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方报纸呼吁当局取消新闻管制
5月8日出版的《中国经济时报》发表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的文章，强烈呼吁当局“取消新闻管制，推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张曙光称，这次ＳＡＲＳ为害，暴露了现行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新闻自由的缺乏和言论自由的不足，新闻管制已经渗入某些人的骨髓，其为害之深可见一斑。张曙光认为，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伤害，政府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

现年64岁的张曙光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经济时报》在发表这篇题为《面对ＳＡＲＳ：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的文章时，将张曙光的上述呼吁制作成醒目的小标题。
面对ＳＡＲＳ：痛定思痛，亡羊补牢

　张曙光

　　ＳＡＲＳ肆疟，人类告急。全民抗御病毒，世界相互支援，医界身先士卒，政府紧急动员。一场特殊的战斗正在进行。

　　面对ＳＡＲＳ，医务和医学界正从两面作战，一方面治病救人，消毒预防，另一方面研究病理，查找病源，探寻防治的药物和办法。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医界表现非凡，堪称楷模。

　　面对ＳＡＲＳ，经济界特别是经济理论界也有大量研究，大都是估计和预测ＳＡＲＳ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影响。包括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以及国际国内各大金融机构和各方面的经济学家，由于对疫情持续时间长短的预期不同，估算的方法各异，所得结果差异很大。最悲观的估计是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下降为零甚至为负，中间的估计为下降３－５个百分点，乐观的估计大约０．３个百分点或者基本上影响不大。笔者以为，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很大，比如，疫情是持续一个季度，还是两个季度，甚至一年，现在还很难说，再如感染的人员和地区有多大，也不能确定，事前都不可能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不过，对这些预测进行比较和综合，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信息，从而对ＳＡＲ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做到心中有数。同时，还可以看到，围绕着ＳＡＲＳ，活跃在国际台上的各主要组织机构和各种代表人物的不同反应。

　　对ＳＡＲＳ的影响进行估计和预测是必要的，但也许不是最重要的，估计必竟是估计，预测也终归是预测，还有待看看实际的结果。面对ＳＡＲＳ为害的实际，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我觉得，有几点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研究和解决。

　　首先，防止ＳＡＲＳ的扩散。

　　救治已经感染的人群是重要的，医疗界正为此而日夜操劳，竭诚努力，但防止其扩散和扩大也许更重要。这场战斗取胜的关键就在于能否防止ＳＡＲＳ的扩散和扩大，其影响的大小也与此密切相关。因为，一旦不再扩散和扩大，全部力量就可以集中救治受感染的人群，其持续时间也就不会延长，死亡概率就会减少，其直接影响也就相对确定，其间接的心理影响也就会收敛；如果不能防止其扩散和扩大，就表明威胁和危机还在继续增长，持续时间还会拖长，死亡概率就有可能提高，其直接和间接影响就会随扩散程度的提高和持续时间的延长而扩大。

　　为此，不仅需要医务界的努力，也需要每个人的自觉和配合，更需要政府有效和过细的工作。从广东发病的情况来看，去年１１月１６日发现首例，今年春节后达到高潮，到４月中，感染人数才出现回落，日前报导个别时间未发现新的感染病例；从发病到治愈，快的需要半个月左右，慢的需要数倍的时间。北京何时发现首例，未见报导，目前正值感染高峰，每天新增发病人数超过百人，何时出现下降的拐点，并进而得到控制，可能比广东的时间要短，但具体多长还不得而知。因此，关键是要防止出现第三地特别是象上海这样一些要害地区的大规模感染。不然的话，广东已经闹了半年，北京再整上几个月，第三地再延续上一段时间，其影响就不是几个百分点的事情。就此而论，政府采取某些严格的检查和果断的隔离措施是必要的。鉴于国内外之间和大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相对容易管理，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就不那么容易管理，而中国又是一个大国，因此，特别要注意学生和农民工的返乡回流问题。如果管理和控制不住，农村出现大规模感染，问题就更为麻烦和难办。

