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王焱：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与东亚生活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转自行政法论坛)

一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之中。有人用“经济一体化，”来描述这一转型，也有人用“全球化”来形容这一趋势。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一方面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与国际分工，使作为经济要素的资本、知识与技术跨越国家边界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国际间经济交往的空前密切，使以往在空间上相距遥远的世界的各个部分联系在了一起。有人说经济全球化已经超越以往民族国家的疆界，形成了声息相闻、休戚与共的地球村。经济生活的这一进程，不仅仅是出于利益的激励，更为人类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所驱动，建基于各国经济增长的愿望之上，已经并且正在为各国人民带来了物质上的福祉。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从社会学角度观察，经济全球化带来工商业企业组织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而从文化的视角看，意味着大众商业文化依托强势经济力量的流行。对于由此引发的文化危机，引起了本世纪许多思想家的关注。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l）呼吁，返回被遗忘了的“日常生活世界”（alltagliche lebenswelt）。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哈贝玛斯（J.Habermas）则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于社会系统的不断扩张造成“生活世界的殖民地化”。他们从不同的哲学策略出发，对此做出了回应。

对于东亚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不自今日始，它是晚近一两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明东渐的持续。历史的机缘使西方一些国家的地方性知识伴随着经济进程扩展到全球。这些地方性知识中既含有普遍主义的成分，也有仅仅属于地方性的成分。对于前者，作为人类文明的精华是我们应当汲取的；而后者的过度扩张，则不仅对东亚国家，同时也对西方不同民族国家的生活世界构成了挑战。换言之，世界有在这一过程中流于文化日益单一化、贫乏化的危险。

二

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仅给东亚的经济社会领域，也给东亚人的生活世界带来剧烈的改变。现代工商业组织的扩展，导致传统民间社群的瓦解；大众商业文化的流行，带来东亚文化整体性的丧失。

所谓生活文化，看起来不过是衣食住行、饮食男女、言谈交往等方面，似乎卑卑不足道，而实际上，这是一个“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世界。它涵盖了日常语言、烹调服装、文学戏曲、建筑民居等领域，是内在于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文化世界。它为东亚人生成了价值意义之源，型塑了我们的整体文化模式。它不仅是传统的根基与命脉所在，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应对那个变动不居的周遭世界的支援性知识和背景性文化。

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明，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但是借助于相关技术的领先地位，英语在各种语言中一支独秀，当今intnet网上百分之九十的信息为英语覆盖，客观上形成了一种语言文化的霸权。在这一霸权的支配下，青年一代对于英语文化往往抱有盲目崇拜，而鄙薄本国的语言文化。以中国为例，托福考试的高分数可以一再打破纪录，但即使在高学历的青年人中，也出现中文能力退化、日常语言单调贫乏的普遍现象。社会生活中流行英汉夹杂、不伦不类的洋泾浜（pidgin）英语，这被学者钱钟书先生挖苦为“仿佛吃过西餐后忘记了剔牙。”民国初年那种废除汉字才能脱亚入欧的奇谈怪论，现在又不时兴起。建筑师盲目模仿西方建筑，出现了不少不伦不类的建筑设计。一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盲目拆除与破坏古代城镇建筑和旧式传统民居，导致“开发性破坏”。新建筑中既有成功的典范之作，也涌现出不少被讥讽为“穿西服、戴瓜皮帽”的丑陋的公共建筑，破坏了一些古代文化名城在整体风格上的和谐。西洋流行音乐风兴，传统的京剧、昆曲及大量地方戏曲艺术却濒于消亡。对传统悠久享誉世界的中国饮食文化，那些被各式快餐文化养大的新一代也逐渐失去了兴趣。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家庭与传统民间社群的渐趋解体，失去社会纽带的维系，法治未立，道德已先沉沦，在社会上形成健讼好斗风气。在民众利欲的驱动下，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结果未曾现代化，已患现代病。文化作为整体已经支离破碎，由此带来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极端个人主义兴起，代际间的隔阂与冲突等等社会问题。

这些日常生活文化都具有知识特征，包涵了大量不可明言的默会知识（facit knowledge）。那些可以用不同语言交流的明言知识与之相比，不过是冰山之一角。给我们提供了领会现代科学理性知识的基础。现代复杂的精神文化知识就建基于这一知识的基础上。生活文化的衰落，必定造成文化创造能力的退化。

“语词破碎处，万物不复存”。这些日常生活文化也都带有符号性特征。它们凝聚了东亚民族集体的历史记忆。对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对于生活文化的侵蚀，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将会导致民族群体历史记忆的丧失，自我认同的紊乱，文化自性（idendity）的消解，物质主义的泛滥。

