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腾慧群

索绪尔学说在中国

　　20世纪30－40年代：索绪尔学说的传入和初步运用

　　我国语言学界最早是通过《普通语言学教程》的日译本（小林英夫1928译的《言语学原论》）接触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的。张世禄的《语言学原理》（1930）、王古鲁的《言语学通论》（1930）两书的参考书目中都辑有这一日译本。

　　最早将索绪尔学说运用到国内语言教学和研究中的是陈望道和方光焘。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1932）虽未提及索绪尔，但其第二篇"说语辞的梗概"中明显可见索绪尔思想的痕迹。陈望道发表于1938年7月27号《译报》副刊《语文周刊》上的《说语言》一文，是中国最早论述language、langue和parole三个术语区别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陈望道把索绪尔的这三个术语分别译作语言（语言活动）、话语、言谈，并指出这种区分在语言学上颇重要。此外，据陈望道的学生倪海曙回忆，陈望道在上海讲授"中国语文概论"时，已经很详细、很完整地介绍了索绪尔语言理论了。方光焘留学日本（1918-1924）时，曾通过小林英夫等学者的有关论著对索绪尔学说进行研究；1929到1931年，方先生留学法国，受到索绪尔的学生梅耶和房德里耶斯的教导，对索绪尔学说有了更深入的钻研。方光焘是我国大学中最早开设语言学理论课程的学者之一，在讲授这门课时，他把《教程》作为主要的教学参考书。

　　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开展的"文法革新讨论"中，陈望道和方光焘就已初步运用索绪尔学说中的某些原理来分析和解决汉语语法问题了，虽然还未能由此建立起一个新的汉语语法学体系，却提出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方光焘通过区别语言和言语来确定语法的对象，认为以"言语"为对象的部门叫形态论，以"言"为对象的部门叫句子论；陈望道则在吸收索绪尔符号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法学是以表现关系为对象的"，表现关系可分为"配置关系"和"会同关系"（相当于索绪尔的"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方光焘在索绪尔区分共时历时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建立现代文法体系应和历史分开；而论及汉语词类划分和语法研究问题时，方光焘和陈望道在索绪尔价值理论的启示下，分别提出"广义形态说"和"功能说"，都强调按词语之间的语法关系来划分词类和研究语法。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索绪尔学说的介绍和批判

　　建国以后，岑麒祥、高名凯、桂灿昆等人对索绪尔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评介。岑麒祥的《普通语言学》（1957）和《语言学史概要》（1958）中都列有专章评介索绪尔的主要理论。高名凯《语言论》（1963）吸收了索绪尔的几个重要概念，如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的系统性、语言的价值等。1963年，高名凯还完成了《普通语言学教程》翻译工作，并为中译本作了一篇长序《德·索绪尔和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和这篇长序都到了1980年才问世）。岑麒祥和高名凯等人对建国后至60年代初索绪尔思想在中国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受到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他们对索绪尔思想的有些批评是不够妥当的。比如，认为索绪尔的共时、历时区分是反历史主义的。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我国语言学界开展了关于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学术讨论。这次讨论主要由方光焘对高名凯1958年提出"言语有阶级性"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而引起。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从1959年一直持续到1964年，许多学者参与了这次讨论。讨论从索绪尔区分言语活动、语言和言语这三个概念的看法开始，主要集中在"是否有必要把语言和言语区分开来"、"区分开来之后，语言和言语的关系怎样"、"区分语言和言语有什么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这三个方面。这次讨论使人们对索绪尔的学说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80－90年代：对索绪尔学说系统评介和重新认识

　　粉碎"四人帮"后，索绪尔学说在中国出现了新的景象。首先，索绪尔学说真正得到了系统的介绍和客观的评价。高名凯翻译的《教程》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80）、徐志民《索绪尔的语言理论》（1980）、潘庆云《索绪尔为现代语言学奠定了基础》等文章对索绪尔学说作了比较客观地评介。此外，叶蜚声、徐通锵的《语言学纲要》（1981），李兆同、徐思益主编的《语言学导论》（1981）等语言学概论教材大量引进了索绪尔语言理论。

　　其次，为了真正理解索绪尔语言理论，许多学者积极译介国外索绪尔研究的成果。徐志民《索绪尔研究的新阶段》（1983）、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1983）、陈振尧《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1983）、信德麟《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札记〉（俄文版）评介》（1993）、戚雨村《索绪尔研究的新发现》（1995）等文章把国外索绪尔研究的重大成果引介到国内，给我国学者更好地理解索绪尔语言理论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全面、系统地评介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学者还对索绪尔学说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问题。王希杰、刘叔新等人认为语言和言语的区分是现代语言学的一条方法论原则，应该把这一原则具体运用到语言研究的各个部门去；范晓等人则认为在语法研究中区分语言和言语会搞乱语法研究的对象。二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原则问题。许国璋、石安石、李葆嘉等人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任意性提出了质疑；索振羽等人则认为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是正确的。

　　在新时期，我国学者对索绪尔学说的研究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从徐思益的《论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1980），索振羽的《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1983），杨忠、张绍杰的《语言符号的线形特征问题》（1992），叶南的《论索绪尔二元对立的语言哲学思想》（1997），易兴霞的《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哲学内涵》（2000），向明友的《索绪尔语言理论的经济学背景》（2000）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索绪尔学说在中国正在向新的深度和广度进展。（作者为南京大学博士生）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

　　　　上网日期 2002年04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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