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极其批判（2）
2.一九九O年代的三个思想阶段及其主要问题

a.1989－1993：关于"激进主义"的反思

如果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与它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一运\动的民主自由的诉求为什么与社会平等诉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这一社会运\动本身提出的广泛的民主理解对于当代生活的尖锐的批判性。从这样的视野回过头来观察一九九O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多次讨论，尤其是对于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理解，我不能不感到有关运\动的诠释远没有运\动本身提供的内容丰富和深刻。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临时性地把一九八九年至今的讨论区分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所以说是临时性的，是因为这一划分并不包含绝对的阶段论和目的论，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和相互渗透。

第一阶段是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这一阶段主要是从各个不同方面总结一九八九年的社会运\动，形成的共识是对激进主义的批评。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失败引起了中国社会巨大的心理震动，知识界不得不面对严峻的历史局面，反思社会运\动失败的原因。在这个反思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分歧逐渐地呈现出来：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运\动的失败起源于学生运\动的激进性质及其对于民主的肤浅\理解。这一对"激进主义"的思考与一九八O年代'加识份子"的社会角色及其思想运\动存在密切的关系。从前一方面看，一九八O年代的知识分子包含了许多阶层，其中的上层人物在改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不但直接参与了改革的意识形态的塑造，而且也直接参与了各个层次的国家改革计划的制定，进而与国家内部的各种政治和利益集团员有密切的关系。在长期的共同工作中，这些知识分子认为只要国家内部的改革派获得了权力，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因此，他们一方面将赌注押在国家内部矛盾向着有利于"改革"的方面发展，另一方面担心学生运\动的激进化打破国家改革的渐进结构，从而导致保守力量的重登舞台。从后一方面看，许多知识分子把一九八O年代新启蒙思潮已经开始的对于中国现代历史的反思带入了对于一九八九年的思考，从而在近代革命运\动与他们在道义上支持的新社会运\动之间建立了联系。因此，这一对于激进主义的批评迅速发展成为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历史中的革命和改革运\动的思考：激进主义被视为近代社会主义运\动、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主要特征。有位著名的学者论证说，中国从辛亥革命起即走上了激进主义的道路，值得肯定的是戊戌变法和新政改革；另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批评"五四"以降重视科学、民主，而忘却了根本的问题是自由和秩序 。如果将上述理论和历史思考视为对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政治策略的反思，视为对于民主理论本身的探讨，即使在今天，我也认为是重要的论断。然而，这类分析建立在一种反历史的视野之中，它们没有触及社会运\动的历史条件及其激进化的动因，甚至将对运\动的策略性分析混同于历史思考，从而为新保守主义（亦即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叙述奠定了前提。在社会严重分化的情境中，"反思激进主义"成为一九九O年代前期部分知识分子的最为重要的、决定性的论题。到一九九八年，这一思想在一些人那里已经转化为对于戊戌以降的中国历史的更为系统的论证和当代民主的理论设计，其核心观点是：从戊戌时代的变法改革开始，康有为、梁启超就错误地选择了激进主义，只有那些地方大员推动的改革才是渐进的、卓有成效的改革 ；在否定"直接民主"的名义下，反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试图通过间接的（精英的）方式奠定政治民主的基本前提 。自一九九O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者"将一九八O年代政治改革的激进方案修改为以确立私有产权为中心的"修宪运\动"，它的实质是通过立法过程将不合理的分配关系合法化，其中也包括将对公共资产的非法剥夺合法化。从这样的历史观点出发，对于社会平等与民主的关系的否定已经是必然的了。

"反思激进主义"并不是统一的潮流。例如，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学术史的讨论主要针对的是一九八O年代的学术风气，并不具有一套完整的保守主义理论作为背景。因此，对于这一学术倾向的批评并不妨碍批评者转向政治哲学上的保守主义。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权威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的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一九八九年，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译为中文，保守主义的政治理论与知识界对于激进主义的反思相互激荡，新权威主义也乘势而起，在这一背景下，尽管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接受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但由于在历史叙述上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基本问题归因于近代革命和改革的激进主义，从而实际上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思想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较为激进的和西方化的改革模式和思想模式的批判。以自由主义为名义，以保守主义（在有些人那里则直接体现为新权威主义）为内核，成为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讨论的核心。一九八九年之后，苏格兰自由主义或者"古典自由主义"的中国版本实际上不过是新保守主义的中国版本而已，它对学生运\动的策略、时机和道德水平进行抨击，热衷于解构激进主义的中国革命，批判社会运\动的激进性质，却没有对构成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根本动因和社会条件进行任何有深度的反思。在反思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下，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宽宥了腐败等制度性的现象，放弃了通过社会运\动、民主建设与制度改革的互动推进民主进程的机会，从而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的民主以至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作出贡献。正由于此，在经过三年的经济调整时期之后，一九九二年，当邓小平南巡，重新激活改革之时，知识界除了欢迎这一新的动向之外没有作出任何新的建设性的分析。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欢迎这一动向，因为新的改革意味着放权让利，调整时期出现的中央调控与地方利益关系的矛盾可以得以缓解：知识分子欢迎这一动向，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进行改革，形成市场经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会逐渐到来：海外舆论欢迎这一动向，因为中国重新走�"历史终结"这一既定目标。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提出的基本问题被搁置到了一边。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由于价格问题随着三年调整时期和暴力过程而解决，也由于东南地区乡镇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市场条件相对完善，经济增长迅速，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如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及其改革问题，农业发展问题，以及随之到来的失业和新的消费主义问题，等等。相反，一九九二年之后，价格机制的形成、地方自主性的增强等某些积极因素并没有伴随相应的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也没有在国家企业的改造中引入真正的创新机制，因而这一过程成为制度性的腐败、大规模走私、金融环境恶化和制造贫困人口的温床。"南巡"的直接成果是大量开发区的出现和期货、证券股票和房地产等三大市场的开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新富人阶级出现和制度性腐败的政策前提和市场条件，提供了不同层次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国内的和国际的）合二而一的历史条件。这是一个在不平等条件下重新制造社会分化和阶级分化的过程，并孕育着长远的社会危机 。然而，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中国知识界的相关讨论无法触及这类问题，在压抑的三年过后，人们终于从市场化过程中看到了一点希望。这一希望是太难得了，以致进行了三年的有关激进主义的讨论并没有考虑这一过程是否也包含了激进的问题，没有考虑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那些社会条件是否在这一过程中深化和发展了、我想指出的是：正是这一类的讨论为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叙述的前提和历史的合理性。

