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
〔美〕托马斯·卡罗瑟斯 (Tomas Carothers)
蒲
燕译 何乃刚 校译
(转自《行政法论坛》)
市民社会已成为全球饶舌者阶层最钟爱的时髦词语之一。许多总统和政治家吹嘘它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成功的关键。然而同网络股票一样，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概念，其价值远远超出它表面上所显示出来的回报。为了避免将来大受挫伤，潜在的消费者须对其简况有一个较仔细的了解。
市民社会是一个新近发明的概念
需要启迪。尽管市民社会在古典用法上等同于国家，对这一术语的使用则可以追溯到西赛罗和其他罗马政治家、甚至古希腊哲学家的著作。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出现于18世纪晚期苏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从佩因(T．Paine)到黑格尔（G.
Hegel）的众多政治理论家，将市民社会的概念发展同国家平行但分离于国家的范畴——一个市民依照自己的利益和愿望联合起来的领域。这种新思想反映了不断变化的经济现实：私有财产、市场竞争和中产阶级的勃兴。它同样产生于对自由日益普遍的要求，这一点从美国和法国的革命中得以体现。
到19世纪中叶，当政治哲学家们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时，这一术语被长久废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市民社会的概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葛兰西的著作而再度风行。葛兰西重新启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尽管葛兰西关注的是权力独裁问题，他的著作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反对东欧和拉美各种政治形式的独裁的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活动家也以市民社会的旗帜作掩护、并在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赋予了它英雄的色彩。
在20世纪90年代，市民社会突然成为从总统们到政治学家们每个人口中的符咒。全球民主化浪潮，在世界上曾经实行独裁的国家为市民社会开辟了空间。在美国和西欧，对于陈腐的政党体系的厌倦，激起了人们将市民社会作为一条社会复兴途径的兴趣。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私有化和其他形式的市场改革在政府的职能范围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为市民社会提供了介入的机会。信息革命则为市民之间的联系和授权与民提供了崭新的工具。市民社会成为后冷战时代思潮的关键因素。
非政府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核心
并非真实。目前，人们对市民社会巨大兴趣的核心在于对非政府组织的痴迷，尤其是那些致力于公共利益事业——如环境、人权、妇女事务、选举监督、反腐败和其他“公益事业”的并能秉持一定主张的非政府团体。这样的团体在最近几年里成指数级地增长，尤其是在那些向民主政体过渡的国家。确切地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涵盖了所有国家(包括政党)和市场之外的组织和协会。它包括了被政治学家们传统上称为利益集团的全部组织——这并不仅是指持有某种主张的非政府组织，而且还包括工会、专业协会(例如由医生和律师组成的协会)、商会、道德协会以及其他协会。它还包括了许多其他形式的并非旨在推进具体的社会性或政治性议程的社团，比如宗教组织、学生团体、文化组织(从合唱团到鸟类观察俱乐部)、体育俱乐部和非正式的社团组织。非政府组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确发挥着日益增长的重要作用。它们通过向政府施加压力和向决策者提供专业技术知识来影响政策。它们培育市民的参与意识、并且进行市民教育。它们向那些希望参与市民生活、但对加入政党不感兴趣的年轻人提供如何成为领导者的训练。然而，在许多国家，非政府组织的重要性远不及更为传统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宗教组织、工会和其他集团总能在人群中找到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国内资金来源，这些特征正是秉持特定主张的集团所缺乏的，民主化进程中国家的大量新型非政府组织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国家内部，迅速增长的非政府组织经常被精英集团所控制，这些精英同他们所宣称代表其利益的市民仅保持脆弱的联系，并且他们的财政预算依赖于国际资助，而不能受惠于国内资金来源。
市民社会既温暖又模糊
这依赖于你是否既喜欢安逸地呆在俄罗斯的黑手党组织和蒙大拿的民兵组织里，也乐意加盟当地的家长——教师协会。它们也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东欧同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市民集团的无畏角色作出推断的基础上，一些热衷于市民社会的人宣传了误导的观念，即市民社会只是由崇高的事业和热忱的、目标明确的行为者组成的。其实，任何地方的市民社会都是由良莠不齐、甚至完全怪诞的成份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纵队。在因特网的网页上随便浏览一下，即可意识到这种多样性。任何社团的人们互相联系和共同工作都同时推动了邪恶的和高尚的目标的实现，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撩开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神秘面纱至关重要。评论家里埃弗(D．Rieff)最近在涉及波斯尼亚的著述中写道：“卡拉季奇在那个非同寻常的时期、非常忠诚地代表了普通塞族人的强烈愿望，并且能够恰当地如同哈夫(V．Havel)那样大张旗鼓地宣称自己是市民社会的典范。”如果把市民社会限定为追求高尚目标的行为者组成的集团，这种概念就变成如同里埃弗所说的：“一个技术性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政治性或社会性的概念。”
