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庚子百年祭
——谈谈义和团精神与中国现代化进程逆动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王毅
今年既是全世界跨入新世纪和新千年之始，同时对于国人来说，也是义和团运动失败一百周年的纪念之期。这双重纪念的重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鲜明的文化对照。
◎回顾义和团运动历史教训的意义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所以有必要重温有关义和团运动的一系列问题，这至少由于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因为中国在20世纪的整个历史，恰是以一百年前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开始，所以中国在一个世纪间的许许多多的曲折艰辛，都与这百年肇端的特殊方式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其次，在过去百年中，我们民族对义和团运动（以及相关的诸如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中西文化关系、中国文化发展方向、国民信仰方式、如何评价狂热“群众运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依然没有得出一个基本的共识，相反，人们对它的评价始终有着极大的歧异、甚至经历了重大的反复，比如：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无数国民对义和团狂热拥戴；到了五。四思想家们那里，则旗帜鲜明地批评义和团运动的蒙昧性；然而后来的许多年中，人们又越来越远离了五。四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反而竭力褒扬其“爱国主义”精神，以之作为抗御外侮、“打倒帝修反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乃至向世界“说不”的思想和情感的资源。这些反反复复，不仅标志着人们对义和团运动本身评价的极大分歧，而且更折射着不同时期人们对于整个中国政治和文化症结的认识和态度。因为对义和团运动的总结涉及如此广泛的问题，所以回顾这百年间不同人们“义和团情结”之中蕴含的文化取向和及其矛盾冲突，也就是我们了解过去得失而面向新世纪时，应该做的工作之一。
总结义和团运动的成败得失的原因、以及其后一百年间“义和团情结”对20世纪中国命运的影响，总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我觉得这些问题至少应该包括：第一，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恃强凌弱等等暴行劣迹与西方现代制度的关系，以及是否因为西方国家的恃强凌弱，我们就要像义和团那样，将摆脱压迫的希望寄托在全力“扫灭洋鬼”、“锁国闭关”的道路上去，甚至以否定现代化的方向为前提，在全民族中鼓荡起蒙昧主义的狂潮；第二，如何看待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与对外观念变革之间的必然联系；第三，如何评价中国国民的非理性信仰方式和信仰传统及其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第四，如何评价皇权社会中以蒙昧主义信仰为基础的“群众运动”。下面依次来看。
◎不能因为西方国家的恃强凌弱，就否定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制度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义和团运动的主旨，即是彻底扫荡一切西方力量和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即如后来我们的舆论长期赞扬的：“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因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所受列强压迫之深，因而义和团的“仇洋”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将一切西方的制度和文明都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压迫混为一谈，甚至用攻打使馆、见洋人就杀、见洋货就捣毁焚烧的办法“灭洋”，这种抗御外侮的方式依然充满了非理性的蒙昧主义；而它给整个民族带来的，也必然是极大的悲剧。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是在非常被动的内外形势下艰难地起步的。