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苏联政治习俗及其精神之父
若平扬
转自思想评论论坛
故乡的永暗早在等待你们！
你们这些往昔岁月的不肖子孙
大势已定,争论可以休矣！
——勃留索夫《致恺撒》
一、前言
约翰·密尔无疑是19世纪人类最优秀的头脑之一，他在论及19世纪中叶的英国时说：“
英国的伟大现在全在集体：以个人论则是渺小的。看来我们之能做什么伟大的事情只是靠我们
的能够联合的习惯；而这种情况正是我们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慈善家们所感到完全满足的。”这
些话与其说概括了19世纪的英国，不如说是预见了20世纪的苏联及其政治习俗。这一习俗将一
个充满侵略和扩张野心的俄罗斯塑造成一个同样野心勃勃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个国家为遵循相同社会理想的亚非拉革命俱乐部树立了强势样板，其
影响将深入到此后的许多世纪。置身于这一历史语境，对这一特定的历史文本进行互文性阅读
无疑有助于拨开弥漫在历史上空的迷雾，让真理的阳光多多少少披洒在人类可怜的灵魂上，
“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旧约·创世纪》）在大部分时候，全人类的努力加起
来敌不过神的一句话，更何况大部分人更愿意躲在阴暗的天空下，面对存在的巨大无名保持他
们幽暗的本性。
苏联政治习俗是加尔文主义的现代集体主义翻版。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创造者和继承者读过
加尔文，更多时候，人们更愿意将其称为“波拿巴主义”、“伊凡彼得主义”，前者做出了
历史发生学上的类比，后者更多地指出了宗法制俄国与苏联政治习俗血缘上的内在延续关系。
之所以说加尔文主义是苏联政治习俗的精神之父，是因为二者在内在气质和外部型态上有惊
人的吻合之处，所不同的是一个采取宗教形式，一个采取世俗形式；造成的可见后果的有效
范围和程度有别。
二、“预定论”
无论其应被视为核心还是副产品，“预定论”都是加尔文主义最显著的内容。它断定所有
的人被分为选民和弃民两个部分，选民注定得到救赎，弃民注定要堕入地狱。选民构成了先
进阶级，维护这一阶级利益的人称为先进分子，首先以教士的面目出现，教士们组成加尔文
自己的“圣剑骑士团”。历史的巨大反讽在于，不遗余力的反对罗马教会的加尔文最终采用
了这一组织形式，其严密性、纪律性令前者黯然失色。基督只为加尔文的教务会议作证。加
尔文认为人的一切归宿就在“服从”二字当中，“凡不是义务的，就是罪恶的。”所谓义务，
即对上帝意志投降敬畏的义务，对教会权威无条件服从的义务。在加尔文那里，不存在所谓
“异教的自我主张。”与路德主义不同，加尔文主义否认蒙获上帝恩典的“可失性”和“可
复得性”，排除了自我修行实现与上帝的最高善冥合的自我救赎之道，加尔文主义的拯救必
须是“集体拯救”。约翰·弥尔顿的著名呼喊：“哪怕因此要下地狱，这样一个上帝我无法
敬重！”正是对加尔文的回击。俄罗斯新精神哲学的代表人物梅列日科夫斯基指出，“第一
约”旧约代表了律法精神，“第二约”新约则代表了福音精神。律法本质上是反自由、集体
的和极权的；福音则本质上是个人的。梅氏指出加尔文没有看到“旧约与新约之间不可调和
的矛盾”，基督终结了律法，加尔文再次用律法终结了基督。沿着加尔文思路的推进，一个
无法避免的难题凸现出来，即什么人被预定为选民，选民如何确知自己能得到救赎？加尔文
给出了主现意图和客观行为两个标准和途径。暂且先表过不提。
在苏联政治习俗中，选民被称为“无产阶段”（“工人阶级”），教会变成执政党，而
加尔文本人变成了斯大林，之所以说是斯大林而不是列宁也将在下文得到解释。
三、苏联政治习俗
苏联政治习俗重新阐明了律法与福音的关系，其方法论手段是辩证法。律法与福音被认
为是人类生活两个基本的矛盾对立面，二者相互转化，因此本质上是同一的。即，律法是为了
更好地实现福音，而福音的实现必然需要更大的律法，更大的律法将实现更大的福音，人类将
由此从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苏式辩论法成功混淆了律法与福音的天然界限。
在苏联往事中，15岁的约·布罗茨基在一节课的半中间站起身来，走出校门完成他闹剧
般的退场，无疑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作为人的全部高贵性而言，是不能抗拒福音的
召唤的。但在集体的巨大而黑暗的呆滞中，一个人的出走显得如此渺小，他将仍然从一幢灰色
的建筑走进另一幢灰色的建筑，从一片灰色的田野跨入另一片灰色的田野。然而如果有许许多
多的个体一起出走，力量将是十分巨大的，将有可能打破这一卡夫卡的世界，城堡的基石将被
抽空，城堡的每一块砖将获得生命，直至无须再做一块砖。短见者认为，城堡的崩溃带来城堡
巨大威严的崩溃，曾经的不可一世如今被人宰割或慢待。然而，等到城堡的每一块砖都变成了
人，由人筑起的城堡将比由砖砌成的城堡更加强大、更有威严，更有资格得到异族的尊敬和不
敢慢待。
城堡和城堡的习俗表明，习俗是可以在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的。“神看着是好的。有黑
夜，有白天，这是第七天。”神在6天之内创造了万物，第七天并没有休息，他创造了政治习
俗。怎么能让人没有习俗而生存呢？密尔说：“习俗是为适应习俗的人所制定的。”苏联政治
习俗的根源无疑必须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苏联
政治习俗的出现负全部责任。有的学者认为苏联政治习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漫画式曲解，既然
