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Gender）[１]

　　　　迈拉．杰伦

译者：于闽梅

北师大中文系2000级博士

本文出译自《文学研究的批评术语》一书，弗兰克．林特里亚和托马斯．麦克拉布林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0年。（“Critical Terms for Literary Study”，edited by Frank Lentricchia and Thomas Mclaugbli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迈拉.杰伦(Myra Jehlen),美国文学批评家，她和安妮特.特劳德尼最早提出了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性。她极力扩大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即文化传统中对于女性特征和男性特征不同的假定。她在代表作《阿基米德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自相矛盾》(Archimedes and the Parados Of Faminist Criticism,1981)一文中以女性主义视角对文学批评进行了再认识。她认为，当代女性主义的思考实质上应该是针对传统意义上关于妇女和女性特征的假定的再思考。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不能局限于研究女性或作品中的女性，而应对整个社会性别问题和男女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思考。在杰伦看来，这种激进的比较式的批评以对立的方法观察社会性别和文学的关系，可以使人们看到主流文学的全部。她将多元化的批评方式推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模式。

莫里哀作品中的布尔乔亚先生有一天忽然发现：他一直以为他只是在说说话而已，但这些话竟然就是散文。文学批评家们也如此，他们最近承认：在他们大部分关于人物、情节及风格的最普通的陈述中，他们使用的竟是社会性别话语。[２]

现在，这些批评家发现：批评分析使用的术语，其引用和暗喻及其结构本身，都具体表现了对社会性别身份本质的一切假设，性别身份的本质构成了甚至昭示了批评观念。当我们分析某首诗的格调为“雄浑”或把一些韵文名之以“阴柔”时，当波士维尔（Boswell）审慎地解释说：“约翰生的语言……相对于女人气的美妙的纤柔而言，其过分的阳刚气应该是可以被允许的”，“阳刚”与“阴柔”的这些传统意义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认为文学现象与自然性别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内在的联系。这些意义无需检验，而他们似乎要籍此解释的文学现象其实只不过是一种命名。与其说它是分析对象，还不如说它是分析的术语，波士维尔从来没有也无需反思他的定义的指向（也不会想到颠覆他所使用的意义），他不是用传统的男性气质去定义规范约翰生博士的语言，而是引用约翰生的语言去定义规范传统男性气质。但是在近来的批评实践中，正在进行这样一种反思，文学分析正在质疑自身的自然性别修辞学（即其使用的一整套语言）。“阳刚”与“阴柔”—这在18世纪传记家们看来本是基本衡量的尺度，却成为20世纪读者批评尺度的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

波士维尔把阳刚当作一个既定物，昭示了一个传统的信念：即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产生于自然，并导致了文化秩序。约翰生博士说自己的写作“对于女人气的写作来说……过于阳刚。”他还曾扬言说：女人们过于女人气了，简直不值得让男人们追逐。“先生，”他在给波士维尔的信中说了一句家喻户晓的话，“让一个女人布道就象让一只狗用后腿走路，走得实在是糟透了，但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也竟然走成了。”[３]

也许直立起来用后腿走路的狗相对来说还是太少，但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了讲台。约翰生的观点是：性的等级与物种的区别一样，植根于生物意义上的区别。这观点不得不被我们反思。颠覆性的观点是：社会性别与其说是生物事实不如说是文化观念，它已经与其他身份的讨论，如阶级/种族/民族或宗教联系。女性特征的非自然化是一个更广泛的、所有的人类特征的非自然化各个门类的一部分，这种解构表现为社会和语言上的建设。

在社会构成中解释文学的含义，对文学而言，具有一种相对应的含义。如果社会性别是一个被规范的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物，那么，在小说中，指派给男性和女性的传统意义上的特征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反映了历史和文化。小说、诗歌、戏剧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超验的。相应的历史化扩展到批评中，我们在阅读、评论哈姆莱特这个人物时，不是把他作为普通人的肖像，不管他身上的普遍的人性，而是把他作为一个特殊的反应，作为文艺复兴时一个独特的贵族青年的再现，其它经典评论中亦特别注重此点，并且，把他作为统治阶级的一个青年代表的设想是普遍的意见，即他对上流社会具有普遍的说明力。如果文学涉及到的社会性别与阶级和种族的问题一样，那么批评家就会读到文化和意识形态。这就意味着：作者和批评家们本来一直以为他们只是运用一种独立的艺术化的语言，来超验地表达某种意义，现在无论他们愿意或不愿意，他们发现他们正在说的都是同时代的文化智慧。

