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的问题
何怀宏
一、 成为问题的上帝
海因里希·奥特（H. Ott）说：“今天，谁要谈论上帝，谁要思考上帝问题，他就必须明白一点：上帝在我们这个时代被打上问号了。”他说这句话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说明这个时代不再理所当然地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这个“被打上问号”也可以指，恰恰这个时代有责任带着特别的迫切感去追问和探索上帝的真实性。1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最深沉地陷入了这一矛盾：这个世界似乎并不必以上帝的存在为前提；但在有过对上帝的经验的西方世界里，人又那样苦苦地寻求上帝，暗暗地渴望上帝，那怕有时是采取怀疑和否定的形式，也在怀疑之后仍然感到隐隐的不安，在激烈否定的同时又有一种撕裂自己肌体般的惨痛。即便如伏尔泰、费尔巴哈所言，上帝是人自己把他造出来的，是人自己的投影，如果上帝不存在，也应当造出一个上帝，但人类为什么一定要造一个上帝呢？为什么在激烈的社会和宗教批判之后人又仍然常常要寻神呢？此正如伊凡·卡拉马佐夫所言：问题在于人类竟然会有上帝的观念，会有寻求上帝的思想，是人类竟会对没有上帝感到不安。“上帝果真存在倒不奇怪，不稀奇了，稀奇的是这种思想──必须有一个上帝的思想──竟能钻进象人类这样野蛮凶恶的动物的脑袋里，而这种思想是多么圣洁，多么动人，多么智慧啊，它真是人类极大的光荣。” 2
然而，这种寻求又依然是痛苦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最主要的问题……一个我自觉不自觉并为之痛苦了整整一生的问题，就是上帝的存在！” 3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最亲近的日子里，他也不同意别林斯基对基督的否定。然而他也深深地受到了时代的影响，感到了时代的倾向，这种倾向就象夜访伊凡的魔鬼所言：“在这个时代信仰上帝是开倒车，我是魔鬼，相信我总可以吧。”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2月结束苦役后给冯维辛娜的一封信中写道：“因为我自己经受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敢于向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象‘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主要是因为在不幸中能悟出真理。我向您谈谈自己，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我知道这一点）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的反对的论据越多，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完全宁静的时刻，在这种时刻我爱人，也认为自己被人所爱，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宗教的信条，其中的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一信条很简单，它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可爱、更智慧、更坚毅和更完善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决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5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要的思想型人物也分有了作者的这一特征，上帝的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日渐突出。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几部长篇如《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罪与罚》的主人公还是主要在为道德问题苦恼，那么在他后来长篇的主人公那里，上帝的问题则占据了越来越中心的地位，虽然它仍是与道德、时代的问题紧紧关联。《群魔》中的基里洛夫说：“我不知道别人的情况，但我感到我不能像其他任何人那样行事。别的人都能起初想着这一件事，接着又立刻想另一件事。我可不能去想另一件事，我一辈子只想一件事。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6 佐西马长老向伊凡指出，有关上帝的是否真的不存在，是否真的没有不朽的问题在他那里还没有最后解决，还在折磨着他的心，而他的最大悲哀，他心灵的全部痛苦也就在这里。7