是漫画，那么至少是和原物有一点相像之处，否则的话连让别人产生似是而非感觉的机会都没
有了。比较马克思主义中的几个关键词及其在苏联政治习俗中同名事物的关系将有助于我们认
清苏联政治习俗的本质。这几个关键词是：“社会主义”、“阶级”、“专政”、“革命”、
“革命中暴力的使用。”以及与此相关的几个概念。
马克思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尽管使人类产生异化，但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人类知识以加速度的方式增长，
它的成果对人类具有普遍的重要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罪恶在于人失去对自己的
劳动产品的控制，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资本家大量占有生产资料，为利润而生产，从而必须大
规模地剥削工人的劳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状况的批判，是人道主义
的终极关怀。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本质的忽略或故意视而不见是此后一切真真假假的“社
会主义革命”产生破坏性后果的根源。重申人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焕发生机的唯一出路，我们
注意到，只要多多少少地尊重人的天生权利，社会主义的确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个人的解放
程度越高，结出的果实就越多。在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名义，
制造了二十世纪最惨酷的社会悲剧之一，完全是由于在那里人被当作畜生看待。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必须进行革命，“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
断
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革命的最终目的甚至不是政治和经济的改变，
而是人的解放。用神学语汇来说，是让每个灵魂都能得到福音的照耀。人的解放是一场社会革
命，而不是政治革命。对“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区分是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重要
关键。把革命理解为单纯的政治革命或经济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新的统治阶级，马克思令人
吃惊地预言了20世纪苏联革命之后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政治官僚阶层的出现，这与他的理想相距
甚远。
按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差别已被取消，社会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发展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解放个人是解放集体、解放群众的
条件。这一点在苏联政治习俗中被指责为是无政府主义的原则，斯大林在其《无政府主义还是
社会主义？》中断定，群众没有解放以前，个人解放是不可能的！苏联政治习俗的集体主义性
质在这里已被埋下了伏笔。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方案是针对十九世纪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而设计， 他从
来没有预料到在一个封建的、落后的、还保留着农奴制残余的宗法制国家能进行一场社
会主义革命。因此有人认为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然而它毕竟是夺取
了政权，尽管十月革命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开始并没有强调这是一场“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
列宁在晚年对此做了回答：“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
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在列宁背后是拿破仑说的一句话：“行动！然后便
知分晓！”，而列宁是很有可能说出这种话的。
如果说1917年前俄国工业的缓慢发展还能提供一丝建设社会主义的理由的话，那么经过三年
国内战争之后，这一切就全部破产了。为了击退帝国主义势力的国剿，为了度过国内危机，列宁
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采用余粮收集制，拿走俄国农民除了口粮之外的全部粮食。客观地讲，余粮
收集制为击溃帝国主义敌对势力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布尔什维克发现他们正在失去农民，同时
俄国的上层和中等阶级已被消灭或驱散，工人阶段人数迅速减少。俄国农民的口号显得如此意味