我对一九九O年代初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并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一九八九年学生运\动和知识分子群体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也没有能够针对上述复杂的历史过程进行自觉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这一文化状况解释了为什么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内含的平等诉求与民主诉求的内在联系始终束缚在自发的范畴内，也解释了为什么无论在当时还是其后知识界的讨论从未将学生的政治诉求与广泛的社会动员在理论上关联越来。这里隐含的最大问题在于：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概念均掩盖了一九八九年社会运\动的真正性质和社会条件。在一九八九年运\动失败之后的历史情境之中，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展开了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思考，他们对于中国学术传统和思想传统的整理和研究，为稍后展开的反思现代性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定的资源 。这一反思过程包含了对于现代历史的严肃思考、对于试图照搬西方模式进行激进改革的认真反思、对于中国的历史遗产及其当代意义的仔细探索、对于政治行动中的激进主义的某些后果的必要批评。一九九O年代关于改革道路的思考、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均与这一思考过程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受到前述思想逻辑的极大影响，这一探索未能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给出全面广泛的分析。在我看来，一九九四年以降逐渐展开的知识界的分化正是直接参与了这一过程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我反思的结果 。

b. 1993－1997：市场主义、私有化方案及其批判

第二阶段主要是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它的起点是邓小平在一九九二年的南巡，而终点则是一九九七年发生的、被称为亚洲金融风暴的经济危机，这一阶段出现了多种知识界的讨论，很难说达成了明确的共识。知识界的分歧尖锐化。为了理解这一时期的思想状况，我在此扼要地说明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七年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及其相关争论。第一，邓小平南巡之后，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城市商业文化（特别是消费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以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及一些地方台为主，先后推出了许多消费性的电视连续剧，出名�"王朔现象"和其它知识和艺术生产推动了所谓大众文化的发展；第二，随着经商大潮的涌起，部分知识分子、学者也转入市场（称之为"下海"），制度内收入与制度外收入的差额急剧膨胀，从而导致了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危机；第三，乡镇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的危机和国家税收的困难并存，以及东亚经济模式的广受重视，激发起了人们从不同方面探讨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道路的可能性的兴趣；第四，一九九三年在国际范围内还有一些重要事件对于中国社会的心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影响。就在这一年，中国政府为了摆脱一九八九年之后的国际困境，由北京市政府出面申办二OOO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此前的亚运\会引起过严重的腐败，知识分子大多对此持批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和其它一些国家对于申请过程进行政治干预，导致中国失去承办奥运\的机会，这一事件对于中国社会心理发生了刺激作用；也在这一年十月，俄国总统叶利钦命令武装部队轰击和镇压选举发生的合法的国会，这一在反对前共产主义分子的名义下的暴力和违宪行为不但暴露了俄罗斯改革、特别是在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支持下进行的所�"目发私有化过桂－的极大危机，而且也反映了美国的国家政策在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的前后矛盾、极端自私和反民主的实质。美国对于这一暴力的支持与一九八九年对于中国的暴力的谴责形成了对比，对于那些以理想主义的目光看待西方社会的人、对于那些相信历史已经终结、冷战已成过去的人而言，俄罗斯十月事件的后果是意味深长的。几乎与此同时，一九八九年之后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的长文，迅速在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北京的《参考消息》翻译转载，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想界的讨论 。上述几项国际事件对于正在用儒家理想的大同观念、启蒙主义的"永久和平"或所谓"三百年来的共同道路"来解释全球化的中国学者而言，不啻是一连串深沉的思想震荡。

在上述背景之下，中国知识界先后和并行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其中最为重要的讨论包括如下方面：