认为市民社会本质上代表了公共利益的观点，在另外两个方面也是错误的。尽管许多市民活动家可自感觉到他们是在为公共利益说话，但公共利益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范畴。清洁的空气是一种公共利益，但是较低的能源成本也是一种公共利益。自由贸易与国内的工作安全或者言论自由与免于诽谤也是公共利益。从事单一事务的非政府组织，如国家枪支协会和一些环境组织，高度地甚至是极为短视地集中于自己的议程；它们对平衡有关公共利益的不同观点并不感兴趣。对公共利益的争执并不是在市民社会与不良人士之间展开，而是在市民社会内部展开。
更有甚者，市民社会与私有经济利益息息相关。非赢利集团——从租赁者组织到工会，它们的热情工作推动了其成员获取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一些市民社会集团所代表的可能是“上层”的东西——也就是非物质的——原则和价值，但是市民社会的大部分成员，致力于全神贯注地追求私有的并且经常是狭隘和肮脏的目标。
强大的市民社会能够确保民主的存在
诱人的思想。活跃、多元的市民社会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的确发挥着颇具价值的作用。它能够训导国家，确保市民的利益得到认真的考虑，并且培育更强大的市民和政治参与。而且，众多的学者——比如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普特南，他于1995年发表了引起巨大反响的文章：《单独运行：日益衰落的美国社会资本》。此文按时间顺序记录了美国具有社会导向的组织明显的衰落——坚定地认为，脆弱的市民社会导致了“公民契约”和“社会信任”的缺乏。但是其他的证据则表明，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实际上反映了危险的政治脆弱性。199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伯门教授在一篇名为《与希特勒同行》的文章中，对德国魏玛时期市民社会的作用作了冷静的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的社团生活异常丰富多彩、许多人加入了各种形式的专业和文化组织而这被认为是支持民主的市民社会的主要支柱。然而，伯门认为，德国活跃的市民社会不仅未能巩固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反而使这些理念趋向灭亡。脆弱的政治制度，无力对众多市民组织向其提出的要求作出回应，这导致了后者将他们的忠诚转向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并且最终转向纳粹党团。结果，市民社会的密集便利了纳粹分子迅速地建立起动力十足的政治机器。
即使是在拥有强大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人们也有充足的理由对认为市民社会“越多越好”的简单观点发生怀疑。早在60年代，一些学者就警告说，在成熟的民主国家，利益集团的扩散能够阻遏代表性制度的运作，并系统地歪曲政策效果，以利于那些富人和拥有便捷联系途径的人，或者更简单地说，是那些有良好组织的人。到了20世纪90年代，当持有各种主张的四处游说的组织持续增加时、对“民众神圣化”的警告也就更加强烈了。
民主能够确保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存在
这一点也得不到保证。日本作为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但他的市民社会仍然相当脆弱，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特定问题领域的独立的市民组织，而这些问题正是美国和欧洲的活动家极为重视的，如环境、消费者保护、人权和妇女事务。在西方自由民主发源地之一的法国，市民社会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内戴上了若隐若现的安全带。西班牙作为新近向民主国家过渡的典型，在社团生活方面相对脆弱。政党和选举确保了政治选择的多元主义；它们当然能够在市民团体仅得以初步发展的国家运转。一些美国的政治分析家批评日本、法国、西班牙和其他国家的市民参与率低，他们认为这些国家至多是未获充分发展的民主国家，因为他们缺乏美国人所坚信的市民契约的最优水准。然而，许多日本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认为他们的体系更适合他们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传统，并且使他们的政府对公共物品作出更加理性的、自由的分配。很显然，那种认为一个民主国家除非具备美国式的市民社会，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的观点，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对市民社会的强烈信仰不应该助长人们对不同类型的民主国家的不宽容的态度。
市民社会对经济的成功至关重要
并非如此简单。市民社会的热爱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一好百好”，他们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是政治道德的保证，而且是经济成功的保证。他们认为，一个活跃、强大的市民社会能够为经济政策问题出谋划策，能够使私有企业更便利地发展，并且能够有助于确保国家经济免于停滞。然而，经济增长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并非如此显而易见。
比较一下两个实例吧。韩国的经济奇迹是建立在受压制的市民社会背景之上的，尤其是受劳工集团的困扰。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军人政权意识到他能够放松控制时，市民社会才获得了蓬勃发展的空间。学生团体以及宗教组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勇敢、有效地促使国家实行民主化。尽管他们非常英勇，这些团体并不能因过去50年里韩国快速增长的经济而得到认可。与之相对照的是，孟加拉的市民社会较发达，它拥有国家和地区层面上数以千计的非政府组织、持有各种主张的集团和社会服务组织。尽管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并非孟加拉的新现象，但它们并未转化成人民的财富。孟加拉仍然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它的人均国民收入还不足350美元。一个发展良好的市民社会，能够成为成功的市场经济的天然伙伴。当公民达到了一种舒适的生活水准时，他们会有更多的时间、教育和资源去支持和参加社团生活。市民社会的许多机构，能够通过鼓励政府采取明智的政策和增加知识及信息的流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然而，就市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而言，重要的是不要假设任何铁定的因果律。通向经济成功的路途，并不必然是由市民社会所铺就，一个强大的市民社会可以与相对脆弱的经济共存(反之，也成立)。更有甚者，太多的或者是不适宜的市民社会对经济可能是有害的。比如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拉美的劳工联合会作为地区性市民社会的支柱。一直是拉美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最大的障碍之一。
