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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后期海德格尔语言思想概论

在1953年与日本学者手冢富雄(Tezuka)的一次著名对话中，海德格尔说：他很久以来就不愿使用“语言”(Sprache)这个词了，而且终于找到了另一个词，即“道说”(Sage)。显然，海氏认为，“语言”一词(德文的Sprache、英文的Language等)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已经被用滥了，正如“存在”(Sein)一词已经被形而上学地用滥了一样。在形而上学传统中的西方人仅只把“语言”了解为人的交流和表达的工具、媒介。海德格尔深感有必要以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来命名他所思的语言，并且认为可用“道说”(Sage)一词来命名。

从海德格尔对语言的这一全新的“命名”中，我们可以找到进入后期海氏的玄奥的语言之思的一个通道。

我们先从词面谈起。Sage在日常德语中多具贬义，意谓“传闻、谣言、流言”等；也有另一重意思，即“传说”，如“民间传说、英雄传说”等。但海德格尔却不是在这两个意思上使用Sage一词的，而是在与另一个基本词语“大道”(Ereignis)的联系上来使用它的。

Ereignis和Sage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最关键、也最费解的两个词语。笔者在一些著译中把Ereignis译为“大道”，引起了学界同行的不少异议。有关翻译上的理由我已在多处说过，这里可不赘。需要指出的是，海氏的Ereignis义域广大，在不同语境里往往有不同的含义，但至少在与其语言之思相关联的语境中(如在本文着重讨论的《走向语言之途》一书中)，我以为特别可以“大道”译之。此点亦可在下文显明。

海德格尔的运思实践最能体现“思”与“言”的一体性。在海氏看来，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已经不能应合现代人的生存境况，当代思想正在突破传统哲学的概念方式。海氏本人以巨大的心力投入思想语言之改造，其努力最集中地表现在：他尝试以“大道”(Ereignis)和“道说”(Sage)等思想的基本词语，来替代“存在”(Sein)和“语言”(Sprache)等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依海氏自识，他的思想的主题是“存在与语言”，而若用非形而上学的词语来表述，就应该是：“大道与道说”。

何谓Sage？海德格尔有言：“Sage乃是大道(Ereignis)说话的方式。”据此，我们把Sage译为“道说”，有时也作“大道之说”。在相应的语境里．动词Sagen一般也译作“道说”。海氏还用另一个古老的、已经消失了的词语Zeige(其动词形式为Zeigen，即“显示”)来命名Sage。我们可把Zeige译作“道示”。“道说”即“道示”。海氏是着眼于“大道”来思Sage和Zeige的。“道说”就是“大道”之“说”，是海氏从“大道”方面来思的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言。

作为“道说”的语言并非“人言”，或者更准确地讲，并非“人言”所能涵盖。在题为《走向语言之途》的著名演讲中(1959年12月作)，海氏申言要“把作为语言的语言带向语言”，并且说，这里的三个“语言”表示了既不同又相同的东西。按我们理解，所谓“作为语言的语言”就是“大道”之“道说”，而第三个“语言”是“人言”，即人之说。海氏的意图是要思“大道”之“道说”并且把它表达出来(诉诸“人言”)，同时更要探“人言”之根本--“人言”与“道说”的关系。

尽管“道说”并非人们-般所理解的语言，并非一般语言科学或语言哲学所见的语言，但我们绝不能因此认为，海氏所思的“道说”全然与“人言”无关，是一种完全可以不视其为语言的玄想的东西。实际上，海氏的语言之思恰恰是从“人言”入手的，是由“人言”思入“道说”的。海氏认为，“道说”才是“人言”的本源，也才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

海氏的运思努力首先是对西方传统语言观的一种反动。在他看来，传统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是不能揭示语言(“人言”)的本质的；语言的本质和起源问题已成为人类思想史上遗留下来的少数几个重大难题之一。根本原因在于，传统语言观只把语言视为人的说话(表达）活动，从“说”方面来研究语言，而遗忘了“人言”之所从出的那个源始维度。

