主制下也不像选举制下那么一目了然。究竟有几“代”领袖，因为既没有玉玺皇袍，又没有最高大法官主持宣誓仪式，就成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我的奶奶如果还活着，一样还是搞不拎清的。
在这个意义上，僭主政治的过渡期还没有完。只要权力的非程序性变更没有结束，每一代领袖在政体意义都还是僭主。既非世袭，又非民选。连最后盖棺定论会不会被列入凌烟阁的领导核心排行榜，都还是未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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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40年代，毛泽东在中共的特殊地位就已经不容置疑。他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领袖，而且以他的无限政治魅力成为个人崇拜的偶像。到了1943年，他的同事们对他的理论能力不再有任何的怀疑。1945年，“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新党章，自此以后成为一个僭主政治刻意营造的图腾。这个图腾代表着这个体制的政教合一，和领袖本人的十项全能。虽然“道一变，至于齐，再一变，至于鲁”，从“**思想”到“**理论”，或许再下去到“**路线”、“**想法”、“**念头”，只要僭主政治向宪政制度的过渡尚未完成，对于这个自产销的“合法性火炬”，便是在位者无法舍弃的。
虽然1945年新党章强调“集体领导”，但在某些事上，毛泽东本人早已被授予了单独决策的正式权力（1943年3月，政治局任命毛泽东、刘少奇和任弼时组成三人小组，处理日常事务，并授予毛泽东单独作出最后决定的权力）。从抗日战争的成功，到1949年建国，毛泽东越来越像一个神话。他的威望与权柄不断扩大，一个理想的、具有超凡魅力的、能够力挽狂澜解民于倒悬的僭主终于诞生了。当他住进中南海、站在天安门上，顺理成章的成为一个新政权的缔造者和帝王。他一旦坐上了这个位置，“在传统的文化里，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他人的绝对服从”（费正清）。
不管一个僭主政治用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为新朝命名，也不管它将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变换为什么称谓（总书记、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中顾委主任、桥牌协会名誉会长），人们还是能够从这些现代的名词之中，准确地、轻易地将独裁者辨认出来。只要从世袭制向宪政制的过渡没有完成，“时间”，就还没有真正开始。
接着，毛在1953年的一则批示中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须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这一则批示代表着独裁者“从此站起来了”，相权（国务院）被架空，全国人大成为被挟持去号令诸侯的“伪天子”，那曾经激动人心的《共同纲领》已经Gong
with the wind。毛泽东宣称：“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训政”。
所谓训政，也就是僭主政治，从此愈演愈烈，开始走向登峰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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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当斯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一书中谈到了僭主政治与世袭君主制之间的差异。他举出的僭主政治的代表是拿破仑。柏克在他的《法国革命论》中，便从暴力革命的特性预见了波拿巴作为独裁者的执政后果。虽然他们谈的都不是遥远的中国和20世纪席卷而来的那场共产主义革命，但一个中国人今天读到他们写下的那些句子，便会脸红。他们所批评的，似乎就是我们所历经的，仿佛是为了证明那些结论的正确，所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让我们看看那些差异之处。看看僭主政治横亘在中间，为什么连稳定的君主制都不如。
1、抑制野心和激发野心
世袭君主制下的合法性火炬来自于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传承，是一种经历了“时间的修正和被习俗软化的制度”。不管它的公共权力在名义上是否挂靠在君主个人的名下，它的权力交接是一种“程序性”的、“正规和和平的”交接，是一种使人更易于归顺的、其本身也更少令人怀疑的权力。就像法律上的“占有时效”制度一样，时间的经过使得权力合法化了，使得最初的无因的占有变得不重要。我们从汉族老百姓从清初到清末对待“清政权”的合法性态度，甚至对待作为政权合法性道具的“辫子”的态度，就可以了解。但是僭主政治不同，它打破了一切既有的合法性的来源，他不屑于在原有的合法性火炬接力赛中当一个下家，他要横空出世。或者像几十年后的一部纪念新政权建立的影片所言：他的开国是《开天辟地》的，是史无前例的。他的线性历史进化论的意识形态要求他的乌托邦是一个终点。而不是依靠传统的王朝循环论的一种延续。乌托邦的梦想和逻辑，都要求僭主政治必须跳出“周期律”。