并非所有的批评家都象莫里哀笔下的暴发户一样高兴地发现这一点，即他们想当然的言说方式在内部就构成一种陈述。那个热心的暴发户认为由于他加入到丰富的文化中，他的谈话水平大有提高。但一些批评家却害怕把社会性别象阶级和种族那样讨论研究，他们害怕这样会削弱文学。他们的担心是：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中阅读文学，会使文学的意义不够普遍，从而将文学缩小到细节（过分强调个性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提出相反的观点，即社会和文化中讨论文学语文，这一设想的确丰富了阅读。因为，当我们把小说中的人物看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他们既包含特殊的品质，又包括不同类型的人的特征――即一个象哈姆莱特那样的角色，被当作普遍的人性的具体表现。其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超验的人物塑造却还原了被遮蔽的人的差异的复杂性。当批评家为了说明特殊性时，他就必须在人的差异的复杂性中，精确地关注本质和差别，为了反对那种超验的白日梦，有一种批评意识到它自身及文学的性别政治，确认了与文化的接合点和交互作用这种文学的永恒的复杂性。

有必要在此弄清楚的一点是：讨论社会性别并非意味着只讨论女性。作为一个批评术语，“社会性别”援用女性，只在当其处在本质上无言的缺席地位及范围内时。这个术语被提出于，不仅是由于她女性自己的利益，同样也是为了揭示男性的性别实质。此外，男性和女性的性别实质不是自然的，而是文化的。在这一意义上，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对立正如文化与自然，因此它与自然性别实质的关系是未知的，而且可能是不可知的。说到底，我们如何能在文化之外讨论人类？从社会性别的观点来看，身份是一种角色，性格特征不是自治的品质，而是多种力量和相互作用的诸多方式。是行动规范行动者，而非行动者规范行动。社会性别不属于人类本质的范畴，它意味着历史而非自然。

在看起来最象是一般写作的中心偶然发现社会性别，这已经成为一种挑战，挑战着男性体现了超验的人这一观点的模式。对这一观点最初的反对就是它对女性是不公正的。但考虑到社会性别在文化和历史分析中作为一个基本问题和一个本质范畴中，女性主义者们已经把重铸女性的相关身份的问题等同于重铸男性相关身份的问题。男性也由于不再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简言之，他们是被变成男性的。因此，社会性别已经暴露成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一切著作中是固有的。它属于一种文学之声的特点，迄今为止仍被掩藏在被假设的普遍静态之中。同时，作为一个批判范畴，社会性别是一个附加的尺度，或者一种扯开帘子的方式，它暴露出自身及社会的一个看不见的隐窝。简言之，对社会性别的透视提高了批评意识。现在让我们来尝试一下如何做到这一点。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位男性作家关于一个男孩生长的作品，说这句话好象社会性别批评的对象总是关于女性的由女作家写的作品似的。这个作品是马克．吐温最经典的作品。或者，我们用一个术语也可以定义这本书：它是一个“规范的”文本。即它讲述一个青年如何在崎岖的道路前进，在河流中航行，经历了一系列考验之后而成年的故事。这种故事模式在美国传统中心叙述模式。这本书结构清晰，对于定义主体价值和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用。这样的作品及其主人公据称是代表了普遍的人的状况。因此，一种流行的批评观点认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因为它捍卫了个体的自主性。这种观点假设了“个体”通常是自足的，能够自主地脱离于社会定义自己。注意：这句话同时说明--任何这一类型的人不可能代替“她自己”或“她”，也不能代表黑人或亚洲人，这是因为，指定一个可替代的和次级的性别或种族会引起对个体自主性的限制；另一方面，不去指定可替换身份种类，当它把他们从中完全排除时，也就是把他们包含在白种男性的标准中。因此，哈克的个性就超出了他的阶级和时代的所有特殊性。

