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民主社会的困境及希望

汪丁丁 [天府评论 www.028cn.com]

　

（此文为《财经》杂志9月专号的文章）

民主是人们选择了用来实现自由和同等自由的手段，人们选择这一手段，是因为它在原则上鼓励和保护每个人自由表达思想和自由选择行动，只要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享有同等程度的自由。今天，恐怖主义者的行为和理念对民主社会的自由基础提出了挑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使民主社会陷入“无法行动”的困境。

回顾恐怖主义行为的历史，我们看到它与其它社会现象一样，有着不断演变的形态，从它的古典形态---个人恐怖主义，到它的现代形态---政治恐怖主义，演变为它的“后现代”形态---种族恐怖主义。每一更高级的演变形态都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以前形态的优点，逐渐地，恐怖主义行动从单枪匹马的有时甚至是崇高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动演变为高度有组织的、有巨额财政支持的、以意识形态和其它思想资源为依托的、大规模现代协调行动，然后再演变为最黑暗的、邪恶的、无视人类起码道德规约和本民族宗教信仰的种族灭绝行动。故另一方面，随着恐怖主义形态的演变，恐怖行动所追求的目标也发生相应演变，对个人恐怖主义者而言，成功暗杀是最高目标。对政治恐怖主义者而言，达成政治妥协才是最高目标，劫持人质则处于从属位置。对种族恐怖主义者而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WMD）的成功运用是最高目标，因为非如此而不能消除敌对种族。

现代信息服务与廉价技术手段为WMD（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的成功运用提供了必要条件，而民主社会的自由原则为后现代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最宽松的社会环境。在这里，每个人，包括信仰种族恐怖主义的人，都享有诸如美国宪法第一至第十修正案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集会结社和行动自由的权利，相应地，享有在没有“合理根据”时免于搜查的权利，并且不承担这一“合理根据”的举证责任，以及在受到嫌疑时享有“无罪推定”假设下的一切权利。

本.拉丁，这位来自沙特阿拉伯的逃犯，在阿富汗建立了最理想的培训种族恐怖主义者的大本营，“国际伊斯兰阵线”指挥部---阿尔凯达（Al-Qaidah）。十年以来，由于他指挥的行动成功率极高，与他竞争财政和人力资源的其它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纷纷瓦解或倒戈，从世界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也由于阿尔凯达的巨大成功，亿万“石油美元”，以及成百上千狂热的青年伊斯兰分子从世界各地带着麦加朝圣的情感源源不绝地走进阿富汗兴都库什的荒凉大山。这些支持使阿尔凯达得以策划规模更大的恐怖行动，从而吸引到更多的财政与人力支持，……。于是，这一恐怖主义大本营经过十年的繁殖，终于向纽约世贸大厦、五角大楼、白宫、以及其它文明社会的核心地区发动全面打击了。

由于金钱与人员供应充足，阿尔凯达的恐怖主义行动具有下列特征：（1）与其它恐怖组织的行动相比具有更漫长的准备时间，其行动组织的辅助人员甚至需要先与当地居民通婚以便建立可靠的情报渠道（《New York Times》2000年12月10日关于在也门袭击美国军舰的恐怖分子的审判材料），行动组织的骨干成员往往要在阿富汗接受三年专门为该行动设计的训练（《Newsweek》2001年3月19日关于也门事件的报道）；（2）完备的计划，每一行动的计划都经过反复的实地考察，情报分析、确认、综合，各种方案的设计、比较、筛选，最后行动方案的应变方案以及后续的“系列打击”方案（《Washington Post》2000年11月14日关于也门事件的报道）；（3）每一行动都依托于当地“群众”的支持，而当地群众是经过长期发展和考验的，其骨干人员均经历过阿富汗阿尔凯达大本营的培训,然后融入当地社会，潜伏待命；（4）每一行动都配备一名独立于行动小组的战地总指挥，其行动对小组成员保密，但通过现代手段保持联系，战地总指挥无例外地来自阿富汗阿尔凯达大本营，是第一流的恐怖行动专家；（5）每一行动的宗旨都在于尽可能制造最大数量的人口死亡和心理创伤，这一宗旨依赖于成员信仰的狂热程度，在阿富汗接受长期的反复的思想灌输因此成为不可缺少的环节；（6）每一行动都使用若干“人体炸弹”，这些勇士都来自狂热的青年伊斯兰分子的自愿捐躯，他们必须盲目信仰到完全丧失常识判断力的程度（想想我们自己经历过的“文化革命”的那些场面吧）；（7）事后不做任何声明来承担恐怖行动的责任及政治上可能的好处，更经常地，是不承认与恐怖行动有任何关联，或以假名承担肇事责任。以这样的方式，本.拉丁和阿富汗政府可以免除国际舆论和道义的谴责。事实上，现代恐怖主义的特征之一便是在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之间实行专业分工，既提高了行动的效率，又保持了政治组织的声誉（参见Yoram Schweitzer，2001年8月4日，“the Ben Laden principle”）。

