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学的观点看法律——法美学散论
舒国滢

（一）
或许是由于工业化和商品化时代滥用理性和“计算”规则的缘故，
我们现在已愈来愈丧失了黑格尔所称谓的“理念的感性显现”（审美）
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灵激荡，“无利害感”的游戏冲动，诗歌语言
引动的惊异与纯喜，无限想象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风格”、“趣味”
的体验与追求，以及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所描绘的“酒神状态的
迷狂”[1] ，似乎也渐渐远离了我们感性直观的视野。以至于，当我
们从艺术和美学的观点来审视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谓“法
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面临着那些把法学作为纯规范科学的专家们
的指摘，“法美学”的理论旨趣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是“不伦不类的妄
议”而遭受讥讽，被排拒于法学神圣庄严的殿堂的大门之外。人们难
以接受的事实是：法律怎么能够成为美学或艺术的“视之对象”呢？
所以，当德国法学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 ）
在其《法哲学》（1932年德文版）一书中主张通过文学创作和艺术作
品来认识法律的本质，并且要求建立一门法美学（Aesthetik des Rechts）
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艺术（美）的世界”之
间的隔膜给现代人类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拉德布鲁赫指出，随
着文化领域的特定化，法与艺术逐渐趋于分化，甚至处于相互对立的
地位。法是文化构体（Kulturgebilde ）中属于最为僵化的一种，而
艺术则是变动的时代精神最为灵动的表达形式，两者处在自然的敌视
状态。那些富于才情的浪漫诗人甚至咒骂法律，把它们看作是“每时
每刻折磨人的心灵、令人恐惧的东西”[2].我们在学术史的发展中发
现：正是由于法律和艺术（美）分属不同的精神领域的缘故[3] ，那
些早年抱持“寻找一份体面的职业”投考法学院的才华横溢的学子们
（如歌德、席勒、马克思、雅斯贝尔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
“心灵的折磨”，后来又纷纷放弃从事法律职业。 不可否认，法学
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
综合体现。自然，法学也可能会渗透研究者个人的感性的观察和领悟，
但它绝不是个人感情的任意宣泄。就其本性而言，法学是与一切展现
浪漫趣味和别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法
律活动愈来愈趋向专门化和职业化，法学与法律的语言经过法律专家
们的提炼、加工，已经演变成不完全等同于“日常语言”一套的复杂
的行业语言。在谈到其特点时，拉德布鲁赫指出：“法律的语言是冷
静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声调；法律的语言是刚硬的：它排除了任
何说理；法律的语言是简洁的，它排除了任何学究之气（Lehrabsicht）。”
[4]
我们还可以说，法律的语言具有精确的意义和所指，但由于它们
是需要专家操作或“表演”的语言，是一种由高度发展的文字伪饰过
的语言，它们也就不那么贴近人们生动活泼、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
而总是与普通人的感性直观保持着一种“距离的间隔”，有时甚至会
抑制人们通过审美的自由追寻“终极愉悦”（极乐）的那种渴望和冲
动。这样，至少就近现代的所谓“法学家的法”（Juristenrecht ）
而言，它们表面上愈来愈丧失了令普通人感到亲和愉悦的直观的趣味，
这亦无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独特的审美的性质和价值。
（二）
历史悠远的距离所造成的朦胧感，可能会唤醒我们现代人心灵中
一丝尚存的审美意识，促使我们去探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所谓“亦
法亦歌”的规则，研究那种与人类的感性正义观念浑然一体的生动的
“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会对那些与我们的性情和认
知完全隔膜的现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动产生审美的兴趣。
感谢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
他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能力感”的时代，写下
《新科学》（scienza nuova ）一书，把我们的心性带到古代如梦如
幻的精神世界，使我们感受到先民那种不同于技术理性和数学方法之
“诗性智慧”及其创造物的魅力。“诗性的经济”、“诗性的伦理”、
“诗性的政治”、“诗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空间
所展示的图景，至今仍然在我们受技术宰制的心灵里产生震颤。
维科以其独特的语辞分析和生动的笔调描绘出“法”起源的自然
意象。他关于古罗马“法”（ius ）一词的诗性推论，透现着对法律
的一种审美情感。维科指出：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
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5]
其实，在更早的时期，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国家篇》（《理
想国》）和《法律篇》中已经隐约地表达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图把
“法律和社会组织的美”视为一种居于较高层次的“美”[6] ；在他
看来，建立一个城邦的法律是比创作一部悲剧还要美得多，最高尚的
（悲剧）剧本只有凭真正的法律才能达到完善。历史上的一些伟大的
立法者（如斯巴达的莱库古和雅典的梭伦）才是伟大的诗人，他们制
定的法律才是伟大的诗。[7]
晚出于维科的德国著名童话作家（《格林童话》的著作者之一）、
历史法学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 ，1785-1863 ）
于1816年发表长篇论文《论法之诗》（Von der Poesie im Recht ），
从诗性的法律语言、法律象征、诗歌形式诸角度考察了法与诗歌之间
的关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诗性规则（法律的韵律）。他在文章的开
篇即表达了与维科相同的观点：
法和诗相互诞生于同一张温床。……的确，两者的起源都建立在
两种本性之 上：一种建立在惊奇之上，一种建立在信奉之上。这里
的惊奇，我更愿意把它当 作是任何一个民族法律和民歌的开始。……
所以，诗中蕴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 中也蕴涵有诗的因素。[8]