米卡也承认自己“被上帝问题折磨着，老是被它折磨着。”8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都暗暗地为上帝的问题而苦恼、而激动，他们乃至被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向极端、推向彻底、推向边缘。基里洛夫是在生命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伊凡、米卡是在道德的边缘提出上帝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作者看来认为一种温吞水的状态，一种不冷不热、无动于衷的状态还不如一种激烈争辩乃至否定上帝的状态。季洪面对怀着复杂的动机前来忏悔的斯塔夫罗金，引用了圣经《启示录》中的一段话：“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说温顺的人更喜欢冷冰冰的人，而不是不冷不热的人，说那怕是彻底的无神论，也比世俗的冷漠态度更值得尊敬，“彻底的无神论距离诚心诚意的信仰只有一步之差（不管他是否跨出这一步），而态度冷漠的人除了恐惧之外，没有任何信仰。”9 《少年》中的维尔西洛夫也说：应信仰上帝，而完全不信，也是个极好的现象。10
成为主要问题的还不是上帝的单纯存在与否，以及他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他如何可能存在，这种存在如何能够为人的理性认识和想像力所理解和把握的问题──就像与少年对话的老公爵所问：“假如上帝是存在的，那未他一定是个体地存在的，不会是宇宙间某种弥漫的精气形状，也不会是液体的形状（这更难以理解），但如果是个体的存在的话，他是住在那里呢？”11 真正成为严重的问题，最为人苦恼的还不是上帝自己如何可能存在的问题，而是上帝与他所造的世界、与他的造物的关系问题，换言之，作为造物的人也只能从这个角度，从这个途径去认识和体会上帝的存在。伊凡正是从这一角度去提出问题的，他在老卡拉马佐夫面前否定过上帝的存在，但在与阿辽沙谈话时又说可以接受上帝的存在，而真正使他激动不安的问题是在于如何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接受一个还充斥着罪恶和血泪、存在着虐待无罪的孩子和动物的现象的世界。他说：
我是早就决定不去思考究竟是人创造了上帝还是上帝创造了人的问题了。自然我也就不想再去仔细研究俄国小伙子们关于这问题的时髦的原理，──那是完全从欧洲的假设中引伸出来的；因为在欧洲还只是假设的东西，到了我们俄国小伙子的心目中就立刻成了原理，不但小伙子们这样，也许连有些教授们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俄国的教授们也往往和俄国的小伙子们完全是一回事。所以我把那些假设一概略过不提。你我现在的任务究竟是什么？那就是让我尽快向你说清楚我这个人的实质，也就是：我是什么样的人？信仰什么？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对不对？因此我现在声明：我直接而且简单地承认上帝。……我老老实实承认，我完全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能力，我的头脑是欧几里得式的、世俗的头脑，因此我们怎么能了解非世俗的事物呢。我也劝你永远不要想这类事情，好阿辽沙，尤其是关于有没有上帝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对于生来只具有三度空间概念的脑子是完全不适合的。所以我不但十分乐意接受上帝，而且也接受我们所完全不知道的他的智慧和他的目的，信仰秩序，信仰生命的意义，信仰据说我们将来会在其中融合无间的永恒的和谐，信仰那整个宇宙所向往的约言，它‘和上帝同在’，它本身就是上帝，诸如此类，不可胜数。这方面想出来的说法太多了。我的说法好象也不错，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归根结蒂，我还是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即使知道它是存在的，我也完全不能接受它，你要明白，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是不接受上帝所创造的世界，而且决不能答应去接受它。我还要附加一句：我象婴儿一般深信，创伤终会愈合和平复，一切可气可笑的人间矛盾终将作为可怜的海市蜃楼，作为无力的、原子般渺小的、欧几里得式的人类脑筋里的无聊虚构而销声匿迹，在宇宙的最后终局，在永恒的和谐到来的时刻，终将产生和出现某种极珍贵的东西，足以满足一切人心，慰藉一切愤懑，补偿人们所犯的一切罪恶和所流的一切鲜血，足以使我们不但可以宽恕，还可以谅解人间所曾经发生的一切。就算所有、所有这样的情景终会发生，会出现，但是我却仍旧不接受，也不愿意接受！12 世界上的罪恶及苦难的问题一直是神学所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怀疑和否定上帝者常常提出，面对这样一个很不完善的现实世界，上帝要未是非全能的，要未是非全善的，甚至两者都不是。如果情况确实是这样的话，这样一个上帝的存在与否又有何意义？20世纪西方基督教思想家在这方面主要提出了三种解答：一是上帝有限说（如拉希德尔、鲍恩）：一是造就灵魂说（如坎普贝尔、柏格森和希克）；一是自由意志说（如尼布尔、麦奎利）。13