哈克有点象哈姆莱特，虽然他不是王子。实际上，他恰恰是站在一个王子的对立面。他处在社会阶梯的底层，文中已经提到，在Hannibal社会，哈克扮演的角色比奴隶还低，奴隶至少在社会中还有用，而象哈克这样的“贫穷的白种垃圾”则是最无用的，基本上是个废物。他是这个城市酒鬼的儿子，几乎是个文盲，极其贫穷，与任何教育、财产、及温饱无关。看起来，哈克缺乏所有传统认可的价值，但这恰恰使他能更好地体现个体的价值，因为哈克缺乏社会认可的品格和优雅，这反而使他戏剧性地脱离社会，使他成为一个个人主义的象征（如同哈姆莱特这个失败的王子之崇高的作用一样）。从故事的开始，他就被排斥，他从道格拉斯太太家出走，从村庄出走，开始了冒险的历程。这就把他放置在更激烈的开端中，哈克在种族与阶级的基本原则上反对普遍法则，他通过正式宣布与上流社会的伪善断绝关系，如同哈姆莱特在丹麦王室通过否定腐朽一样，他们都以各自的方式实现了英雄主义。

小说的英雄人物虽然从社会范畴和角色中的所有系统中脱离，但小说实际上重新确认了一个范畴和角色，自相矛盾地用其它术语描写了超验。通过反对他的社会的错误价值，哈克最终变成一个完整的人。不管我们的文化如何定义一个人的完整性，关键就在于不要有女性气，要具有非女性气质甚至反女性气质。实际上哈克从离开村社的第一旅程就把他带进了社会性别的临界点。

哈克的旅行开始在密西西比河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在哪儿他遇见了逃犯杰姆，一起逃亡。迫于压力，这两个男性――被驱逐白种男孩和逃亡黑奴――认为在继续他们的通往自由的旅程之前，应该先去查看一下他们是否被追踪，这是比较谨慎的做法。哈克于是先回到河岸去侦察，但为了避免被认出来，他需要伪装一下。当地女孩子戴的一种遮阳大草帽使他看起来很容易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哈克穿着花裙子，戴着女帽出发了，同时要自己千万别忘了自己是个姑娘家。幸运的是他抵达的第一所宅院就是镇里新来的一户陌生人，他碰到一位中年女性，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名收莎拉.威廉斯，有一个生病的母亲需要帮助。两人坐在一起舒舒服服地开始聊天，这位太太提到哈克.费恩失踪及可能被谋杀的谣传使全镇人都骚动起来了。她说：开始，人人都以为凶手是逃犯杰姆，但是现在人们推测可能是哈克的父亲，一个“白种废物”干的，因为他也失踪了。尽管如此，还是悬赏了300英镑追捕黑奴，这位太太认为她极有希望获得奖赏，因为她发现孤岛炊烟袅袅――实际上这确是哈克和杰姆藏身之处――她丈夫夜里就要划船去那儿追捕逃犯。

这些可怕的消息让哈克坐立不安，为了隐蔽他的恐惧，同时也符合他的伪装身份，他拿起针穿线。这位名叫朱丽斯.劳夫特斯的女主人，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那极其笨拙的动作。然后，过了一会儿，由于小说前文已经交代她扭了手臂，她叫他扔一个铁团子去砸墙根那只探出头来的老鼠，哈克当然迅速地对准老鼠砸过去，她走过去捡回那个重物，忽然把它扔到哈克的腿上，哈克双腿一并，熟练地接住了。于是，劳夫特斯太太成功了，她宣称他再也骗不了她：他准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学徒，刚从残酷的师傅那儿逃跑。哈克垮了，承认了这个新身份。劳芙斯特太太送他上路，给他出了许多好主意。在恐惧中，他赶回小岛，他一到，就叫杰姆快逃，他们得马上出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他们――在追我们。”

