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国华:修西底德的瘟疫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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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西底德的瘟疫回忆
或回答一个问题﹕如果我活下来﹐我该做什么﹖

林国华

给死去的和活着的

问题

春天﹐在瘟疫的第四个月里﹐朋友死了。北京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死的前一天﹐我们通了越洋电话﹐朋友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安静但固执的表达了对生命的留恋。我不安的感到﹐我的朋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必将满怀遗恨。医生中断了我们的谈话。朋友最后说﹐要是能活下来﹐那该有多好﹐可以做很多事情。然后问我﹕如果你活下来﹐你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的朋友。这个问题让我不能释然。如果我活下来﹐我该做什么﹖

不是回答的回答

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一场瘟疫在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降临﹐通过地中海的商旅船队依次流传到埃及﹑利比亚﹑波斯帝国之西的爱奥尼亚诸行省﹐最后于公元前430年的春天在希腊世界的文明重镇雅典骤然暴发。时值雅典宿敌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引军兵临雅典城﹐举世闻名的波罗奔尼撒战争刚刚进入第二年。深受自然和人事的双重窘迫﹐雅典似乎末日将至。很多人想起斯巴达人在战争伊始从德而菲神庙求得的那个可怕的神谕﹕斯巴达人问神是否可以和雅典人进行战争﹐神的回答是肯定的﹐并且说他将保佑他们﹐不管他们是否向神祈祷﹐胜利终将属于斯巴达。雅典的覆亡似乎是神所注定的﹐战争之初的那场瘟疫更象在耶和华天庭伴护一侧的撒旦(旧约﹕约伯书章一)﹐抑或是天神宙斯籍由玩忽职守的爱比米修斯拋给人间的潘多拉和她装满罪恶的魔盒(荷西俄德﹕劳作与时日60-105)。
那场瘟疫很可怕。斯巴达的围城军队发现雅典人忽然建造起了无数的新坟﹐诧异之下询问雅典的逃兵才知道瘟疫正肆虐城中。阿基达马斯国王急令撤兵﹐波罗奔尼撒战争暂告停火﹐被死亡笼罩的雅典城更显孤单无助。
城里死了很多很多人﹐连雅典的"第一公民"﹑民主领袖伯利克里也未幸免于难。然而﹐有一个人奇迹般的活了下来﹐他后来用笔把记忆中的这场灭顶瘟疫写下来﹐传给了后人。这个人就是后来率军远征安菲古城的雅典将军修西底德。
在修西底德的笔萤χ些o我们至今仍然能感受到他对雅典瘟疫的痛苦和冷峻的回忆。感谢他的回忆﹐我们也才有了那一段历史。----- 修西底德难过地说﹐对于那场瘟疫﹐医生们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道瘟疫的来源﹐不知道医治的方法。医生们大批地死去﹐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萤μ�多。雅典城曾經一度雲集哲人﹑学人﹑诗人﹑艺人﹐但在瘟疫中﹐所有人类的知识﹑技艺﹑聪明﹑谋略一概没有用处﹐连人类所能臻至的最高技艺-----宗教-----也不例外﹕当为病痛所苦的百姓在祈祷中相继死去的时候﹐他们便拋弃了神﹐没有信仰地等待死亡。而深谙世事的哲人苏格拉底早早终止对话﹐退出广场(agora)﹐摇身一变﹐混进雅典国民军队﹐终得以活过瘟疫﹔后来他当了逃兵﹐才又活过了那场战争。
根据修西底德的回忆﹐瘟疫的第一个症状是头部发烧﹐既而眼睛变红﹐发炎﹔口中喉舌出血﹐呼吸困难﹔干咳﹐嗓子变哑﹔胸部疼痛﹐后延至腹部﹐导致呕吐﹔全身抽筋﹔皮肤呈红色和土色﹐并有脓疮和溃烂﹔体外低热﹐但是体内高热﹐以至于病人不得不裸体浸泡冷水中﹔发病七天之后﹐体内高热导致腑脏溃烂﹐病人开始死亡。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或者在街上打滚﹐或者拥挤于泉水周围﹐因为他们的口干渴。
死亡的惨状几乎使修西底德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他悲伤地说﹕"这场瘟疫不是人类的文字所能描述的。"我能想见他掷笔长叹的样子。修西底德一度避而不提那死去的和将要死去的人﹐转而录下了死人尸体旁的野兽﹕"吃人肉的鸟兽一旦尝了尸体就必然死去﹐所有食肉的鸟类因此在雅典绝迹。"修西底德既而提到了三种野兽﹕狗﹑羊﹑苍蝇。-----他说﹕