以上伊凡的话再一次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阿辽沙默默无语，佐西马长老的遗言也没有正面涉及这个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没有直接回答有关这个世界的罪恶和苦难的问题，没有直接提出一种神正论的回答，《卡拉马佐夫兄弟》全书乃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作品与其说是正面回答，不如说是趋向于这样一种反问：“假如真的没有上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仍可以说是针对前一个问题而发，但现在的关注主要在于：假如真的没有上帝，这世界将会怎样？人将会怎样？是否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能发生？罪恶还有没有办法从根本上遏制，甚至还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罪？人是否能使自己长久地置身于一种没有上帝的境况？人在这种境况中是否仍可以充满希望、前景光明？等等，这是从否定的、假设上帝不存在，而非肯定的、假设上帝存在的角度来提出问题，但它并非就是一种消极的辩护，它是在边缘处辩护，是在最后的界限辩护，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更积极、更有力的辩护。无论如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仍然是联系人的世界，而尤其是联系人的罪恶和痛苦来谈论上帝的，这种谈论不是神秘主义的、玄妙的，而是极具现实感和社会关注的。
而即便在不涉及善恶的知识论方面，从一个未曾有过对上帝的明确体验和信仰形式的文明中生长起来的人那里，一个希望的情感很强但理性也很强的人那里，是否也会发生这样的疑问和渴求，是否也会有类似的痛苦和希望呢？以下是我自己的一些疑问：
人不能没有身体、没有感觉而存在。而人有这种存在，人竟然出现，这世界竟然存在，并恰恰是这样存在，人也恰恰是这样存在，又很难设想是完全无因的、偶然的，而即便是偶然的存在、荒谬的存在，这世界与人毕竟是存在着。而这一切怎么可能？即便人不再存在，所有生物都浑噩无知，乃至回到一个完全冷寂的世界，这问题依然存在：这世界怎么可能？存在如何可能？这一切存在都要求必须另有一个更高的存在？一个我们虽然看不到却不能没有的存在？一个隐身的上帝？否则，我们不是要面对一个无根无垠的世界感到恐惧？而上帝又如何能够存在？他必须存在，但他必须以某种形式存在？超出时空以外的存在是怎样一种存在？人及其世界同时肯定和否定着上帝的存在，人同时呼唤和抵抗着上帝的存在，问题在于这世界毕竟存在了，并且有了自我意识，只要这意识一旦存在过，那怕是一瞬间，这一亘古的问号就永远不会消失，即便在人消失之后也仍然不会消失。无视这一个问题，人类的一切努力和梦想就都显得有些可笑了，人间天堂即便实现也只是一个蚁穴似的游戏。一切的崇高和卑鄙，一切的大悲大喜、大恸大乐都失去了意义，甚至爱情也失去了意义，最美妙的艺术也失去了意义，但也许只剩下这一点意义：爱和美，或许再加上一点希望，不甘于绝望的希望。
人在绝望中呼喊，可是有谁会听到这声音吗？有什么关于一个绝对的听者的证据吗？佛陀、耶酥的神圣形象是否仍然只是我们的渴望和理想所创造的形象？是否他们仍然只是人对上帝的一种仿效？甚至他们本来也可能会像许多“异端”教派的创始人一样湮没无闻？然而，他们的存在、生活和思想不就像一个奇迹，一个人本身难以企及的奇迹？
如果说上帝本来就是没有的，可是这世界是怎么回事？用荒谬与偶然来解释也许可以解释人的产生，意识的产生，但在人产生之前还有这世界呢，还有这存在呢？至少我们知道这存在是存在的，而不存在是怎么一回事？即便人消失了，地球消失了，银河系消失了，宇宙冷寂了，这存在依然存在。一切都虚无化了，虚无也依然是某种存在。即便说虚无不是存在，存在将归于虚无，可问题在于我已经存在过了，这人及其世界毕竟存在过了。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已经发问了。虚无又是怎么回事？谁能解释这虚无？解释为何人在思考过这一巨大无垠的存在与虚无的问题之后，还依然要为小小的得失而欢乐和痛苦，同时一些个人又会在个人的目标乃至社会的理想实现以后依然要不满足和渴望？以及在世人艳羡的成功和幸福中依然感到某种不幸和缺失？