第一，关于市场与市民社会的讨论 。这一讨论明显地承续了前一时期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它包含两个意义：在政治改革明显受挫的情况下，只要市场改革能够顺利发展，国家机制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从而自发地导致民主；民主的真正基础在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一旦市民社会形成，社会的分权形式也就发生了。我在这里不能仔细地分析这一讨论的理论背景，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讨论R一九八O年代有关政治变革讨论的转向，即从通过激进地改变政治架构来建立民主，到依赖市场过程、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形成，以及宗族等传统资源的开掘，最终获得政治民主。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在发掘民间资源方面的工作并非一无足取，但作为对于激进主义反思的延伸，这一讨论没有仔细分析中国的市场与市民社会以及他们所期待的中产阶级的形成机制，没有分析新的利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没有分析这一经济力量与国家的极为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分析国家的内在的分化（中央与地方、国家的利益集团化、社会对于国家的渗透等等），从而无从预见这一过程内含的严重危机，也无从分析一九八O年代逐渐累积的社会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市民社会"的想象将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层排斥在外，不但从根本上适应了鼓励贫富急剧分化的国家政策，而且也从理论上切断了民主进程与它的真正的社会动力之间的联系。这一理论取向与一九九O年代后期自由主义者对于"民粹主义"的批判一脉相承：一切源自基层的社会运\动和社会抗议均必须加以拒绝。在这一前提下，中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失去了现实的动力，也丧失了任何实践的可能性。
这里的真正问题在于：在反思激进主义的前提下，有关市民社会的讨论一方面放过了国家与利益群体之间为对付社会运\动而达成的新的联盟，另一方面又将民主运\动的主体置于理论视野之外。通过将"社会"置于国家范畴之外，这一概念及其想象将市场的自我运\动看作是通向民主的自然过程，从而阻止了有关更为广泛的民主的政治思考。从激进主义的反思，到市民社会的讨论，知识界未能对运\动过程及其民主因素进行总结。市民社会概念最初是以探讨民主的可能性及其条件为目的的，但由于没有清楚地区分规范式叙述与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这一讨论极易增入一个理论的陷阱，即将理论的诉求与实际的历史进程等同起来，以致把不平等的市场过程视为通达民主的自然进程。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缓解了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一年经济调整时期中央与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紧张关系，并通过利益的分化瓦解了普遍社会动员的可能性。因此，我将一九九O年代民主进程的顿足不前归因于下述几个方面：一，一九八九年刚刚出现的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之间的互动条件彻底瓦解了，社会各阶层无法形成政治力量迫使国家调整利益关系；二，国家以暴力形式解除了社会动员的压力，但也无法以此为动力推动民主改革，形成对于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的民主监督机制；三，地方和部门利益集团与国家通过市场过程达成了更为广泛的联盟，这些利益集团不再需要社会压力迫使国家进一步放权让利，相反，它能够以利益关系为纽带影响国家的公共决策 。在这个意义上，一种有关政治民主的理论必须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下，以制度化的方式阻止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这是形成公平的市场的基本前提。因此，以普通公民的参与为核心的混合制度（即国家、精英与大众的三层结构）的构想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 。"三层结构"的构想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政策，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以及国家与利益集团的二元联盟。我认为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在这里，特别需要探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和制度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形成民主的监督机制，即普通公民通过社会运\动、公共讨论等形式在不同层次推进关于公共决策的公开讨论，从而不是一般地依赖国家监督新贵阶层，而是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民主机制阻止国家擅权和地方集团的腐败。在这里，社会运\动与不同层次的公共空间的形成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中间环节，即公共讨论和社会运\动不仅发生在全国性的公共空间之中，而且也发生在各种地方性的公共空间之中，从而使得普通公民能够在公共范畴中发现与他们日常生活安排密切相关的社会议题 。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诉求获得其具体内容的途径，也是避免将民主和自由转变为激进却没有实在内容的口号的重要方式。这一针对中国具体情境发生的构想与以扩大国家与市民之间的距离为预设的市民社会概念恰好相反，后者将社会民主理解为一个非政治化的自发过程，从而瓦解了社会动员与制度创新之间的积极的互动关系。