从内在原因来说，中国君权制度的高度发达完善，造成了政治结构的坚牢难移和权力集团深深惧怕改革的心理；而从外在环境来看，即如毛泽东曾说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的上下求索，找到了向西方学习的方向，但后来的情况却总是“老师欺负学生”。上述内外境遇，使得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不得不面对一个苦涩的两难境地：中国只有现代化才能摆脱积贫积弱的地位，但是现代文明又经常是与西方国家对我们的压迫欺凌相伴随而传入的。面对如此局面，中国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清醒地认识到这不对等的地位是我们长期落后造成的、所以它正是我们更迫切需要开放变革的理由；要么因为西方国家种种不道德的劣迹而中止或者迟滞开放变革的努力，尽量回到闭关锁国的一统天下。这后一条道路，似乎是全力站在“被压迫者”的“道德”立场上，但它却因为同时维护了一个陈腐的制度而终归是死路。这正如马克思对鸦片战争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评价：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显然，马克思没有因为皇权中国这个“陈腐世界”备受了“现代社会的代表”的欺凌，就丝毫宽恕或掩盖了它“半野蛮”的本质和注定的悲剧下场。
因此，在上述矛盾交织的境地之中，如果不能审慎地分析西方文化（特别是作为其国家基础的宪政制度和民主理念）与某些西方国家为了自己国家利益而对“学生”的欺瞒凌辱这两者间的异同，那么就很可能因为后者的长期难以消除而使我们丧失向现代制度转轨的信念；而这样的动摇，又可能因为各种因素刺激急遽转化对整个现代制度和西方文明的强烈敌意。其实，即使是其制度文化已经比八国联军侵华时代更完善得多的情况下，一些西方大国的价值理念与国家利益之间也依然经常奉行双重标准，正如一位研究国际问题的前辈学者在去年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野蛮轰炸之后所指出：美国和西欧各国对内实行民主对外推行强权是客观事实，一贯如此，可以并行不悖。民主是一种制度，不是一种道德标准。国人的逻辑往往是：行民主者应该是“好人”，好人就不该欺侮别人，如果竟然欺侮别人，就说明你不是好人，那么民主也是假的。其实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其精髓就是权力的制衡，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防止个人或寡头专制。其保证是一整套法制制度、游戏规则，外加在言论自由基础上的舆论监督。不论在实践中有多少缺陷和“异化”，至今还在起作用，没有人能超越于这套规则之上。但是在国际上尚无这样有约束力的机制，强权政治还在起作用。……但是必须把（西方国家）国际上的霸权主义和国内的民主制度分开。不能据此反证其在国内实行的就不是民主，甚至进而认为“民主”、“自由”从根本上就不可取。毋宁说正好相反，欧美国家之发达和强大的原因之一正是得力于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才使它有条件在国际上称霸。他们不平等对待弱小国家，但其本国人民至少相对来说比任何其他制度的国家都享有更平等的权利。
所以，因为某些西方国家一定时刻的对外恃强凌弱，就一古脑儿地清算和否定我们自己从传统制度的向现代制度转轨的整个方向，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很大的危险和陷阱；而其最典型代表，就是义和团运动和“文革”。
尤其要警惕的，是在传统中国这样一个与现代文化差异极大的社会环境中，对现代制度和现代西方文化敌意的诱导，可能在极大范围内引发对本土落后文化的鼓吹和对蒙昧主义基因的膨胀。义和团运动那种不加区别地将一切西洋人视为邪恶无比、半人半畜的魔鬼，视一切西方文化为“猪教”（因“天主教”一词的谐音）、“鬼教”，认定只是这些魔鬼对“天朝”神圣秩序的破坏才导致了中国的亢旱等等一系列巨大的天灾人祸，甚至以中国民间宗教中最愚昧阴暗的巫术观念为蓝本，而将西药视为蛊虫毒饵、将育婴堂视为洋人为了烧炼银子而割取中国儿童心肾的魔窟、将入教洗礼视为洋牧师借机奸骗妇女、将光学照相视为洋人靠挖中国人眼珠而变幻出的邪恶法术、将负责翻译国外书籍的“同文馆”和开始新式教育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视为“妖气极重”的鬼域、将教堂使馆的久攻不下说成是因为“老鬼子”专以中国妇女的皮血和性器作盾牌的原故……，无数这类在义和团运动中喧嚣振天、令懵懂相从的亿万国民血脉贲张的“彻底揭露”和“愤怒声讨”，非但丝毫无助于国人认清列强压迫的真正性质、不能使之对世界的认识程度有任何进步，反而只能驱使他们的世界观念坠入非理性和的泥沼和逆现代性的狂热之中。
进一步说，不发达国家要在国际关系中成功地抗衡西方的恃强凌弱、甚至与某些西方国家结盟而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以抗战时中国与盟国的关系为典型），尤其需要对现代世界政治格局、利益关系、文化异同等等有深入的了解和精审的运筹，而这更要以现代的理性精神和开放的世界观念为前提。反之，如义和团那样对西方的文化、地理、宗教，以及导致工业社会之后列强向世界扩张的原因一片茫然，甚至完全用《山海经》中的原始观念对之加以理解，其结果当然只能是悲剧性的。