我的存在与世界的存在并不是封闭在我的意识里，我通过语言、文字、美术、音乐还可以感受到别的存在，感受到还有一些人同样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疑问和呼喊，许许多多这样的人已经不在世上了，他们是不是现在已经知道了这秘密，而如果他们死后知道了这秘密，怎么他们生前就一点什么也不知道。至少我知道我生前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诞生于无也要归之于无？一切更多的希望都是傲慢？或者他们仍不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就确证了无神论的结论，也许依然什么也确定不了，在这一切之上，仍然有一个巨大的秘密。所以说，不仅在生存论上，在道德论上，即便在知识论上，人也要被自身逼着寻求上帝。
二、 假如没有上帝……
“假如没有上帝将会怎样？”这个问题并不是在陀氏最后的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才提出来的，而是很早就出现在他的作品中了。例如在《罪与罚》中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拉思科里涅珂夫在索尼亚的房间里先谈到索尼亚一家的不幸以及索尼亚为全家做出的牺牲（去做妓女），说即便索尼亚为之做出牺牲，在索尼亚的妹妹、可爱的波仑加身上也将发生与索尼亚同样的事，当索尼亚拼命喊道：“不！不！决不会的，上帝决不会允许发生这样可怕的事！上帝会保佑她”时，拉思科里涅珂夫带着一种恶意突然笑着说：“但是或许根本就没有上帝呢！”索尼亚翻脸了，不再理他，五分钟过去了，拉思科里涅珂夫默默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最后走到她的面前突然跪下，他说他并不是向她，而是“向人类的一切痛苦致敬”，但他又说，“你还是个有罪的人，你最大的罪过就是你白白地把自己毁掉了。”“你过着你所万分讨厌的肮脏生活，却并没有帮助了谁。”拉思科里涅珂夫这些话是立足于尘世的观点，立足于没有上帝和不朽的观点说的，这样，如果牺牲自己的痛苦没有当世的弥补和报偿，就不会有什么意义。若无上帝和永恒，所作的牺牲和劳作就不能超越时间、超越尘世而在某个地方保存，铭记，若是这种牺牲和劳作也没有尘世的效果，自然也就没有什么价值。然而，索尼亚并不认为没有上帝，她相信上帝能做一切事情。她急速地，使劲地低声说道：“如果没有上帝，我会成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眼睛突然发亮地向拉思科里涅珂夫扫了一眼，意即如果没有上帝，她就只是个妓女，只是个罪人，只是个不幸的人。然而，有了上帝，这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有了另一种永恒的现实，这些牺牲和痛苦就会不管是否有尘世的酬报，而仍然不是徒劳的，它们不会在时间的深渊中下沉和泯灭，而是会被储存在永不消失的地方。
在《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和几个人在酒店里喝酒，谈着无神论，他们都根本不承认上帝，当时，一个头发斑白的粗野的大尉坐在那儿听着，老是默不作声，一句话也不说，突然他站在房间当中仿佛是自言自语一般大声说道：“倘若没有上帝，我还是个什么大尉呢？”他拿起制帽，把双手一摊，便走掉了。14 斯塔夫罗金说大尉“表达了一种相当严密的思想。”这是比假如没有上帝，人的痛苦和牺牲就会失去其根本意义更广泛、更进一步的推论，是在怀疑：假如没有上帝，不止是个人的痛苦和牺牲兰失去意义，乃至就连一种正常的社会秩序也会不复存在，《少年》中那位情绪波动、放荡不羁的贵族维尔西洛夫也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当他跟儿子谈到他因那些无神论者不顾一切地诉诸暴力，破坏文化而流泪时，儿子不相信地问：“你这么笃信上帝吗？”他回答说：“这或许是个多余的问题。假定说，我不十分信仰，可是我还是不能不为这种思想发愁，我有时不能不想象，假如上帝不存在，人将会怎样生活，将来有一天这是可能的吗？我的良心总是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在某个时期也许是可能的……我甚至毫不怀疑这个时期将会到来，可我总是想象着另一种情景……”15 这“另一种情景”才是他全身心的渴望。人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不需要上帝，但是否能够永远不需要上帝呢？