第二，关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和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间，中国知识界的一些具有批判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社会公正问题，他们在俄国、东欧改革以及东南亚和中国乡镇企业的经验背景下，从不同的方向展开问题 。这一讨论与稍早（一九九二年）开始的有关国家能力的研究存在着某种呼应的关系（我不是说取向一致），但在理论框架上有着重要的区别。国家能力问题涉及了一九九O年代社会不平等的一个结构性动因，即中央国家兴地方及部门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三年间的讨论中，"国家能力"问题的讨论普遍地被视为带有国家主义倾向的政策研究，从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对于这一影响广泛、具有重要价值的研究没有作出正面的响应 。一九九七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促使人们思考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对于社会和经济的破坏性，从而促使一些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重新讨�"国家"的涵义、思考民主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讨论国家的多重性、资本与国家的二元论的内在矛盾，等等 。国家问题的提出具有双重背景：在一九九一年，国家或国家能力问题的提出主要指中央国家的能力，它针对的是以"放权让利"为取向的改革政策及其后果，而在一九九七年以后，国家问题的核心转向了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但这两者显然具有内在的连续性，并以发展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中心。当代中国的国家问题是一个最为敏感和复杂的理论问题：腐败、垄断、贫富分化、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和专制主义与庞大的国家机器及其政策后果存在密切的联系（所谓权力的市场化和市场的权力化），但金融危机和社会保障问题恰恰提出了国家的保护功能问题。这里的悖论是：国家能力的衰落与国家对基层社会和市场活动的过度干预（包括对于市场的行政分割），自由市场、跨国运\动等看似反国家的力量恰恰为国家的必要性提供了前提。在这一悖论式的历史条件下，任何民主的诉求均无法将对国家的批评判与对市杨社会的运\动的批判分割开来。在一九九三--一九九六年间发生的各项讨论中，有关制度创新、理论创新的讨论是较为深入的部分，它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触及了一九八O年代以来中国改革进程的真正危机，并积极地提出更为民主的改革方案 。这场讨论的实质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拜物教，反对将权威主义的或外来强加的制度视为一个民族不可避免的命运\，探讨民主化的市场经济方式。在这一讨论中，现代社会的经济和民主经验被理解成是多元的，从而为按照特定的历史需要进行选择和创新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最为重要的是，它明确地批判了俄罗斯已经实行、中国正在推进的在权力控制下的自发私有化进程，揭露了这一市场经济模式的反民主特征，证明了目前实行的各种私有化方案与民主制之间的内在的矛盾，进而为普通民众的直接参与、技术先进与技术后进者的联盟，以及企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方向。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七年的讨论开始把论述的重心从传统的宏伟叙事转移到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转变本身，为后一阶段对于新自由主义更为系统的批判提供了思想视野和现实资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是一九九O年代的重要思想解放力量，它把人们从历史目的论和有关西方的幻觉中解放出来。一九九七年，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席卷亚洲地区，它被奇怪地命名为亚洲金融危机。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经济学家和有些文化论者陶醉于儒教资本主义和东亚模式，对于这一危机的到来及其严重性完全缺乏反应的能力。全球性的危机本身�"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尖锐的挑战。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对这一进程的本能反抗，从而没有真正解释市场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那么，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在这一短暂的时期兴起，又在这一短暂的时期丧失活力，它们没有能够提供人们认识和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的基本视野，却与那些倡导激进私有化方案的人们一样，将市场主义看作是解构旧时代的最佳良方，而从未意识到这一市场主义是一个更为巨大的宏伟铵事。后现代思潮分享了新自由主义的若干预设，它的解构主义姿态和某些解放作用与它所内含的保守性相互并存。我认为这一时期的最为重要的思想发展是在批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中发生的有关现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于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思想探索。

c. 1997至今：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

第三阶段是一九九七年至今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争论被有些人不恰当地称之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一九九七年以来进行的思想论战事实上是由当代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触发的，以"亚洲"命名的金融风暴为此提供了一个广阔的世界性的背景。在风暴过程中，韩国、香港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挫伤，也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乡镇企业明显衰退，中国经济--尤其是它的金融系统--的内在矛盾暴露无遗。但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中国没有立刻遭到重创？在这一背景下，人们不得不严肃地面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不得不认真地思考长期被奉为楷模的市场模式在中国当代进程中的意义，不得不冷静地观察在立法改革的民主化要求的表像下隐藏的将既定利益关系合法化的尝试--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于一九八O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的那些思想前提的必要反思。正是在这一历史视野中，"历史终结论"的实际含义得到了彻底的揭露，民主命题的当代意义得到了理论的扩展 。一九九八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WTO问题的争执，以及在改革过程中进一步深化的失业、下岗、制度性的和日益国际化的腐败（从走私到洗钱，从个别人的见利忘义到集团性的行为）、贫富分化、环境危机和其它社会矛盾，击破了任何关于现代社会的天真幻想和理论幻觉。