换句话说，僭主政治带来的和面临的是彻底的洗牌。
在稳定的君主制下，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它最大程度地抑制了野心。君主制也好，宪政制也好，最大的好处都是一样的，他不允许对全社会“彻底的洗牌”。尽管历朝皇室内部的夺嫡之争，常常让我们津津乐道。但是野心的确普遍的被抑制了。自称为世袭君王是不能够服人的，它需要时间和传统的积淀。自封的君主制像无根源的水一样漂无定所，最典型的就是中国魏晋之后的南朝和朱温僭位之后的五代十国。僭主政治“强迫所有的人立即退位以支持一个单独的个人”，它激发起所有的野心，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像病毒一样传染开去，让每一个臣子跃跃欲试、让每一颗野心骚动不已。一个僭主如果对自己的功臣大开杀戒，是容易理解的。如果不能依靠传统和美德来抑制野心，就只剩下暴力和恐怖一途。僭主政治因而必然要打上僭主强烈的个性。因为这种个性与几乎所有的现存的利益相冲突（在毛泽东的乌托邦革命政体显得更加突出），也就必然“处在一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的状态之中”。
这种“持久的挑战和敌对的状态”既是僭主不断维护自己威权的方式，也使得僭主本人陷入草木皆兵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维护稳定，他不得不挑起更大的动荡。为了转换野心的方向和证明强权的必要，他不得不制造和不断向人民指出今天流行的敌人。他的唯一的战略就是“以攻为守”。1950年9月，踌躇满志的毛泽东大大方方地说：“即使是特务，一个不杀也是绝对必要的”！几个月过去了，毛泽东迅速成为一只惊弓之鸟，他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讲话中开始咬牙切齿：“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的反动分子”！
“一位君主是高贵地登上他的王位，僭主者则是踩着泥泞和鲜血溜上他的王位”。乌托邦所唤起的并非只是革命者大无畏的、为天下苍生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在所有高尚的德行背后，被唤起的也包括如此之多的投机、背叛、暴力及“蛰伏的贪欲、隐藏的不义和担惊受怕的腐败”。革命的领袖把“所有的罪恶和激情放进了一间暖房，那样它们就可以尽快成熟，获得更大的丰收”。然而问题在于，当僭主者坐定江山，他那长长的黄袍展示出那些经历过的岁月，挥舞着魔杖和刀剑带来的成功，能够洗刷纯洁目标之上沾满的血迹吗？手段的不正义对于乌托邦的目标其实是一种背叛。一个僭主如何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让一切被唤起的野心嘎然而止（随之而来的高岗事件让毛泽东醒悟，只有靠更加集权的专制方能维护一个僭主体制），让一切被否定的权威和秩序魔术般的重新整合？或者真正的问题是：他如何能够让一个帝国“放下屠刀”，转眼间“立地成佛”？
恰恰相反，如同贡当斯所说，“成功足以使一个僭主腐败，如果他还没有腐败的话”。
2、僭主的举证责任
一个登上祖传王位的君主，他的合法性是无须证明的。他没有必要去制造声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和德行足以领导这个帝国。他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人可以与他攀比。而当原先的一切威权被否认，一切意义上的贵族被褫夺。一个僭主却要面对“怀着懊恼、嫉妒和希望的所有人的攀比”。他要被迫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要向所有与他一样的人证明：为什么偏偏是他？为什么在君王被推翻之后、在一切人生而平等之后偏偏是他成为最高统治者？在世袭制被否定、民选制尚未到来的时侯，有什么绝对的理由可以为僭主的统治加冕？我们看到，如果不是在事实上依然利用了传统的对于君王的认同和服从的政治文化，僭主的统治就的确找不到任何神圣的理由。在革命者高举背叛和乌托邦的终极旗帜的同时，革命者的政权恰恰是通过对合法性火炬的暗中继承，才得到了广泛的承认。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于乌托邦的嘲讽。
更何况，对于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僭主政治来说，他要担负的举证责任，不仅仅是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还要证明这种“合法性”的到此为止。也就是说，证明线性的历史已经终结，千年王国已经来到。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乌托邦革命的这种完美性和终结性，因为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信念和允诺，才使得一切的暴力能够被接受，一切的手段都能够被宽容。如果革命者建立起的僭主政治仅仅只是“五德始终论”下的一个朝代，如果这个政权还是不能跳出“周期率”，那么对于这场打碎一切人类社会自发的演进秩序和既有权利的暴力运动，就不得不进行新的诠释、怀疑，甚至忏悔。
显然，这种举证责任的艰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夺取政权的努力。