如果进入现代社会，对东亚国家意味着在民众付出了高昂代价后，所建成的只不过是一个“伪西方社会”，一个西方发达国家的拙劣的仿制品的话，那将不仅是东亚而且也是世界的不幸。已故的英国哲学家伯林（I.Berlin）晚年瞻望世界的文化前景，充满忧虑。他说，只具有单一文化的单调世界，不值得活。我很庆幸能够在那一时刻到来之前死去。

三

尽管经济全球化发端于西欧，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步入现代社会，但东亚文化也同样包蕴着具有世界性与现代性的成分。比如，中国的科举制就曾启发了欧洲，使英美国家抛弃了政党分肥制，建立起廉洁高效的现代文官制度。日本的浮世绘也给法国的印象画派以影响，滋养了欧洲的艺术。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例证。

十九世纪，当西方列强挟其雄厚的工业实力君临东方之际，他们对待古老的东方文化显现出傲慢无知的自大心态。经过本世纪东西方思想家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懈批判，老殖民主义时代的种种文化偏见业已陈腐过时。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包括生活文化在内的东亚文化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用以作为提高东亚生活文化的质量、品位和价值的基础。日中韩三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它与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印度教文化圈并立于世界。

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放弃早期对理想的人工语言的追求，回到日常语言。认为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多姿多彩的生活形式之中。在他看来，哲学是内在于日常语言并与生活形式完全一致的文化形式。日常语言是人真正的家园。因此我们可以说，用于日常交往的汉字文化就体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生活形式。

与近代西方那种主客两分、心物对立的哲学观，强调对于自然界的征服与掠夺不同。汉字文化圈则注重自然与人的亲和。汉字的创立传说出自上古的仓颉。他从天地自然之美中获得了启示，依类象形，博采众美，创制了在世界各种文字中唯一形成书法艺术的汉字系统。汉字在从象形为主发展到表意为主后，拒绝了表音文字过度抽象之病，而力求体现自然物的本性与生命，表达与自然的亲合。唐人孙过庭的《书谱》，曾经把书法的意象比作奔雷，坠石，鸿飞，兽骇，鸾舞，蛇惊，泉注，山安。历代书家草圣效法仓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更把胸中的丘壑山水，化为不尽的纸上烟云。

也正因于此，与古代希腊人把自然当作没有生命的物质材料不同。山水自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永远相看不厌，各具性情，妩媚可亲。即使被安置在现代都市楼宇的水泥格子之中，中国人也要在素壁上悬起一幅尺幅千里的山水写意，茶几上安放一座生意盎然的花木盆景，以表达亲近自然，回归自然的情感。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Demiville）曾经感慨地说，中国人早在两千年前就懂得自然界的山水对于人的精神价值了，而西方人直到一百五十年前才懂得这一点。这种体现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相互依存的生活文化，对于形成现代的生态文明，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西方人的拼音文字，在悠远的历史进程中，走过了由具象到抽象的路。这一演变，意味着抛弃人类生活经验的丰富性和充分性，用严格的逻辑思维取代诗性的思维。本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为了跳出拼音文字设置的语言牢房，打破逻辑和语法的专横统治，把批判的解剖刀指向了西方的语言传统，而诉诸诗的语言。诗歌是人类的母语。而汉语正是诗的语言；汉字，正是诗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汉语一字一音，音分四声，律有平仄，构成了汉语诗文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音韵之美。这一带有诗性思维的语言文字，隽永有致，富于丰富的表现力。

汉字结构大多以两个视觉形象并置而构成一个具体的意念。美国加州大学的程贞一先生说，现代科学有一种用象形图或图表表示科学概念的趋势。汉字所具有的象形表意特点，特别适用于现代科技。采用声控系统的新一代电于计算机，字母键盘将被取消。只有400多个音节的汉语，比起多达一万多个音节的英语，显然是更为理想的电脑语言。1987年，一位英国学者发表谈话，他甚至认为，将来总有一天，全世界的人们都会把汉语作为必修的语言，以汉语的声音来控制电脑。也有日本学者认为，现代科技信息能在日本得到迅速的传播，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日文中的汉字传达语义的准确与清晰。

汉代的大学者扬雄曾说“言，心声也；文，心画也。”在我们用于日常交往的汉语和汉字中，表现了一种博大、优美、丰富的心灵，它们并不仅仅是我们用以实现沟通和交流的工具，而内蕴着我们民族的文化价值系统。在语言文化上，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崇洋。重要的是，努力充实、丰富和发展汉字的文化内涵，振奋它的文化生命。否则，尽管政治可以维持独立，经济能够持续繁荣，但在文化意义上，仍不免沦为西方大国语言文化的殖民地。