也许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开创的研究传统的影响，
“法与诗歌”、“法与戏剧”、“法与绘画”、“法与美”等等论题，
亦间或地进入德国晚近的法学家们的理论视野。总体上讲，德国人对
我们能够想象到的问题，已经作了尽可能广泛的讨论。这里，仅列举
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们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历史法学派的后期领衔人物奥托·冯·祁克（Otto von Gierke ）
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猠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尔主义法学派首创人约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
《在法学舞台前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
1919）；
齐特尔曼（Zitelmann ）著《作为艺术的法学》！猧e Jurisprudenz
als Kunst ，1904）；
T ·施泰因贝格（Theodor Sternberg ）著《法律中的笑话》！
猠r Witz im Recht ，1938）；
G ·缪勒（Georg Mueller ）著《我们民族诗歌中的法与国家》
（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 ，1924）；
A ·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象》（Recht und
Phantasie ，1912）；
汉斯·费尔（Hans Fehr ）著《绘画上的法》！猘s Recht im Bilde，
1923）；
《诗里的法》！猘s Recht in der Dichtung ，1931）；
《法律上的悲剧》！猧e Tragik im Recht ，1945）；
H ·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为科学的美学和
法学》（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 ，1932）；
H ·特里佩尔（Heinrich Triepel）著《论法的风格：法美学文
集》（1947）； H·马尔库斯（Hugo Marcus ）著《法的世界与美学》
（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
（三）
德国学人的研究表明：在人类心灵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
其一席之地。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样，法可以为艺术（美学）
服务，艺术（美学）也可以为法服务。象任何其他文化现象一样，法
也需要具体的表达手段：语言、手势、服饰、符号和建筑等。法的这
些具（物）体表达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 ）也可以
通过审美作出评价。
Rene Marcic 在他的法哲学著作中曾经说过一句话：“人是法的
担当者！猠r Buerge des Rechtes）。”我们也可以接着说，人也是
美的担当者。几千年来，艺术（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较性，因
为它们都有着神秘的起源，均追求着某种永恒的价值（如“善”）。
法表现为正义的工具，而艺术则是创造美的“技艺”（Koennen ）—
—在希腊人那里称techne，在罗马人那里称ars.所以，在欧洲中世纪，
近代，甚至到了18世纪，某些艺术家和法律家一直还保持着一种亲缘
关系，他们被封为供职的“艺术创作者”（Kunstwerker ），为教皇
和王室服务。他们的技艺包含多种多样，如诗歌、建筑、绘画，甚至
还有法的修辞和法的艺术！猧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艺术和
法遵从的是美和正义的“传统”。 法律与艺术（美）的结缘，事实
上并不完全是“风雅的时代”（例如“巴洛克时代”或“洛可可时代”）
矫揉造作生活的一种表象的修饰，从根本上讲它是人们试图将一切事
象诉诸直接的“观看”和“欣赏”而必然产生的现象。而正是处在遵
循传统与寻求自由伸展之机的人们才会把他们惊异的目光以及想象力
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观察的对象之上，不仅继续探寻对象物之“真”
“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内含之“美”。
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都承认“真”、“善”、
“美”之内在的关联性，康德（Kant）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
甚至认为，追求功利的“善”与表达为概念的“真”有害于“美”的
纯形式。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探讨“美的本质”，而是把美视
为对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属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任何对象物及
其属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为审美的对象。而且，有时，认识事
象的美，正是获知事象之真、善的桥梁和基础。所以，席勒（F. Schiller）
在《艺术家们》（1789）一诗中写道：
只有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
你才能进入认识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事象所暗含的所谓无意识的
“隐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时也必须通过美“这扇清
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在此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把
“法美学”看作是一门“画地为牢”的学科，而看作是那种用美学的
观点、方法和态度来把握、审视和判断法律现象的问学方式及方向。
“法美学”并不象其他艺术门类那样通过直观、感性呈现的方式把美
的对象物直接展示给“观看者”（Spectator ），而是通过直观的认
识来发现法律内在的美的秩序，探求这种秩序形成的审美动因，并为
法律的构建提供某种可以参照的美学标准和原则。无疑，法美学将从
感性的进路拓展法学的生动形象地观察法律的视野，同时也将激活被
传统法学长期压抑的法律认识，使法律研究者们从绝对主义和纯粹理
性规则主义的法律教义中逐步解放出来的，在法学理论中寻求一种
“和谐的自由活动”之旨趣。或者，简括地说，法美学研究所要拯救
的，就是我们在法律认识领域正悄然逝隐退化的直观想象的能力以及
相应的原创力和自由。
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或法律作为美学（艺术）考察的适切的对象，