这后一句惊呼已经引起了批评的注意。“他们”，哈克向杰姆大喊，“在追我们。”但显然“他们”追的只是杰姆。在种族的甚至阶级术语中，“他们”的确包括哈克，他在那一瞬间脱离了他所有的身份而认同于一个黑人，一个奴隶。早些时候，当听到追捕杰姆惊人的数目时，哈克离被追捕还差得远，朱丽斯.劳夫特斯不得不让他放宽心，说虽然她的邻居不把杰姆当作杀人犯，赏钱是为了鼓励追捕奴隶。“当然，你是无辜的，对吗？”她揶喻哈克。现在，他已经成了无辜的，在这些段落中从种族和贪欲之罪赎回了自己。

这个小插曲使哈克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升华达到顶峰，他在小说的其它部分不可能升得更高，而只是在下滑。这是一种原型的、类型学的尺度，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男孩抛弃了他既有的身份，而在更正义与善良方面重塑自身。但在这所有陈述中，男扮女装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哈克为什么、如何渡过这种放弃他天生的性别身份扮成一个女孩子的危机呢？

我们注意到首先情节并没有要求穿这种服装。因为马克吐温把朱丽斯.劳夫特斯设置成一个外乡人，而且哈克没有任何理由不直接扮成一个逃跑的学徒。有一种解释是说把哈克扮成女人，是马克.吐温想找一个机会嘲笑女性――在整部小说中他不时地来上一回。例如，他嘲笑Emmeline Grangerford,一个已经去世的年轻女诗人，说她那些充满泪水的小说只是女性化的感伤癖。但如果把这仅仅看成是是源于以伪装来嘲讽女性的灵感，那马克.吐温就彻底失败了。因为，在朱丽斯.劳夫特斯太太的厨房里，被嘲笑的人是哈克自己。当朱丽斯劳夫特斯教训他在扮女人方面的不称职时，她对于社会性别的事实却实现了一个暂时的但根本的颠倒。哈克的长处是什么？就在于他太男性化了，以至于无法成功地扮演女孩，他不可能弥补这一失败。在这一幕的最后，朱丽斯劳夫特斯打发他走的时候，她显然怀疑他的能力，他认为就算他穿回男装也难以前进，“你要是碰到什么麻烦，”她说，“我会帮你解决的。"在这短暂的转变的力量中,女性气质甚至发展成一种母性的因素,但这在马克吐温的其他创作中却几乎没有表现过.“沿着大河，一直朝前走。下回出远门，要随身把袜子、鞋子带好。”对哈克这样一个只有个爱骂人的姑妈、又不是被母亲抚养大的男孩来说,这些话听起来还真有点不习惯.

母亲般的朱丽斯劳夫特斯控制着场景和哈克,但最出乎意料的,她也控制着她自己。当她开始控制女性气质本身时,这些就更清楚了。当她解释自己如何透过哈克那不称职的伪装而看穿哈克的真面目时,她就象是一个“旁观者”一样分析了女性行为,她的“脱离”很象一个“个体”，如同哈克脱离了他那"白种垃圾"的无知,或象杰姆暂时地脱离了"黑"的困惑。因为从这些谈话到小说的最后一些段落的间隔中,传统的女性气质是一种社会结构,与小说关于有组织的宗教和骑士道德的叙述有相同的。

作为一种社会构造,女性气质有其基本的角色.朱丽斯劳夫特斯告诉哈克：一个女孩,必须会穿针引线,人家向她膝盖上扔东西,她接的时候,两腿总是分开的,而且她总是掷得不准。朱丽斯.劳夫特斯所精确描述的关于一个女孩应该怎样掷东西,暗示出一个男孩应该怎样做这种事的另一方式.她之所以能细致地描述女性气质是因为她把它看成一种角色,这意味着男性气质也是一种角色。这其中的逻辑就在于任何人,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知道游戏的规则.例如,她刚刚就在扮演角色,假装无法掷中老鼠,因为"假装"女性气就是为了迫使哈克暴露他的男性气质.在她对哈克男扮女装的批评中,朱丽斯劳夫特斯把女性气质贴上标签,那就是:"扮演"(Performance)[４]。