◎国内政治体制改革是理性对外、避免悲剧的基本前提
曾亲历庚子悲剧的五。四思想家在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清朝统治者的抗拒维新变法是酿成义和团运动的重大原因。比如蔡元培说：“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再如陈独秀在《克林德碑》（刊于《新青年》5卷5号）中指出“五种原因造成了义和拳大乱”，它们是：国民中普遍的道教巫术信仰、佛教信仰、孔教“尊王攘夷”的观念、传布儒释道三教且对国民影响广泛的传统戏剧，而更直接的原因是：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视新学妄自尊大之守旧党。庚子事变，虽是西太后和载漪因为废立的事仇视各国公使，然还是少数，当时政府中人，因为新旧之争，主张纵匪仇洋者，实居十之八九，……他们眼里，以为各国夷人不懂中国圣贤的纲常礼教，都是禽兽；至于附和而且主张效法那禽兽的中国人，不更可杀吗？所以他们戊戌年将一班附和禽兽的新党杀尽赶尽，还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国粹三教合一的义和拳出来，要杀尽禽兽，他这班理学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为根本解决了。
又如鲁迅在晚年写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仍然念念不忘提醒世人，义和团运动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对改革的逆动：“清光绪中，曾有康有为者变过法，不成，作为反动，是义和团起事”。
尽管多年以来，人们尽量回避义和团运动的以变法维新为死敌，但实际上这原本是不言而喻的基本事实。比如镇压了戊戌变法的慈禧、顽固反对维新的儒学名臣徐桐等人，乃是推动义和团运动全面爆发的主使者，亦即鲁迅所说：作为对维新运动的“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又是一九○○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是指挥者。”又如一位极端仇视维新党人的守旧派官僚，他得知慈禧屠杀戊戌“六君子”时的庆贺方式，不过是命戏班子演戏三日，而当他又闻知义和团运动中杀戮了外国使馆人员以后，竟然要原来的戏班子再连演二十天大戏！义和团运动中这种对变法维新的清算，甚至一直追溯到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的主张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例如一位士大夫在给徐桐的上书中竭力旌扬义和团法术之神、对洋人百战百胜之后，又声讨“魑魅”一般的洋务派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引入：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夫既决然绝交，则此种败类（王毅注：指李鸿章、盛宣怀等洋务派领袖），应须一扫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无复魑魅之潜形，此所以整齐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秽，则电杆、铁路、商务、矿物，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事也！
而与义和团运动上层发动者这种对新党和“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的切齿相互呼应的，则是社会下层的义和团对变法维新事业的极端仇视，所以他们“谓洋人为大毛，教民为二毛，康党为三毛”；称主张变法的光绪为“鬼子徒弟”，并“群呼'杀鬼子徒弟！'”在义和团文献中，此类记述不计其数，本不用更多举例，而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何以“满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为“仇视新法”而必然导致了“仇视外人”义和团运动？或者说：变法维新的成败为什么与是否一味“仇视外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来说，它在1840年以后受到的冲击当然极其广泛。但是与西方对中国传统的器物形制、生活方式、观念形态等等其它一切方面的影响相比，更深刻得多地受到挑战的，其实只有中国传统的权力制度。道理很简单：衣食住行等等的“变夏为夷”皆不足以彻底威胁国人的生存，但是如果一种中世纪的权力制度被迫变革，那么附赘于这个制度的权力阶层就完全失去了昔日的天堂。尤其是因为中国皇权专制及其无比巨大的统治利益，在明代以后已经通过空前强悍和广泛的路径充分制度化，因此任何借助现代西方制度的示范而对中国权力体制和统治利益的质疑，都必然引发极其敏感和殊死的反抗。