海氏说：“自希腊以来，存在者被经验为在场者、只要语言存在，那么语言---时时发生着的说---就属于在场者。人们是从说方面，着眼于分音节的声音、含义的载体来表象语言的。而说是一种人类活动。”海氏认为，这乃是西方人的指导性的语言观念，而以此观念为基础的语言研究在威廉姆·洪堡那里达到了极致。

我仍看到，洪堡是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唯一的一位语言学家。海氏认为，洪堡的语言思想规定了直到今天为止的整个现代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特别是洪堡关于爪哇岛上卡瓦语的著作导论，即1836年出版的《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性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一书，包含着对语言的探幽入微的深刻洞见。海氏并且在洪堡那里看到了一种“语言转换的可能性”，即人与语言的关系转换的可能性。

但另一方面，海氏认为，也正是洪堡对传统形而上学语言观作了极端的发挥。洪堡同样是从“说”这种人类活动来看待语言的，并且把语言视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尽管洪堡把语言提高到了“世界观”的高度来理解，但只要他的哲学立场是形而上学的，他就还不能非形而上学地思入语言。

固执于“人言”，终究是触不着“作为语言的语言”的根本的。人之“说”是一种“表达”；也可称之为一种“活动”。这两者都是关于“人言”的正确观念。但由此却还没有达到语言的本质，更深的一度还没有被揭示出来。而如若不是从这一度出发，则“人言”就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

“人言”所属的更深的一度是什么呢？

海德格尔举过“方言”的例子。他说，就连“方言”这样的现象，至今也还没有真正被思考过。语言科学对“方言”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都还不是对“方言”的本质的思考和揭示。语言科学以精细的研究告诉我们，之所以有不同的“方言”，是由于语言器官(发声器官)有不同程度的差异。这种结论诚然不错，但在海氏看来却未免浅薄了。海氏自己的思法异乎寻常，他说：“方言的差异并不单单而且并不首先在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在方言中总是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即大地(Erde)。口也不只是有机体的肉体身上的一种器官，不如说，肉体和口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而我们总有一死的人就成长于这大地的涌动和生长中，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一种稳靠的根基持存状态。”

海氏在此思入“人言”的更深维度，这一度，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大地性”。在此所谓“大地”不是铁板一块的质料，而是生生不息的涌动和生长，是海氏所思的早期希腊思想意义上的Physis(涌现)。人归属于大地，长于斯，死于斯。语言犹如大地开出的花朵，显于斯，隐于斯。人言有声，大地无声。无声中有“大音”，海氏称之为“寂静之音”(Gelaut der Stille)，实即无声的“大道”之“道说”。

这种语言与大地的源始关系，即“人言”对于“道说”的归属性，早已超出了“形而上学一技术的解释”范围。海氏认为，即使在语言科学十分发达的今天，语言(“人言”)的发声现象也还未得恰当思考。因为语音学、声学和物理学的解释没有从他所谓的“静寂之音”来经验语音的来源。这里依然是在强调植根于大地的“人言”的“肉身因素”，强调要从人与大地的归属性来理解“人言”。

海氏这种思法的确独辟路径，自有其深刻性和启示意义。我们由此也不难想见，技术时代里的语言科学是领会不了海德格尔的语言之思的。

二

后期海德格尔在语言问题上发表过许多怪论。同样在前述的与日本学者的对话中，海氏指出：“语言比我们人更强大，因此也更重要”。这是怪论之一。显然，这里所谓语言，是作为“道说”的语言，而非一般所见的“人言”了。

“道说”大于“人言”。这是海氏语言思想的一个基本主张。思的经验需要为此作出见证。海氏以“方言”一例实已表明：有一种比“人言”更广大的语言，是“人言”所从出的本源，那就是“大道”之“道说”(Sage)。