日本与韩国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葆有汉字文化的特征。历史上以汉字为载体，三国间在文化上有着广泛密切的交流。1991年7月，在日本举厅的“第二十次汉字读写大会”上，评选出了日本男女心中最有分量的十大汉字。结果说明，“梦”，“诚”、“爱”“愁”这四个汉字，至今在日本青年的心目中仍最具分量与魔力。这说明即使在当下时代，日本的日常生活文化也分享了汉字文化的内涵与生命。

东亚人传统的时间观念，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新教改革则将线性的时间观念，推进到全世界。现代商业社会的快节奏，正在使人们正日益失去闲暇时光。柏拉图认为，人的智慧与美德需要以有闲暇的生活为前提。文化的创造离不开闲暇。我们应当对两种时间观做出调停，讲求张弛有道，劳逸结合，“偷得浮生半日闲”。这种强调闲暇意义的生活文化，对工商社会过度逐利行为、物质主义能够起到一定的平衡作用。本世纪20年代曾实地到过中国的哲学家罗素对中国传统生活文化发出这样的赞美：“中国人尽管不长于我们西方人所重视的东西——勇武和工业，但是那些重视智慧和美丽的人，甚至单纯地享受人生的人，会在那里找到智慧、优美的人生乐趣，比起为繁忙和纷扰所困的西方能找到的要多得多。但愿我能期望中国，为了酬谢们的科学知识，能给我们一点他们宽大容忍和沉思的恬静的心境。”

儒家的经典《礼记》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汉字中有关烹调品味的词汇特别丰富，也体现了饮食文化的悠久传统。

西方人长于理性，在饮食上也一本“是玫瑰花也要拆散”的分析性思维，根据营养科学，发展出以注重标准性、卫生性、整齐划一为特色的快餐文化。近代中国有位文学家曾经比较汉语世界与英语世界的烹调之道说，英国人从来不能郑重地对待饮食，总是把它看做一件马马虎虎的事情，英语中原本没有“烹饪”一词（cuisine系从法语中借用得来），而只有烧煮（cooking）。事实上英国人并不承认自己有胃，除非胃部感到疼痛，否则不会在生活中轻易谈起。文学家发明饮食。中国人有“东坡肉”，又有“江公豆腐”。而在英国，“华兹华斯牛排”或“高尔斯华绥炸肉片”则是不可思议的。这里固然不无调侃的成分，但是大体说来，如果我们说在饮食方面，西方人更注重营养，东亚人更注重味道；西方人将烹调视为科学，东亚人当成艺术。这应当是不错的。美式快餐文化的兴起，经过科学计算，为了避免顾客停留的时间过长，甚至将坐椅设计得很不舒适，这就将餐厅变成了近乎填鸭的场所。所以有人说，美国固然富甲天下，在饮食方面却还没有越出食为充饥的阶段。相比之下，中国的饮食文化，则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的协和。那种精细的鉴赏与品味能力，则丰富了审美文化，成为发展感性与理性兼长并美的精致文化的基础。

汉字文化表现亲族关系的语汇特别丰富，体现了汉字文化圈生活文化的家族主义特色。在东亚地区经济高度增长的时期，这一特色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利器；而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又被认为是经济衰退的罪魁，所谓“成也肖何，败也肖何”。

家庭是生活文化最基本的场所。注重家庭与亲族关系，这是东亚人情感世界的基础与核心。在个人日益原子化的现代商业社会中，它有利于亲信的凝聚，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家园感与安全感，但家族主义的扩张，却妨碍了现代法治社会的建立，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情大于王法”。

现代社会是一个往昔统一的价值领域不断走向分化（differentiation）的社会。在东亚，日常生活世界与社会世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尚未确立明确的分界。因而一方面是社会系统对于日常生活文化的蚕食，而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也对社会系统的反向侵害，家族主义不断渗入公共领域，结果往往导致腐败低效问题的发生。这种公私不分，攀亲带故的习俗，导致了被西方人讥讽为“裙带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的泛滥，如日本在工业化早期的“财阀族”；或者形成以官商勾结为其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如汉语中说的“官商官倒”。在信用方面，东亚社会往往过多依赖于家族血缘关系，而非平等的契约关系，缺乏普遍主义原则，不利于普遍法律规范下的市场秩序的形成。对治之道是，我们应当顺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强化公私领域、公民文化与传统生活文化的界分，确立和强化法治与公共领域中的游戏规则。使亲情只适用于私人领域，而不适用于依赖法律与行政秩序的调节与规范，具有相关的交往、活动、程序的系统规范与原则的公共生活领域。尽管在界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方面，只有相对性与可变性，我们不一定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但是依然需要依东亚的历史文比传统和经济社会条件而加以清楚的区分。