"狗提供了观察疫情的最好样本﹐因为它们是和人住在一起的"﹔
"由于看护病人而染病的人象羊群一样成群死去"﹔
"流动在城里的乡下人在炎热的初夏拥挤在空气不流通的茅屋里﹐他们象苍蝇一样地死去"。

修西底德似乎在暗示﹐我们不能通过文字﹐而只能通过野兽来认识这场瘟疫。文字出于人类的技艺﹐它代表了文明。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与文字隐隐对峙的是狗﹑羊﹑苍蝇。修西底德不动声色地告诫后人﹕文字是属人的﹐它无力去摹写那非人的事情﹔正如文明是脆弱的﹐它不能阻止人类在极限情境中再度野蛮。
人的野蛮化意味着人不再是人。修西底德在对雅典城里的野兽的回忆中暗示了瘟疫是怎样使得人不再是人的。然而这仅仅是身体意义上的非人化﹑野蛮化。让修西底德更为沉痛的是雅典人的灵魂的野蛮化。瘟疫所消灭的不只是雅典人的身体﹐它更摧残了雅典人的灵魂德性﹐掩埋在人性深处的脆弱﹑自私﹑和种种邪恶乘势复出。-----修西第德这样回忆﹕

"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病人由于无人照料而死去﹔真的﹐因为无人照顾的缘故﹐许多人全家都死光了。"
"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的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看见幸运女神是这样的变幻莫测﹐富人们突然死亡﹐而他们的财富却被一些一文不名的混蛋继承﹐因此雅典人现在公开地挺而走险﹐行放纵之事﹐这种行为在过去人们常常是小心翼翼地隐蔽起来的。人们决定迅速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因为金钱和生命都同样是短暂的﹐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表示自己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是不是能够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是很有问题的。一般人都承认﹐光荣的和有价值的柀ξ髦皇悄切�暫時的快乐和一切使人能够得到这种快乐的柀ξ鳌�對神法的畏懼和對人法的服從剁�]有约束力了。关于神明﹐人们认为敬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目睹了好人和坏人平等地一同死去。至于人为的律法﹐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料到他能活到受审判和处罚的时候﹐每个人反而觉得﹐瘟疫已经向他们宣布了一个更为沉重的判决。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得到一些人生的快活﹐这是自然的。"

死亡面前的"人人平等"﹗
从死亡里诞生的"自然权利"﹗

我想﹐后世的霍布斯﹐修西底德伟大的英译者﹐在构思其威风凛凛的"利维坦"从而为现代政治思考立下第一块冰冷的基石的时候﹐他必定在修西底德痛苦的瘟疫回忆中找到了魔鬼般的灵感。然而﹐对于霍布斯﹐现代世界的瘟疫又是什么呢﹖
在渗透着末世死亡气息的"平等"和"权利"的呻吟声中﹐修西底德记下的是雅典人对人法和神法的遗忘和蔑视。而我们知道﹐使人之成为人的正是人法和神法﹕前者保证了人的政治本性(梭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后者使人区别于野兽(荷马﹑荷西俄德﹑伊思库罗斯)。修西底德继续回忆了那些"无法无天"的雅典人是怎样沦为野兽﹕

