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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周易的损益之道——对周易《损》、《益》之卦的政治解读

支振锋


清华大学 思想文化研究所

  一、周初神权思想的动摇和“敬德保民”的政治策略

  公元前11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一件无论从哪个方面都堪称震惊所有人的事——周武王以边陲小邦灭掉了当时号称强大的殷商。周灭商,不仅仅是王朝的更替,王朝更替给人们的思想带来的冲击和震动恐怕更大。殷商一向是号称受命于天的,当时的“帝”还是殷人的祖先呢,“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1]而且,殷人也十分重视对天地鬼神的祭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神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氏之蔽,荡而不敬,胜而无耻。”[2]商纣亡国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可是,就这样一个貌似强大、有着“帝”祖先的国家,说亡国就亡国,周兵一至,顷刻崩溃,究竟原因何在,不由得人不深思!

  对于周统治者来说,更面临着政权合法性的困境,他们必须解释为何殷商的祖先“帝”把政权授予了周人的问题。于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开始努力思索,对殷商流传下来的观念和制度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改造。照静庵先生之说,既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3]这种改造不仅是制度上的,还有“以德配天”这观念上的创造。周人也讲天命,“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4]但是,这个“天”与殷人不同的是,它已不再是哪一个氏族的祖先。周人认为,上帝在人间并无亲族,它只把政权赋予有德之人,即“天命糜常”[5],“皇天无亲,惟德是依”[6],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7]。“这样,以‘德’为媒介,西周的王权和神权发生了联系,取得了上‘天’的保佑”。[8]

  周人创造的“德”是中国政治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历代学者也对它进行过不断的阐释。《释名.释言语》云:“德,得也,得事宜也”。又据《集韵》引《说文解字》云:“直(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现代学者郭沫若认为,“德”从“省心”。无论何种解释,都认为“德”与“省心”相连。……不难看出,周人设计的政治路线是一条以“天”为统帅,以周天子为人间代表,以亲比为纽带、以敬德保民为具体内容的得具有相对遏制性的君道思想。“敬德保民”融宗教、伦理和政治于一体,它既是殷商灭亡历史教训的总结,又开启了中国奴隶社会政治哲学的新阶段。[9]而作为先秦文化和周代巫史文化之重要典籍,并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周易》,则不仅有着丰厚的哲学思想,还在某种程度上客观地记载了周王朝这种“敬德保民”的君道思想,从而对研究先秦政治法律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易》的政治学思想在六十四卦中无处不见,其中,尤以同人、谦、临、观、无妄等五卦为著,“敬德保民”思想在这五卦中得到集中发挥。同人、谦、无妄等卦对作为政治家的人君应具有的品格作了具体规范,这属于人君“敬德”的层面;临卦和观卦则对人君的责任义务及施政方针进行了阐发,这是“保民”的层面。“敬德”和“保民”这两大层面的统一构成了周王朝的基本政治路线。[10]

  二、《周易》与“敬德保民”政策的具体运作

  “敬德”和“保民”在周人那里是统一的,对于统治者来说,“敬德”必须在“保民”之中才能体现,没有“保民”即无所谓“敬德”。《易传》作者提到了“厚德”、“育德”、“崇德”、“常德”、“修德”、“贤德”、“盛德”、“至德”、“居德”、“蓄其德”、“恒其德”、“日新其德”的观念,其目的无非是实行“德治”,以达到“保民”的目的。当然,保民也是手段,保统治者的天下才是目的。原因在于,西周灭殷商之后,天下并没有立即太平,周统治者还面临着两股不同的反对势力,一是统治阶级内部,以伯夷、叔齐为首的人,他们认为武王“以臣刹君”,并隐居起来,不食周栗,直至“遂饿死于首阳山”[11]另一方是殷商后人的反叛,都让周统治者头疼不已。而这种“敬德保民”的路线,不仅可在思想上消除“殷顽民”的复辟意识,用道德的剪刀剪断他们对故国的感情联系,用怀柔政策淡化他们对商纣王朝的政治依恋,同时,对周王室的宗亲贵族而言也是一种警告,使他们不被胜利冲昏头脑,时刻居安思危,勤政、修德、保民,以“祈天永命”[12][13]

  而且,殷商灭亡也使周人认识到了人民的作用,促使他们不得不重民,这就导致了民本思想的产生,《周易》的民本思想是很明显的,“民”字在《易传》中出现了31次,称“万民”的3次。经文不见,都出自传文。《周易》中民与君是相对而言的,如《系辞传下》:“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阳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民与圣人、先王对言,如《观.象传》:“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民与君子相对而言,如《井.象传》:“君子以劳民相劝”。从此可知,《易传》的“民”字泛指食人治于人的广大劳动群众。又据《兑.彖传》:“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系辞传下》:“致以天下之民”,“使民不倦”、“使民宜之”、“万民以济”,从而确知《周易》的民本主义思想是显而易见的。[14]这种思想从周统治者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殷之末丧师(众),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已”。[15] “敬德保民”路线的贯彻的方面是多样的,有“明德慎罚”,有“礼治”,然而,具体到政治运作上,就涉及到了“损民”与“益民”的方面。

  下面,我们将从《损》和《益》两个具体的卦,去探讨一下《周易》的损益之道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内涵。

  三、“损下有孚”与“损上益下”

