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交替的回顾与前瞻
－－黄仁宇
过去一百年间中国曾经渡过一段空前未有的大变化。这变动范围之大和程度之深都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永久的折痕。要是我们能充分明察它的逻辑，同时体念它的冲力的话，必定知道它对未来的局势——就说还有五十年罢——仍是有深沉远厚的影响。所以本文从二十世纪中国的长期革命说起。
今日局势已相当的明显，我们可以开门见山的说中国二十世纪的奋斗，其目的在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我当然知道这句话突然听来深具争议性。可是我所谓“资本主义”，不为意识形态所笼罩，既不涉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也无关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精义在负债经营，亦即deficit financing。
说来容易，可是负债经营具有全面性的时候，政府发国库券，各公司发行股票，买卖房舍分期付款，学生借款上学，旅游者凭信用卡各处观光，工人以还没有到手的工资作担保去买汽车，作为上班的交通工具——而且人人如此，社会视作当然，法律上行得通，那就并不十分容易了。
因为如此，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George N. Clark）曾谓资本主义即是现代经济。显然的，现代经济有全面性，一有都有——从生产到消费，从批发到零售，从物资的处理到服务性质的事业——这些因素务必在全国构成一个大罗网，无所不包，以至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利用，逐渐与所有权分离；而且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和律师的事业，都要全盘活用。因此全国经济也如液体之被封闭于油管而保持一定的压力。这是一种极紧凑的组织，因之才能高度的引用科技。
中国在本世纪之初与这形象有千万里的距离，怪不得要经过一段天翻地覆的场面，整个改造，才能在世纪之末接近这形象的边缘。
在叙述中国长期革命的过程，我服膺于黑格尔所说的，在经过如此一段广大的群众运动时，当事人不可能看清他们所行事的实际意义，虽领导人亦不过较旁人所知略多一二。征之英国十七世纪的内战和法国十八世纪的大革命，其情形确是如此。中国的情形又较之更为复杂。只因为今日有了多余几十年的历史之纵深，才使我们参照它们的成例，逐渐看清这段往事的来龙去脉。
世纪初年，中国尚逗留于皇权时代，上层组织以昊天明命为号召，具有宗教性格。中层领导以熟读诗书的文士为骨干，用刑法作执政的张本。下层以传统的小自耕农小块经营，为当兵纳税的基础。征诸现代组织的需要，以上可谓无一是处，因此只得一切放弃，整个重来。这也是几十年大量破坏的所由来。
在建设方面，蒋介石与当日国民党的作为，无非替中国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包括统一的军令、征兵法、法币、税制与教育体系。我的经验，我刚一提到此处，立即会听到贪污无能的指责。我曾在国军内充当下级军官十年，众目所视，我不能也无意否认这些弊病。只是那不是大问题之重点。蒋之创作为传统体系所无，而且仓皇提出，置放于残余的旧社会之上，缺乏中下级的支持。但是最低限度它以补疽罅漏的方式支撑难局，使中国独立自主。若没有他这段奋斗，毛泽东的人民共和国即不能应时而起。所以他们两人在人身上算是对头；他们的事业却在长远的历史里表现而为一种接力运动。
毛及中共最大的成就，则是重建中国的基层。当时土地改革的着眼还不外以全民平等为依归。以后才能看出：它的实际意义在使土地的使用规律化和整体化，使今日的承包到户为可能。同样的，倘使没有这段预备工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无从着手。
说到这里，我必须插入，人民共和国的作为不能在任何期间算是接近马克思的共产社会。在马克思的体系里，没有一个待开发的国家可能跃等而进入共产社会之事例。在《资本论》里，马克思提及中国九次（也可说是十次，看你如何分段），七次之中即将中国与印度并列，只算是殖民地。有一次在讲到太平天国时涉及中国；还有一次提及中国工资之低，可能将其他各处的工资一并压低。总之，中国一切为落后，有如毛泽东所谓“一穷二白”。
中国不具备共产社会的条件，人民共和国的过程中却有一段时间，符合于“战时共产主义”﹙Wartime
Communism﹚的规划。
在战时共产主义的领导下，资金概为国有或为国家征用，分派资金是政府首一任务。经理人员亦完全由公家指派，私人无自由就业之可能。服务性质的事业如交通通信只在重点上配备；保险及法庭和律师则可以全部或大部省略不用。
我不能说战时共产主义对中国毫无贡献。即在文革期间全民穿蓝布袄吃大锅饭，也仍替国家挣集得一段资本。
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战时共产主义已被放弃。１９８５年中共军委会的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停止准备立即作战的姿态，更是划时代的明证。
以上各节概述使我们了解，从长久的眼光，看来历史之发展必有它的逻辑与节奏，局部的差迟错失不足以损折大局。
中国为了迎合于世界的潮流全面改造，已付出至高的代价，资本主义虽然有它本身的缺陷，但是它以负债经营的办法，提前生产，提前分配，制造一个日新月异的场面，使每个人在现身地位里抱有进步图强的希望，如此才为众望所归。
我们看来：中共主持目下的建设，地位相当巩固，尤其在技术条件下无可替代，可是在适当时间可除去共产名号，中国经济汇合世界经济，更需要西方各国的善意支持，在这情形下任何人没有理由把自己解说得只更使旁人厌弃。今后中国进入法治阶段的趋向，较前明显，许多重要的法律如公司法、劳动法、保险法、对外贸易法和国家赔偿法都于最近十年内外公布，过去虽有类似的法律，但是社会条件不具备，无法普遍执行，于今经济多元化才不致文不对题，人身上的自由也要在法治阶段才有实际的效用。
言论的继续开放，尚有待于将历史上的共识代替了业已过时的意识形态。
台湾海峡两岸的争执应当不致用武，因为两方没有实质上的利害冲突，所争纯在名位问题。中国的隐忧在于人口过剩，农业工资过低，摆脱亏本的国营企业又要增加城市中的失业人数，但是瞻前顾后没有旁的办法，唯有更加速工业化，疏通前进的部门才能提引落后的部门，彻底的解决还在科技，这类问题有全球性，因此中国更须要开诚布公的与外界合作。周边国家如印度及印尼的出处可能在下一世纪对中国有很大的影响，有如二十世纪内中国的出处已给美国和日本很大的影响。
总之，我们说今日中国已在历史上面临一种突破，这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已解决，新世纪必会产生新问题，这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不相信历史的终结。
摘自：《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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