荒淫的老卡拉马佐夫也似有不安，有一次他反复追问两个儿子有没有上帝和灵魂不死，并要他们正正经经回答，伊凡说没有上帝，也没有灵魂不死，阿辽沙说有上帝，也有灵魂不死，而“灵魂不死就在上帝里面”。当老卡拉马佐夫说“伊凡大概是对的”，并说要把第一个想出上帝的人吊死时，伊凡却又说：“如果没想出上帝来，就完全不会有文明的。”老卡拉马佐夫说要让“修道院那一套彻底完蛋”，伊凡则说，那样的话，“首先第一个就要把你抢劫一空。”16 伊凡后来对阿辽沙说，他在父亲那里声明没有上帝是故意用这话来逗阿辽沙，说他自己说不定也会承认上帝的。17
"上帝是否存在？”或更确切地说“上帝可能确实不存在，但若真的如此，这世界会怎样呢？”这一问题，在伊凡那里还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他的理性倾向于使他认为上帝不存在，但他又充分意识到上帝不存在的后果，意识到那怕上帝只是世俗的不在，社会的不在，即人们不再信仰上帝将给文明与社会秩序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在人们曾经信仰过之后。沙托夫则断定，倘若在俄国发生暴动，那一定是从无神论开始。18
然而，在“假如没有上帝，人将会怎样，世界将会怎样？”的疑问中，最突出的还是人在道德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亦即“假如没有上帝，是否一切事情都可以做，一切行为都可以允许？假如没有上帝，道德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占据了一个中心的位置，提出这一问题的伊凡·卡拉马佐夫也成为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但是，伊凡自己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陈述过这一问题，而差不多都是由别的一些人来反复陈述，这也反映出这一观点的广泛影响及其在人们那里所具有的根本的震憾性，我们下面就来看这些由他人作出的转述： 1、
据米乌索夫说，伊凡在一次大半是女士的聚会上跟人辩论时郑重声明：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能使人们爱自己的同类；所谓‘人爱人类’的那种自然法则是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上到现在为止，如果有过爱，并且现在还有，那也并不是由于自然的法则，而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不死。伊凡还特别补充说，整个的自然法则也仅仅在于此，所以人们对自己不死的信仰一旦打破，就不仅是爱情，连使尘世生活继续下去的一切活力都将立即灭绝。不但如此：那时也将没有所谓不道德，一切都是可以做的，甚至吃人肉的事情也一样。这还不算，他最后还下结论说，对于每个象我们现在这样既不信上帝、也不信自身的不死的人，道德的自然法则应该立刻变到和以前的宗教法则完全相反的方向去，而利己主义即使发展到了作恶的地步，也不但应该容许人去实行，而且还应该认为这在他的地位上是必要的，最合理的，几乎是最高尚的一种出路。19
2、 米卡补充说，他听到过伊凡说“恶行不但应该被允许，而且还被认为是对一切无神论来说是最必要、最聪明的出路”，伊凡承认他确实说过：“假使没有不死，就没有道德。” 20 3、 拉基金跟阿辽沙谈到，伊凡所说的：“既没有灵魂不死，就没有道德，一切都可以做。”是一个诱惑人的学说，但他又说伊凡只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确实，在某种意义上，他和斯麦尔佳科夫正是伊凡理论的实践者和引申者，而且，在他们那里，这一切不再作为问题而是已成定论。21 4、
当伊凡叙述过“宗教大法官的传奇”，说他只要熬到30岁，就要把酒杯往地上一扔，但也许经过使灵魂腐化堕落的生活，也仍可以以卡拉马佐夫的方法幸存下来；阿辽沙问：“是不是靠‘一切都可以允许？’一切都可以做？”伊凡脸上突然变得苍白，但他说既然话已经说出，他不准备否认，他决不否认“一切都可以做”这个原则。22 5、 米卡在狱中说他惋惜上帝，说科学真是伟大，一种新人就要出现了，可他到底还是惋惜上帝。他说拉基金不爱上帝，完全不爱，“这是他们大家最要害的心病！……我问他：‘不过这样一来，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来生，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那么说，现在不是什么都可以容许，什么都可以做了么？’他说：‘你还不知道么？’他又笑了。他说：‘聪明的人是什么都可以做的。聪明的人也知道该怎么做，可是瞧瞧你杀了人，却陷了进去，在监狱里烂掉！’”23 也就是说，在拉基金看来，什么都可以做，但关键是小心不要被人逮住。米卡说伊凡没有上帝，但有思想，自己比不上，想问他，“在他的泉水里喝一口水”，可他老默不作声，只有一次说了一句话，即当被问到“既然这样，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干了呢？”伊凡皱着眉头说“我们的父亲费多尔·巴夫洛维奇是只猪猡，但是他的想法是正确的。”米卡说这简直比拉基金更彻底了。24