"这场灾难有如此压倒的力量﹐人们陷于绝望中﹐对人法和神法不再关心。昔日遵守的丧葬仪式不再遵守了。许多人缺乏埋葬所必需的物品﹐因为他们已经埋葬了很多死去的家人。因此﹐他们采取最可耻的方式来埋葬新逝的亲人。他们跑到别人已经搭好的火葬堆前﹐把他们的死者拋在上面﹐然后点火焚尸。或者﹐他们发现另一个火葬堆正在燃烧的时候﹐就把他们亲人的尸体扔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匆匆跑开。"

通过对雅典人可耻的葬礼的回忆﹐我们看到﹐在希望终结的地方不再有虔敬的德性﹔而虔敬终结的时刻也正是人再度野蛮的时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什么柀ξ髯钅苌羁痰乇砻魅酥疄槿说摹叭诵浴?humanitas)﹐那个柀ξ骶褪窃娙撕神R曾经用以结束其<伊利亚特>的柀ξ鳗s葬礼(荷马﹕伊利亚特804)。葬礼定义了人世的最后边界﹕神是不死的﹔兽虽必死但却死而不埋﹔只有人必死且必埋。这是一个藏在荷马史诗中的古老讯息﹐它在后来以虔敬和正义而闻世的罗马人的拉丁语言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人"(humanus)和"黄土"(humus)﹑"埋"(humare)﹑以及"该埋的"(humandus)共属同一个字源。
就这样﹐修西底德的回忆告诉我们﹐有一种比摧残身体的瘟疫更可怕的瘟疫﹐那就是摧残灵魂的瘟疫﹔正如有一种比身体性的野蛮更可耻的野蛮﹐那就是灵魂的野蛮。灵魂的野蛮-----对人法和神法的蔑视-----深植于人的灵魂的深处﹐它对文明的世界构成永恒的挑战。总会有一些人在疗救被瘟疫所摧残的身体﹐那就是医生﹔也总会有些人在疗救被野蛮化的灵魂﹐那就是政治家(politicus)。在人法和神法织就的"罗网"中保持住人的文明身位﹐这或许就是政治家的技艺和使命吧(柏拉图﹕政治家)。
雅典政治领袖伯利克里在其生前最后一次演讲中重申了这种政治家的使命。当时﹐瘟疫渐退﹐斯巴达再次陈兵雅典城下﹐伯罗奔尼撒战争硝烟又起。活下来的哲人们又出没在广场上﹐传播着古怪危险的生活教条。而大病初愈的雅典人心灰意懒﹑无心恋战﹐民主政体的所有缺陷和丑陋暴露无遗﹐雅典海军大将特米斯托克利创下的帝国文明基业在伯利克里手中岌岌可危。在他最后这一次演讲中﹐伯利克里象多年以后在叙拉古城下面对溃败如丧家犬的雅典远征军的大将军尼西亚斯的最后一次演讲一样﹐要求雅典人与神和解﹑与城邦和解﹐守住希望﹐守住文明﹐守住雅典文明的庄严﹕

"雅典人﹗我现在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你们。我知道你们怨天尤人的原因﹐但我认为﹐你们的这样做是不正义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个人在国家顺利前进时所得到的利益比个人得到满足而国家正在走下坡路的时候所得到的利益要多。一个人在私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国家被破坏了的话﹐他也一定会被卷入普遍的毁灭中﹔但是只要国家安全﹐个人有更多的机会从其不幸的私生活中恢复过来。如果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能够安静地生活下去的话﹐那么﹐进行战争是绝对愚蠢的。但是如果被迫而选择-----不是在屈服中成为奴隶就是冒险以求生存-----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冒险而不是屈服。雅典人﹗你们不该悲伤﹐不该怨天尤人﹐不该被那些政治冷淡的哲人和鼓动家牵着鼻子走进歧途。这些人比刚刚过去的瘟疫还可怕。瘟疫夺走的只是我们雅典公民的身体﹐但这些人将毁掉我们的公民德性﹐从而使雅典文明趋于真正的灭亡。这些人表面上生活在孤独和自足之中﹐但其实他们的生存完全建立在雅典公民对城邦的的保护之上。在一个被敌人控制的城邦里﹐这些人可以安稳的做奴隶﹐但在管理着一个帝国文明的雅典﹐这些人只是毫无用处的寄生虫。雅典人﹗驯顺地接受神明赐予的灾难﹐勇敢地抵抗敌人﹗-----这是雅典人的古老习惯和德性﹐它是正义的。无论对城邦还是对个人﹐它都是真正的力量。记住﹐你们是一个伟大城邦的公民﹗"

