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寻找政治的起点
滕祥志


夜阑人静正是思考政治和人生的好时候。什么是政治?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治理众人之事。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Easton)说政治就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价值是什么? 价值就是诸如金钱、荣誉、地位、官职、财物等一切有效用的东西。这么看来,政治就是在公众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公共事务及其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只要特定时空人数众多便产生政治问题。
说到政治不能不提国家,因为国家政府就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威架构,迄今人类智慧和实践所及的最大和最常见的政治实体便是国家。对国家的本性、起源和秉性的追问和探究是历代先哲们乐此不疲的事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说国家乃自然生成的产物,孤独的个体由于情感的需要便结成家庭,由家庭的交往活动形成社会,再由社会组成国家皆是合乎自然的过程。马克思(Marx)说国家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阶级压迫的机器,它把冲突维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霍布斯(Hobbes)、卢梭(Roussean)、康德(Kant)直至罗尔斯(Ralws)等契约论者认为国家是公民个体之间契约的产物,由于自然状态之中人与人之间处于互相争斗、互为陷阱和弱肉强食的敌对状态(霍布斯)为使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不受威胁,人们便出让一部分自然权利组成国家;卢梭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丛�"自然状态虽有区别但为了防止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免于私力救济和报复的危险,大家商议结成契约组成国家;罗尔斯(Ralws)从原初状态出发论证一群禀赋、出身、才能、旨趣各异的人除了走出无知之幕缔结契约组成国家外别无选择,而且是符合罗尔斯两个正义原则的国家。契约论者的理论固然没有实证基础(本身系规范理论),但推演得颇为精致令人回味无穷。
跟马克思(Marx)的暴力国家(起源)理论有某种相通之处,道格拉斯o诺斯(Douglas North)认为国家是一个具有暴力比较优势的庞然大物,它提供一组产权交易规则并保护他以换取公民的税收,与此同时,国家既是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根源也是经济社会衰退的根源,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国家更愿意维持一个低效率的产权制度而不改变。布坎南(Buchanan)认为政治过程在本质上跟市场交易没区别。国家也是一个追逐自利最大化的"经济人",政治过程的参与者也是一群自私自利追名逐利的家伙,政治过程便是各利益团体之间的交易过程,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交易双方的自利最大化。总之,政治过程就是交换和公共选择的过程。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的分析揭开了罩在政治头上的一层令人眩目的道德面纱。
人类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政治问题是政治权力的内在扩张和独断性。不加限制的权力会导致恶性膨胀和腐败----英国人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的这一洞见其实并非偶然,卢梭也认识到暴政的可能和可恶,发出"人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呐喊。在卢梭,应然的天赋自由权利与尘世的现实枷锁诸如规则、习俗、文化和权力的压榨适成强烈反差。古典自由主义者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根本就不做好政府坏政府的区分,因为政府本身是一个必要的邪恶(Necessary Evil)。人们要做的是采取一系列制衡的制度措施把这个邪恶的家伙看管起来,以防有人竟敢鲜廉寡耻地宣称"朕即国家"或者"哪怕我死后洪水滔天"的家伙铤而走险。于是便产生了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内政和外交的两权分立学说和洛克(Locke)的三权分立学说。这么看来,人们身处政治社会对政府作出好恶判断乃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面对一个不好的政府或政治便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中国古人认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理所当然。于是中国历史上大国小国杀伐不断,改朝换代转瞬之间,"杀无道"情结阴魂不散,揭竿而起此起彼伏。是非成败转头空,清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改朝换代对老百姓来说只不过换了个收税的主人而已。只有孟子力劝行王道、行仁政反对不义战争。卢梭认为暴政不具有正当性可以用暴力推翻它。马克思和卢梭的观点如出一辙。但暴力本身的邪恶性却是显而易见的,其实诉诸普通人的情感暴力的邪恶性乃是一个常识。对此,不少中西先哲大家皆有论述。
