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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至１７世纪中国“白银资本”的流向及制度原因
——由“权力经济”的死结看《白银资本》对中国社会臆释之误
王毅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最近被译成中文，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据一些中外评论者说，此书"具有重大理论意义"；"是改变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认识的壮举"。如此隆盛的推重当然令不知就里者对此书刮目相看。
作者在《白银资本》中坚定地断言：所有关于西方国家现代的先进地位是因为近代以来理性精神的建立、制度创新和工业革命等的结论，都不过是亚当·斯密、马克思、韦伯以来世人炮制的"欧洲中心论"的虚妄神话。因为自中古以来，世界经济就存在着一个完整的产业分工和多边贸易体系，而众多东方和西方国家的国内经济都充分依赖于这个体系；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则一直是这个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力量，它们因为制度更为理性、生产更为发达等原因走在了世界的前头。相反，依附于这个体系的落后欧洲国家则长期处于入超地位，因此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直到１７世纪，中国等东方国家的领先地位才因为世界白银供应的突然匮乏而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后来才又因为经济发达、人口过剩而抑制了生产技术的革新，并出现了两极分化等社会危机。于是一直搭乘东方快车的西方才借机将昔日的主人挤下，并占尽了近代以来世界的先机。
为了最鲜明地标举以上论点，弗兰克不仅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思想和科学成就不屑一顾，而且将古希腊文明也归入亚洲账上："雅典文化更多地来源于小亚细亚、波斯、中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而不是埃及和努比亚。"（《白银资本》３１页，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因为如此标新立异，所以此书扉页上甚至引用了词典中极富激情的语言："orient：东方；有光泽的、闪亮的、珍贵的；光芒四射的，升起的，新生的；可以让人确定或找到方向的地方或严格界定的位置，使人认清形势；直接面对一个方向；决定一个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面向东方"！
弗兰克对古代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倾心和赞颂当然令人感动，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他推理和勾画出的"世界图景"，不仅完全否定了东西方之间、古代与现代制度文明之间的区别，因此也彻底否定了现代东方国家通过制度变革而现代化的必要。而且就学理而言，这个庞大图景的建构需要太多关键性论据的支持，一旦推论擦的任何一个主要支点不牢固，则整个图景就成了沙上的大厦。遗憾的是，在弗兰克的描绘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这样的"沙垒"，比如：中世纪的东方农耕国家是否如弗兰克描述的那样充分依赖于那时的"全球化经济"；又比如古代中国是否存在着以"全球经济"为目的的"海上扩张"（１５９页），等等。而笔者下面提出的只是这些疑问之一：弗兰克所说中国１６至１７世纪社会状况与世界"白银资本"的关系是真实的吗？如果中国当时的"白银"并非处于如他所说的情况，则实际的面貌又是如何？特别是这种真实的情况说明了什么最关键的问题？
为了确立自己的世界历史模式，弗兰克必须否认中世纪东方国家制度"劣于"西方近代以后的文明，所以他说："所谓的亚洲'东方专制'国家无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２８２页）；而这需要证明东方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的一直领先于世界、以及它直到１７世纪都在健康发展。但当他确立了这样的前提之后，马上又面临很大的难题：一种在全世界如此先进优越的制度文明，为什么会在１７世纪中期（即明代后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并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为了自圆其说，作者必须将这一危机的原因归于制度之外的某种偶然，所以尽管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但是他仍然大胆断定：
１７世纪中期，尤其日本和中国却是发生了二三十年的短期危机。它们似乎主要是由气候与货币问题引起的，当然他们也可能是一次世界经济的康德拉捷夫"B"阶段下降的组成部分，……（日本）供应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引发中国南方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恶劣的天气、严重的蝗灾、涝灾和旱灾也破坏了其他地方的农业。内外交困的政府变本加厉地征税，但是手头缺少白银和现金的南方人虚与委蛇、尽量拖欠。……由于日本可以获得的自产白银不断增多，因此日本统治者能够更好地管理他们的通货，抵御金融风暴，而明朝政府则在这场风暴中沉没。（３２１-３２８页）