这一进程本身充分证明：全球化不是一个外在于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内在的问题。政治权力与市场安排的关系，新的社会贫困和不公的制造，旧的权力网络与新的市场扩张的内在联系，在这里触发了重新思考近代和现代历史的机会，触发了重新创造性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的讨论。一九八九年深藏在社会运\动内部的那些潜在的、不自觉的要素，现在逐渐地明朗化了。因此，一方面，以《读书》杂志和《天涯》杂志为中心，出现了大量的有关经济危机、发展主义、政治民主、全球化、社会平等、妇女问题、教育问题、战争与革命、"新自由主义"、殖民主义等观点各异的公共讨论和论辩；另一方面，随着某些被视为"新自由主义"（有时也被直接表述为古典自由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以及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著作和文章在朝向保守主义方向上的激进化，"新自由主义"显然进入了一个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系统阐释和宣传的时期。通过对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和历史问题的探讨，批判的知识分子群剩极大地拓展了思想和言论的空间，他们深信：没有宪法保障的公共空间，没有对于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追求和奋斗，也就没有批判思想的生存空间和民主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无论从哪种理论出发，任何将政治自由贬低为次要的或者虚假的论题的方式，都必须加以拒绝；与此同时，社会专制本身并不仅仅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也来源于某些社会群体和知识群体及其运\作机制。在这样的复杂的历史条件下，批判的知识分子需要在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对于不同形式又相互配合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持久斗争。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讨论还有一个值得提出的特点，这就是一种新的批评空间的出现：来自韩国、日本、美国、欧洲的学者和知识分子，以及台湾、香港的学者都在中国大陆的刊物上直接发表文章，参与了讨论，而中国大陆的学者也参加了其它地区的讨论。在这一空间中，有关中国问题的国际性的视野逐渐展现出来。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中心的范围广泛的意识形态，它渗透到当代社会各个方面，并具有相当强大的支配力量。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批评展现为各个相互区别的方面。在过去二十年的历史中，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想从未出现过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在我看来，这一现象表明了当代世界的那些支配关系本身的裂痕和危机。也因为如此，在介绍这些批评之前，有必要作出几点说明：首先，这些批评针对的论题极为广泛，并不都是直接针�"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但它们涉及的社会关系本身与"新自由主义"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其次，这些批评并没有统一的、一贯的逻辑，它们相互之间经常存在着重要歧异和矛盾，其中既有批判的自由主义的因素，也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既有国际主义的因素，也有民族主义的因素，既有传统学术和文化的因素，也有后现代的因素，等等。因此，我们不能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视为统一的思想运\动。一九九七年以降的讨论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自由主义传统及其当代问题的讨论。"新自由主义"以自由市场为名对社会进行有计划的分割，产生了大规模的腐败和社会分化，从而也激发了一些知识分子以自由主义理念揭示权力市场化过程的强制性和虚伪性的努力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新自由主义"不仅以专断的方式排斥各种批判理论，而且对于自由主义内部的其它传统如罗尔斯、德沃金等人的平等主义取向、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有关讨论也毫不宽容。在权力市场化的时代、在以私有化的名义瓜分公共资产的过程中，那种明确地将自由与平等、自由与民主、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反对"民主妨碍自由"的理论方式和论调是意味深长的 。即使对于哈耶克的理论，"新自由主义"也只是用之于"自由市场"的合法性论证，他们将解构一切社会传统的激进的市场计划等同于"自由"的观念，从而绝不关心哈耶克理论内部有关历史性的讨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特点之一是否定市场过程与政治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以解构国家为名放弃对于市场化条件下民主问题的探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一九九七年起，一些学者对自由主义传统进行重新疏理，试图从自由主义内部揭示新自由主义的反民主的实质。这类讨论遍及托克维尔、柏林、阿伦特、哈耶克、哈贝马斯、罗尔斯、泰勒等思想家，对于近代欧洲自由主义政治传统及当代自由主义理论进行再设释，在分析其内在的困境的同时，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恢复和发展了自由主义内含的平等主义取向，从而出现了被称之�"自由左翼"的现象。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的自由主义是贵族的自由主义，还是平民的自由主义？是政治自由主义，还是保守主义的现代化理论？是真的尊重传统，还是破坏一切社会关系的市场激进主义？是自生自发的秩序，还是将社会人为地、有计划地、强制性地分化为阶级？对这类问题的追问从自由主义传统内部颠覆�"新自由主义"的合理性，也暴露自由主义面临的内在困境和危机，从而为自由主义讨论注入了一些新的因素 。

第二，对于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探讨和历史分析。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制度视为"自生自发秩序"、将自由贸易看成是市场经济的天然法则、把利益最大化看作是市场时代唯一的伦理准则，这一理论的视野与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不断深化的经济危机、从未中止的腐败和权力市场化过程构成了尖锐的对比。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这一主义拒绝考虑市场规则的形成与普遍的民主参与和起码的平等诉求之间的关系，从而与通过权力瓜分国有资产、通过垄断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权力与跨国资本或国内资本联手霸占市场资源的利益群体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新自由主义"自觉和不自觉地加强了垄断和反市场的趋向。然而，仅仅在道德的层面谴责"新自由主义"是无力的，这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拒绝这类道德批评的主要理由 。在这一情境中，超越道德批评，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层面回答"新自由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成为迫切的要求。延续着前一时期关于全球关系和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从一九九八年起，《读书》杂志、《天涯》杂志和其它一些刊物陆续发表了若干有关历史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历史探讨，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尤其是金融危机）等方面极为有力地回击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神话。在这一讨论中，卡尔?波拉尼、布罗代尔的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或经济史的批判视野中，批判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检讨历史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与当代经济危机的联系，分析新自由主义有关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自然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论，这些理论预设被展示为一种历史的虚构和意识形态。这类研究更为现实、也更为直接的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铺平了道路 。上述讨论突出了资本主义市场与权力、暴力、干预、垄断之间的内在的联系，揭示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从未中止的连带关系，并对市场与资本主义在理论上作了必要的区分，不仅为设想一种平等的、共同参与的市场关系和民主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历史的视野，而且也为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第三，与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接相关的是有关 WTO和发展主义的讨论。这一讨论最为集中地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利益集团和跨国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国家及其指导下的媒体对WTO谈判进行了长时期的、一边倒的宣传，恰好与美国媒体的有关报导相互呼应。一些知识分子利用网络和学术刊物对WTO问题进行了认真地研究，但几乎所有对于WTO的批评意见均无法在公开的媒体出现，也从未有过真正的有关WTO的公开论辩。"新自由主义"把WTO视为"自由市场"计划的伟大发展，认为这一计划为中国铺平了通向民主的道路。然而，这是涉及上亿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却没有任何公共讨论的政治安排，甚至在中美谈判之后，有关的信息也没有公开 。然而，很少有人将这一问题与言论自由和公开讨论问题联系起来，这是为什么？据我的阅读，大多数批评WTO协议的学者都没有在原则上反对中国加入 WTO，也不是无条件地、抽象地反对全球化，他们的诸多具体分析提出的是两个主要问题：第一，中国应该在何种条件下加入 WTO；第二，是否存在公开的讨论、具体的分析以及对于WTO所代表的世界秩序的批评。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主问题：是否存在公开的、民主的讨论，是否存在制定国际规则的民主程序。我们要问：WTO规则的制定是否公开和民主，我们还要问：中国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问题是否遵循了民主的和共同参与的原则。没有这样的公开的、民主的参与，大谈全球化与民主的关系无非是用民主的外衣将一套专制的规则合法化而已。从一些影响不大的专门刊物（如《国际经济评论》）、Internet及有些海外报刊的讨论来看，对于WTO的理论批评和具体探讨，连同其它少数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对于相关问题的尖锐分析，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尖锐挑战，揭示了激进市场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对立关系。

