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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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理论关注的主要社会问题

作为学科的“社会理论”指：在社会学视角下对现代性问题所进行的各种理论探讨。由于探讨的方法论本身亦具有深刻的实质意义，因此，这里的“社会理论”不仅指涉各种关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建构，而且指涉对理论建构本身所作的认识论思考。本发展报告的以下各种论述都将遵循这一基本框架展开。社会理论是一项最具变动性的事业，而其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知识自身的不断发展，一是社会的急剧变迁，其中后者又具有根本性意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许多的剧烈变化：冷战结束；信息技术高度发达并被及时地应用到社会生产和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两个因素反过来极大地推动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生物技术深刻地改变着人的身体构成和自身再生产模式，自在自然和自在身体的人造化转向在广度上基本完成，在深度上还在继续。在知识领域，话语的后现代转向异军突起。上述这些变化不仅为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些新的问题，也使社会理论有机会去发现一些新的议题，不仅呼唤着社会理论采用新的范式和视角来理解社会现象，也为社会理论提供了一些分析问题的新思路、新范式和新视角。总之，当代社会理论在维持与80年代及以前的社会理论话语之间的连续性的同时，又同其历史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断裂”，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和话语形式。
一、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研究
全球化进程在后冷战时代的飞速发展使许多社会理论家敏感地认识到这一议题的重要性，当代几乎所有的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贝克、鲍曼---都卷入到了对全球化现象的研究和阐述中，在塞德曼和亚历山大选编的《新社会理论读本》收录的38篇论文中，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献共计11篇。社会理论对全球化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什么是全球化这一基本问题上，如吉登斯对全球化维度的研究；更多地则是对全球化后果的研究，一是从不同民族国家、文化、种族之间的互动角度，关注全球化与地方化包括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同全球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共生问题、全球化与社会认同问题、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问题、全球化的种族后果，二是从全球化深入到民族国家和文化内部对其中的社会和政治自身的内在性质和结构影响的角度，探讨社会认同、政治制度变革等问题；还有的是对全球化的规范研究，无论是自由主义者所坚持的全球主义还是贝克等人所倡导的世界主义，都是对全球化的一种规范性界定，一种引导全球化方向的理论努力，不过前者强调的是西方文明的普适性，背后的支撑是西方强势国家的逐利要求，后者则把差异、平等、对话作为全球化所应具备的一项基本素质和特征；此外，下文将要介绍的对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变的研究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
反思现代性是当代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论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现代性工程的批判者、还是维护者，抑或中间立场者，都把论述的起点放在对现代性的基础启蒙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上。后现代理论家倾向于批判启蒙主义的工具理性的过度彰显对情感、自然的宰制，以及启蒙主义的普遍主义诉求和现代化工程的乌托邦实质；其中更为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还致力于批判现代性对“个体的异化和对身体的压抑”，谋求彰显情感、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存在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抗衡甚至消解工具合理性；他们设想的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只有自然而无乌托邦工程，只有平等而无等级和中心主义，只有差异性而无普遍性的社会。吉登斯和贝克对现代性的批判虽然也集中在工具理性上，并汲取了许多后现代的思想，认为启蒙理性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性结构，其现代化工程因此也不可规避地是悖论性的，这种现代化必然把人类引入到一种恒久的不确定性之中，引入到风险社会阶段；但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因此放弃现代性诉求，而对现代化的前景保持谨慎的乐观，相信通过建立强大的社会理性能有效地控制科技理性的盲目发展，从而使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发展，甚至可能进入一个超越匮乏的“后现代”状态。