作为艺术素材来对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独特性质所决定的。如
拉德布鲁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蕴藏着某种“戏剧化的冲突”！猠r dramatische
Konflikt），内在地包含有一个多样态的反题，即事实和价值、实然
和应然、实在法和自然法、正统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义和公
平、法和宽容之间的对立性[10]. 艺术形式（尤其是戏剧）的本质在
于阐释反题（矛盾），它也特别喜欢抓住法或法律现象的内在矛盾性。
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和
《恶有恶报》等，均极尽曲折而生动再现了“想象的现实”中“法律
的故事”之动天哀地的情节，通过安提戈涅、鲍西娅和伊萨贝拉们冲
突的命运，揭示出人情与法律、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
义伸张之间的紧张关系和与此相应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性（Problematik）。
[11] .
在这里，艺术（美）形象地复述出法律世界中的“众多独立而互
不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纷呈”，使法律的叙事和对话形成“由许多各有
充分价值的声部组成的复调”（米·巴赫金语）[12]. 这样一种新的
叙事方式将打破或改变传统法学理论研究中那种既定的、“独白式
（主调）的”解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谈！猧skurs ）
或对话的规则，以便在复杂的“疑难案件”（hard case ）的辩谈中
引申出更切合问题性的法律义理。
除了戏剧外，还有另一些艺术（美）形式表明特别适合表达法的
矛盾性，这其中包括讽刺作品和漫画艺术。一个法律人，如果在他目
前的职业生涯中不能及时充分认识到其职业中存在的深层的问题性，
就不是一个好的称职的法律人。因此，严肃的法律人应当喜欢看待那
些用讽刺形式批评其法典的人，应该喜欢那些诗人中的冥思苦想者，
因为他们对正义基础中值得怀疑的人性比较敏感；同时也应该喜欢托
尔斯泰，喜欢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伟大的司法讽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这些人既是讽刺家，又是沉思者！猘umier ）。
只有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才会过分陶醉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纯
粹“专业性质”，每时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社会最清醒、最理性和
最有用的部分，养成偏狭独断的职业作风。而法律人的责任，不仅仅
是机械精细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伟大的博爱
精神、人文的关怀、美学的原则和正义的情感以专业化的、理性而又
艺术的方式表现出来。
正是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法律人应当同时是工匠和艺人（Kuenstler），
是法律艺术的创造者。
（四）
从美学的观点观察法律的时候，我们很可能会把一个抽离了一切
内容和规定性（Gegebenheit ）的“纯粹的法”或法的纯形式作为法
美学的对象物来研究。但事实上，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的法均包含一个
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或者说，法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现实地”
存在过，它才会被人通过审美意识所经验和认识。没有历史和地域的
规定性，没有现实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 ）
背景的法，或许是可以成为（形而上学）“思”之对象的，但绝不可
能成为（法美学）“视”之对象。毕竟，法美学不是关于法律的思辩
的哲学，而是研究人对法律之美的感性审视的学问。
“法的时间和空间维度”还包含这样一层涵义，即我们在历史上
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学价值和表现形式的。我们不可能以
超时间的美学标准来审视历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验地预设它们
的美学意义和价值的同一性。换一个角度说，我们不能笼统地宣称所
谓“一般的法”有什么样的美学意义和美学价值，而总是说处在此时
此地或彼时彼地的“法”有什么样独特的美学意义、价值或性质。在
此，法律的审美态度实际转换成了一种情境主义（situationalism）
的态度。
以这样的态度来观察法律，我们总是要谨慎地对待所观察的法律
形成的历史- 文化- 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进的隐秘过程，比较不同
地域（如东方与西方）和不同时间段（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
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现形态、“式样”、“风格”等等。或者说，
我们对待不同形式的法律（习惯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
“东方法”、“西方法”、“大陆法”、“英美法”）、不同时间结
构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纪法、近代法和现代法），所持的审美观
点、方法和态度应当是存有一种情境的差别的。
（五）
法美学若是有生命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更多地从法的表现形式之
美的研究中获得滋养。如果我们怀有维科和格林们那样的好奇心和感
受力，我们将会在浩如烟海的史料、诗歌、古律、判例、话本小说、
戏剧和民间传说等不同文本的解读中寻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踪迹。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动的，可能是探寻维科和格林均描述过
的悠远年代的“诗体法”。这些以诗歌表现的法律，记载着每一个在
成长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记载着他们对朦胧的正义、神圣的规则及
隐秘的秩序的想象和渴望。在以“输洛加”（Slokas）诗体写成的印
度《摩奴法典》中，我们甚至读到了来自远古“诗化的”醍醐灌顶的
智慧[13]. 这些充满着先民惊异、想象和虔诚的诗体法，对我们后来
逐渐成熟老化变得精明世故的人类将是值得永远自我观照的镜鉴。它
们的魅力会随着历史的演进而日益增强。因为我们知道，法律和正义
有时必须呈现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看不见它们现实的身影[14].