在特定语境里，海氏对“说”(sprechen)与“道说”(sagen)这两个动词作了相对的区分，由此思入大于“人言”的“道说”(Sage)。某人能“说”，滔滔不绝地“说”，却可能并没有“道说”；相反，某人沉默无语，却能在不“说”中“道说”许多。“说”是人的有声表达。而“道说”的本义则是“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道说”这种“显示”(zeigen)未必是有声的，未必需要表达。根本上，“道说”是本真的，在“说”之先。先要有“道说”这种“显示”，人才能“说”。

由此看来，真正所谓“不可说者”，就不只是缺乏表达的东西，而是未道说者，未显示者，海氏称之为“神秘”(Geheimnis)。为什么有不可“说”的“神秘”?因为“说”植根于“道说”，而“道说”总是一种“隐匿着的显示”。“道说”根本上是既“隐”又“显”的“大道之说”。若说人也“道说”，那是因为人响应于无声的“大道之说”，所以人可以不“说”(sprechen)而“道说”(sagen)。概言之，有一种“人言”所不能涵盖的源始的“道说”或“显示”，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语言。“语言的现身本质是作为道示(Zeige)的道说(Sage)”。

再从“说”和“听”的关系来讲，海氏认为也可以见出有一种大于“人言”的语言。习惯上人们把“说”和“听”对立起来，一方说，另一方听。其实并不如此简明。“说”同时就是“听”，且“说”首先就是一种“听”。有所“听”才有所“说”。“听”也不只是“听”说者，而首先是顺从语言的“听”。首先是在语言中“听”语言，然后我们才能有所“说”。“说”者总是首先已经有所“听”得，尔后才能向“听者”“说”什么。

海德格尔是倡导“倾听”的。显然，在“听”和“说”中，海氏认为“听”更能体现出人与语言的归属关系。依一般所见，“说”在“听”之先，海氏却颠倒之，认为“听”在“说”之先。在另一处，海氏说得更绝对：“我们听，并不是由于我们有耳朵。我们有耳朵。并且在身体上配备以耳朵，乃是因为我们听。人听雷霆、林啸、水流、琴声、摩托、噪声等，只是因为人已经以某种方式归属于这一切了。”“听”(Horen)说到底就是一种“归属”(Gehoren)。

“听”归属于什么呢?根本上就是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根本的“听”就是“听”语言之说。我们听“道说”，我们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

语言无疑总是与人类的“说”维系在一起的。但海氏要问：“这是何种方式的维系呢?它的维系力量从何处而来，怎样起作用呢?语言需要人类的说，但语言并非我们的说话活动的单纯制品。语言本质居于也即基于何处?”这些问题不是传统语言观所能解答的。传统语言观困守于人的说话活动，所见的语言就是人的说，而且它对“人言”的形式化和工具化的研究早已把“人言”连“根”拔起了。

海氏要揭示的就是这个隐而不显的“根”。这个“根”已经被思及了，就是作为道说的语言，就是“大道之说”。人归属于大道，听“大道之说(显示)”才有所“说”。

“道说”如何“显示”呢?海氏说：“道说绝不是对显现者的事后追加的语言表达，相反，一切闪现和显露都基于显示着的道说。道说把在场者释放到它当下的在场中，把不在场者禁囿在它当下的不在场中。”“道说”之“显示”让在场者显现，让不在场者隐匿，因此本身是一体的两面，既“解蔽”(“澄明”)又“聚集”(“居有”)。以海氏所思的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来讲，作为“道说”的语言既是Aletheia(“解蔽”)又是Logos(“聚集”)。

如此说来仍不免空泛。要进一步了解海氏所思的“道说”，关键还要联系“人言”，也即要弄清楚“人言”与“道说”的关系。人归属于“大道”，总是已经在“道说”中，倾听“道说”而有所“说”。而从“大道”方面来看，“道说”是如何发生为“人言”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海氏首先说，“大道”是一切法则中“最朴素、最温柔的法则”。“大道是这个法则，因为它把终有一死的人聚集入成道(Ereignen)之中而达乎其本质，并且把他保持在其中。因为道说之显示乃是居有(Eignen)，故顺从道说的能听，对道说的归属关系，也基于大道。”“大道”“居有”人，人是逃不过“大道”这一最温柔的法则的。人之所以能听，是因为“大道”已经赋予人以“栖留之所”，人已经在“道说”中了，人在那里“应答”(antworten)“道说”。“应答”之际人才有所说，每个被说的词语实际都已是“应答”。