上述讨论与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关于发展主义的讨论相互呼应，它们共同揭示出发展幻想和"过渡"的神话如何掩盖了政治自由和社会民主问题的迫切性 。对于发展主义的批评不是对于发展的批评，而是要重建发展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的联系，重申民主和多元性在这一过程之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将发展理解为狭隘的经济增长，而不关心这一增长与政治自由、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增长的政治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发展主义的讨论涉及的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及其模式问题，而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发展主义不仅是国家政策的核心，而且也是 WTO、 IMF等国际组织对当代世界进行规划的依据，它的理论支柱就是"新自由主义"或市场激进主义。发展主义通过将成功的发展模式当作普遍的发展模式，掩盖了这些发展模式本身产生于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的依附关系之中，从而切断了自由选择与发展的内在联系。这一"自由市场"计划在创造生态危机、贫富分化的同时，还在民族国家内部和世界范围内构筑各式各样的殖民关系，拒绝民主地控制社会 。有关WTO的论辩深刻地反映了言论自由和公共讨论的必要性。WTO以及其它重大社会问题的出现同时对知识分子争取言论权利的斗争提出新的要求：在当代社会的极为复杂的情境中，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斗争必须置于更为广泛的民主视野内，从而将上述宪法权利与社会各阶层的权利诉求和社会运\动密切地联系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防止利益集团对于这类权利的垄断，防止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实质性地扩展我们的社会空间 。

第四，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这是一九九三年关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问题的讨论的继续，但在科索沃战争和中国使馆被炸事件中重新激化了。一九九九年是一个戏剧性的年头，远在中欧的南斯拉夫在发生了一系列分裂之后，科索沃危机再次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过联合国、以人道主义为名进行武力干预。五月八日中国使馆惨案发生，引发北京和其它城市的大学生和市民阶层抗议游行，并向美国等北约国家使馆投掷石块。從一九八O年代以降有關"五四"啟蒙傳統的討論就曾經引發"救亡壓倒啟蒙"的感歎，幾乎與此完全一致，一九九九年開始有人將近代中國歷史的兩大病?歸結為"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但同樣對社會運\動的複雜成分和歷史成因未作任何歷史分析。针对新的事态，也针对海内外有关中国民族主义的批评和鼓动，若干知识分子发表了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北约干预的性质：是人道主义干预，还是地缘政治利益关系的体现、超帝国主义的圣战？北约在战争中动用的高科技武器、媒体动员及不同以往的战争目标似乎与常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法掩盖其超帝国主义的实质，无法遮蔽这一军事行动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的理论的和历史的联系 。第二是民族自决权与人权问题。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六O年代，西方国家对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民族自决权条款一向反应冷淡，但当民族独立和解放成为世界潮流之时，西方国家转而赋予"自决权"理论以"对内自决权"的新意义，从而将民族自决权理论与人权和民主选举权联系起来。一九九O年代初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通过投票公决等方式宣布独立。克罗地亚独立后，造成了事实上的种族清洗（强迫人口转移），但在德国承认公决结果的影响下，西方国家先后承认了他们的独立。因此，在多民族混居的地区以公决形式实行"对内自决"，必然逻辑上导致种族清洗，在这个意义上，民主选举只能决定既定政治体内部的事务，而不能用于决定政治体的边界。南斯拉夫解体除了与内部政治架构和关系的变化之外（一九七四年宪法赋予各共和国对联邦政策的否决权），还与该国接受"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紧缩经济的"休克疗法"有关，该政策造成大量失业和经济衰退，从而激化了分离主义倾向。除了保障南斯拉夫的还债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结构改革方案"期间要求经济权力高度集中，这是南斯拉夫取消科索沃自治省地位的直接原因之一。南斯拉夫危机不能仅仅在民族主义的范畴中进行分析，而必须置于该国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考察。以狂轰滥炸为形式的"人道主义援助"与人权诉求之间的脆弱联系在这一分析中完全解体 。

科索沃战争激发起的抗议运\动与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为了避免这一抗议运\动落入支配性的政治力量预定的轨道，有必要对社会抗议运\动与国族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区别。因此，必须追问：在国家媒体和西方媒体片面报导之下，是否存在着将对霸权的抗议与对国家的民族主义动员的批判区分开来的理论必要性？国家媒体对轰炸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导，却掩盖了南斯拉夫的国内政治危机、严重的民族冲突和复杂的社会后果；政府利用社会舆论与美国和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但在抗议运\动呈现蔓延之势时，立刻采取了组织、限制和劝导的方法。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掩盖轰炸的真相和战争造成的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却同时将普通民忍对于暴力的抗议勾画成为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因此，就抗议运\动而言，必须在理论上说明对霸权和暴力的抗议与排外主义的区别，必须说明民众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运\动在中国民主运\动中的意义。只有在理论上区分了对暴力的抗议与民族主义，才能对于社会运\动的多重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支持和批判。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社会运\动理想化或浪漫化，而应该对各种社会思想或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条件进行分析，这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社会运\动进行判断的基本根据。在这个意义上，把民众对于社会进程的参与和要求、把对于霸权的抗议统统作为"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或者"激进主义"而排除在制度改革之外，这一观点看似与国家的民族主义宣传相互对立，但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这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从不同的方向上瓦解了社会运\动内部孕育着的民主潜能和平等诉求。如果要谈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民族主义，就不能仅仅将之作为一种思潮，而应作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世界关系进行分析。那些假借全球主义的名目席卷全球的力量正是最大的民族主义。因此，如何区别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如何分析民族主义的历史条件、如何在全球化条件下重构国际主义的历史传统，成为迫切的理论课题 。