深鉴于中国权力制度的这种特性，所以在戊戌前的维新设计中，对传统君权体制的改良方案和对“民权”的提倡方式相当温和，比如康有为在1895年提请光绪实行全国各府县每十万户推举一人至朝廷为议郎，负责对皇帝建议和审核诏书，每遇国家大政则公议于太和门，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决定其是否施行。尽管那时由于甲午对日之战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朝野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已经相当强烈，但康有为这套意欲有限度地移植西方的议会制的设计，还是丝毫没敢忘记标榜是欲恢复“先王之治天下，与民共之”的儒家旧规、以及意在恢复“汉有辟征之制，宋有给事封驳之条”等中国旧有制度。但是当维新运动全面推进以后，对权力体制的实质性改革就越来越难以回避，所以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反复上疏光绪，敦请效法西方而开国会、立宪法；于是维新运动的最大症结也越来越显露无遗：内阁学时阔普通武奏请行宪法而开国会，廷议不以为然，皇上决欲行之。大学士孙家鼐谏曰：“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戊戌的血腥镇压证明：任何意在效法西方而向“民有权而君无权”目标的政治改革，都是当时权力体制最终所不能容忍的。而在戊戌之后，这种深恶痛绝也依然是时刻促使守旧派敌视“西法”和“新政”的最深刻动因。所以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潮中，与无数下层团民对“洋人”、“洋货”的横扫剿灭相互鼓荡呼应的，则是众多守旧派官僚对“戊戌倡立民权”的狂热讨伐和清算义和团运动中“灭洋”与“扶清”的联袂，清楚地说明了近代以来狭隘民族主义如何成为了专制主义的最大帮凶，这恰如后来波普尔总结的：“一切专制政治的普遍倾向都是以抵御敌人拯救国家（或人民）为理由来证明其存在的。”即以1900年6月17日（阴历五月二十一日）慈禧骤然改变召李鸿章回京制止义和团的成命，转而全力招募义和团并与西方列国开战的决定来说，其决策的背景乃至具体的决策过程，同样鲜明地体现着这种权力制度的极端专制性及其必然的悲剧结果：因受戊戌的刺激，慈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死死抓紧权力，所以连以前受到信任的汉员李鸿章等等也令其远离中枢，而把辅政大权交给端亲王载漪等与自己有着直接裙带关系的满洲权贵；同时谋划废掉光绪而另立载漪之子为帝。慈禧、载漪等人这一谋划的障碍之一，就是西方国家的异议。因此如何除掉这一外来障碍而实现废帝独裁，就成了权力中枢最偏执心态下日夜悬心的焦点。于是载漪、容禄（他最害怕光绪死灰复燃之后向他清算戊戌血债）等不惜在关键时刻借“西方公使联名要求慈禧退位归政”的假情报要挟唆使慈禧向列国开战；而慈禧又是在唯恐彻底丧失个人权力这心理阴影的煎迫之下，以及在又哭又闹、完全丧失理智和完全剥夺了众多朝臣异议权的情况下，贸然做出紧急招募义和团进入北京、向列国开战、以及后来诛杀“五大臣”（因其反对围攻各国使馆）等等最极端的决策。
所以，“庚子事变”这个使国家沦为焦土、使亿万国民家破人亡的惨剧，只是出于极少数几个最高权势者为了维护自己权力和攫取更大私利的阴暗心理，就在宫廷黑幕的背景下以闹剧式的场面最终引爆！这个曾用残酷手段拒绝了自我革新的权力体制，它是出于何等偏狭的私欲、出于何等昏聩颟顸的浅见而处理如此重大的中外关系事件，这种仅仅为了寡头们的专权欲望就不惜洪水滔天的决策机制，它能够给整个民族带来怎样巨大的灾难，这些实在是我们不应忘记的。
◎国民信仰中“蛮性遗留”的隐性威胁与爆发流行之间的轮回机制及其恶果
义和团运动中，团民们狂热地尊奉中国民间的各式杂神以及诅咒、厌胜等所有最原始的巫术方法，并强制亿万国民与自己一起崇神弄鬼。义和团甚至中风着魔一般膜拜召唤诸如猪八戒、沙和尚、黄飞虎、黄三太之类戏剧小说中的神灵和人物以保佑自己“扶清灭洋”，这种信仰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极端蒙昧和幼稚，长期以来使竭力称颂义和团之“爱国主义”的人们都感到棘手。在一个标举“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环境中，偏偏又一定要给义和团们的请神念咒、神灵附体等等找到光荣的根据，这的确需要费尽心机，比如无数这类旌表中的理由：团民都是纯洁的工农子弟，……宣称：“妇女若诚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过海杀洋人。”又说：“天山神仙洞开了，神仙满天飞。”……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剁脑袋后剁腚，剁的'毛子'死干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综合以上情况看来，男女老少都已行动起来，热烈地参加了这个反帝运动。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一方面显示了伟大的爱国精神。