这种“应答”关系，海氏又以“用”(Brauch)一说来表述之。“使终有一死的人入于道说的归本(Vereignung)，把人之本质释放到那种用之中，由此用而来人被使用，得以把无声的道说带入语言的有声表达中。大道在需用着的居有中让道说(Sage)通达人言。”海氏这里的意思无非是说：人被“大道”所“用”，人被“用”于化“无声”为“有声”，化“道说”为“人说”。这就是作为“人言”的语言的“生成”了，即是“不可说→可说”的“转换”。

“大道“用”人来让“道说”成为“说”，海氏称这个过程为“大道”的“开辟道路”(Be-wegung)。“道说”根本上就是通向语言的“道路”，此“道路”也就是“大道”的“成道”。故海氏说：“大道成道使人入于为大道本身的用(Brauch)之中。所以作为居有的显示成道之际，大道是使道说走向语言的开辟道路(Be-wegung)。这种开辟道路把语言(语言本质)作为语言(道说)带向语言(带向发声表达的词语)。”

我们知道，汉语中的“道”一词恰恰就有“道路”、“道说”和“道”(作为思想的基本词语)等意义。显然，海氏的以“大道”(Ereignis)之“道说”(Sage)为根本的语言之思对汉语思想的“道”是有所借鉴的。汉语思想的“道路”、“道说”和“道”在海氏那里呈现为“道路”(Weg)或“开辟道路”(Be-wegung)、“道说”(Sage)和“大道”(Ereignis)。后期海氏关心老子思想的事实已属不争。在《同一与差异》中，海氏明言，他的Ereignis与希腊的“逻各斯”(Logos)和中国的“道”(Tao)一样是不可翻译的。凡此种种，均可支持我们把海氏所思的Ereignis译为“大道”，并帮助我们在非形而上学维面上理解海氏的语言之思。

三

我们已看到，对海氏语言之思来说，“道说”与“人言”的“关联”（Bezug)，亦即语言的“生成转换”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上面已从总体上指明了“大道”与“人”、“道说”与“人言”的关系，对人与语言的关系作了“倒转”：作为“道说”的语言“用”人来展开(“开辟道路”)。人不是语言的主人，并非人“用”语言，而是语言“用”人；人归属于作为“道说”的语言，“人言’，乃是对“道说”的“应合”(Entsprechen)或“应答”(Antworten)。

仅有这种“倒转”显然还不够、还没有触着“道说”与“人言”之”“关联”的实质性内容，即语言发生(生成)的实质性内容。实质性的一个问题是：“道说”以何种方式发生为“人言”?或者，人是以何种方式“应合”、“应答”“道说”的?海氏通过对“诗-思”这个课题的沉思来解答这个问题。

W·比美尔说，海德格尔思想中贯穿了“诗-思-语言”这样一个“问题圈”。此话有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海氏思想道路的诸路段还是各有所重的。在三、四十年代，海氏着重围绕存在之真理即希腊意义上的“无蔽”(Aletheia)来讨论诗和艺术，实际就是探讨作为Aletheia的存在之澄明和作为Aletheia的语言(诗)；在五十年代，海氏着重探讨的是“逻各斯“（Logos)和“思”的问题，即作为Logos的存在之“聚集”和作为Logos的语言（“思”)。同时展开了对“大道之说”即作为“道说”的语言(“诗-思”合一)的论述。因此，比美尔所谓“问题圈”实为“思之道路”。

