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雷西的神学关注和后现代问题
宋旭红(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博士)

　　笛卡尔哲学为现代性思想方法确定了认识论根源：主体的自我存在。这一方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对明晰性的追寻，对主体的转向，对方法的关注以及对同一性的信念。主体理性不仅是现代性思想的起点，也统辖了其思维的全过程，因而正如美国芝加哥大学特雷西教授指出的那样，「转向主体」这一兼有方法论和本体论特征的现代性著名转向「同是表现解放性与限制性」1。它一方面为人类在现代社会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政治、经济及精神成果奠基；另一方面，根源于主体理性的现代思想方法已经外化为这样一种殭化的思维模式：「人文科学的历史意识与自然生物科学的进化理论结合成了宏观叙体……使所其它的传统与文化会很快静静地消失于所谓自由主义的宏观社会进化概念之中……（因而已经成为了所有现代罪恶的潜意识辩解借口。」2 因此，「现代性本身已成为了一种传统」3，成了「野蛮主义的」，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它便现代性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而后现代性即发轫于冲破、消解这种危机的种种努力。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呈现出对现代艺术的叙述风格、美学追求和表现方式的全面反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则描述出人类文化在冲破现代性叙体桎梏之后表现出的令人目不暇接的多元景观，最典型的当是伊哈布．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折》一文中罗列的那一长串关于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表征对照4。然而，诚如利奥塔所言：「后现代主义的核心之一是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传统。就其传统而言，后现代主义是有革命性和批判性的，但后现代主义只破不立，缺乏明确的建构目标，在客观效应上又具有某些破坏性。」5 特雷西将这种单纯致力于解构的后现代立场称为「厌倦」，意谓指责其缺乏道德追求，而这种道德力量的缺失在特雷西看来是非常危险的，海德格尔在二战期间为纳粹所用，其根源就在于这种「厌倦」态度。特雷西深刻地认识到「解构」不是后现代性的全部特征；相反地，如何在现代性的废墟上建构起后现代主义理论大厦才是更为重要的。正是在此意义上，特雷西提出向「其它性」的转向作为后现代性的基本转向。 　　「其它性」（或「他者」）与现代性中的「主体性」（或「自我」）相对，在思维向度上断然挣脱「主体」的罗网，实际上颠覆了现代性思想方法的认识论根源，而代之以与之相对立的起点。相对于后现代思想中众多的阐述性、否定性、含混性的概念，「其它性」的优越之处在于：它是从正面肯定的角度而不是对现代性的否定角度来界定后现代性的，它拋开文化和思想领域的种种具体的后现代现象，直接把握规定一切思想的方法论，从而完成了对现代性思想方法的颠覆，并同时为后现代性确立了思想的起点：他者。 　　显然，向「其它性」转向是特雷西建构后现代性思想方法和理论模式的基石。然而这种建构很难说是有效的，因为追踪其理论脉络，我们发现他虽然置换了现代性思想方法的起点，却无法拋弃这一方法本身。甚至可以说他用以建构后现代性的思想方法正是他力图解构的现代性。这一悖论也许基于以下几方面事实：（一）「其它性」作为建构后现代性的基石已获得了类似于现代性中「主体性」的地位，正如特雷西自己所看到的，「不同与差异成为了所有主要学科所探讨的重要思想类型」6。从这里我们感到的仍是现代性思想模式的特征：对同一性的信任、对明晰性的追求等等，只不过在现代性宏观叙体中「主体理性」的权威地位由「其它性（他者）」取代。如果不是从文化史角度来考察「宏观叙体」，而仅把它视为现代性思想方法的一种典型模式的话，「其它性」显然没有冲破这一模式──相反，倍受重视的地位可能使它本身成为一种新的宏观叙体。（二）像所有现代思想家一样，特雷西本人是属于「现代」。虽然后现代开始对现代性的「智性的反叛」7，在根本思想方法上表现为「他者」对「主体」的反叛，后现代思想家们却不可能脱离那浸淫西方文明数百年的「现代性」传统，当他们企业建构后现代性时，现代性却是他们唯一的思想模式。很显然，思考的立足点可以是他者，思考者都必须是「我」。这一点特雷西本人是很清楚的，他写道，「所有肯定这些解放价值观的思想家，均是无可置疑地为现代纪元的后裔，这包括了作者本人」8。他热切关注后现代性的伦理意义，在批语现代性宏观叙体和其它后现代立场时处处以对「人」负责的态度说话，这些都恰恰表明了他身上有着浓厚的现代性「精英意识」，这种意识与他对同一性思想景观、对完善方法的追求都是现代性的典型表征。在这一点上，特雷西和他的后现代性陷入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利奥塔的一段话或许可以稍解这种悖论：「我们必须说后现代总是隐含在现代里，因为现代性、现代的暂时性自身包含着一种超越自身、进入一种不同于自身的状态的冲动。现代性不仅以这种方式超越自身，而且把自己变成一种最终的稳定性……现代性在本质上是不断地充满它的后现代性的。」9

