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已病，人知否？
陈永苗

包兰迪尔在《政治人类学》中说，可以普遍地认为，权力要证明自己的正当性，就必须维持集体安全和繁荣的状态，这是掌权者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永远付不完的代价。掌权者不仅必须在道义上，而且必须在巫术意义上对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生存负有责任。
在巫术意义上，掌权者必须像神一样无所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当社会产生了某种"坏"的东西即我们厌恶的东西，如贫穷、失业、破产、死亡等等，那么它必定被认为是某种坏的意图、某种阴谋、某种不道德的行为的结果，在经典中称�"失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如果一个皇帝在位期间饥荒降临大地，就可能被视为失德，很容易失去"天授之权"。而这种危机观是不讲理性和逻辑的，只要人们认定是与掌权者相关，掌权者就不可避免要成为牺牲，承受全部罪恶。
掌权者要像神一样无所不能，在政治体制上必须是福柯所说的那种牧人式权力，也就是极权体制。牧人式权力是由国家全面的指导管理民众的生活，国家与社会融合为一体。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甚至包括私人家庭和隐私。
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全面危机迫使人们认为，只有先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或政党，然后用其政治力量、组织方法，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才能重建社会、国家和各领域的组织制度，才能解决新问题和克服全面危机。这样，中国建立威权主义政治体制。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是不是对付社会危机的一种对策的最佳选择？在表面看起来，甚至可以有个清晰的论证，它是最佳选择。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似乎提供了坚定、清晰的理性生活图景，但这都是意志的幻象，一种自我欺骗。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现实中，个人生活是处在各种可怕的风险之中。对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强烈诉求可以反衬出风险之可怕。
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在人的力量可以到达的情况下，在人世间建立起尽可能极尽万物万事的理性秩序。但是，将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光环去掉，就会看到，威权主义政治体制不可能对生活中的遭际的所有风险加以全盘整合，加以控制和避免。因此，超出理性的超验信仰还是必须的，由上帝做着人不能做的事。
既然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并非原来所确信那样，那么可以重新评估其效果。致力于天灾与制度的相关性研究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所论证说：民主国家决不会把天灾变成人祸，而专制国家则屡屡把天灾变成人祸。
一场社会危机如果首先是以谣言的方式传播。一种恐慌情绪正在席卷这个社会，SARS病流行之初的恐慌和谣言四起的状况，不能不令人深思。心理的恐怖已经演化成比病毒更大的洪水猛兽，蛊惑着每个人的神经。
SARS病之所以能够造成这样可怕的影响，是因为它是无法克服和预防的，它是超出人类控制的，无形的，可能存在于任何一个空间，都有可能让任何一个体甚至具有普通人不可比拟的优越预防条件的政治精英走上不归之路。
SARS病对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致命威胁是接近了。由于超出理性，人们会普遍将它同神秘联系起来，认为社会产生了罪恶，才导致如此可怕的惩罚。
现在的死亡人数和比例在总人口数还比较小，尚未让人们的精神崩溃。政府的隐瞒疫情和失信造成了人们最后的屏障也消失了。因此，当死亡人数和比例大得人们无法容忍时，政府就会认为是罪恶的来源，成为“替罪羊”对集权体制的长期怨恨，以及无所依托的恐惧感二者共振起来，人们就会进入那种不讲理性和逻辑的巫术状态。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就彻底崩溃了。
即使这场危机得以抚平，可胜利总是令人不安，危机四伏，充满猜忌和怀疑。安定的秩序还是不存在的，还是站在火山口，堤防着突如其来的振动和喷发。社会危机总是徘徊在幕后，等待时机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