在诉诸暴力推翻暴政之前,接着的问题是:暴政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谁来做出这一判断?用暴力的手段去再建一个公共政治谁能担保它不再演变蜕化为另一个邪恶的政治?在这一改朝换代的暴力冲突中个体身处什么位置?扮演什么角色?是否需要个体流血牺牲?暴力之后的政治又将个体安顿在何处位置?这涉及到政治的起点问题。
所谓政治的起点,也就是从什么地方、以什么原则、用什么架构开始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政治架构之中个体身处什么地位?政治的起点命题既是一个规范命题也是一个实然命题。所谓规范命题是指应该以什么原则从何处开始以何架构运行我们的政治生活,系从应然的角度进行推演、追问和思索。所谓实然的命题便是:特定时间空间的人群面对一个先前给定的既定政治生活秩序和架构,那么人们应该从哪里思考与自己切身相关的政治问题?是从给定的条件出发来营建我们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还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如果从给定的条件出发就要求尊重既定的秩序和架构,以免对现行秩序造成大的混乱和失序,更不主张以动乱或流血冲突的暴力方式去谋求一个善政或善治。如果仅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思考公共政治问题势必会得出相互冲突的价值判断:要么使用暴力要么摒弃暴力。主张摒弃暴力的思想家们从未阻止住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暴力冲动,可见暴力冲动乃是人的兽性所在,其力量十分顽固强大。但是,暴力冲动虽然来自人的内心,依然可以用人的理智、心智、道德甚或宗教等来压制它。法律也是压制暴力的有效工具。但以暴制暴从来没有什么好结果。
人类历史上无数次大革命和世界战争背后都有一个闪亮登场的理论来支撑、说明、论证行使暴力和发动战争的理由是正当的。以法国大革命为例,罗伯斯庇尔认为他们把皇帝、贵族拉下马来、投进监狱、送上绞刑架是在从事一个伟大的历史创造,他们为了建造一个新世界必须摧毁一个旧世界。但正是法国大革命的血流成河、血肉模糊的激烈惨状引起了思想家柏克(Burke)和托克威尔等人的深刻反思。他们的问题是:在创造一个新时代的过程中有什么理由轻易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哪怕他是一个反对激进变革的"反革命"、贵族、皇帝、有钱人、中产阶级、普通贫民、艺术家、政治异己者、知识分子或普通士兵?有什么理由为了一个理想中的新社会让个体的生命流血牺牲?先前,罗马广场式的大众民主曾杀死智者苏格拉底(Socrates),曾留下践踏微弱个体的生命和自由的劣迹。接着,法国大革命的激情式的大众民主亦上演吞噬和摧毁个体自由的惊人相似一幕。个体系特定时间和空间的偶然存在,个体生命的卑微和苦弱与生俱来、有目共睹,有什么理由让个体卑微和苦弱的生命转瞬即逝烟消云散?无论西方哲人如哈耶克(Hayek,《通往奴役之路》)还是中国学人如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记恋冬妮亚》)等都提出了如此质疑和诘问。因此,考虑到"大众"并不直接承担自由的责任和自由选择带来的种种人生不确定性,只有个体才感受生命的苦痛、享受生命的乐趣、担当自由的责任,如果不把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出发点奠基在个体自由和权利的坚实根基上,国家民族(政治体)的长治久安如何可能?
对行为的正当性追问乃是人的本质特征,人自喜欢追问正当性开始便有了价值自觉和价值判断。正当性追问是一个标尺,用以测度和评价人的行为、政治生活甚至精神生活。康德曾说最令人震撼的是灿烂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从灿烂的星星当中康德看到的是无尽的宇宙和无尽的未知世界,道德法则便是人的正当性考问,它一样令思想家康德震撼。正当性追问不仅仅是凭空而起的哲学闵思、故弄玄虚,它还在日常生活之中不断弥漫和扩散,并成为人之为人、家之为家、国之为国的底线所在。正当性追问是现世生活的价值标尺,而现世生活包括政治生活则受正当性标尺的考察和衡量。道德准则潜藏于人心是人之为人的秉赋。道德和精神生活乃是西方哲人如康德等投注心血的话题,也是令东方哲人如孔子、孟子、和历代群儒所乐于谈论的话题。但是西方的正当性追问用以审视外在世界、国家与社会、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关系,但东方的正当性追问和个体道德情操修炼主要针对个人价值自觉和个人道德生活体验。
但正当性追问不应拘于个体道德生活体验还应延伸到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领域。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政治生活乃是个体道德生活的前提和出发点,每一个体无所逃遁于政治生活的安排之中,即亚里士多德所�"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无法逃避政治,就像人离不开空气。因此,关于政治的正当性或合法性追问便是每一个体无法避免的一个命定的现实。当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和深度遭遇政治,对政治或共同生活的正当性追问还是不追问、审思还是不审思?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人一出生便身处在一个给定的秩序和架构之中,这样,人自成年开始便不得不参与到这一政治架构之中并以自主的判断和行动影响这一个架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政治的起点何在?生活秩序和政治架构的正当性根基何在?从何处营建个体不得不面对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从而这一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秩序和架构才能长治久安?