为了证明中国当时制度的优越，他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之于日本白银供应的锐减，相信这异想天开的结论会使对中国社会史略有了解的读者都大吃一惊。
明朝经济衰退乃至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乃是由于皇权专制恶性膨胀条件下，制度弊端的完全失控和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疯狂掠夺，这应是学术界的常识。不过为了回应弗兰克的"白银情结"，我们仍不妨以明代后期巨额白银的流向为焦点，看看当时危机的症结。
由于进入了皇权专制的后期，所以在整个明代，权力阶层对国民财富的贪婪日益不可抑制，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权贵们贪污聚敛金银的规模达到了天文数字，比如太监王振家的赃物是：金银六十余库，玉百盘，其它珍玩无算；刘瑾家的赃物有金银数百万两，其他宝货不可胜记；权臣严嵩家藏黄金１万３千多两，纯金器皿重１万１千多两、家藏白银２０１万３千多两；张居正家藏黄金１万多两、白银１０余万两；其政治靠山太监冯保家赃物有金银１００余万两，珠宝瑰异以万计。又由于专制权力的腐败已经充分制度化，所以权贵公开标价售官以聚敛金银，例如严嵩当权时，某举人以２２００两银子购得知州一职；某刑部主事行贿１万３千两银子转为吏部主事；各地属官贿赂严嵩的金额在上千万两白银以上，朝中大臣的贿赂数额则多至无法统计的程度。
明代后期（即弗兰克最关心的１６世纪末、１７世纪上半叶）以后，这种贪婪变本加厉，所以万历时，采木、织造、宫室等每项弊政都要都耗费白银数百万两，为修造宫室而进口的珍贵木料原定价格是每棵１千两白银，但由于层层贪污，运到北京时的花费已在每棵１万两以上！贪婪成性的万历皇帝利用一切机会搜刮，仅他生一女儿，即"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儿子福王大婚的费用是３０万两银子，为他修建洛阳宫室的费用是２８万两银子，都超过国家法定数额的十余倍；由于万历皇帝聚敛的珍宝"山积"、而金银数额以"亿万计"，经手官员可以放胆从中贪污自肥，所以一个这样的肥缺需要行贿数万两白银才能谋到；万历时其他藩王"冠婚"，内廷宦官们同样借机贪污，因此所需银子都在数十万两以上，所需珠宝的银价也有此数。在天启时情况依然如此，比如仅各地给权臣魏忠贤修建"生祠"所费白银即在几百万两以上。
专制权力阶层这种疯狂贪欲的膨胀一直延续到明王朝崩溃之际，所以万历后期虽然皇帝私库中的银子堆得像山一样（"内帑山积"），但是还要连续三次剧增赋税以征得总额为５２０余万两的银子以支付对清作战和层层贪污的所需；到崇祯时，靠巨额"辽饷"贪污自肥的官员依然不可胜数--在这一波高于一波的高度恶性化浪潮之中，看不倒任何弗兰克所谓因输入"白银急剧减少引发通货紧缩"的影子；相反，看到的只有权力阶层通过聚敛越来越巨额的白银而实现了对国民财富的超限掠夺，所以万历时即有朝臣总结："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
以上所述，是有关１６-１７世纪中国"白银"流向的基本史料，而如果弗兰克对此茫然无知，那么他的强作解人地以中国白银问题为依据而矢口否认"东方专制"的曾经存在、特别是他进而构建出的那样宏大迷人的理论大厦，又有多少可信呢？
进一步说，其实早在弗兰克以前很久，经济史家就已经详细指出宋元时代中国工商业已具有比同时欧洲更高的发达程度，如傅衣凌先生说："在宋元时代……举凡大商业所需要的许多配备和机构，差不多都一一完成了。详言之，在商人中，出现了坐贾、客商、牙侩等，各产业部门都有他们在活动。大规模的联号组织也已出现。跟着商业的发达，于是为了便利大商业的进行，像货币金融及其他的辅助机关--塌房、廊房、堆垛场、柜房、钱铺、金银铺、兑房、寄附铺、交引铺等机构，以及商业经营上所必要的薄记、商用数字、珠算等，亦无不出现于这一时期，较之同时代的欧洲商业有极大的进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２页）
然而早早具有了如此完备的商业手段，并没有使中国先于欧洲告别中世纪社会而进入现代社会，反而愈加显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漫长，那么原因何在？对此，经济史家早已做出的结论是："西欧在近代初起，织造业家原本有许多就是由手工业者或商人转化来的。但在中国，这条'上达'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障碍。中国过去较为普遍，较有一般需要的有利事业，如盐业、铁业、酒业、碾米业乃至后来的印刷业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变为官僚垄断之业，……商人或一般商工业者不能把积累用以扩展本身的事业，不能'自由'找到有利事业经营，自然更加要敦促他们去购买土地，去接近官场。况且，专制国家人民要从事对外的商工业经营，亦是受有严格限制的。"（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总之，异常强大的中国皇权专制统治造成了中国商业经济的先天畸形和宋元以后发展的蹒跚。而这些基本的事实，也正好为《白银资本》对"东方专制"的否认提供了反证。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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