  损者,减少、亏损也,《说文》:“损,减也。从手,员声。”《玉篇。手部》:“损,减少也。”宋苏轼《郊祀奏议》:“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尤加无损,以至于今”。《农政全书.牧养》:“每早埽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而草鱼之粪,又可以食鲢鱼,如是可以损人打草”。而益者,多也,饶也,《说文》:“益,饶也。从水、皿。皿,益之意也。”段玉裁作“水、皿,益之意也”。李孝定《甲骨文集释》按语:“益用为饶益、增益之意既久,而本意转晦,遂别制溢字……此字当以汜意为本意”。益还有增加之意,《广雅.释诂二》:“益,加也。”《广韵.昔韵》:“益,增加也”。再清明的统治者,他们都是要靠老百姓的劳动来缴纳赋税而生活的,都要向老百姓“取”,这就是损民,《周易》损卦里的“损”字,应该就有统治者向人民索取赋税,从而减少人民财富的意思。

  即使以今天的观点来看,政府向百姓征税也是实现正常行政管理的必要手段,但赋税的多寡却牵涉到一个度的问题,这种赋税应该维持在政府正常运行和百姓支付能力之间的一个最佳点上才行,多了,“损”的过分,则老百姓不堪重负,少了,又不够政府的正常开支所需,显然都是不合适的。而这一点,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就有了这种取民有度思想。 《剥.象传》:“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孔颖达《正义》曰:“剥之为义,从下而起,故在上之人当需丰厚于下,安物之居,以防与剥也”。”[16]清人李光地撰《御籑周易折中》引刘牧曰:“君以民为本,厚其下,则君安于上”。这一卦上艮为山,下坤为地,山以地为根基,山高耸在地上,土若剥落,才附着于地,故曰剥落。所以,在上位的统治者,应当领悟这一道理,使观剥之象,施诸政治,应该厚待下属,恩加百姓,如此方可“安宅”,即统治地位也才能得到巩固。   那“厚下”的具体做法如何呢?《周易》的作者们认为,一是要取之有度,如上所说的厚待臣下百姓;二是取之有信,不能任意加赋,同时还要得到百姓的拥护。这就是《损卦》的思想了。《损》曰:“损,有孚,无咎,可贞,利有攸往。”讲的就是要心存诚信,才会吉祥没有咎害。《损.彖传》更进一步说:“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这就是说,损之道自下而上行,下损上亦损,民损君亦损。万勿以为损民可以益君。损有时是必要的,但必须“损而有孚”,得到民众的信任、拥护。这从损卦的构成可以看出来,上艮为山,下兑为泽,损而失时失度,则必动摇统治者的根本利益。而根据黄寿祺的观点,“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是把“损益”与“合时”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表明“损下”不可滥损,“益上”不可滥益[17],也同样说明了这个观点。

  然而,以《周易》的看法,单纯损之有度,损之有孚,还不足以达到“敬德保民”目的,还要有其它的“配套措施”才行,这就是要“损上益下”了。《益》卦曰:“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黄寿祺等人的解释是,“《益》卦象征增益:利于有所前往,利于涉越大河巨流”。[18]把这个意思继续引伸,就得出了要在尚未者损上益下的要求。《益彖》作了进一步的发挥:“‘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自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于时偕行。”只要在上位者能够“损上益下”,就能够“民说(悦)无疆”、能够“中正有庆”、能够如何如何,但其第一条就是老百姓能够笑逐颜开,不仅符合天道,顺天而且应民,从而,只要老百姓能够满意,他们自会誓死效忠于统治者,也达到了维护统治的目的。   

黄寿祺、张善文先生曾经总结道:“若将《损》、《益》两卦象比较,还可以看出,两者的立意是相互补充的:损下足以补上,上者收益又当施惠于下;损上足以益下,下者受惠亦可转益于上。”并引了孔子的话,以资佐证。旧籍记载,孔子读《易》至《损》、《益》两卦时,曾经发出“自损者益,自益者损”的慨叹,[19]乃至发其论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20]、[21]事实也的确如此,两千年来,《周易》的这一损益思想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历代开国君主,或有为的明君,他们总是深谙此中三昧,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而不是杀鸡取卵,如汉高祖、唐太宗、明太祖等,在让老百姓过上了较为富足生活的同时,个人也取得了政治上的巨大成功,巩固了本王朝统治的同时也能流芳与于古。这也正是《周易》这部先秦经典流传到今天,依然能够具有其巨大生命力的精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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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经.商颂.长发》

[2] 《礼记.表记》)

[3] 《王国维文集》卷4,页42,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

[4] (《大盂鼎铭》)

[5] 《尚书.康诰》

[6] 《诗经.周颂.文王》

[7] 《尚书.康诰》

[8] 《中国法律思想发展简史》马小红主编页17,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9 参见 罗移山 《从<周易>卦爻辞看周王朝“敬德保民”政治路线的具体蕴涵 》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2期

[10]参见罗移山 《从<周易>卦爻辞看周王朝“敬德保民”政治路线的具体蕴涵》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2期

[11] (《史记.伯夷列传》)

[12] 《召告》

[13] 以上参见 罗移山 《从<周易>卦爻辞看周王朝“敬德保民”政治路线的具体蕴涵 》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年第2期

[14]《试论〈周易〉的民本思想》 崔波 《中州学刊》 1996年第4期

[15] 《尚书.酒诰》

[16] 《周易正义》孔颖达撰,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本

[17] 《周易译注》黄寿祺 张善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页342

[18] 《周易译注》黄寿祺 张善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页344

[19] 《说苑.敬慎篇》

[20] 《淮南子.人间训》

[21] 《周易译注》黄寿祺 张善文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 页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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