真正的市民社会并不从政府那里获取金钱
噢，真的吗?当市民社会诸集团，在一个独裁国家内发动一场争取自由的运动时，显示他们政治上诚实信用的关键因素是在财政上彻底独立，否则的话，他们可能从政府那里获得金钱。然而，在民主的和处于民主化进程的国家中。这方面的规则迥然不同。许多市民社会团体接受政府提供的基金。在西欧的一些地区，政府支持市民社会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包括那些诸如人权和环境组织等向政府姚战的集团。即使是在美国，由政府向市民社会提供的基金也比许多人所意识到的要广泛。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助的一项对非赢利机构的重要的比较研究表明：“尽管存在着数目巨大的基金和团体捐赠项目，作为美国非赢利组织收入主要来源的政府所提供的基金数额，几乎相当于私人捐赠的2倍。”
市民社会的崛起意味着国家的衰落
全非如此。市民社会的崛起，使一些人似乎看到了没有国家的未来。在那样的未来，暂时存在的、极其保守的国家将踌躇不前，而强有力的非政府组织将强行建立一个崭新的、弘扬品德的公民秩序。这样的想象是一种海市蜃楼。如果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方面保持连贯性，市民社会团体就能更有效的影响国家政策。良好的非政府集团的工作，实际上往往会加强而不是削弱国家的能力。一个明显的例证，即是美国的环境政策。有关环境问题的蓬勃兴起的市民运动，有助于促使政府建立环境机构、进行环境立法以及健全执行机制。没有什么比一个虚弱的、毫无生气的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发展损害更大了。在东欧，市民社会自1989年以来在那些政府相对能干和胜任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波兰和匈牙利，而在那些政府效率低下因而难以胜任的国家，市民社会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如罗马尼亚和几年前的保加利亚。
在非独裁的环境下，国家在培育健康市民社会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价值。他们可以通过以下的途径做到这一点：为非政府机构建立清晰可行的管理框架，制定税收优惠政策为非赢利集团筹措基金，采纳透明度高的决策程序，并且致力于同非政府组织建立伙伴关系。市民社会能够而且应当挑战、刺激国家，甚至不时地与国家作对。但是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彼此需要，并且从两全其美的角度看，他们能够并行不悖地发展，而不是以对方作为发展的代价。
市民社会已经遍及全球
并不完全如此。最近国际禁雷运动的成功——在这场运动中，非政府组织的联盟(连同一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加拿大政府)向美国和其他强国发起挑战——激起了人们对跨国市民社会理念的巨大兴趣。活动家、学者、记者和其他人开始大肆吹捧跨越国界的市民社会集团的现象。全球市民社会，似乎成为国家内部的市民社会向更大规模发展这一趋势的自然延伸。根据最新的统计，5000多个跨国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得到了确认，这些非政府组织在一国建立基地，并在其他国家进行各种活动。
这种现象意义重大。汇合在一起的众多因素——冷战终结后政治障碍的减少、日新月异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交通费用的降低以及民主观念的传播——产生了肥沃的土壤，从而使非政府组织能够扩展它们的活动范围，并形成多国间的联系、网络及联盟。
然而，适度的谨慎是必要的。首先，跨国市民社会并非像我们道听途说的那样新颖。只举一例：罗马天主教堂在几个世纪里，一直是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的跨国市民社会组织。其次，大部分新出现的跨国市民社会行为者。是向发展中国家和过渡型社会投放力量的西方集团。它们可能有时同那些国家的集团结成伙伴关系共同工作，但是它们所追求的议程和价值观却永远是自己设计的。跨国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全球性”了，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活动家，在另外的场合所极力谴责的西方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同样的投射。第三，同国家内部的市民社会一样，跨越国界的市民社会也有其黑暗的一面。怀有仇恨情绪的集团同其他时区具有相似思想的极端主义者联合起来，互相从邪恶的热情中各取所需。有组织的犯罪是一种典型的跨国冒险活动，它是最先进的、灵活的、富有创造性的国际组织和合作的例证。
简言论，跨国市民社会就其本质而言，同国内市民社会极为相像。它的存在时间已久，只是由于它促进全球化的同时又为全球化所促进，因此在当前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它通过许多重要的方式重塑世界，但是人们一定不能过分吹嘘它的力量，或者过于理想化地看待它的目标。市民社会的现实主义，不管是在地区层面还是全球层面都不应该成为自相矛盾的观念。
摘自美国 Foreign Policy Winter l999—2000
《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0/7
上网日期 2000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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