深长：“布尔什维克万岁！打倒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分给他们土地，而军事共产主义拿走了
他们大部分粮食。布尔什维克当时肯定感到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土地上自身的孤立。党在农村从来
没有有效地组织过群众运动，党的力量在农村显得尤其薄弱。布尔什维克是一群城市职业革命家。
与中国革命不同，毛及其追随者是由农民一路护送进城的。在毛夺取政权时，中国现实中已经产
生了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内部动力和社会力量。
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最大忧虑是，面对农民占优的社会结构，如何寻求支持？最后，布尔什
维克发现自己只能依靠政权机关和全部国家机器。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不可能是充满敌意的农
民和人数极少的工人，而只能是党的官僚。一个超前的上层建筑开始要建设它的经济基础。方法
是彻底的国家化，农民的集体化，官僚阶层掌握了无限权力。
为了对付小生产者、不安分的农民、国内外资产阶级，暴力的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产生的直
接后果是，俄国人民在1917年争得政治自由后，很快就同权力分离，同自由分离。这一结果在前
斯大林主义时期便已经埋下了种子，以下是列宁在国内战争时期的几行批示：“斯维日亚斯克，
托洛茨基，我身体康复很快，谢谢。我相信，对喀山捷克人和白匪军以及支持他们的富农剥削者
的镇压将是示范性的无情的镇压。热切的问候，列宁。”托洛茨基在《我们的分岐》一文中说：
“一些革命的多次失败都是由于劳动群众软弱、优柔寡断，心慈手软……革命要能得救，只有把
自身的性质改变得更严厉些，并用红色恐怖之剑武装起来……而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的革命又不
是‘过分’，不是过火的呢？红色恐怖是革命的必要武器，舍此革命必将失败。”斯大林对托洛
茨基这位主要对手来了一番“拿来主义”，对他来说，革命的恐怖不再仅是在关键时刻必不可少
的，而且成了在和平时期也是最重要的、寻常的社会实践，把暴力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金油加
以绝对化，使得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随着社会向社会主义推进而日益尖锐化的错误论断，是斯
大林最终使强制原则成为苏式共产主义实践的根本原则，是他完成了对社会真理和政治权力的垄
断，是他用极权官僚主义终结了革命民主制，使进入党和国家机构的无数革命者重铸成官僚主义
大军。斯大林体制在30年间消灭掉的人比罗曼诺夫王朝300年间 历代沙皇消灭掉的人多出无数倍。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而蒙羞。不管是拥护还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都承认，这一切与马
克思本人的设想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写道：“人的实质也就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离开这种实质而不幸孤立，远比离
开政治的共同体而孤立更加广泛，更加难忍，更加可怕。更加充满矛盾；由此可见，正像人比
公民以及人的生活比政治生活意义更加深邃一样，消灭这种孤立状态，或者哪怕是对它进行局
部分抗，发动起义，其意义也是更加深远的……（相反）声势最浩大最普遍的政治起义却包藏
着某些利己主义的狭隘性质。”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真正的革命不应该仅仅是政治起义，而
是社会起义。马克思在其相当数量的著作中，把所有关于政治的概念都划归为异化的范畴，因
此，革命的巨大任务恰恰在于废除公众权力的政治性质。在斯大林那里，革命的任务却变成了
无止境地强化公众权力的政治性质，强化的结果是使权力离人民越来越疏远，到最后，强化权
力甚至不能再依靠选定的无产阶级，而只能依靠为此而特设的国家机器和官僚阶层，并最终将
强化的权力收归斯大林本人独自掌握。这种强化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暴力。马克思认为，
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注意，仅仅是助产婆，而不是催产婆。斯大林携
带暴力闯进了历史的进程，充当起催产婆，把那些不愿意早产的人统统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他
从20年代起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把农民组织进集体农庄的集体化运动，表面上的理由是对农村中
资产阶级分子不能搞阶级调和。可是当时斯大林又能在哪儿找到资产阶级呢？俄国农民的命运
与工人相似，如果说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命运更加悲惨，农民实际上是独立的业主
，无论他的生产工具多么落后，生产效率多么低下，他都要求一定程度的自主，并且，他自由
支配时间的程度比产业工人大的多，这些都是党不能容忍并要加以打破的东西。对于知识分子
来说，他们的天职在于描述、分析、批判社会现实，提出各种未来的选择，这种自主性工作本