所以一个僭主往往比绝大多数的君王显得更加的“勤奋”。尤其是对于一个向所有人许诺了一个完美世界并靠着这种许诺登上宝座的乌托邦政权而言。他必须让这个新社会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上，而不能让民众的激情开始冷却，开始像一个庞大的陪审团一样去冷静地听取僭主的举证。所以如果一个僭主热衷于搞各种运动，热衷于让每一个公民都流连在大街上，而不把他们放回私生活去，那也是不难理解的。并不是只有毛泽东才这样，也并非只有共产主义政权有这样的偏好。拿破仑上台之后马上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必须每隔三个月就给法国人一些新东西”。换句话说，必须让乌托邦成为一种成瘾性的兴奋剂。
在一个不理朝政的君王和一个“格外勤奋”的僭主之间，贡当斯说：“愿上帝把不理朝政的君王还给我们吧！”
从1949年到1966年，一个精疲力竭的中国人或许也会偷偷这样想吗？
3、僭主的晕眩感
1946年内战开始时，周恩来预计中共至少要经过20年的长期斗争才能够取得胜利。如同上面讲到的，正是乌托邦革命的那种“完美性”和“终极性”，才支撑了对于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内战的信心。在1948年春，华北局势已经大定，毛泽东仍然估计取得决定性胜利还需要3年时间。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大陆政权便已易手。
虽然从1948年开始到1950年底，共产党员的人数快速由280万猛增至580万。但在开国时，国民党政权留下了大约200万个政府公务员的职位，而中共方面只有72万人可以勉强合格担任这些职务。我们注意到在这以前，中国历朝的政权更迭都没有出现政府人员不够用的问题。因为儒生集团为每一个奉天承运的新政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血源。当政权的更迭发生在对原有传统权力的继承之上，即发生在合法性火炬的接力赛当中。即便旧朝是被新朝直接以武力摧毁的，但只要新朝并非是建立在“打碎一切人类社会自发的演进秩序和既有权利”的基础上，就不会有人员的匮乏问题。然而这一场乌托邦革命，却旨在摧毁旧有的一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包括旧的知识分子。它便从逻辑上无法大规模地借用和延续旧政权的东西，虽然在1949年，许多方面的借用和延续是难以避免的（包括法律），然而任何这种借用和延续都在事实上构成了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和乌托邦性质的打击。
更重要的是，贡当斯指出的一个世袭制下的事实，即“王储们受到的教育可能在不少方面都有缺陷，但至少具有这样的长处：——它让他们做好准备——尽管并不总是值得这样——履行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担负的职能，至少不会被王位的辉煌搞得手足无措”。贡当斯说，“一个王子在接过权力时，并没有进入一个全新的环境，从他一出生起，他就平静地享受着他习惯性地认为是他自己的东西。他被推上高位时不会晕眩。”
然而一个僭主，能够摆脱这种高处不胜寒的晕眩感吗？
一个暴发户如何从容，一个通过杀戮一步登天的平民，住在中南海内，站在天安门上，怎么会不产生些“狂乱的欲望、幻觉和非非之想”？尤其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狂想者来说。尽管僭主不是普通人，但他的神经还是绝不会坚强到经受得住自己在一夜之间拉个涨停。无限的财富和权柄，在一个对于一切既存的权利和秩序充满藐视、并以武力将之摧毁的革命者而言，握在自己手中时，是不可能像君王一样平静和自信的。“非法性像鬼魂一样纠缠着他”，他徒劳地要从一切显赫和胜利之中去寻求庇护，“在君王看到支持者的地方，一个僭主看到的却是敌人”。尽管毛泽东具有非凡的天纵之才，但当他成为一个僭主，一个事实上的九五之尊，他和一切暴发户并没有什么两样，他在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时，一样不能摆脱晕眩感，一样感到手足无措，像一个既无经验又无耐心的工人，不断毁掉自己手中的模具和半成品。
贡当斯描述以往僭主的话，每一句放在毛泽东的身上，都是丝丝入扣的。或许我们常常夸大了在一场暴力革命当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小心将革命的华丽外衣轻轻褪下，里面的欲望和人心深处的东西，让一切造反者和僭主者看上去都如此相似。
贡当斯是这样描述拿破仑的：“他焦躁而又苦恼，不相信他已经僭取到那些权力。他颁布法律却又篡改它们；他制定宪法却又侵犯它们；他建立帝国却又颠覆它们。他绝不会对他建在沙地上的房子心满意足的，因为房子的基础已沉入地狱。”
1949年之后，历史开始重演。
4、偶像派领导人
一个国王可以不是总司令，而一个僭主却必须充当自己禁卫军的头领。在一场暴力革命中，如果他不是一个所谓军事家，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所有革命武士的偶像，他就会成为部下藐视的目标。但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君王，却没有人会因此对他不敬。