五十年代中，翦伯赞等史学界代表人物曾经曲意为义和团的迷信蒙昧安上堂皇的理由：“（他们）宗教迷信的背后，却隐藏着现实的革命狂热。因为他们之所以唤起这些已死的人物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的人物作为神来崇拜是希望把这些神的力量引渡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更有力量来击败他们穷凶极恶的敌人，使他们在战斗中造成奇迹”但是，翦伯赞等先生自己恰恰是在“文革”这场与义和团运动极为相似的“革命狂热”剿灭下含冤自杀的，这样自食恶果的悲剧之后、尤其是在执政党近年来猛然意识到这类狂热迷信的不堪后果之后，学者们大概实在不好意思再对义和团五花八门和极端粗鄙的种种装神弄鬼继续赞扬彰显下去。
不过，义和团运动中“举国若狂”地崇奉神明与巫术的浪潮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其引人探究和警惕的理由。尤其是如果将义和团运动与并不太久以后的“文革”等现代迷妄稍加联系和比较，人们就一定会问：中国何以会周期性地不断爆发这类宗教内涵极端原始、然而却总是能够席卷天下的信仰狂潮？我们的这种信仰机理与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概括说来，中国在历史上虽号称以“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学立国，却又长久沿袭了上古以来的多神崇拜和巫术传统。这是因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宗法性的农业国作为生产力极有限的农耕文明，它必然受到自然因素对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极大制约，因此人们只得对天地山川、水旱风雨等自然因素怀着深深敬畏、并因此而承袭了上古先民对诸多自然神的原始宗教崇拜；而以“亲亲”为宗法基础，则又必然对血亲祖先加以宗教崇拜以维持整个宗法体系的神圣性。由于这样两大根源，所以自先秦以来，“敬天法祖”不仅是国人一直尊奉的信仰传统，而且更发展出了一个十分庞大、时刻左右着国民生存方式的鬼神体系，其中至少包括自然神（从雨神、河神、旱魃、病魔一直到厕所神“紫姑”等无奇不有）、祖先神、三教之神（玉帝、佛祖、孔子等）、人格神（包公、关公等）等等五花八门的式样；其数量亦十分惊人：据《汉书》记载，早在汉代，仅法典中规定由国家正式祭祀的神祇已有1700多种，及至明清以后，民间信奉的神明更数不胜数，于是俗谚形容这种情形是“举头三尺有神明”，意谓每个百姓生活中的一切角落，都随时有神鬼的监临照察。马克斯。韦伯在《宗教社会学》中指出，越是悲苦无助的弱势群体，则越容易激起对救世主和各种巫术的狂热崇拜：那些时刻面临着沦为无产阶级的危险、经常处于贫困中的下层中产阶级群体，也极容易受到宗教传教事业的影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宣传明显地带有巫术的形式，宗教适应大众需要的一种形式就是使崇拜仪式的宗教变成纯粹的妖术。这种适应的第二种典型形式则是转变为救世主宗教，……越是处于下层的社会阶级，对救世主的需要一旦出现，这种需要所采取的形式就越是激进。
而中国沿袭几千年宗法性农业经营方式、异常强大的皇权专制和汪洋大海一般的“蚁民社会”，则显然是造就和强化这种信仰机制的最典型环境。
尤其是，由于中国不具有西方那种政教分立的社会结构，所以自秦汉以来的历代统治者，总是出于自己权力的需要而竭力奴使各种宗教，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神道设教”。这种宗教工具主义又分成两手：在需要以之印证自己统治权力合法性的时候，往往不择手段地搜罗各种宗教（即使是最原始蒙昧的巫术谶纬）为己所用；而一旦当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可能威胁到自己统治权力的时候，则用尽一切严酷的方法对之加以限制和剿灭。在世代政治威权这种纯熟的玩弄和控制之下，中国传统民间宗教之独立品格的形成、教义的积累升华、对人类彼岸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等等，当然都是不可能的；相反则只能越来越迎合人们最功利的世俗需要、只能保持和发展其最原始粗鄙的特质，比如无数民间庙宇中除了“大吉大利”“保佑发财”之类以外，就绝对见不到其他任何稍微深刻一些的宗教诉求。