身对党的垄断地位构成严峻的挑战。对他们，党通过暴力和名利迫使他们为党的目标服务，最
重要的是要学会使用新的政治语言。语言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重要条件之一，事实证明成为
政治控制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在大部分时候被视为庸人的米·巴枯宁曾大声疾呼：“都成
了书呆子的奴隶了，这叫什么人类的命运！要是允许他们随心所欲，他们就会对人类社会做各
种各样的实验，如同他们现在为了科学的利益在兔、猫、狗身上所做的实验一样……”巴枯宁
无疑对马克思主义怀有个人的敌意，而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则提出了相对稳重的警告：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任何专政都会伤害好人，甚至那些想用法令来保证人民安宁的天
才人物也不会不这样。任何专政都一定要以强制力量、盲从的工具来保护自己；任何专政都要
动用暴力进行镇压，不仅镇压反动分子，而且也镇压那些只是不同意其行动手段的人……”布
哈林和捷尔任斯基曾被指责犯了民粹主义错误，不善于站在阶级立场的高度看问题，因为他们
把农民当成了人，他们看到大部分农民都很贫穷，一生除了劳动以外什么都不知道。斯大林把
农民看成是一种阻碍历史进步，阻碍拯救整个人类——建立无阶级社会的力量，农民是真正的
弃民，对弃民是无须当作人来对待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必须实现生产的社会化，并且明确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化
，即法律上（行政命令式）社会化和经济上的生产社会化。斯大林根本看不到俄国革命后俄国
经济上的生产社会化的低下水平，而着急地把私有制收归国有和没收。马克思承认私有制在道
义上是不公正的，然而马克思认为要消除社会不公正不在于从政治上铲除私有制，而在于从经
济上铲除私有制。马克思写道：“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
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
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列宁第一个注意到俄国革命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质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不同
，列宁在1917年《四月提纲》中只有一条谈到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的条文是打击私有制的。他
提醒人们“不是一下子实施社会主义，而是立刻有系统地、逐步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
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列宁试图校正胜利的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他在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
带来的痛苦教训之后，勇敢地承认当时俄国不可能用“直接方法”为“社会主义经济作好经济
准备”。1922年12月，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中，列宁在回答“怎样走向
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时说：“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对在现有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切观点的根本性、革命性的突破。新经
济政策时期，国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消极的、由上面管理的客体变
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积极主体。出现了股份公司。价值规律、市场，被认为是支配社会
主义经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调节器。放弃好高骛远的假革命的幻想，向现实主义的经济政策回
归。列宁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里讲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
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决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
度”。列宁想通过新经济政策创造出革命前还没有的物质基础，是一种补救。新经济政策保护
一定范围内的私有制生产关系，列宁晚年清醒地看到，私有制的历史潜力还远未达到枯竭的时
候，虽然私有制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最终是要被消灭的，但当它还有生命力的时候，为什么