　　如前所述，特雷西的后现代立场实质上是一次思想方法的突破，这种转变在他最为关注的神学问题上引发出了一系列相应的理论思想。

　　在现代性宏观叙体中，神学一直被置于主体理性的统辖之下。自古希腊以降的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把「上帝」降格为形而上学的观念形态，盲目自大的理性消弭了上帝的绝对权威。到黑格尔那里，宗教已不过是绝对精神向自身回归的一段经历而已。然而现实的种种残暴和苦难（例如后现代思想家们无不痛切反思的两次世界大战）使人们对理性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尼采给理性的上帝判处了死刑，在他之后，信仰变得一片荒芜。在这样的现状下，将理性驱逐出信仰领域，恢复信仰的神圣地位已是当务之急，因而特雷西主张神学向其它性转向，恢复希伯来传统中作为信仰对象的上帝的绝对权威，这一主张与他志在为人类重建思想与行为准则的后现代立场是一致的。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他的神学思想的目的：「在基督教神学中该经常相信那一切形式的形式，那位神－人的形式耶稣基督，来理解基督教神学对神与人的认识……籍此形构所有基督教对上帝的理解，及转形我们人类在思想上、及首要地在行动上的可能。」10

　　「形式」问题，即如何沟通上帝的无限性与人所需求的伦理意义，是特雷西最为关注的。他认为「回到圣经」是神学摆脱理性桎梏后的必由之路，而《圣经》中两种最主要的宗教形式：「先知式」和「默想式」是神学「回到《圣经》」、向其它性转向的最佳形式。先知式使人从「叙述者」变为「转述者」（「先知之所以说话并不是因为他或她如此想，而是因为上帝作为其它者如此命令」11）；「默观式」使人从「主宰者」变为「受启者」（「籍此反思我们与宇宙的关系，及面对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所经常面临的极限处境。」12）总之，主体理性不再是第一位的，上帝才是。但是，神学的此种转向绝不是向前现代的复归，因为这两种形式无论是朝向普世方向还是朝向极端神学方面都是紧紧维系着人类自身的伦理需求的。人在真正倾听和默想「那位他者」－－上帝的声音时，找到了自己思想上和行动上的可能性。至此，特雷西为神学摆脱现代性理性专制、转向其它性、乃至最终为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人类规范描绘了前景。「基督教神学在其最佳的意义上，乃是透过所有他者所表达的那位他者（the Other）的声音，这些他者可说是先知式地或默想式地，曾经尝过了那无限性的滋味，就是在耶稣基督自我倾空中所揭露的无限性」13。特雷西的神学关注蕴含着与霍尔海默一样对神学伦理意义的坚定信念：「没有『完全的他者』，没有神学，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生活中就没有超越纯粹自我持存的精神；没有宗教，在真与伪、爱与恨、助人与唯利是图、道德与非道德之间就不可能有确有依据的区别；没有『完全的他者』，对完满的正义的追求就不可能实现，对无辜者的屠杀就必定得逞。」14

注释：

1. 特雷西：《西方神学与后现代性的多元面谱》，载香港《道风》第2期。

2. 同上。

3. 同上。

4. 参看伊布?哈桑：《后现代主义转折》一文。载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第27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

5. 利奥塔着、岛子译：《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第218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5年。

6. 特雷西：《西方神学与后现代性的多元面谱》，载香港《道风》第2期。

7. 佛克马、伯斯顿编、王宁译：《走向后现代主义》，第2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8. 同注6。

9. 利奥塔编：《利奥塔访谈书信录：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第1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 同注6。

11. 同上。

12. 同上。

13. 同上。

14. 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第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