千百年来的国民信仰心理始终只能停留在如此低下狭蹙的层面，这种极端的贫弱幼稚，当然又反过来为各种粗鄙原始宗教和巫术的承传和泛滥准备了普遍的基础和需求；同时它也使得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更容易方便地欺世获利。因而利用廉价的宗教玩偶和宗教闹剧鼓荡起国民的蒙昧信仰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几乎是中国历代统治者最惯用的手法，诸如武则天为了证明自己“天命在躬”而大吹大擂地封赏洛水神、宋真宗为了掩盖政治上的失败而将“天书封祀”戏法闹了几十年，乃至慈禧明明知道义和团的装神弄鬼“不可恃”而依然大肆嘉赏其“人心可用”，以及后来更著名的“为了打鬼而借助钟馗”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子。
所以，正是由于历代统治权力的宗教工具主义（“神道设教”）之下，这一轮接一轮洗劫和滥生的轮番戕害，才使国民信仰心理日益变得像沙漠一样贫瘠荒芜；才一方面越来越难以孕育出真正崇高的宗教情怀（尽管中国有几千年不断的迷信传统，但就是产生不了耶稣、释迦牟尼、路德那样伟大的宗教家），另一方面又越来越难以培育起理性精神。而在这样荒漠之上，稍有风吹草动，则现实社会中无数卑微无助的“草民”、“蚁民”，就唯有执迷狂热地乞灵于他们头上的大救星。于是，从历代改朝换代时逐鹿者们惯用的“篝火狐鸣”等巫术骗局，到义和团的请神念咒、“文革”时的“无限崇拜”等原始信仰方式，才势如频繁的沙暴一样一次又一次到处席卷肆虐，而又难以受到起码的有效抵制。
有鉴于文化机制的这种严重缺陷，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许多五。四思想家，都曾反复而郑重提醒国人注意中国信仰传统中的“蛮性遗留”对中国走出中世纪进程的巨大障碍。非常遗憾的是，五。四对国民宗教信仰传统的清理和对理性的提倡非但没有被真正继续下去，相反，后来的许多人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反而越来越公开、越来越大规模地积极利用和鼓励国民的非理性信仰心理和信仰传统，比如我们上面提到义和团狂热信奉的各种庞杂巫术和迷信方法非但不再受到批评，反倒成了光荣的“革命武器”；再如1958年为了给“大跃进”“公社化”等群众运动提供思想的依据和行为范式，于是不惜大张旗鼓地宣扬巫术色彩极为鲜明的汉代末世“五斗米道”，并运用政治威权将此类非理性的观念和信仰方式强行灌输给亿万国民。
卡尔·波普尔在其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曾反复将从古代到20世纪的极权制度等等各种“封闭社会”，定义为“巫术社会”、“禁忌社会”和“部落主义”，并以此作为自己分析这些社会性质的核心命题。在他看来，蒙昧的原始信仰决没有因其产生年代的久远，就失去对现代历史的进程的深刻影响。义和团运动中蒙昧主义和原始宗教的泛滥、以及一直到“文革”期间人们对此类信仰方式的继承弘扬，都为这个论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对于今人来说，则不仅需要充分注意到上述历史传承的巨大灾难性后果，尤其需要揭示出催动这狂热蒙昧主义在近代以来依然轮回泛滥的深层机理；揭示出中国文化背景下，“信仰上的蒙昧主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世界观念上狭隘民族主义”这三者始终鼎足相依，相互鼓荡的逻辑关系。
◎皇权社会和蒙昧信仰基础上的“群众运动”所导致的暴民专政及其对社会的巨大戕害
在我们久已听惯了的政治语汇中，凡与“群众运动”有关的事物必定具有天然的神圣性；而在以往长期旌扬的“群众运动”之中，义和团运动又始终是最典型的范例。所以直到“文革”，在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重要文献中，还专门写有《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一节，其中斩钉截铁地说：“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对于义和团的革命群众大造帝国主义的反、大造封建主义的反的革命运动，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仇视？这是检验真革命和假革命、革命和反革命的试金石。”最简要地说来，“群众运动天然神圣”这政治逻辑的生成原因在于：在长期的皇权社会中，被统治威权视为蝼蚁草芥的任何国民和阶层，都不可能合法地具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政治诉求、以及独立的人格价值。因此，在整个社会运作系统之中，对统治威权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就只能以这些无以自立又无以为生的人们在神启（以及各种大救星等等神启的体现者）指引下而“造反”的形式出现，并与弱势群体对社会黑暗之后“天道”复还的企盼联系在一起。因而光明和正义的回归，也就只能通过神启（唯其代表天道）鼓荡下的蜂拥而动来实现，正如洛克所说：狂热……是由上帝之灵而来的光明，而且是有神圣权威的；……（它）把全体席卷以去。……（狂热者们）觉得上帝底手在自己心灵中转动着，觉得圣灵在其中跃动，……并且相信，理性在他们所觉所见的事物方面是完全无能为力的所以在中国皇权社会中，毫无独立人格的“蚁民”唯有通过群集相依才能改变原来在社会组织结构中草芥般的地位；他们唯有通过造反这种最激烈的反体制方式，才可能改变自己“哑羊”式的被迫沉默而表达出政治诉求；他们通过对神启的笃信和狂热拥戴而为上述挣扎提供合法性的依藉，这是一种必然的三位一体，用后来亿万人熟知的语汇来概括，这三位一体就是：“群众运动。造反有理。无限崇拜”。因此我们说，这种背景下的“群众运动”，其巨大的历史局限性和非理性的特质，本是皇权社会为它与生俱来地规定了的。