不能利用它去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以达到生产的真正社会化，从而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公有制
呢？为什么非要在还不具备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强行从行政上、法律上铲除私有制呢？列
宁推行新经济政策，是对俄国传统上鄙视人们日常需要和正常生活伦理观的有力打击。其实列
宁自已早在1901年的《论什么是“人民之友”》中就严厉地批判了社会主义理想的骗局。“如
果你不善于把理想与经济斗争参加者的利益密切结合起来，与该阶级的公平的劳动报酬这类‘
狭隘’琐碎的生活问题（即自命不凡的民粹主义者不屑理睬的问题）结合起来，那么最崇高的
理想也是一文不值的。”20世纪俄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布尔加科夫也曾写到：“著名的不朽性，
关于上帝城，关于未来真理王国的世界末日的幻想……最后，拯救全人类（如果不能使他们解
脱灾难，则使他们解脱痛苦）的努力，——众所周知，正是这些东西组成了俄国知识分子始终
不变的特点。”实践证明，布尔加科夫所说的不仅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更是所谓“纯洁”
的布尔什维克的特点。他们在进行革命的问题上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勇敢”。他们在不知道兔
子需要什么的情况下却知道如何教会兔子划火柴，知道兔子怎样才能幸福。对于不听话的兔子
，就只能把它们变成烤兔吃掉。中国人直到60年后才不自觉地按照当年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
建设社会主义。
修正了对经济基础的看法之后，上层建筑的合法性显得尤其重要。恩格斯曾写道：“…
…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
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
己有可能防范他们。”1917年以前，布尔什维克是在极端秘密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经过十月
革命，布尔什维克在走出地下状态8个月后成了执政党，党在公开条件下工作的第一年就从原
先的两万多人一下子扩大了9倍。“机关”的建立几乎是不知不觉的。布尔什维克蔑视坐办公
室、写报告，蔑视行政工作，而恰恰是在这里斯大林发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和前途。党的机关
随着时间推移日益扩大，并逐渐与负有管理国家使命的苏维埃机关合二为一，二者后来实际上
已不存在着差别。这种监督一切社会生活领域并左右其活动方向的统一的官僚机关，到30年代
初变成了强大的行政命令机器，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相互依存以及布尔什维克党执政造成的职
能重叠交叉，成为产生官僚制度的温床。列宁看到了这一点，他写道：“显然，在苏维埃机关
中复活了的官僚主义也不会不在党的组织中产生有害的影响，因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
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列宁在生前最后几年潜心思索对机关实行监督的可能性。结果
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改组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对整个政府机构实行监察，不幸的是，该部
由斯大林来领导，随后，斯大林又担任了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在解决事关6500万非俄罗斯人
命运问题上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在党内，列宁主张也实行监察制度。列宁认为，能够防止中央
委员会和政治局工作由少数人说了算的措施是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权力和职能，中央监察委
员会是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机构，前者作出的决定由后者执行，当有分岐时由两会联席会议做
决定。列宁还建议从组织上加强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每两个月开一次会，有中
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只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处理
日常工作而已。更重要的是，列宁在世的时候，党内经常对各种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从来没有
哪一派代表遭到镇压，1920年的一次关于国民经济的重要会议上，列宁只得到2票，多数人反
对他。列宁享有崇高的个人威望，但从未在任何问题上一个人说了算。1922年，斯大林被选为
总书记，当时的书记处只是政治局的一个执行机构，总书记的职位也只是一个技术性的职位。
然而，斯大林趁列宁患病不在位的情况，开始大规模地选拔、调配自己的亲信，把有独立见解
的人从中央和地方的关键岗位上清除掉。掌握在斯大林手里的权力越来越大。列宁发现了这个