瘟疫后的第二年(前329)﹐雅典"第一公民"伯利克里与世长辞。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再度举兵﹐横穿科林斯地狭﹐进犯雅典郊野阿提卡。而雅典城群龙无首﹐个人野心弥漫朝野﹐两百年前大立法者梭伦创立的民主政体似乎蜕变成了最糟糕的政体形态﹕乱民之治。整个国家陷入在修西底德看来比"外侮"更可耻的"内争"之中。"内争"(stasis)﹐这被所有经典政治思想家视为政治共同体的痼疾的柀ξ鳗o在十六世纪被"胡革诺"宗派内战折磨得苦不堪言的的大法学家博丹(Jean Bodin)眼里正是国家的"致死瘟疫"(pestilentia capitalis)﹗

结语

修西底德这样回忆了有些劫后余生的雅典人﹕他们活了下来﹐但却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也不认识往日的朋友和敌人。瘟疫之后的波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二十五年。战争最终以雅典城墙的倒塌告终﹐雅典帝国国父特米斯托克利的伟业终于烟云过眼。在修西底德的回忆中﹐他不动生色地总结了帝国败亡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雅典人丧失了对自我的认识(西西里远征)﹔其二﹐雅典人失去了往日的朋友(优比亚的反叛)。我想﹐修西底德或许是以战争模拟于瘟疫﹐向我们暗示了一个未曾言明的观察﹕"第一公民"伯利克里的死剥夺了雅典人的记忆。----- 伟大的民主政体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人做主的政体。梭伦的立法﹑特米斯托克利的海洋大战略﹑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亚里士多德的"比较政治学"考古﹑以及修西底德的史家记忆﹐这所有的一切都重复了这同一个民主政体的最后秘密。
修西底德活下来了﹐而且保存了完好的记忆。他把雅典的瘟疫故事-----身体性的抑或灵魂性的-----记了下来﹐传给了后人。这位雅典的将军因此也成了伟大的历史家。
黑格尔看透了古代智能的本性之后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分才展翅飞翔。智能因此都是一种回忆﹑一种在回忆中的探究(historia)﹑一种历史﹐而掌管"历史"国度的谬斯女神克丽奥(Klio)的母亲正是泰坦神美默素妮(Mnemosune=回忆)。
我希望我能从这个世代的"瘟疫"里活下来﹐把我的回忆记下﹐传给后人。我想﹐作为一个谬斯国度(Repulique de la lettre)的臣民﹐这就是我该做的吧。在"一万种不幸已经漫游人间/ 遍布大地﹐覆盖海洋"(荷西俄德﹕劳作与时日100-101)的世代﹐记住希望(elpis)的容颜﹐并把它留给后代﹐这或许是唯一的希望。
希望﹗你这神赐的礼物﹗你这呆在潘多拉该死的盒子里最后的恶﹗

2003年4月24-5日 芝加哥

附言﹕雅典瘟疫的故事记载于北京商务馆谢德风先生译修西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五章(古典研究学界国际统一页码Thucydides﹐II. 47-54)。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哲学诗人卢克莱修在其<物性论>卷末用拉丁文重述了这个故事。对"部分"的理解取决于对"整体"的理解。由于两部作品的整体意图不同﹐雅典瘟疫的故事也就有了非常不同的赋义。卢克莱修对修西底德的重述或者改写对应着后世卢梭对霍布斯的重述和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