当然，当代社会理论视域中重大问题远远不止以上列举的。事实上，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剧烈的时代，社会理论的视野不再可能保持帕森斯时代的统一性和单一性，而必然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局面。埃里奥特选编的《Blackwell当代社会理论读本》中，收入的论文共29篇，其中的论题涉及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批判理论、主体理论、社会结构和制度分析、种族、文化多元主义、女性主义、性（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差异）等；塞德曼和亚历山大的《新社会理论读本》除了关注埃里奥特所注重的上述主题外，还涉及符号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民族主义、全球化、身体、生态、文化研究、市民社会、支配和解放、社会理论对道德和真理问题的重新阐释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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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社会理论的“元理论”研究与范式转换

如前所述，世界的变化和知识观念的变迁都不可避免地冲击着社会理论的基本理念、研究视角和范式即“元理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社会理论的“元理论”构成冲击最为严重者，在社会生活领域莫过于全球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在知识领域莫过于知识话语的后现代转向。许多理论家都一致认为，“全球化”对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主要观念和方法论都将带来至为深刻的转变；塞德曼和亚历山大则把这个时期的社会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后基要主义”（postfoundationalism），把重点放在社会理论研究的后现代转向上。他们认为，在这个时期，社会理论已经放弃了建立一套最为基本的、一般化的概念和范畴用以统一和指导社会研究的基要主义诉求，长期以来一直萦绕在社会理论家脑际的、挥之不去的科学化情结和学科化情结终于被放弃，理论工作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规范转向，社会理论采取了更为实用主义的立场和形式，并直接从同社会生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中确立自身的正当性。在这两股力量的冲击下，当代社会理论一方面寻求对关于自身存在合法性的传统“元理论”---如社会理论的价值问题---做出新的阐释，另一方面也生产出一些新的研究范式。下面介绍的前三个问题是关于研究范式的，第四个问题则是关于“元理论”的。
一、全球性：对“普遍主义VS特殊主义”范式的超越
普遍主义思想在欧洲文化中由来以久，而其发展的新起点应该是启蒙运动。启蒙运动赋予理性以无上的高度和力量，“把理性看作……是一种引导我们去发现真理、建立真理和确立真理的独创性的理智力量”，它标明“人类天赋具有一种穿透力和逻辑性思维能力……表现这些能力的各种制度安排将会得到发展，因此无限进步和永久和平将会是最终的结局……普通人和受过训练的人都同样坚信自己具有运用理性的能力”。虽然启蒙运动把“理性”铸造成人类通往美好未来的普遍主义原则和文化模式，但同时却没有摒弃西方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区分文明人和野蛮人的等级观念和制度，反而把二者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型塑出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普遍主义”教条：在欧洲内部，统治者是理性的文明人，被统治者、不符合理性原则的人是野蛮人；在欧洲与世界的关系上，欧洲是理性的文明人，其他地区都是野蛮之地；对于野蛮人中的“可以教育好”的那一类，就要让西方文明人对他们进行理性主义的教育和规训，使之完全融入到西方文明传统之中，成为美好社会的建设者，对于野蛮人中无可救药的族群，只有采取消灭的方式，以防止他们扰乱文明人的生活，破坏通往人间天国的进程。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普遍主义信条统治着整个启蒙运动，甚至支配着西方的整个对外扩张历史。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和交通技术高度发达之今日之世界，普遍主义得以附着于全球化浪潮、民主化浪潮并以后者为掩体而成为新殖民政策的重要意识形态支撑，故其扩张的欲望更加强烈。
而特殊主义虽然早在德国诠释学中就已经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而出现，但对作为重要价值取向的特殊主义的发现则要推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英美人类学家的文化自觉的凸显息息相关。今天，普遍主义的高歌猛进必然激发弱势民族、国家和种族的高度戒备和反抗，特殊主义及其变种如身份政治、承认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等，作为这种警惕和反抗的工具已经构成普遍主义甚至全球化趋势的强劲反动。与普遍主义相比，特殊主义诉求在认识论上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如对世界上是否存在普遍道德、正义的争论，如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等对普遍真理的怀疑，而强调真理标准的地方性、特殊性、有用性；在政治上则可能催生出对西方文明特别是美国文明的美国中心论的全球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持久反抗，催生出各种民族主义主张和多元文化主义的等各种反全球主义运动和话语的全球蔓延，甚至还催生出恐怖主义这一弱者的武器，即美英在冷战结束后所奉行的变本加厉的霸权主义政策与“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更强劲的反弹之间的尖锐对抗，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预言在现实生活得以残酷地复制。