正如毛泽东本人所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武力，对于建立、保持和维护一个僭主政治及僭主本人的威信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僭主政治很难做到刀枪入库、偃旗息鼓。就像一个偶像派歌星很难在结婚之后还能保持对fans的魅力，一个偶像必须永远和他的拥趸保持一种精神上的恋爱关系，永远让他的拥趸保持亢奋，像武士迷恋他的英武无比的领主一样迷恋于偶像的歌喉。一个僭主是不能平庸的，不能温柔。他必须在他的有生之年维持他之所以能够君临天下的原因，也就是手中的枪杆子和不容置喙的霸气。他必须不断地炒作自己，不断地取得胜利，不断地发现并消灭敌人。一个由僭主政治而进入民选制度、进入循规蹈矩的官僚体制之中的偶像派领导人，就像一个进入柴米油盐的婚姻生活当中的偶像派歌星，生活立即变得寡然无味，鲜花、掌声和陶醉感，日见稀少，偶像便会感受到失落，感受到人气和威望又一下子拉了个跌停。1956年新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对于毛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和最后的警钟。几年之后，当毛在愤怒和沮丧中说出“大不了我又上井冈山打游击去”的话来，我们可以知道毛对于作为偶像的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多么的迷恋，就像一个偶像派歌星对于过早结婚的追悔莫及。
僭主本人，是僭主政治通往稳定秩序和宪政制度最大的阻力。尤其对于一个乌托邦政权而言，只要现实依然是不完美的，那么对于现有秩序的任何定型和充分肯定，都意味着一种背叛。也意味着对于当初摧毁一切否定一切的革命运动的再次否定。乌托邦在某种意义上像一个唐璜，一个永远恋爱、永远不需要结婚的风流人物。一切制度化的努力，在乌托邦者眼里都是修正主义道路。在一个僭主看来，都是挥刀自宫。
5、比沉默更可恨的地方
贡当斯指出：“专制制度排除所有形式的自由，而僭主政治需要这些自由的形式，以便证明他的颠覆活动是正当的。”
在一个僭主政治下，比不自由更可怕的是伪自由。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讲到，学生们抗战结束后在地下党领导下开展“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抗议，忽然一天正准备上街，有人通知说，只喊“反饥饿”、不能再喊“反内战”了。为什么呢，那人按奈住兴奋，压低嗓门说：我们已经打起来了！
今天再翻看1945年和平谈判中共产党提出的要求和主张，有恍如隔世之感。什么“军队国家化”、什么“联合政府”、什么立宪，什么言论自由。革命者在盗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的同时，又亵渎了它们。当一个暴君将对手送上绞刑架时，刽子手和他刀下的牺牲都一样默不作声。而一个僭主要想判一名对手死刑，他会让人们（包括被处死的人）一再重复自己加诸其上的罪名，直到它看上去像是人民的判决。暴君禁止讨论，只是强迫人们行为的服从；而僭主会坚持进行装模作样的讨论和审判，坚持让人们说出自己的见解。一个僭主要求的甚至是内心的服从，尤其对于一个道德的理想国而言，对大众灵魂的清洗是他的言中之义。专制的君王压制出版自由，而一个僭主却拙劣地模仿出版自由，他豢养大量的御用文人，进行俗不可耐的歌颂，他花费大量的金钱炮制单调乏味的庆典，和借人民之口表示臣服的口号。
一个强迫人们沉默，一个却强迫人们表示同意。并希翼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将几亿人的思想统一在僭主的名下。1949年建国前夕，中共中央发出规定，各地一切报纸和通讯社不得擅自抄收、登载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一切国际新闻均需根据新华社广播稿发表。由此，全国一个声音的局面一直持续到90年代互联网时代的来临。1957年《参考消息》扩大发行，毛泽东指示说，要把它“变成天下独一无二的报纸”。
这种种的“伪自由”在1949年开国前后达到高潮，一个看上去像是《共同纲领》临时立宪下的联合政府成立了。然而短短几年之后，《共同纲领》作为1945年以来共产党出于统战和争夺时间的需要而给自己留下的尾巴，便被断然割去。从此人们在一次次的思想运动中被迫发言，被迫过关，被迫用滚瓜烂熟的社论语言一次次重复领袖的思想，直到再也分不清这些思想和语言是领袖的，还是自己的。
贡当斯再次为我们总结到：“简而言之，专制政治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僭主政治则强迫人们讲话，它一直追查到他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
连沉默都成为了罪过。僭主需要每一个人都来发言，都来用自己的忏悔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充当辩护士或污点证人。当他摧毁了一切已有的传统时，他对于建立属于自己的新的传统和象征是那么的迫不及待，那么如饥似渴。
同样构成了对于无根的乌托邦莫大的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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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看到支持者的地方，僭主却看到了敌人。（就算革命没有乌托邦的性质）所有在僭主僭取权力之前就已存在的贵族，必然会给僭主的统治投下阴影”。所以在1949年后，新政权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继续消灭旧贵族，而册封一批新贵族。