问题，他在1922年12月24日写道：“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
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923年初，列宁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因为他感
到斯大林正在对他封锁消息，不让他了解即将召开的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列宁焦虑
地准备了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这实际上是列宁的政治遗嘱，他在信中严厉批评了斯大林
，要求代表大会解除斯大林的职务。俄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事件之一，就是十二大不知道列
宁有这样一封信，要是列宁在会上发了言，斯大林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然而列宁到死也没
能让这份政治遗嘱送交党的代表大会。列宁逝世之后，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斯大林更
加肆无忌惮地纂夺权力。
至此，我们可以着重来谈斯大林这位现代加尔文了。
四、斯大林
斯大林的主要对手，后来被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是第一个给斯大林作传的人，他于1932年
在柏林出版了《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其中有一章《斯大林政治传记》，他认为，斯大林
是“俄国热月政变”的首领、“革命的掘墓人”，是在无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得到复兴的特殊
的波拿巴主义的化身。他认为斯大林是在俄国落后的土壤上和在国内战争后一片混乱的土壤上
建立起来的官僚机构的产儿。同时他把斯大林描写成一个平庸无知的人，其精神境界不高于外
省官吏的水平，性格中充满东方式的危险，其表现形式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多种多样。
别尔嘉耶夫说，过去是模糊的，因为它已不存在，而未来也是模糊的，因为它还不存在。在斯
大林那里，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差别是不存在的，一切的一切只是现在——现在的权力和秩序
。列宁逝世后，苏联开始迅速地变成一个单维社会，社会的主要目的不是保证人及其一切创造
潜能的自由，而是建立和完善极权官僚制。斯大林是苏联政治习俗的真正创建者。这个国家是
一个被纂夺了的国家。把持权力的绝非工人阶级，而是专制祭司。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对无
产阶级的专政”。斯大林具有坚强而凶狠的教条主义头脑，顽强、严酷的意志。这是当代的一
个犬儒主义的实用主义者，甚至不具备平庸的未来学家的才能。例如，他根本料不到，在他死
后仅仅三年的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就做了秘密报告，举行了对他进行历史审判的第一
次大会（固然赫鲁晓夫的批判基本上是不得要领的）。斯大林彻头彻尾地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
“人都是政治动物”的论断，以及柏拉图反对“开放社会”时所说的领袖形象。还是托洛茨基
所说，此人不是“个人，而是官僚制度的象征”，“这是一个相当完备的形象，在他身上，精
力、意志、果断与经验主义、目光短浅、本能地喜爱对重大问题作机会主义的解决、个性粗暴
、不忠、为了压制党不惜滥用权力等等结合在一起。”斯大林及其官僚篡夺了苏维埃政权。正
如巴枯宁所说：“整个阶级不可能都坐在政府的席位上。”如果坐在政府席位上的一小部分人
确实代表整个阶级的利益，那也还罢了；事实远非如此，而是坐在政府席位上的人自己形成了
一个新的阶级，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五、官僚阶层
斯大林建立了官员花名册制度，即按照党和国家等级制的“上层”意志任命和调动领导
干部，这个原则决定了由管理金字塔上层任命的干部个人的依附关系，他们完全不用向劳动者
报告工作。这种制度不可避免地导向对处于等级制最高层领袖的顶礼膜拜。祸根甚至不在于领
袖本人的道德品质是善还是恶。而在于，体制产生适应它的领袖，而领袖乐于利用体制来维持
权力。1988年苏联《真理报》上有一篇文章写道：“‘领袖们’的罪过并不能为那些自愿报告
者、百依百顺的执行者，那些社会主义法制的直接破坏者和赞同并盲目执行惨无人道的命令、
横行霸道的人推卸责任。”这种官僚主义者不学无术，目空一切，一代不如一代。有必要指出
的是，虽然所有党和国家的官僚都属于机关，但不能说，所有机关的公职人员都是官僚。列宁
指出，判断是否属于官僚阶层不是看他履行的职责，而是看他对群众的态度和在社会中的实际
地位。官僚实际上掌握生产资料，而城市和农村中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直接生产者则变
成了一个实际与财产分离的阶级。机关原本是为了实现管理社会的一般职能，由于这种实现只
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结果使一般职能变成了世袭职能。官僚集团获得了阶级的力量，该集团即