　　其次，反省和重建公共医疗保健制度。

　　ＳＡＲＳ为害，是件坏事。它暴露了我们现行医疗保健制度的缺陷，使我们痛定思痛，亡羊补牢，坏事也能变成好事。

　　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不同的人群被分成三六九等，实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医保标准，特别是城乡二元分离，充满了各种各样歧视性的规定，广大农村人口的医疗保健基本上被置于现行制度安排之外，比改革开放前不仅没有进步和提高，反而出现倒退和衰落。此次ＳＡＲＳ为害，中央政府拿出２０亿元，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各个地方也为防治ＳＡＲＳ而康慨解囊，北京也拨专款３．２亿元。这样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然而，一般人的弱点往往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政府的短视行为更是突出。能否借着ＳＡＲＳ为害之机，重新检讨和彻底改革现行医疗保健制度和公共政策，建立起包括城乡在内的普及性的全国医疗保健网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所有公民提供大致平等的公共医疗服务，进而逐渐形成良好的卫生和生活习惯，增强和提高全民的体质，就成一个巨大的考验。这不仅是医疗保健制度的重大改革，而且是政府制度的重大创新和公共政策的根本调整。做到了这一点，这次抵御ＳＡＲＳ的战斗不仅是大获全胜，而且从制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医疗保健问题；反之，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面对这次ＳＡＲＳ的为害，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而收获则太小。借着ＳＡＲＳ的伤痛，目前是这样做的最好时机。

　　再次，建立反危机体系，实行危机管理。

　　去年１１月，在原国家计委召开的“十一五”发展规划座谈会上，笔者曾经提出了研究和建立反危机系统，实行危机管理的建议，但并未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最近，政府针对ＳＡＲＳ的流行，提出了“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向这个方向前进了一步，然而，还没有综合考虑整个反危机体系的问题。

　　其实，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永远存在，重大的危机事件是随机发生的。就我们所及，有石油危机、战争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自然灾害如地震造成的危机，再加上传染病带来的危机。中国有幸避开了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损害，但却成了这次ＳＡＲＳ危机的重灾区。虽然危机的直接影响有大有小，如伊拉克战争对中国直接带来的经济损失，估计有数百亿美元，但其间接影响不可小视，就以此次ＳＡＲＳ事件来说，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大高于事件本身的影响，ＳＡＲＳ对人们信心的影响不可小视，特别是对政府的公信力和处理危机事件的能力，是一个更大的考验。因为，政府的效能不仅表现在平时的办事效率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危机时期的处理上，即表现在能否采取恰当而坚决的措施，迅速摆脱危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

　　危机事件的特征就在于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危机管理的成败也取决于快速反应能力和随机处理能力。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危机管理体制，平时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训练，危机发生以后能够临危不乱，应对自如，快速化解，把损失减少到最小。首先要做好危机事件的预警和监测，这取决于对相关信息的把握和处理。其次，要做好危机来临前的防范化解工作，或者推迟其发生，以便做出更充分的准备，或者分散和阻滞其冲击。再次，要做好危机发生后的应对和处理，关键是要消除危机产生的恐慌情绪，减少危机中的从众效应，控制和防止危机的扩大和扩散。为此，危机管理体系应当包括组织决策和指挥系统、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物资准备和调度系统、人员培训和技术储备系统，并先行开展反危机的理论研究、经验学习和各种应急方案设计等。这样才能有备无患，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取消新闻管制，推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这次ＳＡＲＳ为害，还暴露了现行制度的一个根本缺陷，即新闻自由的缺乏和言论自由的不足。既然发病在去年，如果没有新闻管制，能够自由报导，那么，就有可能尽早发现，引起政府和公众的注意和警惕。如果能在春节前发现，就有可能减少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口流动带来的扩散效应。由于ＳＡＲＳ是一种新出现的传染病，这一点不可能做到，但是，２月１８日，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疫情，钟南山教授早已临危受命，出任广东ＳＡＲＳ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他根据临床经验和观察，大胆否定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鉴定意见，力陈病因，就应当公之于众。这样，时间就可以大大提前。然而，由于新闻管制，直到３月下旬，当各种小道消息已经传开，网上信息铺天盖地，官方报刊仍然一字不露。更有甚者，当钟南山教授提出开展协作，并主动与香港大学合作，竟被有人视为缺乏政治警惕。可见，新闻管制已经渗入某些人的骨髓，其为害之深可见一斑。正因为如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严重伤害，再一次说明，政府既是反危机的重要手段，也是造成危机的重要原因。

　　公开性既是取信于民的最好方法之一，也是消除危机时的恐慌情绪和从众效应，防范和化解危机、稳定大局的重要途径之一。而做到公开性的基本途径和首要步骤是新闻和言论自由，这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在现代技术和信息条件下，新闻管制也管制不了，限制言论更是自欺欺人；报纸杂志和广播电视可以管制，互联网则管制不了，其他传播途径就更管不住。与其出力不讨好，为什么不顺应潮流，改弦易辙，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其实，做到这一点也不难，只要把政策决策和自由讨论区分开来即可。你有讲话的自由，我有决策的自由；你可以吵翻天，我只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就行了。这是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现。如果通过这次ＳＡＲＳ事件，我们的政府和官员真正懂得了这一点，借此取消了新闻管制，实现了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那么，我们就做到了举一反三，一石数鸟，收获就是大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