这里，我们更须得对“诗-思-语言”作一些具体的讨论。

众所周知，海氏的“诗”论主要通过对诗人荷尔德林的诗作的阐释而展开。“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已成为现代诗论的一个重大课题。诗的本质已由荷尔德林道出：诗乃“存在之创建”。“创建”(Stiften)即“命名”(Nennen)。“命名”即“令”(Heissen)。诗的“命名”“令”存在者存在。通过“命名”，诗人创建“持存”，道说“神圣”。这是诗的“解蔽性”。“命名”就是“解蔽”。但诗的“道说”(Sagen)和“命名”(Nennen)是响应“神圣”的“召唤”即“存在”意义上的语言而来，因此，根本的“道说”乃是神圣之“道说”，“命名”乃是语言之“命名”，是语言之“令”。诗人受神圣的“暗示”(Wink)才有所“道说”，按语言之“令”才有所“命名”。在海氏这里，“解蔽”(Aletheia)意义上的诗与语言的归属关系是显然的。海氏是在“存在之真理”即“无蔽”之发生的角度来探讨诗之本质的。

与之相对，海氏对“思”的沉思主要是与“逻各斯”(Logos)这个主题相联系。早期希腊思想意义上的“逻各斯”在海氏看来指示着存在(语言)之“聚集”运作。如果说“无蔽”(A1etheia)标志存在的由“隐”入“显”的运动，则“逻各斯”(Logos)标志的是存在的由“显”入“隐”的运动，两者各有所重。相应地，“诗”与“思”亦呈现着这“显一隐”两面。

“思”首先要与形而上学的“思维”划界。形而上学的“思维”是“表象性思维”。“表象”(Vorstellen)就是把一切都立为“对象”。在“表象性思维”范围内，一切都是对象性的。海氏也称这种“表象性思维”为“计算思维”。表象的、逻辑的、理性的、计算的思维并不“思”。哲学和科学并不“思”，因为“思”是非对象性的。这是海氏的一项基本主张。不“思”的哲学的历史被海氏称为“存在之被遗忘的历史”，它在现时代的表现就是科技工业的日益扩张。

海氏把现代技术的本质称为“座架”(Ge-stell)。“座架的作用就在于：人被座落在此，被一股力量安排着、要求着，这股力量是在技术的本质中显示出来而又是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力量。”这种力量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海氏说当他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之后，他是惊惶失措了。“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我们现在只还有纯粹的技术关系”。人类对地球的征服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根基的沦丧，技术对物的制造实际上是消灭物。

如何重获人类的“根基持存性”(Bodestandigkeit)，让人类重返本真的“栖居”呢?在海氏看，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思”的道路。他说：“审慎的思要求我们，不是片面地系挚于一种表象，不是一味地追逐于一种表象取向中。”这就要求一种生存态度的转变。照海氏的说法就是，让技术对象入于我们日常世界而同时又让它们出于我们的日常世界，也即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这种对技术世界的态度，海氏名之为“向着物的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zu den Dingen)。海氏又说，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着自身，这种意义根本上就在那个隐而不显的、但又关涉着我们的领域中，此领域可称为“神秘”(Geheimnis)。因此，为了洞悉技术世界的隐蔽的意义，同样也需要一种态度，即“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Offenheit fur das Geheimnis)。这两种态度--向着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杯敞开--或能允诺我们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栖居在这个世界中，也就是给予我们一线希望，让我们获得一种新的“根基持存性”。显然，海氏在此是提倡非对象性的诗意看护和非知性逻辑的神秘启悟。

那么，上述两种态度与“思”有何关系?海氏说，“两者只不过是从一种持续不断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的。”也即说，“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乃是“思”所要求的两种基本生存态度。

我们理解，这里的“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也是从Lo-gos的聚集运作方面来说人对于“大道”的归属和顺应。对“思”的根本规定还需着眼于“大道”之“道说”，着眼于Logos。由此来看，“思”就是与Logos相应的“聚集”。