使在社会生产体系中并没有得到阶级的地位，同样具有阶级的功能。官僚阶级与斯大林本人相
看两不厌；广大官僚把自己的命运同斯大林联系起来，他们的一般逻辑是这样的（这一逻辑同
样适用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我是不是被统治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分享
一些对比我更差的人进行统治的权力。”官僚一惯地打着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幌子，趾高气扬
地说：“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无产阶级的代—理—人！”使官僚同斯大林结合起来的还有他
们对新经济政策的不满，以及同自己的特殊的阶级优越感奇妙地相结合的相对低下的文化水平
，他们对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知识精华采取敌视态度，轻蔑地称他们为“游手好闲”的
人，到30年代，老近卫军几乎被消灭殆尽。斯大林主义另一特点是它表面上的朴实无华，简单
，易于理论水平不高的人理解。简短的词句易于人们记诵，使人们无需在深奥的辩证法中摸索
。语言的一元化就是语言的简单化。宣传内容的粗浅必然导致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中学肄业
生斯大林周围的人——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叶若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等等无一不是文化
水平不高的人。
六、异化的个人
最后，在苏联政治习俗下生活的普通公民，不得不适应普遍的互相盯梢这一原则。人们
既被鼓励又被强迫互相揭发。所有的公民都被设想为生活在目的、愿望和思想的完全统一之中
，这一切都通过领袖之口表达出来。所有的人都要求互相仇恨，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一个个人
与他人完全隔绝开来，人们既是集中营里的难友，同时又是秘密警察的线民。而实际上，官方
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把它当回事，然而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无人
相信，但仍然对所有的人有约束力。国家的意识形态维持了形式上的集体主义。它要求公民当
一枚失去个体特征，完全服从集体利益的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搬”，正如戈尔巴乔夫所
说的“为了被错误理解的集体主义而忽视人的个体性，阻碍个人的发展，借口整体优先于个体
而大大限制自由的合理范围，阉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人道本质。”在这种伪集体主义制度下
，社会主义从未达到它应有的经济高度和人道高度。
七、加尔文主义五大特征
文章至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加尔文主义如何预演了苏联政治习俗，特别是对个体心
灵造成的影响。我们将解答文章一开始提出的问题，既：选民如何确知自己得到救赎。加尔文
的预定论取消了福音的上帝，代之以一个超验的存在，他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喻规定了每个人
的命运，并且永恒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人生只有一个意义，即服务于这一超验存在的
荣耀和最高权威。这个教义给一代人的生活造成一个严重后果，即每个个体心灵所感到的空前
的、巨大的内心孤独。一切极权主义制度下的人普遍地具有这一特征。生活中至关重大的事只
有自己的被拯救，他只有独自一个人走下去，谁也帮不了谁。在加尔文主义的直接后继者英国
清教的文献中，教会告诫人们切勿相信任何人，因为只有上帝值得依赖，每个人只关心自己是
否得救，“只有在确信自己已得救后，他才会想到，假如全家人都和他在一起，那倒也不错。
（马克斯·韦伯语）”人们被告诫要互相警惕，即使对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也要保持距
离，并随时准备与之划清界限。因为加尔文相信，是否是选民并不能从其外部特征加以判断，
你不能保证你的亲人就不是弃民。和苏联政治习俗一样，加尔文主义在社会组织方面具有无可
置疑的优越性，然而却斩断了个人与真正的尘世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初看起来似乎显得很矛
盾，实际上，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无时无刻不在加强个人内心孤独的重压。在外部世界无法找
到自我的人必然只有深深地遁入内心。上帝的意志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那么人
生在世的唯一任务就只是为了尽可能地服从上帝的圣诫。“人们的工作劳动开始具有了一种客
观的、非人格化的特性：只是为我们社会的理性化组织的利益服务。”（马克斯·韦伯《新教
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加尔文对每个个人如何确知自己是否是选民只有一个回答，只要我们心里知道上帝已经
选定了，我们就应该感到满足了。其他就只能依靠那种出自真正的信仰、对上帝的无言信赖。