这一章的开头就通过把我们拉进这个门坎,开创了这个概念,即女人气是一种环境,“‘请进’,那个女人说.我便走了进去,。”哈克处在莎拉.威廉斯的角色没多久就被上了第一课,知道该怎样扮演一个女孩,因为他已经告诉她,只是要问问路就走。但好心的朱丽斯.劳夫特斯绝不会听任假扮的"莎拉"在夜里孤单地迷路.这就意味着要想扮一个女孩,绝不能自由行动:莎拉.哈克将不得不等一个男人――朱丽斯劳夫特斯的丈夫――回来后护送"她"。在这一幕中置换了性别（男人被移置到前台）,男人也必须扮演他们那部分角色。虽然是劳夫特斯太太发现了杰姆的藏身地,但为了适当地表现角色,她只能让她丈夫"他和另一个男人"去实施追捕.

从先天到后天、从生理性别差异到社会性别差异对女性气质进行颠倒后,高潮阶段来临,情节的最终,当朱丽斯告诫哈克以后别再在扮演女人之后,她温和地说：“你穿成一个姑娘家太别扭了,不过你要是去糊弄一个男人,或许还能成功。”这句话倒不是要针男性的权威,而是指向社会性别本身的权威。因为如果女人比男人更能意识到女人气，这只能意味着女性气质是一种表演而非人的天然的模式.

生理性别传统不是不是单一的而是二元的,它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在自我定义和相应社会性别的定义之间的互相依赖关系,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如此,她们的视野更受限制,而男性则完全跨越了这些。女性特质被限制在生物的倾向上表现自身,它也指向男性,最先或至少在相同意义上,他们是其原因和根源,他们拥有打开符码的钥匙，而这种符码也同样成为他们的男性气质的一种本质构成。如果说女人是天生的而不是被造就的，那么男人本应该是女性的最佳判断者。

当朱丽斯.劳夫特斯告诉哈克:他只可能糊弄男人,只有女人才会认出他缺乏女人气质。在她看来，恰恰相反,是女性特质导致了秩序,而不是反映了秩序,由此可见，女人气质的最初生成不是生物学的而是意识形态的。朱丽斯劳夫特斯由此表现的女人气,诸如在旅行、缝纫、纺织所受的限制以及她们笨拙的投掷动作，其表现与男性气质截然相反，但与男性气质是一种联系,通过一系列的表演，表现得好象是自发的或天然,这些行为表演的是一种姿态:若非矫揉造作就是故意为之。她教哈克,可别捏着针眼往线头上凑,而就该把线头往针眼上凑,举起你的手,“尽量举得不舒服”（娇柔）,最关键是砸得“离老鼠最好有六七英尺远”。一个女孩应该打不到老鼠。让我们说得更明白一点吧:当把这看成一种行为而非一个事件,打不到就意味着打的理论上限定的能力。对于男孩,我们就不能这样判断,作为一个男孩,哈克可以选择打中或打不中,但对一个女孩来说就只有打不中,因为所有打中或打不中的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的必要性。所有这些都被一个女人用来解释谁拥有控制全局的能力,“你穿针的时候,我就看出你不是一个女孩,我之所以会想一些别的办法来试试你,为的只是确信无疑。”

女性气质,正如朱丽斯.劳夫特斯在这里所定义的,是某种女性必须做的,由某种既定的表演组成的合成行为,有些行为必须演好,而有些行为她们却必须熟练地演坏,也许表现得完全不熟练更好。男性气质则是相反的和对立的情形:她在他不会穿针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男孩,――这说明穿针引线就是一个男人必须熟练地做不好的活――他用膝盖夹东西暴露了他经常穿裤子（而不是裙子）。人们会想,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明察秋毫的劳夫特斯太太会比她丈夫更快地辩认出一个女扮男装的女孩,但这并不否定她警告哈克时所暗示的真相：社会性别是后天的而不是先天的。小说的这部分主要叙述女性气质的表演以及对社会性别的表演层面的精确的观察。