下面的罪犯口供来自国际反恐怖主义网站提供的对恐怖分子的审判材料。阿迈德.莱萨姆（Ahmed Ressam）是阿尔及尔人，今年34岁，1999年12月14日，他携带50公斤爆炸材料从加拿大的温哥华出发，在通过美国的西雅图海关检查时被识破，进一步审讯发现，他和他的同伙的行动计划是在西雅图千僖年之夜实行大规模爆炸，但他的同伙在美国境内、加拿大、欧洲、和阿尔及尔纷纷落网。2001年4月，莱萨姆被判处140年监禁，这使得他开始反悔，招供出他在阿富汗的全部经历：莱萨姆1992年离开阿尔及尔，辗转两年，于1994年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他与蒙特利尔的北非人组织保持联系并定期去清真寺礼拜。在当地清真寺宗教领袖哈萨希的影响下，他决心为伊斯兰圣战牺牲生命。1998年，莱萨姆被送往阿富汗接受培训，他随身只带了一封哈萨希的介绍信。在阿富汗他见到了传奇人物阿巴丁，专门负责思想甄别和吸收志愿青年的阿尔凯达全球“吉达德计划”的指挥官。随后，他被送到阿尔卡东的训练营地，在那里毕业后，将前往另一培训营地接受高级培训。莱萨姆在各个培训营地逗留了总共半年之久，最后的一个半月，他在达鲁坦营地通过了包括运用各种小型武器的技巧、爆炸技术、施放毒药等在内的特别强化训练。在整个培训期间，他遇到过约一百名同学---穆斯林志愿者，他们来自阿尔及尔、约旦、埃及、沙特阿拉伯、也门、德国、法国、瑞典，分别接受不同种类和不同任务的强化训练。离开阿富汗的时候，莱萨姆领到12000美元活动经费，回到加拿大待命。但原计划的莱萨姆的同伙当中有几名英国恐怖分子拒绝进入加拿大。在信仰的狂热驱使下，莱萨姆决定仅仅依靠加拿大境内的阿尔及尔恐怖分子独自组织行动，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洛杉矶国际机场，作为美国西海岸最繁忙的机场，它满足上列阿尔凯达恐怖行动打击目标的全部条件。即便是这一“单独组织”的行动，莱萨姆说，也花费了他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整个行动计划都与远在阿富汗的“海达尔博士”详细商讨过。这位“海达尔博士”于2001年2月在英国被捕，他是至今为止西方世界捕获的最高级别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只是由于2000年6月在西班牙和2000年12月在德国破获的恐怖主义组织泄漏了信息才导致“海达尔博士”的被捕，这两个恐怖主义组织的使命是在斯特拉斯堡的千僖年之夜制造大爆炸。

我们不惜笔墨地描述细节，因为正是这些隐藏着魔鬼的细节揭示出民主社会的困境：人们有选择居留地的自由，有信仰自由，有结社和组织活动的自由，有通讯联系的自由，有买卖武器的自由，人们在无“合理根据”时免于检查，并且不承担“合理根据”的举证责任。于是，一群青年人走进美国社会，建立自己的教会，准备为“圣战”献身，不承认一切道德规约，他们相信邪恶的西方政府所干的邪恶勾当要由这个社会的民众负责，因为是他们通过民主选举制造了这样的政府，他们把杀害民主社会的妇女儿童视为扫除邪恶时不可避免的牺牲（“打碎坛坛罐罐”）。他们利用这个社会提供的全部自由权利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从事消灭这个社会全部人口的神圣工作。你要限制他们的自由吗？那么根据民主与法治的基本原则，你必须投票限制全体公民的自由，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民主社会的困境，用哈耶克的语言可以表达为：当社会保护全体成员的自由权利时，它其实同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具备起码的道德共识---尊重一切人的生命、尊重一切人的基本自由、尊重一切人的财产权利。缺少这样的道德共识，民主本身都可以蜕变为“多数的暴政”，更不要说抵抗恐怖主义分子的袭击了。