当然，这种对抗在社会理论界还会产生其他的积极后果，即刺激着学者寻求超越这对对立范畴的学术努力。如有学者指出，社会学自诞生以来，其想像和研究的空间经历了四次变化：社会学第一个百年的空间是普遍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向地方性，如人类学对异域社会的田野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国家意识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迅速提升；20世纪末开始转向全球性（globality）。“全球性”表达的都是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两个极端的反动，而寻求一种更为中庸的道路，“全球社会学不同于普遍主义社会学之处，不是从任何的一般性设想出发，而是从全球易变性、全球关联性和全球相互交往出发”。全球社会学把全球看作一个结构化的社会和文化系统，而不仅仅是处于进化或现代化进程中的人的领地；因此，当代历史就表现为一套充满差异的、横向的现代性；这样，全球性就使社会理论竭力同古典的欧洲中心论和狭隘的我族
中心论以及殖民者的外来眼光决裂。
“全球性”作为全球化时代社会理论的新观念和新范式的提出及其对“普遍主义VS特殊主义”这一紧张关系的否弃，对社会理论的发展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它不仅使一些原先被遮蔽的重要问题得以出现在社会理论研究的前台，而且给社会理论重新阐释许多重大主题以机会和条件，如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关系，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文化认同，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对话问题，多元文化主义问题，后殖民理论，等等。
二、社会建构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
把社会作为知识的主体的观点一直存在于社会理论中并为社会理论家承认和研究（知识社会学），如涂尔干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以及《原始分类》，就是对知识的社会发生过程的经典论述。但必须注意的是，涂尔干等理性主义者的这些论述的背后都隐藏着进化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潜台词，认为知识的进化是一个不断脱离各种宗教性、偶然性因素而进入纯粹的逻辑轨道的过程。真正的社会建构论者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任何被宣称为是对真理和规律再现的知识都不是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是符合逻辑的、客观的，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性的、个性化的、偶然性的和协商性的产物，更激烈地说，即使逻辑本身也仅仅是由与日常行动相差无几的行动建构的，而非必然那样的；在新实用主义者罗蒂看来，从知识到真理，都是根据有用性标准而权宜性地建构的，不是不存在真理，而是真理确确实实只为实用目的而产生，而没有客观的标准可以衡量。
今天，社会建构论已经不再局限于对知识生产的社会机制的分析，而是更广泛地被用于分析各种社会规范和秩序的产生及其运作，如建构论国际政治学，用于分析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各种社会秩序的人为建构性、其背后掩盖的意识形态性和符号暴力性，如女性主义对性别不平等、对女性歧视等现象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揭露，等等。
三、反身性：一个现代性诊断范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反身性”（reflexivity）在社会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几乎到了人人必谈之的地步。“反身性”作为一种话语在学术领域中的兴起，是由它所暗含的认识论的后现代转向决定的：质疑启蒙运动所确立的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确定性信仰和各种二元论信仰。与上述各种范式指涉的单一性相比，“反身性”应该是一个多维度的范式。这一点可以从“反身性”的多元内涵及其内在张力中得到体现。“反身性”在不同语境中的内涵特别丰富，但最为基本的主要有三种：自我反思（self-reflection）、悖论和诠释学循环。“自我反思”在这里有两种指涉：一指笛卡儿意义上的有条件的怀疑理性，即“温和的内省”，它被设想为能达到对世界的真理性把握，获得确定性知识；另一指涉则更为激进，是对前一种反思没有触动的、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预设和前提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并必然造成使任何理性的反思都不能达到笛卡儿所期待的终极性的“磐石和硬土”，而仅仅是“沙子和浮土”，即不确定性状态的后果。“悖论”是对理论和实践各自的逻辑自恰性预设的否定，在启蒙主义中，“自我反思”的理性遵循着逻辑的自恰性原则，但“反身性”的悖论指涉恰恰表明这种理性主义方法在逻辑上的自相矛盾。“诠释学循环”揭示了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各自内部的不可阻隔的相互循环和建构关系。更为吊诡的是，无论是“悖论”还是“诠释学循环”，都是“反思”这一理性活动的构成性特点。如果我们把激进的自我反思、悖论和诠释学循环三个面相简化为“自反性”的话，就可以把“反身性”的多元内涵之间的紧张关系简化为一对范畴：反思VS自反。在不同语境中，“反思VS自反”的指