已如上述,政治的起点既是规范命题(价值判断)也是实然命题(现世处境),而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正当性追问则纯然是一个规范命题或应然命题。为什么把这两者相提并论?讨论政治的起点不能不考虑当下的处境和既定的政治秩序和架构,单从应然的角度出发便随时可能激发对国家或政治生活的无限赞美和顶礼膜拜(历史上德意志第三帝国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或者激发出对现世政治秩序无限的痛恨和无尽的怒火,进而使个体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取向失去前提。个体生活在一个给定秩序之中,这是一个经验世界,也是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否认这个出发点,便使一切秩序和价值皆失去根基。胆大妄为的本能冲动、揭竿而起的冲天豪情、振臂一呼的英雄气概、投机取巧的铤而走险哪一个不与彻底否定现世秩序有关?在现世秩序面前,千年中国历史画卷,盛�"隐士"和"英雄"。"隐士"悠然林泉号称"与世无争"且"独善其身","英雄"成功制造"丰功伟绩"令黎民景仰江湖传扬青史流芳。隐士和英雄,相安无事,各领风骚。改朝复改朝,换代复换代。"城头变换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鲁迅)。英雄加隐士、帝王加将相、各色风流人物纷纷过场。几千年中国政治除春秋战国产生过理性化的竞争政治以外,其他便是韦伯(Webber)所谓"大一统帝国",昏睡千年。单从实然的角度出发思考政治的起点,则可能误认为"只能如此而已"面对现实困境徒然嗟叹,政治生活失去价值评判,制度创新丧失精神动力。韦伯认为,现世秩序包括政治秩序应该持续不断地受到超越秩序的正当性审查和追问,这样,现世秩序便有了持续不断地制度创新和变革的精神动力。韦伯关于精神动力的论断洞烛先机。大一统中华帝国和平秩序之下只有无所不能的皇权和君臣、父子、夫妻、朋友、兄弟等反复复制的伦常秩序,却从未架构起真正稳定的政治秩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仅仅是推己及人的道德哲学,它离关注公共生活和追问公共生活的正当性的政治哲学相去甚远。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隐士情怀意境美则美也(历代文人传诵)但实则体现了败退官场的文人放弃对公共生活的合法性追问。"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道德情怀固然宏阔,但政治哲学的阙如和个体价值的迷失却显而易见。因此,数千年家产官僚制下,既无现世秩序的正当性追问,也无政治(公共生活)起点的考量,只有英雄和强人之间的角斗和较量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激情呐喊,普天之下,血雨腥风。千年一梦,斗转星移,历史在儒家知识分子黄卷青灯中募然翻过,儒家的"天道"哪里对"皇权"形成超越价值对尘世秩序的正当性追问?及至清末民初,废帝制,兴共和,先议会制后总统制,孙袁角力,二次革命揭竿再起,国共虽短暂握手,但继而兵戎相见,及至人民共和国成立,乾坤乃归于一统。忽逢抗美援朝、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文革十年浩劫、反击右倾翻案风和真理标准大讨论,改革开放至今匆匆走过二十余载。
古往今来,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皆面临一个问题:如何安排公共生活?既然公共生活或政治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不得不遭遇的现实,那么政治的起点问题便浮出水面(横空出世?)。甘阳说�"公民个体为本统一宪政立国",最后"走向政治民族",即韦伯所谓的政治(成熟的)民族。甘阳的问题已经涉及政治起点论的一个面向(但不是政治起点论的全部):即现代政治是以公民个体为出发点来运作的,保护苦弱个体的生命、财产和自由乃是政治生活的当务之急和出发点。本文理解,"统一宪政立国走向政治民族"便是建立现代宪政,由前现代国家走向现代国家。由一个政治不成熟的民族走向一个政治心理成熟、有政治自觉和政治常识、寻找到政治起点的民族。所谓寻找到政治起点的民族,即由一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成王败寇"津津乐道的民族走向一个涵养政治德行、消解"成王败寇"的心理毒素、化解郁结在民族心灵深处的怨恨、用妥协宽容和解协商而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政治争议的民族,成为既尊重现行政治秩序又保持对现世秩序正当性追问的民族。康晓光"以行政吸纳政治"则跟政治起点论有别。正如吴增定所说"政治的归政治,行政的归行政"。其实,以行政吸纳政治不失为一种现世(生存)智慧,历代儒家皆有适应现世的大智慧,韦伯(《儒教与道教》)对此论述最为精彩。但是,以行政吸纳政治,政治的合法性追问何在?政治的起点何在?这是一种回避规范命题的解决方案,是一种纯实然的解决方案,跟历代儒士黄卷青灯的方案有相似之处。但是,现代政治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它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它既是实然的,也是应然的,有一个既定的实然的出发点不容回避,但也有一个应然的正当性追问�"以人为本"、"保护人权"、"政治文明"、"法治国"等)不能忽视不得取消。从这个意义上说, 思想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说得好:" 政治既是现实的也是理想的,如果把二者截然分开那就不是政治"。
也许可以说,政治的起点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或下一代的下一代人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我们付出心力与智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政治的起点问题才能澄清我们心中的迷雾、涵养民族心中的政治德行、化解沉积在民族心灵深处�"新仇旧恨"、破解民族政治心理和政治文化中代代相传习习相因的毒素,既不至于在经济发展之后血脉贲张、无所适从、不知道"我是谁所从何来意欲何往",也不至于在新权威主义的现世方案中迂回徘徊;既不至于在民营企业家原罪论的追问中和其它无谓的虚假命题上浪费智力,又不至于让震怒的上苍赐予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政治的起点问题,我们这一代人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面对。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从寻找政治的起点开始。


滕祥志
法学博士、注册执业律师
2004年2月14日凌晨5:00~6:30写于北京惠新西街。
2004年3月2日 晚11:56修改。
2004年3月17日晚11:45再修改.
010-64926591, 13701153759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