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的民主社会，在包容多种生活方式和培养多元价值观念的同时，逐渐放弃了“肮脏的情报工作”---理由是那样会降低我们的人格。社会成员通过投票拨给情报部门的经费，就其相对份额而言是不断下降的。与此呼应的，是机场、公路、海关等社会安全环节的保险系数不断下降。在这次遭受恐怖分子袭击之前，美国机场平均保险系数只有68％，即任何人都能够以0.68的概率将违禁品带上飞机。即便把保险系数提高到100％，假如几名恐怖分子只用瑞士水果刀就可以胁迫飞机驾驶员交出飞机---因为根据旅客生命至上的原则人们是不能反抗恐怖分子的，那么谁能阻止他们把飞机撞到纽约世贸大厦里面去呢？

毕竟，文明不会因为恐怖主义分子的野蛮袭击就让自己重返野蛮。民主社会摆脱困境的途径在于：（1）重塑价值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培养“世界公民”的文化认同感；（2）抑制各种各样的强权，建立多种对话渠道，以“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指导国际关系新格局；（3）提倡不同政体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全面国际合作，以消灭有组织的种族恐怖主义。根据各个阶段WMD的技术要求，通过公共决策确立社会安全标准，适当限制个人自由，以便有效地降低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可能性。

全世界文明联合起来！

---悼念2001年9月11日惨案的牺牲者们

《财经》全体同仁，2001年9月19日，北京

现代通讯技术让我们能够听到，从被劫持的飞机上，从坍塌的大楼下，传出一息尚存者的呼唤。但那是什么样的呼唤啊，“……永别了，亲爱的，永别了，爱你，爱你，……。”“……他们正试图阻止劫机者，……爱你，……。”尽管我们明白，人类社会里的善总是与恶并存的；尽管我们明白，恶是激励生存竞争不可或缺的力量；尽管我们明白，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的孰善孰恶是相对的。但是，我们，一切人类，仍然向着善，而不是向着恶，投去我们景仰的目光，因为我们深信，善与恶是不可能“相对平等”的，我们的心灵永远会被善良打动，而邪恶只能在我们胸中激起义愤。

由人类发动的对人类自身的残杀，是邪恶当中最大的邪恶，不论这邪恶发生在乌干达还是发生在纽约，不论这残杀是以战争的名义、以民族的名义、还是以信仰的名义。

当一个人要杀死自己的时候，我们把这叫做“自杀”；当一个文明要杀死自己的时候，我们把这叫做“邪恶”，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降低到火山岩浆和氢气分子的层次上去，我们不愿意毁灭从茫茫宇宙中闪现出来的这一点点奇异的生命之光。也因此，许多文明把自杀视为邪恶的一种，或许更重要的是，那些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人，那些从生命之初就被灌输了死亡的人，往往走上邪恶的生涯。

为什么会有邪恶？既然有上帝和真主，为什么要有邪恶？两千多年来，每一位神学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每一个虔信者都知道对这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的回答---“邪恶存在，是因为要有信仰”。

于是我们尊重不同的信仰，因为那才是抵制邪恶的坚实基础，那才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当信仰消失的时候，我们看到自杀和他杀，我们看到罗马大火和洪荒年代，我们看到文明的堕落和毁灭。

但是今天，今天的种族恐怖主义分子把我们带到一个悖论面前：他们有信仰，他们的信仰要以其它文明的毁灭为归宿。从纳粹时代开始，信仰与邪恶、文明与野蛮、良知与堕落，它们之间的区分不再清晰，它们被诡吊遮蔽，它们带上了亚努斯的两面脸谱。

尽管语言可以诡吊，理性可以困惑，善与恶可以落入相对主义的泥坑，但我们仍然向着善，而不是向着恶，投去我们景仰的目光。把二十万磅燃烧的汽油泼洒到四万名无辜人类身上，天下心灵发出同一呐喊：这是邪恶！

面对敌视一切文明一切种族一切社会的邪恶，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