由于上述必然的逻辑，所以与“理性完全无能为力”的局面相辅相成的，是“群众运动”强烈和残酷的党同伐异；而这种特质，又是由“群众运动”对庇护神的狂热拥戴和强烈的造反情结造成的。因为任何对自己图腾的狂热崇拜必然伴随的，都是对异教异神及其信众的深恶痛绝和灭此朝食的强烈欲望；而在皇权传统中，造反者更只有在诛除所有异己者之后，才能攀升至权力的宝座。著名的例子比如，晋代末年孙恩领导的造反战争，一方面是以狂热的“五斗米道”信仰作为自己群体内部强化领导权威和凝聚力的纽带，另一方面则是“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而这种极其残酷的准则，在历代民众造反运动中都是沿袭不变的铁律。
“群众运动”所有这些蒙昧和残酷的天然禀赋，本是由中世纪的局限和皇权制度自我更新周期律的强制逻辑所决定，因此在那时，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深陷其中而无法超越的。但是到了现代之光早已在全世界升起的时代，义和团等群众运动的反理性、反人性的落后本质，也就越来越显露出来。比如在义和团运动中，全社会的一切成员都被卷入这举国若狂的潮流而丝毫不能自主：各处喧嚷烧香灭鬼子，人人附和接应，一口同音，众声鼎沸，魂梦皆惊，前三门外各街巷土匪，借团民烧杀之际，乘间抢夺，毫无畏惧，……各处众口传言某处着了，某人全家被杀了，或喊嚷东交民巷洋楼着了，到处齐嚷“烧香灭鬼子”。一人喊叫，众人接声，时刻不安。……义和团内传出，令住户铺户门前各用红布书写“红天宝剑”四字，贴于门头之上。一时各街巷传遍，大家小户无不遵循。……义和团坛内，传出乩语一张，云由山东总坛传来，其略云：洪均老祖降坛曰：……家家不论男女老少，用红布包头，烧香三遍，……如若不遵，牛郎不能降坛，亦不能救众人之难。……如动烟火，避不住洋人枪炮。如有不遵，必受洋人之害。……西四牌楼南北与西华门内外数万团民，势如蚁聚，远望红巾蒙首，红布兜胸，遍地鲜红，血光照耀，其凶杀气象惨目惊心。
又如义和团强令“各家不准存留洋货，无论巨细，一样砸抛；如有违抗存留，一经搜出，将房烧毁，将人杀毙，与二毛子一样治罪”；于是有新式学校的学生因为被义和团搜出身上带的一支铅而丧命、有人只因为家里有一根火柴，结果“八口同戮”！由于篇幅限制，这里无法更多地征引类似的事例，而它们在有关义和团的记述中触目皆是。何况对于这种非理性狂热催动下的最广泛社会暴力、以及其巨大的灾难性，无数今人都可以从亲身经历的“文革”等等继承了义和团精神的“群众运动”之中，得到更深切的了解。
总之，一百年来对义和团运动的认识，标志着人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几个重要难题的理解方式。去年，我在题为《摈弃义和团式的世界观念，融入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的短文结尾处说：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现代社会体系中开放的和建设性的世界文化观念，归根结底是以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用康德法学体系对此的阐释来说，“（公民的）私人权利”、“（国家的）公共权利”和“人类的普遍权利”这三者是鼎足相依、缺一不可的；而且正是在前者内在逻辑延伸的基础上，才使得世界各民族之间“建立普遍和持久的和平，是构成权利科学的整个的（不仅仅是一部分）最终的意图和目的。”（详见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中国百年来的历史也恰恰证明：当我们朝着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制度的方向努力时，就有条件、也更加迫切地需要以理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相反，当我们陷入无知、无视、甚至是践踏公民制度的罪恶泥沼时，也必然要同时以蒙昧和仇恨的眼光看待世界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义和团与“文革”是最典型的例子）。因此也就可以预料，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我们民族的任何进步依然只能是以这内外两方面同步的理性建设作为共同的基础。
现在，当我们已经跨入了21世纪、而我们民族又面临着世界新的巨大发展前景的时候，站在“人类共同进步的潮流”基础上而回顾一百年前义和团运动，不是显得尤其必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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