但这位太太之所以有可能更先识破这个失败的男扮女孩的人,另一个原因主要在于她的意识形态的立场。在上一章的结尾,在去村里之前,哈克正穿着裙子练习走路,杰姆批评哈克,“他说我走起路来,还不象一个姑娘家,他还说,我千万不能把衣衫撩起,把手插进裙子口袋,”杰姆的教导是反面的,因为哈克的伪装属于完全伪装,他的目的是去隐藏而不是去突出,是隐藏"真正"的男性气质。哈克从朱丽斯.劳夫特斯处学来的东西,则是隐藏不重要，突出才是关健。突出,意味着构建。由此推断,男性气质也成了一种构建,在重新把哈克命名为一个男孩这种过程中，劳夫特斯太太并非用这些旧的绝对的条件而是在其表演的方式上，把男性气质归还给他,

正是这种经验，才使哈克在社会性别的基本区域内自我意识的方式产生了革命，这也同样为他在种族的基本区域内的革命的到来设置了舞台。这两次转变的步骤是一致的，都是从本质主义到社会性别和种族的文化定义和政治定义，从自然到历史。当哈克发出那一声使人顿悟的叫喊――“他们在追我们！”，他把自己置身于他自己的种族迫害的对象中，他不是在指他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黑人，而是他明白了在奴隶制的南方，一个受奴役的黑人指的并不是一系列天生的品质，而是指一种状态，指一种压迫，这种压迫同样可以折磨一个贫穷的白种男孩。

接着――在岛上，哈克和杰姆作为一个白种男孩和一个逃亡的黑奴；哈克在劳夫特斯家的厨房扮成一个女孩；哈克和杰姆逃到岛上逃避白人奴隶主的追捕――这些中段情节不仅有催化剂的作用，还有调和剂的作用。正是在他的社会性别身份被暂时置换的语境中，在朱丽斯.劳夫特斯由此提出的社会性别身份的问题中，哈克被移入一个永恒的新的社会身份中，在这里，假设有一种的男性，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地对其他文化传统提出疑问。当他与杰姆完全共命运的那一刻，哈克.费恩及其故事可以说已经触到了当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根基，并把它触发到一个正相反的两极，这标志了不是超验而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外在界限是可以想象的。

这样的瞬间是不易延续的。许多关于马克.吐温和哈克.费恩历险记的研究都已经指出：在一系列偶像破坏之后，小说退回到一个让人失望的传统结局中。在这个过程中，在哈克的同谋下，杰姆的形象回归到黑人形象的老套中。但是，这里要讨论的主题，并不是哈克.费恩，而是把社会性别运用为一个批评术语，这不仅可以阐明文学对相关主题的关注，如罗曼史及家庭等相关主题的处理，而且可以阐明文学对那些没有明显完全地被自然性别身份包含在内的主题和形式的关注。例如，我们已经卓有成效地考察了对道格拉斯寡妇的叙述，以及马克.吐温通过对艾米莲.格朗福德的创作的嘲讽，来嘲讽当代女性写作传统，我们还把小说当作一个整体与这些考察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朱丽斯.劳夫特斯这段情节中，小说以一种更为普遍例证的方式，提出有关社会性别问题，而且立即在哈克企图伪装成一个女子时，由她提出社会性别问题，成为一个深层结构，表层与深层的分枝连马克.吐温本人都未必完全理解。