涉是可以变动的，或者为温和的反思VS激进的反思，或者为反思VS悖论，或者为反思VS诠释学循环，并因此而具有不同的理论价值。
“反思VS自反”已作为知识社会学质疑“科学何以可能”和“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基本认识论依据（如SSK、布迪厄），而且是社会理论洞察和反思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即追问“社会何以可能”（如符号互动理论、常人方法学、结构化理论、开放社会理论）及“现代性诊断”（如风险社会理论、反身性现代化理论）的重要视角和方法论基础，并因此成为卢曼、吉登斯、布迪厄、鲍曼、贝克等当代社会理论学者建构理论的墙脚之石，其中尤以吉登斯和贝克的现代化理论为典型。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反身性”理论立足于“启蒙理性的悖论”语境：启蒙理性的彻底怀疑原则具有内在的自我指涉的悖论性，必然导致理性的自我反驳和毁灭；这种普遍怀疑主义在知识建构中被制度化，生产出各种相互抵触、却没有一种具有总体性的真理效果的科学知识形态；这些知识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性反身性的参照；由于“双重诠释学”的作用，这类知识不断嵌入到社会中去，构成现代社会的基础，生产出各种意外后果，使现代社会成为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难以驾驭的风险社会。贝克同样认为启蒙理性和现代化的预设本身具有内在的自反性，这些预设一方面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动力，同时又促使简单现代化的自我消解和破坏，走向第二个现代化即反身性现代化阶段，使工业社会逐渐转化为风险社会。在风险社会中，规避风险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风险，解铃与系铃、反思与自反是同一个过程。
四、科学目标VS道德诉求：社会理论的“元理论”
如前所述，社会学和社会理论必须保持价值中立是古典社会理论家（除马克思以外）以来到帕森斯的一贯立场，也是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维持其在科学阵营中的位置的必要条件。但从相反的角度看，古典社会理论家在其方法论中对价值中立的强调恰恰表明了在现实研究中实现这一要求的艰难性，而且，马克思不顾社会科学的所谓科学规范，带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进入其理论建构，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剖析和批判就饱含着对被压迫群体命运的道德关怀。由此可见，在社会理论的发展中，科学主义的目标与人文主义的道德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元”问题潜藏其中。当然，由于社会科学本身就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是模塑自然科学而建立起来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曾经并不被认为是严格的学术研究，所以，这种紧张关系在社会理论的诸“元问题”中的重要性并不明显，或者说，道德立场并不构成与科学目标相反动的非常强劲的一极。但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美国理论界在批判帕森斯的系统理论的过程中，社会理论与各种社会运动的勾连日趋紧密，这一点在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和古尔德纳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中表现得格外明显；在法国，后结构主义的兴起成为挑战科学社会理论的支配地位的替代性知识；在德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批判理论对社会生活的积极介入也彰显了社会理论的直接的社会批判作用。80年代以来，各种以反对社会不平等的社会运动如女性主义运动和相应的知识生产对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性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揭露，它们极力主张知识的道德和政治特性以及强调对话、评论和政治参与。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受着学术话语的后现代转向的影响，这对紧张关系的天平更是向另一方倾斜，即强调社会理论应具有明确的道德关怀的观点开始占据上风。塞德曼和亚历山大就放言：无论是在理论领域还是某些影响深远的经验研究领域，科学方案已经被抛弃了，而那些曾经一度被认为太过“价值负载”而不适合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开始在社会理论中占据核心位置，理论探讨同社会运动和政治变迁密切结合。90年代以来，许多社会理论家如吉登斯、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对时事的积极发言正是社会理论的这种道德和政治转向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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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发展趋势

社会理论的发展受着具体社会情境和知识语境的决定性影响，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在后两个领域发生的变化依然在继续和深化，因此，社会理论学科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依然将继承和深化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路径，可能表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趋势和特点：