海氏又以“思即回忆”一说来暗示“思”的“聚集性”。他有一段话来描述“思即回忆”：“显然，回忆绝不是那种心理学上所说的把过去掌握在表象中的能力。回忆思念已被思过的东西。但作为缪斯之母，‘回忆’并不是任意地思念随便哪种可思的东西。回忆在此是思之聚集，这种思聚集于那种由于始终对先于一切获得思而先行已经被思的东西。回忆聚集对那种先于其他一切有待思虑的东西的思念。这种聚集在自身那里庇护并且在自身中遮蔽着那种首先要思念的东西……。回忆，即被聚集的对走向思的东西的思念，乃是诗的源泉。因此诗的本质就居于思中。”

这里，话虽拗口，意思却是明朗的：回忆乃是“思”之“聚集”，乃是“聚集”于“走向思的东西”(das zu-Denkende)，这也就是对“大道”(Ereignis)的期候、应答和思念。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氏说：“思聚集语言入于质朴的道说。语言是存在之语言，正如云是天上的云一样。思以它的道说把不显服的沟犁到语言中。这些沟比农夫缓步犁在田野上的沟还更不显眼。”这就把作为“道说”之方式的“思”的“聚集性”或“隐性”挑明了。

可见，海氏理解的“诗”与“思”分别领有“解蔽”(Aletheia)与“逻各斯”(Logos)之特性，即“显”与“隐”之两面。“大道”之“道说”是Aletheia与Logos的一体两面的运作；相应地，应合于“大道之说”的人之“道说”也有两种方式：“诗”与“思”。诗是“解蔽”，思是“聚集”。进而可以说，诗是揭示、命名、创建、开启，是动态的；思是掩蔽、庇护、收敛、期待，是静态的。

总之，在海氏看来，“诗”与“思”是“大道”意义上的语言(Sage)发生为“人言”的两种方式。比较而言，“诗”之道说(“命名”)更为显然，更具开端性和创建性；而“思”之道说更为隐蔽，更有保持性。“诗”是超拔的，“思”是凝重的。“诗”是趋动的，“思”是趋静的。

但如此分述“诗-思”两面有把两者分割开来的危险。实际上，海氏认为，正如各有所重的Aletheia和Logos是同一的，同样地，各有所重的“诗”与“思”也是同一的。“思”、“诗”合一。“诗”和“思”人响应于“道说”的方式，是“道成肉身”的原初方式，本根为一，不可分离。海氏说：“思即诗，且诗不只是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诗。存在之思是诗的源始方式……。思乃原诗(Ur-dichtung)。思的诗性本质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作。”

话说回来，“诗-思合一”当然也不否定两者各有所重，不否认两者的“区分”。海氏说“诗”与“思”是“同一”(das Selbe)，而不是“等同”(das Gleiche)。海氏以譬喻说法：“在思与诗之间有一种隐蔽的亲缘关系，因为两者都服务于语言，为语言效力和挥霍自身。但两者之间同时又有一条鸿沟，因为它们居住在遥遥相隔的两座山上。”他又以荷尔德林的诗句来表达“诗”与“思”的关系：“林中树木巍然矗立，长相毗邻却彼此不识。”

“诗”与“思”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海氏更愿称之为“近邻关系”。所谓“近邻关系”是既亲密又区分的关系。所以“思一诗合；”根本上是一种“亲密的区分”，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诗”与“思”的这种“亲密的区分”意义上的关系，乃植根于人与语言(“道说”)的关联。而在技术时代里，“诗”与“思”的本真关系被掩盖、扭曲了，其根本原因也在于，“人言”与“道说”(人与语言)的关系被颠倒了。

海氏认为，我们现在要为一种“语言转换”作一些准备，当务之急是要唤起一种“诗-思合一”(“亲密的区分”)的经验：“-切凝神之思就是诗。而一切诗就是思。两者出于道说而相互归属，这种道说已把自身允诺给未被道说者，因为道说乃是作为谢恩的思想。”本真的“诗”与“思”，在海氏看来，就是归属于“大道”的人的“谢恩”(Dank)。