6、 斯麦尔佳科夫杀死老卡拉马佐夫之后对伊凡说：“这的确是你教我的，因为您当时对我说了许多这类的话：既然没有永恒的上帝，就无所谓道德，也就根本不需要道德。”“您当时真的说过，什么都可以做。”25
是否真的“没有上帝，就什么都可以允许”呢？为什么没有上帝，没有永生，道德就会失去根本的支柱而趋于崩溃？仅仅有社会和法律的制裁不够吗？仅仅有来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理由根据也不够吗？英国文学评论家理查兹的观点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肯定观点，他认为人的道德、价值和生命是无需对上帝的信仰来支持的，是可以独立自存的。在他看来，那使伊凡·卡拉马佐夫成了疯人的、看似矛盾的命题：“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东西就都是合理的了。”其实并不是一个矛盾的命题，而只是一个哑谜、一个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假如上帝不存在就意味着人生无所由，价值体系无所系，那么一切当然也就合理合法了，然而，价值的体系和人生的途径之存在与否并非取决于神的存在，只不过这两个问题在历史上曾经纠缠在一起而已。他认为，我们公认的价值观念归根结底产生于我们作为社会人群的需要，虽然也能从对神的信仰中汲取有力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并非必不可少。26
这一看法代表了西方近代以来人文启蒙的观点，似乎也可以为一些文明社会（例如中国）的历史所证明。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对此却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怀疑，甚至所隐涵的回答可以说是否定的，亦即归根结底，没有上帝，也就没有永生，也就不可能有稳定的道德秩序。当然，在一个时期里可能还是会保留一种习惯性的循规蹈距，保留一种对外在的法律惩罚的畏惧，但却不会有一种根本的道德动机、不会有一种对于最后惩罚的怕。法律的惩罚是有可能逃避的、甚至道德的内心制裁也有可能在内心化解，尤其是在道德被主体化、个人化、相对化的时候──而这种主体化、个人化、相对化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几乎无法避免。只有在上帝的面前，人所犯的罪才无可遁形。永生的罚也无可逃避，这种惩罚的力量特别强烈地表现在那些犯了不为人所知的罪行的人身上，如果连这样的罪人也因不安和恐惧而忏悔和自首自己的罪行，对犯罪就有了一种最可靠的制裁。
在《白痴》中提到的中世纪的食人者，正是因为害怕这种永恒的力量而不惜冒受到最严厉的法律惩罚而自首。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也有一个因嫉恨杀死了自己所爱的女子的人，摆脱不了自己精神上所感受到的刑罚，他和佐西马长老反复讨论是否要公开宣布自己在十四年前犯下的这桩罪行，他知道自己只有坦白才有精神上的出路，但仍然极力抗拒，当他询问佐西马长老的意见时，佐西马翻出正好刚读过的《圣经》的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他还不肯信，又随意翻了一下圣经，读到的话是“落在永生的上帝真是可怕的。”他相信了，但还是又一次回来，甚至想杀死唯一知情的佐西马长老，然后，这一内心的风暴终于过去了，他当众宣布了自己的罪行，做了自己应做的事，第一次感到了快乐和平静，并得以在这种心情中辞世。伊凡在叙述“宗教大法官的传奇”的开始，谈到了一首诗，讲圣母亲临地狱，看到了罪人和他们所受的苦刑，其中在油煎湖上有一群罪人最引人注目，他们中有些人已经沉入湖底，再也浮不上来了。“那些人已经被上帝遗忘了，”伊凡说这句话是“一句非常深刻有力的话”。而另一方面，格鲁申卡也提到厨娘讲的一个寓言：一个很恶的农妇死后被扔到火海里，守护她的天使记起她曾施舍过一棵葱，于是为此去向上帝求情，上帝回答说，你去拿那棵葱，到火海边去伸给她，让她抓住，拉她上来，如果能拉她上来，就拉她到天堂上去，如果葱断了，就只好让她还留在火海里，天使很小心地去拉她，差一点就拉上来了，可是另外的一些罪人看见拉她，就都抓住她，想跟她一起上来，这女人还是很恶，用脚踢他们，说，“这是我的葱，不是你们的。”她刚说完这句话，葱也就断了。