在现代社会，生活世界与社会系统，日常生活文化与社会文化存在着紧张与冲突。两者之间的交互影响，相互关联，这是文明演进的重要内涵。我们应当透过两种文化的交互批判，相互矫正，对传统加以适当变革与调适，由此方能建立起传统生活文化与现代公民文化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推进东亚文明的演迸。

东亚社会长期存在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养成民众事事依赖政府的倾向和习惯，现代社会生活日益复杂，不但事事依赖市场解决是不明智的，完全依赖政府巨细靡遗地处埋也是不可能的。在许多事务的处理方面，存在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现代都市化的进程，导致传统的民间社群日益衰微离散，而在功能上具有替代性的社会组织尚未形成壮大，要建构起健全的公民社会，才能使民众逐渐走出完全由熟人构成的那种“面对面的社群”，亲身感受和参与到相互作为陌主人的都市现代公共生活之中，为政治参与准备基础与条件，逐步走向开放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公民社会。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释放出民间社会所蕴含的巨大能量，才能不断发展和完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建基于这一基础上的生活文化。

就个人的现代身份而言，我们固然是特定社群的成员，但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同时也是多元文化的承担者。西方文化中预设的那种“极端原子化的自我”固然不足取；而极端的社群主义者以单一的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泯灭与压制其他的社会角色，也容易流为扩张性的民族主义。我们不仅仅是特定民族中的一员，也是整体人类的一名成员，如果说，社群主义强调个人性源于抽象而一元的群体性，启蒙主义强调的是孤立的个人性，我们应当强调的是多元群体性中的个人性。我们不能再将个人化约为单一的道德社群的成员，封闭在日常生活文化之中。

四

经济全球化不但促进了东亚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现代技术的传播，也为传统生活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高效的手段。历史地看，东亚的生活文化也并非千古如一凝固不变的文化。能够不断吸纳与革新的传统才是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传统。中古时期，佛教文明东来，即使仅仅就生活文化言，在日常语言、饮食，文学艺术，服装，建筑，医学，音乐等方面，就都给汉字文化圈注入了新的营养，丰富了东亚社会日常的生活文化。在南亚大陆佛教衰落后，反而是在东亚文化中得到保存，融成了我们的血肉。所以古老的东亚文化，也理当经受得起经济全球化的洗礼。

经济全球化进程，也为东亚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东亚文化不再仅仅是东亚的，借助于现代技术和商业手段，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东亚文化的魅力。即使单单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文化的力量也不可轻估。比如台湾一位企业家就曾将中国的乌龙茶作成罐装饮料，大量行销，在区域性市场上一度击败了可口可乐。

有如古老的《易经》中所昭示我们的：“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走向现代文明与维护传统的生活文化并不完全相悖。实际上，正像德国学者夏伯特（Tilo Schabert）曾指出的：“现代文明只是当代世界的一层外衣。它下面还掩盖着这样一些东西：一种前现代‘亚文明’的广泛复合体，现代化时产生的不同的‘亚历史’，各种古老的生活方式，史前的遗产，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以及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前现代的某些形式。”现代文明所包蕴的普遍主义价值，与东亚的生活文化并非完全对立与冲突，其中有一些成分不但不冲突，运用得益。反而可以相互提供支撑，有一些成分经过调适可以顺应。有一些成分可以兼容共存。

与其他文化圈不同，韩、日、中三国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各异，其凝聚力却不比其他宗教文化圈差。根据法国学者汪达尔麦什（Leon Wandermeersch）的研究，其原因盖在于汉字的影响。他认为，东亚文化的整体性虽已离散，但她的精神却没有死。她就保存在汉字之中。应当说韩中日三国文化虽然各不相同，却又具有某种“家族相似”，不但共处于一个大的地理区域之内，而且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

中国的烹饪之道讲究调和鼎鼐，强调精细的辨味能力与品位。日本菜则更注重辨别色泽，讲求色彩的搭配组合，处于半岛的韩国则历来善于集两家之长。展望新的千年，在文明的传统与现代，知识的地方性与普遍性，传统的变革与创新，乃至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民文化与传统生活文化之间，东亚社会也一定能够拿出调停、互补与均衡的智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