第一，寻求社会理论的统一性范式和这些范式的统一答案的努力还将继续，但分化依然是不可规避的后果。帕森斯式社会理论大厦坍塌后的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和社会理论领域曾一度充斥着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的根源在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和答案，为摆脱“危机”，不同的社会理论家纷纷提出新的试图能替代功能主义的新的基础性理论和范式，但颇为悖谬的是，这些寻求唯一问题和答案的努力不仅没有使社会学和社会理论摆脱危机状态，反而显得更加分崩离析；80年代以降，亚历山大、瑞泽尔等试图采取更为机动的“连续统”方式为社会理论奠定共同的范式基础，可惜的是，这种连续统虽然摆脱了各种二元论，却给答案的多元性创造了条件，因此还是没有真正实现社会理论学科基础的统一；进入90年代后，任何普遍主义的诉求都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知识话语的抨击，寻求统一问题意识和答案的努力已经不合时宜，“差异”才是唯一可行的普遍原则。从本学科的上述发展历史看，在今后一段时间，虽然后现代转向并不能完全独霸天下，但任何寻求社会理论的统一基础的努力都很可能是无果之花，内在原因除了知识领域出现的后现代转型之外，还来自综合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化的事实，更重要的是，当今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社会理论必须要扮演全球主义诉求的反动角色，而若自身的基础建设都追求某种统一的话语，就很难让自身担负起这种社会使命。
第二，随着参与到社会理论研究中的学科的增加以及人化自然的普遍化，社会理论的视野和论域将不断拓宽。但是，这种拓展并不等于社会理论仍然会固守建构宏大理论的位置。相反，与学术界对理性万能的反思和批判趋势相适应，社会理论领域的学者们也将对自身理性能力的有限性有更深入的认识，那种幻想通过理论逻辑以及“概念的组合和分解”来对人类社会做总体性把握的宏大理论的努力ii将逐步式微，同时也会逐步放弃担当对社会未来做线性预言的角色，而更多地受着视角主义和阐释人类学方法的影响，更加密切地关注实践性问题，寻求对具体生活问题的理论理解，同时又不排斥任何与之相异的其他视角。
第三，在学科诉求上，寻求科学的努力与寻求道德介入的努力仍将是横亘于社会理论自身之中的一对恒久张力，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阶段的“科学社会理论”诉求的持有者的“科学”理念绝非启蒙主义意义上的，而是具有了某些后现代的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并不明显。所以，社会理论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参与将会得到不断地加强。
第四，在研究主题上，社会理论必然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全球化和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上，以及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中的风险问题上。全球化是一种正在进行的现象，它的最终形象还不可预测，它的各个方面的后果正在显现但还没有穷尽因此目前完全无法估量，但全球化是20世纪末对人类生存和生活最具革命性影响的力量这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沿着“全球性”和“世界性”这两个既相互区别又互有联系的路径继续研究全球化、分析全球化所产生的各种或宏观或具体而微的影响和后果，并根据全球化研究需要自觉地调整社会理论的视角和范式，必然是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理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另外，贝克在1986年和1999年就专门论述我们身处其中的世界正在甚至已经进入全新的“风险社会”。这种宣称在21世纪初不仅得到了现实的残酷佐证，而且证明现实的“世界风险社会”比贝克的想像远为复杂和不确定。它的根源不仅存在于贝克当年指出的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在悖论，即生态灾难，而且还直接地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中激发出来的各种文化的、种族的、利益的冲突之中，所以贝克在分析“9·11”时指出，这个事件表明我们正生活在“世界风险社会”之中。寻求世界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对话基础，建立以差异、平等、对话为基本理念的全球性文化沟通体系，以维护世界的稳定和共同繁荣，虽然已经成为社会理论界大多数学者的共识，“9·11”事件把很多的目光牵引到“文明冲突和共生”上，但在“如何实现”上依然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另外，正如一位学者最近指出，对另一个重要的“风险”事实即生态灾难却差点遗忘，而事实上这二者的根源都内在于现代性之中，即在于科技理性的结构性悖论。从当前的状况看，现代化程度的根本标志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和应用程度，而后者的越发达即自然世界包括人的身体的越人造化，人类所面临的生态问题就越多，不仅这些生态问题的产生与文化的、社会的因素息息相关，而且其制造的社会和文化后果亦是相当严重的，对人的生活、心理、自我认同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如何厘定生态灾难产生与文化、社会的关系，如何理解生态灾难和人造环境的普遍化对人类生存和生活所造成的各方面的影响，如何应对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将是新世纪社会理论创新和建构的重要素材。总之，生态风险和文化风险都将是21世纪社会理论的重要论题。（社会学所社会理论重点学科课题组）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