四

这里我们还要对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作一总结。

首先，我们看到，海氏区分了“道说”(Sage)与“人言”(Sprechen)。他所思的作为“道说”的语言是与作为“大道”的存在相联系的。“基于大道的道说作为显示是最本己的成道方式。”“道说”即“大道”之说，即“大道”的“成道”(Ereignen)，也就是“大道”的“开辟道路”(Be-wegung)。海氏四十年代曾提出“语言是存在之家”的著名命题；在五十年代的语言之思中，他说：“作为道说的语言乃是大道的方式。”其表达方式的变化透露着反形而上学的意旨。

再说到“人言”。海氏认为，凡人的任何语言都在“道说”中生成，即在“大道”开辟出来的“道路”(也即“道说”）中生成，也可说是由作为“道说”的语言指派、发送(schicken)给人的。如此生成的“人言”本就是“命运性的”(geschicklich)和“历史性的”（geschichtlich)。在此本源性意义上，语言、文化、命运、历史就是一体的。

人与语言的关系在海氏那里发生了一个逆转：不是人“用”语言，而是语言“用”人。也可以说，作为“道说”的语言在人那里“开辟道路”，是通过人发声为词的。人之能“说”，是因为人归属于“道路”，顺从“道说”而倾听，从而能够“跟着说”(nachsagen)。语言说，人只是跟着说而已。

在语言的“起源”问题上，海氏又有何见解?对于作为“道说”的语言，海氏明确表示它是不可“知”的。因为人是归属于“道说”的，人是跳不出“道说”来“知”这种“道说”的。因此，海氏说，“道说”本身就要求我们对之缄默，同时还要不谈论这种缄默。至于“人言”，显然，只要“人言”是出于“道说”的，是在“道说”所开辟的“道路”中生成的，那么“人言”的“起源”也是不可“知”的。我们只能说“人言”是出于“道说”的。但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由“知”所得，而是由“思”而得的。而且根本说来，只要“大道”的“开辟道路”使“道说”走向“人言”，那么，“道路”与“人言”就是一体的。

语言的“本质”和“起源”不可“知”，这在海氏看来并不是什么缺点；而倒是一个优点。因为凭着这一点，我们就“被拉入我们--为语言之说被使用的我们--作为终有一死的人所牺居的地方之中了”。人栖居于何处?栖居在“大地”上。

我们认为，海氏语言思想的关键点就在于他强调的语言的植根性，语言与大地(Physis)的一体归属性。所谓“静寂之音”，所谓“道说”的“开辟道路”等，都启示着这一度。而对这一度的揭示，不但在“返本归根”这个意思上是启人深思的，而且对一般语言科学和哲学的研究也是-个挑战：对语言(人言)的对象性研究是否能够揭示出活生生的语言--不只具有形式要素还具有“肉身要素”的语言？

语言的“本质”不可“知”而可“思”。“思”深入更深的也更切近的一度，思入“大道之说”。如果说“人言”是一种“跟着说”，那么“思”便是“跟着思”(nachdeken)，是一种“追思”。现在需要的是-种“语言转换”(Wandel der Sprache)，即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转换。人与语言的关系是由人如何归属到“大道”之中的方式来决定的。人归属于“大道”响应“大道之说”而有所说。响应“道说”的人之说有两种形式，即：“诗”与“思”。因此在海氏看来，所谓的“语言转换”就取决于“思”与“诗”这两种方式及其关系了。

海氏所谓的“语言转换”，一方面，就是主张要改变既有的人与语言的关系--对象的、工具性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在更深层的意义上，是指“道说一入言”或“不可说一可说”的“生成转换”。这种“生成转换”的方式即是“诗与思”。而诗人和思想家就处于“不可说一可说”的转换界面上。

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思想曲折艰深，启人深思也令人费解。其基本意图是破除传统形而上学的逻辑主义(工具主义、形式主义)的语言观，思入语言的隐蔽的广大背景，道出语言的奥秘。显然。这同时是一种重解人类文化发生之谜的努力，也是一种从根本上为技术时代的人类寻求适恰的生存态度的艰苦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