不难想像这样一些寓言故事对于社会和大众道德的意义，然而它们又并非是浮浅的，而仍如伊凡所言是“深刻有力”的，伊凡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决不是轻飘飘地说出“若无上帝一切皆可允许”的话来，这句话在他那里并不象在拉基金那里一样，是一句得意扬扬的话，一句想用来为自己谋利的话，而是一句使他痛苦，使他辗转不安的话。伊凡一方面从某种理性，从某种事实上的趋势意识到上帝的离去，另一方面又充分意识到这句话的极严重后果，所以最后竟在这巨大的压力下精神崩溃而发疯。他那种现代人的理智使之否认上帝，否定永生，可是，如果事实并不像他所想的没有永生、不是人一死就一切皆无呢？如果事实反而是像幻想中访问他的魔鬼所言呢？魔鬼说：“你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也有，我这是由于友谊才对你透露我们的秘密，虽然这是被禁止的。这是个关于天堂的神话。说的是在你们地上有那么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他‘否定了一切，包括法律，良心，信仰’，尤其是否定了来世的生活。他死了，以为自己准会直接进入黑暗和死亡里去，但不料来世的生活竟出现在他的面前。他惊讶而且愤慨了。他说：‘这不合我的信念。’他就因此受到处罚，您瞧，他被判处在黑暗里走亿万兆公里的路，在走完亿万兆公里以后，就会为他打开乐园的大门，宽恕他的一切。当时那个被判决走亿万兆公里路的人站了一会，看了看，就在道路当中躺下了，说道：‘我不愿意走，根据原则我不能走！’问题就在他后来还是不躺了。他躺了几乎一千年，以后就站起来走了，他走到以后，天堂的门为他打开，他刚进去以后，还没有过两秒钟，他就感叹道，为了这两秒钟，不但值得走亿万兆公里，甚至可以走亿万兆的亿万兆次方！”27
这种死后的惩罚对于那些厚颜无耻的人也许是唯一的一点顾虑了。老卡拉马佐夫甚至也偶尔表示过这种顾虑，他说：“我们坐在这里，作孽作得太多了。我时常想：将来谁会替我祈祷呢？……我无论怎样愚蠢，对这类问题，总还是思索的，自然是偶然一想，不是永远想。我心想，我死的时候，鬼一定会用钩子来把我拉走的。可我又想：钩子么？他们是从哪里弄来的？什么做成的？铁的么？在哪里打的？他们那里还有工厂么？……这一点正是讨厌的问题的关键！……假使没有钩子，那就一切都滚它的蛋吧；这么说来，就又拿不准了：究竟谁用钩子拉我？因为假使没有人拉我，那么怎么办呢？世界上有没有真理呢？这些钩子应该造（虚构）出来，特意为了我，为我一个人，……”28 当然，他决不会总是想，而只是偶尔想想，宗教的信仰不仅在他心里，在那时候的俄国也已经开始淡薄了。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伊凡、佩西神父还在一起探讨了一种支配一切、而又保持纯洁的崇拜和信仰团体，一种最终完全转变为教会的国家的意义，尤其是它对于道德的意义，这当然带有一种理想的色彩，甚至是“无限辽远的理想”的色彩，但佐西马长老相信，将来一定会出现一种全世界单一的、统治一切的教会，“将来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哪怕是到了千年万代之后，因为这是注定要实现的！用不着为时期和期限着急，因为时间和期限的秘密存在于上帝的智慧里，存在于他的预见里，他的爱里。” 但这并不是教会下降为国家，教会异化为国家，而是国家改造为教会，国家上升为教会。伊凡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了这一思路，他说，在古代，基督教最初的三个世纪里，基督教在地上只是教会。但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基督教国家时，结果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在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只是把教会包含在内，而它自己许多机能上仍旧象以前一样，继续是一种异端的国家。而基督教会无疑地不能从自己的基础上，从自己所站立的那块磐石上有所让步，而只能奔向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坚决树立并指示给教会的目的，其中包括把全世界都转变为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应在国家里求得一定的位置，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佩西神父批评十九世纪明确宣扬的某些学说，这些学说认为教会应该逐渐化为国家，仿佛由低级形态上升为高级形态，随即在里面消灭，让位给科学、时代精神和文明。如果它不愿而且抗拒，那就只在国家内另腾出一个角落给它，还要加以监督，他说现在欧洲各国就到处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照俄国人的见解和希望，却并不是要让教会象由低级形态升为高级形态似的转化为国家，相反地，是国家最终不应成为别的，而恰恰应该只成为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