在这里，生动形象的诗歌之美“调和了它自身的内外界限，调和了规
则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动表达，并不只限于诗歌，它们也可能表现为民间俚谚
（语）、格言、散文、韵文或绘画。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1855-1926）
在其皇皇大著《法律进化论》中提供的凿凿之据表明：在东方和西方
的法律进化史上，从“无形法”到“成形法”的过渡，其间经历了
“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和“文字法”诸
阶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谚简明匀称，罗马法《十二表法》句韵切合，
中国太古之“象刑”（绘画法）栩栩生动，均属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
在穗积氏看来，这些法律表达形式的变化，实际上反映出人类智慧、
认知能力的增长和社会力之自觉的发展过程[16].
此外，历史上各个时期法官的判决（判例）也是表达法的的审美
价值的合适形式。实际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则（如法律语言的对称均
衡、逻辑简洁性和节奏韵律，法律文体的多样统一，等等）更多地体
现在那些独具个性而又富有审美趣味的法官们的判词之中。法官们的
“优美的”判决所生发的美学价值，决不压于任何优秀的艺术作品。
鲁道夫·佐姆（Rudolf Sohm ）曾经赞扬塞尔苏斯（Celsus）的判决
才能，说他能够从个别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规则，运用最为简洁的
语言形式；这些形式具有凌空飞动的语词的冲击力，令人升华，使人
澄明，犹如一道闪电照亮遥远的风景[17]. 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审美渴
望，美国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 ，1870-1938 ）也曾
说：“除非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过引入不连贯性、无关联
性和人为的例外来破坏法律结构的对称性。”[18]
总而言之，句体法、诗体法、韵文法、绘画法、文字法和优美的
判词等等，这些法的审美素材存在于各个民族的漫长历史之中，成为
亟待探掘的丰富宝藏。法美学应当点燃火光并小心地护卫这光亮，以
照亮进出幽暗深处探掘的通道。
（六）
最后要指出的，也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担心，即人们可能会把法美
学的研究等同于一种法律浪漫主义或法律唯美主义（完美主义）倾向。
这里，笔者不拟做过多的讨论，只想交代一点：法美学是利用多学科
方法、态度求知问学的一种，而法律浪漫主义、唯美主义则属一种实
践指向的“意蒂牢结”（Ideology，意识形态），两者存在着根本的
差别。法美学研究之旨趣绝不是要服务于这种“意蒂牢结”或与之共
谋，恰恰相反，它在本质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独断主义和唯美主义的
法律观念或法律纲领的。因为，只有认识到“美”的界限的人，才会
在法律的理性实践中做出审慎的判断和决定，避免唯美主义在实践上
的独断专行[19].
法美学所崇尚的，是一种开放的探索精神，一种不断探寻未知的
态度。如果哲学要奔赴的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林中之路”的话，那么
法美学同样会选择这条可能“突然断绝在杳无人迹处”的道路。海德
格尔（M. Heidegger）在《诗人哲学家》中道出了问学者“在路上”
的心情：
道路与思量，
阶梯与言说，
在独行中发现。
坚忍前行不息，
疑问与欠缺，
在你独行路上凝聚。[20]
——这，亦当成为一切追求法美学“探险”的学人们的共同志趣。
注　释
[1] 《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三联书店1986
年版，页1-108.