这些分枝与小说的前部分的全部主题有关，小说从哈克离开自己社会的历程开始追踪，进入一个有限的状态中，在那里，不仅他的道德哲学连他的身份都处在变迁之中。通过进入朱丽斯.劳夫特斯的女性空间而进入一个急剧变化产状态，这不是一种巧合：她对于女人气质的非本质看法，也并非先于他与一个黑奴的暂时认同。在这个过程，种族和自然性别并不是完全相似的：哈克与朱丽斯劳夫特斯的邂逅后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孩，谁也不可能再把他混同为女孩而加以保护。相反，他从朱丽斯.劳夫特斯那儿获得的最后教训，倒并非是她刻意要教导的，因为她本人拼命想要抓到杰姆并把他重新变成黑奴。但这些复杂因素（新出现的问题）主要在于它昭示出：社会性别在思维和写作中是基本的和自明的属性，它通过把哈克拉入最深层的可能的身份临界点。在这种非常短暂的男性气质的被蒙蔽中，通过他无法保持这种假扮而更加证实了他的男性气质，这打开哈克和马克.吐温自己的想象力，去重新思考对于个人身份和社会意识形态两者的基本原理。通过朱丽斯.劳夫特斯而不可能通过哈克本人，小说叙述着。这就好象小说本身已经发现一个女性的声音和语言在说一些事情，男性的话语不可能说清的因而也无法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已经存在的事情。“社会性别”这个术语同样可以给批评以力量，使它提出新问题，因面发现新的阐释的层面。通过阅读朱丽斯.劳夫特斯这段章节，我们提出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问题，影响到人们在一个更广泛的圈子内阐释，并最终把整小说含纳在其中。在这个圈子的中心，当哈克男扮女装的失败被看成是不过多隐藏或抹去他的男性气质时，这一事实成为一个新的能源，这一点让人有疑问。只要男性气质被认为是精确的、有机的，哈克的花裙子和遮阳大草帽可极致地象征他的被阉割，从而没有提出诸如男性气质这样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阉割是焦虑的典型素材，但它也允许完全地不焦虑。那样看来，这个情节是完全可靠的：哈克之所以男扮女装失败，是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孩。但是，当这个问题不属于男性气质，它的起源恰恰在于无论是生理学还是意识形态时，都不可能有这样的确定。相反，男性气质的特点越是被细致地描述，越是直接或作为劳夫特斯太太关于女性气质描述的反面，他们就越变得偶然、相当随意（或许是武断的）及真假难辩。

当哈克打扮成女孩子坐在朱丽斯.劳夫特斯太太的厨房里，没有什么再是既定的，任何人都可能是其他什么人。社会性别的确定性提供了普遍意义上的文学，并为哈克.费恩的其余部分提供了一个运动的锚。锚一被举起，哈克其他身份的不稳定性就被暂时地显示出来。这个男孩从镇里出来转向一个不确定的范围，他爆发出那一声呼喊“他们在追我们”，明显而戏剧性地展现这个范围的不确定性和无限性，通过用第一人称复数他把自己与一个逃亡的黑奴相联系，已经穿越了广阔的距离，这个距离是在社会性别的附加性批判观点通过把章节相贯通而帮助测定和解释的。在这些章节中，哈克进入了一个远离女性的世界，而结束时他又被推回他远离的文化和社会。在最后，当抛弃了“白种垃圾”的意识形态外套，他将自然而然地保持男性气质的全套装束。但是他曾暂时面对的事实，可以由此判断他疏远的根本点，同时测量出其焦虑的深度。

换言之，社会性别是一种内含的假设，也有对其他事物作为试金石的多重作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对社会性别质疑的――把它从公理转变成为一个细察的对象和批评的术语――正如也不能对种族和阶级质疑。把社会性别引入批评研究，使批评研究的关注对象和种类通过历史的编纂而扩大了，产生了一种新的包含着文化意识的叙述，这也是新的自我意识。