在加尔文自己那里，他是无须对这一问题感到困惑的，他确信自己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他
的灵魂一定得救。但对于普通信徒来说，加尔文给出的答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
的信仰是否有效。到最后，“有效”的神召必然要求把自己当成是神的意愿的工具，凭一种有
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教徒行为让自己确信已得到拯救。受此支配的加尔文教徒必然要经受那种
紧张、不容缓和的状态。他们的行为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遵守一致性的秩序，必须是时刻
自我控制的，不依感情冲动行事，因而也是禁欲主义的。禁欲主义是一切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
所固有的第二大特征。为了确信自身的得救，加尔文的选民只可能对邻人充满仇恨，将其视为
上帝的敌人，如果没有敌人那就造出敌人来。
加尔文教徒与路德教徒存在差异巨大的道德标准，路德教徒常被人指责酗酒和庸俗，这
是因为禁欲主义在路德宗里并没有如在加尔文宗里那样深深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允许人
们过一种庸俗的生活是一切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所固有的第三大特征。加尔文认为，只有弃民
才过一种庸俗的生活，所谓庸俗，归根结底仍然是指不服从上帝的圣诫，不按上帝的意志安排
日常生活。
最后，在社会组织方面，加尔文确定了教会的独立性和对国家的权威。他在《基督教原
理》中提到：“教会是那些拯救已经预定的人，那些选民、预选者、被选者……的社团，他们
通过地上可见的教会将达到天国。”归根结底，加尔文所说的拯救只可能是“集体拯救”，参
照前文斯大林所说的“群众解放以前，个人是不可能解放的。”二者是多么地相似！
加尔文的拯救是普世的拯救，“我们要维护的是……把世间全部的人引向上帝，让所有
的人崇敬上帝，为他服务。”相对于民族主义的路德而言，加尔文具有无可比拟的野心。“让
我主耶稣基督之国扩大到最遥远的国度。”这是后世一切革命输出理论的宣言。梅列日科夫斯
基在讲到加尔文时，还提到其对纪律性的着重强调，强调罗马式的战斗秩序、规则和拉丁式的
法律才能。为此，自由是必须被舍弃的。
加尔文确信，国家的权力和教会的权力都是“神性秩序”所必不可少的。在罗马神义论
里，国家从属于教会，国王需要教皇的加冕，然而国王仍然拥有巨大的自主权力，各路有实力
的诸侯常常令教皇心存顾忌，例如，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萨克森选侯弗里德里希对路德的无私帮
助和支持，路德早就被罗马教庭烧死了。在加尔文那里，国家和教会则是合一的，但前者来源
于后者。国家与教会的混同意味着律法与福音的混同，限制与自由的混同以及集体与个体的混
同。加尔文的日内瓦建立了新的异端裁判所，比它的西班牙同名机构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了“
用火根除异端”，加尔文不惜向罗马教庭出卖塞尔维特，在塞尔维特逃到日内瓦之后，加尔文
用火刑将他送上西天。梅列日科夫斯基总结了加尔文对暴力的看法：“加尔文……把暴力认作
是永恒的神性真理，是某种神圣物，看不出有什么废弃道德或悲剧性之嫌，相反，他看到的是
一种幸福的、毫不病态的、妥当的事件。”把这一总结也放在斯大林身上，任何人都不能说是
不妥当的。
加尔文在日内瓦“依据我主耶稣基督之福音”建立了政府，不是为了“神圣的人”，而
是为了“神圣的人民”，“人”与“人民”的区别就是“个体的神圣性”与“集体的神圣性”
的区别。日内瓦的全部权力属于三个委员会，小委员会由24人组成，中级委员会由60人组成，
大委员会由200人组成。凡是大委员会没有拟定的事不能提交国民大会，凡是中级委员会未拟
定的事不能提交给大委员会，凡是小委员会未拟定的事不能提交中级委员会，按苏联政治习俗
中的术语即：中央委员会未决定之事不得提交党代表大会，政治局未决定之事不得提交中央委
员会，政治局常委未决定之事不得提交政治局。而最后的权力是收归日内瓦总书记加尔文之手
的。日内瓦全城布满了称为“卫兵”的巡逻队员，在他们的叶若夫、维辛斯基和贝利亚的率领
下，扫荡一切反对“上帝之国”的行为、思想和情感。1545年，在一场可怕的瘟疫期间，一名
巫师和一名巫婆以“在民众中间散布瘟疫”的罪名被判火刑，竟然欢天喜地走上火刑堆，感谢
上帝和加尔文给了他们永生。暴力使人民思维迟钝、看不清现实，是一切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
所固有的第五大特征。天才的帕斯捷尔纳克在饱受迫害的时候也曾愚蠢地感叹道：“如果伟大
的斯大林同志知道这一切就好了。”
加尔文，以其无比顽强的意志，在其《基督教原理》中显露的“一种威严而简洁”的力
量和“主必要来”的坚定信念，开创了后世一切世俗神圣革命的先河。历史从他走向卢梭，由
卢梭走向罗伯斯庇尔，由罗伯斯庇尔走向斯大林。塞尔维特火刑柴堆锻造出雅各宾的断头台大
铡刀，断头台大铡刀变成了红色恐怖的利剑。
八、结语
最后，我想以斯大林的女儿，后来逃离苏联到美国的斯韦特兰娜的一席话作为本文的
结尾：
“真理不在于各种极端，而在于适当的民主进程。民主进程既不允许左的也不允许右
的极端，它禁绝独裁……对我来说，不存在资本家和...人（之分），只有好人和坏人，诚
实的人和不诚实的人。”（斯韦特兰娜《遥远的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