[2] Gustav Radbruch ，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尔的解释，法律属于“客观精神”，艺术或美学属
于“绝对精神”的感性阶段。
[4] Gustav Radbruch ，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 意] 维科：《新科学》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
年版，页563.
[6] 柏拉图：《会饮篇》210B-D. 参见[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
《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页262.
[7] 详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页55以下。比较陈中梅：《柏拉图诗学和艺术思想研究》，商务印书
馆1999年版，第5 章。
[8] Jacob Grimm ，Von der Poesie im Recht ，in：Zeitschrift
fuer geschichtliche Rechtswissenschaft，Band II ，1816，Heft
1，S.27-28.
[9] F. Schiller ，Kuenstlern （1789）。 参照译文，见 [
德] 弗里德利希·席勒：《秀美与尊严》，张玉能译，文化艺术出版
社1996年版，页365.
10] Gustav Radbruch ， Rechtsphilosophie， S. 207.
[11] 有关的评论，详见强世功：《文学中的法律：安提戈涅、
窦娥和鲍西娅——女权主义的法律视角及检讨》，载《比较法研究》
1996年第3 期。
[12] 参见[ 俄]M·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佟景韩译，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3 ；关于巴赫金“复调”理论的研究，
见董小英：《再登巴比伦塔——巴赫金与对话理论》，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1 章。
[13] 例如，《摩奴法典》第8 卷第132-138 节关于“罚金”计
量的描述，真可谓“微宏寸心之间”。见[ 法] 迭朗善译：《摩奴法
典》，马香雪转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181-182.
[14] 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说：“只要法律是不成文的，它就
必定被戏剧化和表演。正义必须呈现出生动形象的外表，否则人们就
看不见她。”引自[ 美] 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中
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页69.
[15] 对法（规则）与诗的内在的玄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Tagore）
的解释富有哲学的想象：“诗的美被严格的规则所约束，但是美却超
越了约束。规则是诗的翅膀，它们不是使它下坠，而是把它带向自由。
诗的形式在于规律，而它的思想在于美。规则是走向自由的第一步，
美是建立于规则基础上的完全的自由。” （[ 印度] 罗宾德拉纳特
·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宫静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页56. ）
[16] 穗积陈重指出，而法律之进化史，也是一部社会力之自觉
史：“当法在潜势状态之时，人民尚不能察觉其由各自团结之力，而
拘束自己，其状犹夜行于黑暗之中也。及乎规范法既已发生，则法之
知识，乃存于治者，人民虽知有羁绊自己之准则，而不能见其形态，
起状犹东方渐白，将近于晓也。至成形法公布时代，则始如朝曦破晓，
而升东天，各人仰而浴于阳光，俯而顾及己影已。” （[ 日] 穗积
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页275.）
[17]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7.
[18] Cardozo，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1921，
pp. 32-33.
[19] 关于“浪漫主义运动”的精彩评述，见[ 英] 罗素：《西
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章。卡尔·
波普尔对柏拉图“擦净画布”的唯美主义政治纲领的批判是非常深刻
的，参见[ 英] 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 卷，陆衡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9 章；比 较[ 古希腊] 柏
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页253-254.
艾伯特·A ·埃伦茨威格（Albert A. Ehrenzweig）在他的论文《美
学与法哲学：一个心理学的探索》中警告说：“一个独裁者喜欢在其
权力的弱暗处，在抽象的艺术中为他的‘具体的’法寻找和追求某种
恐怖……。”他具体分析了当代“非诗”（Nicht-Gedicht ）、非画
（Nicht-Bild）、非表演戏剧等新潮艺术可能导致一种“非法”（Nicht-Recht）
的可能性。（Albert A. Ehrenzweig，Aesthetik und Rechtsphilosophie：
Ein psychologischer Versuch ，S.3-20. ）
[20] [德]M·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文化文
艺出版社1991年版，页14

作者简介
舒国滢，男，1962年生，湖北随州人。1979年入北京政法学院
（现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1986年毕业并获法学硕士学位。
同年留校法律系法理学教研室工作。1993-1994 年获中国政府奖学金
赴德国哥廷根大学（Universitaet Goettingen ）进修法哲学和法社
会学。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理学教研室主任，法理学专业硕
士学位研究生导师组副组长。兼任《比较法研究》杂志副主编、中国
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法理学研究会理事、副秘书长等职务。1995
年首批入选“北京市跨世纪理论人才百人工程”. 曾先后在《社会科
学战线》、《比较法研究》、《政法论坛》、《法学研究》、《法学》
等刊物发表的文章多篇。与人合著出版《中国法理纵论》、《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制史》、《中国法理学研究综述与评价》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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