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在异国：上帝的启示
朴素

我所敬佩的胡人张承志写过一篇《神在异国》的文章，我理解他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我在接触有关《圣经》及基督教学术方面的书后， 我觉得：神在异国。
　　
　　昔年台湾学者陈鼓应先生以薄薄一册《耶稣新画像；圣经的批判》（三联版）风行天下，其文力揭《旧约》之上帝为“人间暴君”，阐述“人人有罪之说法，否定了人类的尊严”，对《圣经》大加批判，很有现在所谓的“酷评风格”。那时初读《圣经》，于神学一道更是隔膜，以为陈鼓应之文大快人心也，后逢巨变，沧海桑田，余始悟神学，从而倾听上帝之思，在十字架上寻找大地的希望。
　　
　　基督教是关于性恶的宗教。《圣经》深深揭示出人的原罪，又指出人都无法消除它，因为这种状态不是人的常态。耶稣正是由于人的原罪致死的。因此，承认原罪，信神救赎，是使人称义，返璞归真，灵魂得救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是它处理了一种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承认人的欲望是天生的，合理的，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是一种原罪，必须加以控制。可以说，这种人的原罪性和有限性学说，为社会契约，权力制衡和法制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最初的思维诱导和最终的理论根据。当《人权宣言》宣扬天赋人权时，这种权利是与义务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基督教使权力与义务具有了统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西方，民主作为一种制度是建立在这种形而上的“性恶论”的基础上的，因此，民主也成为了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这一点也恰恰说明了缺乏宗教信仰的中国为什么无法产生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因。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就力证基督教（改革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被誉为美国现实主义政治思想之父，美国现代富有创造性的神学政治思想家尼布尔经过考察民主理念及其政治形式的形成，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民主的政治和产生应归于基督教的价值观和近代人文思想的共同努力。
　　
　　因此中国的落后就在于中国人缺乏心灵的超越性，缺乏对永恒正义和绝对公义的普遍信心。缺乏超越于一切个人、集团及其理念之上的自我信仰，因而也就失去了独立评判它们的能力、勇气和根据。流亡海外的远志明博士因此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
　　
　　陈鼓应先生批评《圣经》的同时却极力推重佛教，然而佛教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什么？只是一些庙宇而已，一些菩萨神像而已。佛学的智慧只是世俗人的现世狡黠而已，缺乏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关怀与心灵的超越性。故此，谢扶雅先生有言：中国在经历了经学时代、佛学时代，将进入基督教时代。诚哉斯言。
　　
　　刘小枫先生在《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一书讨论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几位天主教和新教神学家的思想，对神学与时代的存在真实和现实生活的内在关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神学思想对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的烛照后，那些习以为常的认识便露出了虚空与丑恶的一面。譬如薇依的劳动神学，她从早期马克思对劳动的分析中进一步地指出：从本质上看，劳动对人来说不是一种享受，而是重负，有如不幸一样，是人不得不承负的艰辛—因为人要活着，就必须争得起码的生存条件。以为改变了阶级压迫和剥削，就可以改变劳动的性质，只是一种神话；正如以为革命能消除人的不幸是神话一样，以为革命能带来劳动性质的改变——成为轻松、愉快、自由的活动——同样是神话。对人的身体来说，劳动永远是一种折磨和奴役。事实上，正如薇依也看到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劳动依然是生命和重负和艰辛。然而，这种存在状况竟然被掩盖，被意识形态化为一种存在之义务。刘小枫对此有评价说：薇依的这一反省，对重新提审社会制度中的劳动问题是有意义的。这一问题在当代汉语思想中被掩盖了。谁能否认在社会制度中劳动者在肉体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艰辛和痛苦呢？社会不能消除这种艰辛和痛苦，有它的局限性，因为，这是人的本质的处境，问题在于不能掩盖以至美化这种肉体的艰辛和受苦，以至于忽视和看轻劳动对肉体的损害。对艰辛的意识形态的赞美，乃是对人本身的侮辱。
　　
　　另外在尼布尔与默茨的政治神学中，更对所谓的革命进行反思与批判。尼布尔指出：对任何一种规模巨大的社会政治热情都必须保持批判性的警惕。所谓的”解放“的崇高、神圣色彩，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话语，它掩盖的是权力的转移，更不用说，解放作为政治行为本身所包含的限制。看看中国的当代历史，才知道思想家的敏锐与远见卓识。
　　
　　上帝不仅仅是为西方人所存在的，上帝是整个人类的信仰所在。神学的大智大慧也应该有理由被我们中土所用。然而在神学本土化的建构中，神学自身依然具有优先性，而非民族性具有优先性。其实这也是我们面对西方文化思想所应该采取的态度。上帝的启示在抵达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时，我们又将以怎样一种态度来面对它呢？敬畏抑或嘲讽？一切都缘于选择，一切都缘于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