在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性别问题与女性主义的讨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们在当代理论的视野内揭示了市场社会规划的强制和潜在的暴力�"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不仅创造了贫富的巨大分化，而且也重新扩展了性别之间的鸿沟，并在各种宏大叙事中将这种关系合法化 。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一九九九年，《读书》杂志发表了若干有关女性主义的讨论，它们以印度、巴基斯坦、南斯拉夫以及晚清时代有关性别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为题，对于那种将当代问题置于激进民族主义框架中的理论努力和社会反应给予尖锐批判。（这也是中国国内最早的有关南斯拉夫民族冲突内幕的讨论）上述讨论没有直接分析当代中国的性别问题，也没有来得及分析"民族主�"的多样的历史条件和各不相同的内涵。但是，性别视野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反思视角，促使人们在当代中国的动荡和激越的情绪中重新思考自己是否已经陷入了新的支配和暴力。在我看来，中国知识界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在总体上构成了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它将超帝国主义与全球化的论题、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论题、民族自决权与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规划问题、性别与女性主义问题综合在一起，形成了理解民族主义问题的多重视野，为摆脱承认霸权与极端民族主义的二元论提供了思想的资源 。

第五，关于亚洲问题与中国革命的讨论。这一问题不仅为理解近代和现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视角，也明显地突破了一九八O年代创造的现代化历史观和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图景。在一九九六一二OOO年间，《读书》杂志发表了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多位学者和知识分子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并与台湾、香港的一些相关讨论相互对话。这一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在一九九七年金融风暴之后获得了新的含义，即有关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而形成更为密切的区域关系的思考。在全球化和中国朝向西方的开放过程中，亚洲问题的提出尽管含混，但却包含了一种知识和兴趣上的变化和调整 。我认为在亚洲问题的讨论中，最值得注意的不仅是有关"亚洲"文化的讨论，而且是关于战争、殖民、革命以及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辩论。作为一种知识的对象、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的观念，"亚洲"是殖民、战争、侵略、革命和交往的产物，任何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都无法离开上述具体的历史关系，从而也无法离开观察这一历史关系的不同视角及其相互对话。这一讨论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视野。日本学者对于战争责任的反省从另一个方向上提出了在现代化理论之外重新理解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革命的必要性，他们力图将这一过程放置在亚洲和世界的具体历史关系之中，追问这一过程的发生条件和历史含义。

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亚洲、全球化和中国革命问题的提出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循环，但它已经是一种批判的发展，而绝不是革命世界观的翻版。如何重新理解中国革命，重新理解社会主义遗产，重新理解这一遗产中的成就和悲剧，是当代中国知识界迫切需要回答却未能回答的重大课题，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对于这一遗产的彻底否定和道德谴责之上的。从一九七O年代末期到一九九O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社会主义历史进行了长时期的反思和总结，对于这一进程中的各种悲剧作出了检讨。在当代中国关于革命的反思中，一个基本的趋势是以对革命的后果（即新的不不平等和社会专制）的批判替代对于革命的历史条件的分析。在这里，根本的问题，绝不是如何为这一革命历史中的悲剧辩护，而是如何理解这一悲剧，如何理解这一悲剧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和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的联系。无论是社会革命，还是民族革命，它们在实现自己的平等诉求的过程中都在不同程度上将不平等关系带入到新的制度之中。因此有人把过去半个世纪中的历史教训归结为平等问题，从而为当代现实中的不平等条件提供合法性。然而，他们怎样面对即使是毛泽东本人也承认的三大差别？为了工业化或者现代化的国家目标，城乡差别被制度化了，这是平等吗？"文革"开始前后，人们关心官僚制和新的社会等级制问题，社会动员的部分动力也来自于此，那样的社会现实是社会平等吗？遇罗克批判的血统论是"文革"的遗产之一，它所造成的悲剧有目共睹，那么，血统论是社会平等的诉求还是等级制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主义存在深刻的教训，但这种教训不是因为它实现了平等，而是因为它的平等目标没有能够真正实现。换言之，应该批评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在平等方面获得的成就，而是它在这一过程中造成的新的等级制和身份论，并探讨平等诉求与其它诉求之间的复杂关系。分析革命的产生条件并不等同于呼唤革命，对于社会平等的诉求并不等同于革命的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核心的问题是：通过对于革命得以产生的具体条件的探讨，思考民主的、平等的因而也是自由的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历史条件。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否定平等的价值和社会实践，而是：为什么一个以甲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自身也产生出新的等级制？它的历史的机制是什么？只要对于殖民主义时代以来中国和世界所经历的残酷历史经验有所了解，只要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曾经具有的那种解放作用有所了解，只要不是以冷战的意识形态看待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就不会对于这一运\动的失败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态，也不会一边谴责社会主义的历史，另一边却对殖民主义时代的战争、屠杀、种族清洗和各种暴行轻易地忘却，更不会放弃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历史与这一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认真的观察。