在大规模的剿匪结束之后，全面的新的土地改革从东北开始展开。改革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将农民和地主划分为五等。而全然不顾阶级界限的模糊不清和流动性。早在延安时代，梁漱溟作为国民代表访问延安时，曾和毛泽东彻夜长谈，讨论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不存在严格的和缺乏流动的阶级分化。这个论点在1950年后的粗暴的土地改革中显得格外的正确。许多所谓“恶霸”是随意指定的，按1949年前三年的土地状况来划分的“成分”，把一大批勤奋的劳动者打入另册。我奶奶的一个邻居，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带大两个孩子，在教会学校门口摆了二十年的摊子卖花生，在1945年终于买了十亩地，雇人打理。她的下场可想而知。
党的工作队用“诉苦会”和“公审”这样的形式经历发动全体村民同地主斗争。被煽动的群众无节制的暴力行为得到默许和纵容。在整个土地革命中，由于缺乏可靠的统计数字，50年代在政治隔绝的情形下西方研究者估计死亡人数达到1400万到1500万。后来斯塔维斯经过仔细考证认为约有20—80万人被处死。流亡者们提供的数字要大一些，费正清在《剑桥共和国史》中写道：“在公审中，大批地主，大概有１００万到２００万人被处以死刑”。
在残酷的革命之后，有４３％的可耕地重新得到了分配。五千年来支配地方自治的传统力量被彻底摧毁了。一个原有的农村精英阶层对农村社会的组织功能、对文化的传播、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甚至在困难时期对农民所承担的一些传统义务，都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这一说辞下被忽略、也被取消了。由此同时，一个既无文化优势、又无传统根源的暴发户阶层——村干部，作为政府扶持下的新的权势者产生了。政府通过他们去和一个个单独的农民进行交易。
这个新贵阶层的“流氓政治”的习气，一直延续到市场化的今天。革命的代价在几十年后还是依然显得过于高昂。
在接下来的“三反”和针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五反”运动中，以及后来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此起彼伏，让我们看到一个僭主政治下（尤其在乌托邦的指引下），那些具体的连稳定的君主制都不如的地方是怎样在毛泽东的手中挥斥方遒，达到登峰造极。同样据斯塔维斯的研究，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大约有５０—８０万人丧生。同时还有大批人心理崩溃而自杀。周鲸文在《十年风暴》一书中估计镇反运动有５０万人自杀，三反五反中又有２０万人自杀。费正清有保留的认同了“几十万人”这种说法。
作为人类史上最成功的一个僭主，毛泽东的确做到了拿破仑所说的“每三个月就要给法国人（中国人）一点新东西”。他也成功地使自己保持了偶像派领导人的形象，就像一个偶像明星用一辈子不结婚的代价赢得了大众的仰慕和甚至几十年后的不断念叨。毛泽东则用让中国在他有生之年一辈子不安宁的代价赢得了所有对乌托邦仍然心怀梦想的人的敬仰。
毛泽东让自己成为了乌托邦在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的代名词，而整个中国，沦为群众演员。
张五常曾言，在他眼里只有三种社会体制。而在我眼里，亦只有三种。世袭制、僭主制和宪政制。一个不能够让自己的革命激情冷却下来，不能摆脱晕眩感、不能由非程序性的权力变更向着宪政制转变的僭主体制，是最可怕的。那些自愿的和不由自主的牺牲就付之东流。但是僭主的诱惑是如此巨大，连大多数希腊人也梦想自己能够成为僭主。所以在梭伦有机会建立僭主政治却走向民主改革时，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傻瓜。不过在另一方面，即使今天继续作一个僭主是方便而又得意的，但前面却只有宪政制可以彻底解决任何一个统治者对于合法性火炬的永恒梦想。就象只有婚姻制才能解决一个握有实权和幸宠的姨太太对于名分的耿耿于怀。对于中共而言，通过僭主政治迈向宪政制的方向，也就是从一个革命党迈向执政党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在90年代末期以来，似乎明显放慢。一个笑话说，上面要把贪污公款的村干部撤换时，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说，现在好不容易喂饱了一个贪官，如果又换一个一穷二白的人上来，我们就更惨了。
因为埃斯库罗斯说过一句金玉良言：
——新统治者总是残酷无情的。
王怡／２００１／５／２２
●参考书目：
贡当斯《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商务1999年
（上文中引语凡未注明者，皆出自本书）
安德鲁斯《希腊僭主》商务１９９７年
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１９４９－１９６５）上海人民１９９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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