通过对社会性别的透视，一个批评家可能看得更深，更广。但是观点也可能显得更加阻碍重重。的确，批评视野的扩大似乎对它有所限制，或者把一种新的障碍置于批评和文本之间。在分析社会性别概念的方式上丰富了朱丽斯.劳夫特斯这个情节，这种讨论已经引起了关于一些连马克.吐温创作时可能都没有明确地考虑过的问题和思考的观念。在他后期的创作中，描写了一对男孩和女孩，他们彼此的行动都象他们性别的反面，马克.吐温表达了一种对社会性别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清醒认识。或者，当他把这种认识表达得更加生动时，“如果你不考虑自然性别而只是从事务因素来看的话，Hellfire Hotchkiss（那个女孩的姓名）是一个最真实的男性，而Thug Crapenter(男孩姓名)在镇上是一个最真实的女性。”的确，自然性别身份的“事务因素”是人们可以给社会性别所下的最好定义，朱丽斯.劳夫特斯揭露出来的关于女孩是如何被造就成女孩以及男孩如何被造就成男孩的，当然可以被当作一个早期的认识来读。但在哈克.费恩这部小说中，却没有这样显示出这样的理解。实际上的理解恰恰是反面的。当叙述者直接描述女性时，他们似乎不是实际中的女性而只是女性气质的化身，天生就是象emmeline Grangeford那样是伤感的小傻瓜们，或者是象道格拉斯寡妇那样虔诚而伪善。在整部小说中，做一个女性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朱丽斯.劳夫特斯受到超乎寻常的赞美，这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在她控制的场景中，读到她是如何定义她自已的，但书中在其他处并没有再提到她。这些批评术语在文本中明显的缺席暗示出了阅读已经把自己的概念引入作家的世界。通过积极回应这些暗示，“社会性别”这个术语改变了批评的整套方法，尽管在阅读和文本之间它与一种修正的理解相互作用。因为，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所有思想的根本，虽然大多数思想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与社会性别批判常常有一个面对面的边缘冲突。我们将不得不研究社会性别，除非它在小说或诗歌中被明确地描述出来，社会性别将很少研究自身。另一方面，“阐释”一词是有双重意义的，它既有翻译又有解释之义。这二种意思是文学阐释逃不掉的，而当批评家们把自己局限于确定文本的术语时，他们阅读阐释能做到更惬意，但是更少一些建构（或解构）。他们也能阐释他们认为要详细说明的。文学批评中行动与反应一样多，而研究社会性别会使之愈加清晰。

再谈谈莫里哀戏剧中的暴发户绅士那激动人心的发现：当他说话时他讲的竟是散文。在这个讽刺中有一个对应物，即当你说话时你不得不使用词汇。在文学批评中“社会性别”这个术语指的是一整套关注对象，它也是一个词汇――马克.吐温可能已经把它叫做“事务性因素”――这个词汇已经把它本身的含义赋予了我们所说或所写的每一句话。

--------------------------------------------------------------------------------

[１] 译者注：Gender的对译有“性别”和“社会性别”两种。例如，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中，将gender译为《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王政在《“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中认为：在性的问题上，要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不能用现在的概念、现存的观念来作表述。因此，在翻译gender时，译为“社会性别”较为准确。在本文中，为区别“sex/gender”，前者译为“自然性别”，而后者译为“社会性别”以示区别，此种译法一方面为了避免用隐含陈旧观念的话语来包装新的概念，另一方面，这与国内许多有关著作的译法也是一致的。目前，这一概念在国际范围被广泛使用，从学术层面到政治领域。由于它在西方本身就是一个发展变化中的概念，至今仍处在发展中，并没有被胶固。

[２]原注：《韦伯新世界英语字典》(1968)中，把gender定义如下：“正式用语 ，通过它，名词或代词得以组合并曲折变化，或随形式而变化，以控制某种句法上的关系：虽然gender不是英语的用法，但一些名词及第三人称代词根据性而区分，如：男人或他表示男性，女人或她表示女性，门或它表示中性。在许多印欧语系及其他语种中，gender与sex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最后一句话说明了gender并非依据于sex ，即社会性别并不是建立在自然性别之上的。作为一个批评术语，它标志着自然性别身份和它相关的特质，当下述讨论将继续解释这个术语。

[３] 原注：波士维尔(1740-1795)，苏格兰作家，著有《约翰生传》，他在《赫布里底群岛游记》中说：“约翰生还说过，‘男人知道他们不是女人的对手，因而他们选择女人中的最软弱者或最无知者。否则，他们永远也不会害怕知识与他们同样多的女人。’……为了对女性公正起见，我认为承认这一点才是坦率的，在接下来的交谈中，他告诉我，他说的话是认真的。”

[４]译者注： Performance有多种译法，可译为“表现”、“表演”、“扮演”，如巴特勒就有“表现说”等，在此根据上下文及语境　，我以为译为“扮演”较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