在给文集《死火重温》所写的序言中，我曾经将有关"新自由主义"论战的焦点归结为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它既包括国内的平等，也包括国际的平等，既包括经济关系的平等，也包括其它社会关系（如性别关系，民族关系，政治关系，城乡关系、自然与人的关系等等）的平等。这就是为什么有关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亚洲问题、生态问题、发展问题的各种讨论都可以视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广泛批评。正是基于这一观察，我把批判的知识群体视为一个范围广泛、内部差异极大、讨论范围也不尽一致的批判性的思想运\动，而不仅仅是经济学或政治学的讨论。批判的思想群体的共同特点是致力于揭示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揭示知识分子群体所习惯的思想方式和观念与这个不平等的发展进程的内在的关系，把民主的政治诉求扩展到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寻找更为公平的、民主的和人道的变革道路。平等和公正在这董不是理论上的先验设定，而是针对国家和某些利益群体所奉行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批评。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看，当今中国的左与右的根本分歧密切地联系着对于民主问题的理解。批判的知识分子强调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运\动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政治结构，从而社会变革的任务是创造一种民主参与的机制，而新右翼则在理论上强调市场和市民社会的自我运\动，强调这两个领域的非政治性，从而将自由诉求放置在民主诉求之上。在我看来，问题的核心在于必须赋予政治自由以实质性的内容，而不是放弃政治自由的基本诉求。在当代语境中，以自由反对民主、以个人权利批判平等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于自由主义理论问题的探讨，它与正在进行的不平等的市场扩张过程（少数人自由地和合法地剥夺社会财产的过程）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是政治的，还是非政治的？如果把政治自由仅仅看作是一个独立的过程，或者，认为政治改革仅仅是为了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而不去关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不去考虑政治、经济领域的新的发展与其它各种社会领域的关系，那么，这实际上是说经济和其它社会方面的安排是一个超越于政治的领域，它只能交给"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来自我调节。在这样的视野中，一九八O年代以降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无从着手讨论了。

从一九八九年之后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到一九九七年之后关于"新自由主�"的辩论，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当代现实的理解明显地深化了。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从对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反思开始的，又由于这一反思在若干情况下分享了保守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前提，从而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农民、妇女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利益问题在各种知识讨论中逐渐浮现，但这些社会群体的自我保护运\动及其与制度改革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说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分工的专门化过程，也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过程。作为一个改革时代的获利阶层，知识分子逐渐被完整地组织在与国家、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商业活动、高技术领域、媒体等行业的内在关联之中，这一阶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施由联系似乎已经完全断绝。它关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落实，但没有能够将这一诉求与其它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密切地关联起来。即使是那些关心社会保护运\动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建立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有关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关建立普遍参与的经济和政治架构的思考，就仍然停留在较为抽象的阶段，而当代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化的程度。我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绝不是否定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运\动本身包含了及其复杂的成份和取向），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能够将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关系理论化，从而也就使得我们看不到衔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真正契机，建立不了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理解，找不到通过民主进程避免社会分化和解体的真正道路 。

3.为什么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在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论一样，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批评，而是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逐渐展开的。现代性是一个广泛、复杂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反思会从这一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呢？在理解这一问题时，我以为需要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一九八O年代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改革过程及其奉为楷模的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社会主义及其危机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当代进程并不能自外于我们的反思和批评。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当代危机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反抗运\动，也是一种通过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过程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密切地联系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对于这一运\动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过程的探讨，离不开对于现代化过程（建国运\动与工业化）的再思考。尽管我们以否定这一运\动作为当代现代化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我们无法一边批判和拒绝社会主义历史，另一边却将这一批判和拒绝当作对于当代现代化进程的自我确证。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中国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启蒙运\动所提供的那些知识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历史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中国现代问题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扩展的历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为衡量中国的准则，而且也必须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中国问题与历史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现代经验及其当代意义也才能获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和新的可能性的过程。

第三，在上述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它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从知识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并要求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例如，十九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资本和市场的运\动而建构了许多理论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论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而且也为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模板。但是，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论的和目的论的叙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关系，所谓市场主义的论述掩盖的恰恰是反市场的历史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首先是一种历史批评，一种从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出发批判现代化叙事的过程。

第四，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对于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思考，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的一种反思态度（绝不是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视野，当代中国知识界就无法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为例，他们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展示出这一发展主义逻辑内含的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并把对生态、环境、发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与在当代条件下探讨更为广泛的民主联系起来。发展问题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展开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与一种全球主义的视野存在内在的关系，而绝不会囿限在民族国家的总体论框架之中。在这一广泛的视野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权、民主化、市场关系、发展、个人权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地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没有这样一种广泛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毫无自知。

现代性问题在这里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它必将展开为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讨论。这是抗的期待：一种超越形式主义的理论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的期待，一种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一种跨越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期待。但正如我对历史的态度一样，我对理论、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从来没有怀旧的和浪漫化的态度。历史、经验和知识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限度。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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