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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 朴：“三”的 秘 密

（上）
世界上的好多民族都对数目“三”有着特别的好感。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还很难证明这种偏好是从一个源头传播出去的。它们各自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生长的土壤。

数成於三
拿中华文化来说，作为传统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就是由三画组成的。这是迄今所知的以三为一体的最早图形。为什么八卦偏是三画，而不是两画或者四画，便是一个很不容易说得清楚的难题。与八卦多少有点关亻系，有人认为作为宇宙原始的“太极元气”，便是“函三为一”[1]的，就是说，它是三位一体的；这一点当然更加有点玄之又玄。

想来，人们在想象宇宙开始的状态时，当然首先会想到“一”。但是这个开始的“一”，为能开始下去，创生出或变化出“多”来，就必须具备一种动力。如果这个动力是从外面获得的，那末此“一”便不成其为开始的一，因为另有一个外力先它而在或与它同在。如果这个动力是从内部获得的，那末此“一”便不是一个单纯的一，它的内部应是衤复杂的；在这种情况下，它又不会因其衤复杂而是“二”，因为二不可能谓之开始，开始者只能是一。这样，纯一不可能开其始，“二”不可能是开始，那末只有具备“二”于其自身中的“一”，方有可能实现其开始并且真正成为开始，而这已是函三的一，或三位的一体了。八卦以三画为一卦，应该就是这个思想的图形化，是以图形表现出来的这种宇宙生成哲学。

所以，古人在谈到数的时候，会有“数始於一，终於十，成於三”[2]的说法。“始於一”，很易解；“终於十”，是因为十进制，而十进制又源於我们有十个手指；最有趣也最有深意的是“成於三”。

数成於三，除去上述的宇宙生成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原因。

据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古代社会》介绍，澳大利亚的卡米拉罗依（Camilaroi）人有一种比氏族更古老的区分成员的制度，即将其血族成员分为八个婚级，其中四个纯由男性组成，另四个纯为女性。某一男性婚级，只能与某一女性婚级通婚；而所生子女，却又归入与父母均不相同的另一婚级。其名称与关亻系为：



男性：1、伊排 女性：(1)伊帕塔

2、孔博 (2)布依

3、慕里 (3)玛塔

4、 库比 (4)卡波塔



男性婚级1与女性婚级(1)为亲兄妹或亲姐弟，其他各同数婚级亦然。男性1只能与女性(4)通婚，男性2只能与女性(3)通婚，男性3只能与女性(2)通婚，男性4只能与女性(1)通婚。1(4)所生子女为3(3)，2(3)所生子女为4(4)，3(2)所生子女为1(1)，4(1)所生子女为2(2)。

假定我们以1()4即伊排和卡波塔为例，看看他们通婚後延续的世系（假定每对各生一子一女）：





















从这幅五代世系表中，可以看出，卡米拉罗依人亲属关亻系中第一代的婚配关亻系，到第二代外化为异己的子女；子女在异於父母兄妹的唯一婚级中进行通婚；生出的第三代，又回归为本来的亦即其祖父母所属的婚级，当然在量上扩大了。第三代作为表兄妹或表姐弟，又得互相通婚；到第四代又复外化；第五代又复回归。这样，无论从男系或女系来看，从第一代到第三代（第三代到第五代也一样），便是一个过程的完成；第三代既是第三代，又是新的第一代 。

这种婚级和婚配制度，在别的民族中有无实行，还需调查和研究。但中华文明中的昭穆制度，似乎便是由类似的婚姻习俗演化而成，则大抵可以肯定[3]。这大概也是“数成於三”、“太极元气，函三为一”之类观念得以在中国形成并流行的社会历史原因。



三 和 参



“三”字在汉字中有时写作“叁”，一般称之为大写体，或者叫会计体；是为了防止涂改而借用来的一个数字符号。其出现年代，大概在西汉。

“叁”字借自“参”。“参”字本是星座名，始见於金文，作 ，“象参宿三星在人头上，光芒下射之形”[4]；或省去“人”旁，作 ，或省去光芒，作 。今音读shen,现代学名叫猎户座（Orion）。

“参”字早在“叁”字出现以前很久，便曾作“三”字用了，譬如在《左传》和《国语》中。“参”字之可以作“三”，一个显见的原因在於它的造型。按参宿共有七颗星，两颗零等亮星分列头尾对角，为参宿四和参宿七。其一、二、三星（现代所谓猎户的腰带）虽然只有二等的亮度，却因连列宿中而特别显眼，以至名列前茅，成为本宿的代表。金文“参”字头上的三颗星，和“参”之为“三”，皆由此来。所以在一些时候，“参”字简单地就等于数词“三”，如：



参食，食参升小半。（《墨子·杂守》）

参日而後能外天下。（《庄子·大宗师》）

君子博学而参省乎己。（《荀子·劝学》）



只是这种并非由於会计需要而写数目“三”作“参”的例子，终究是少数，因为它除了增加笔画外，别无其他实际意义。所以，更多的场合，“参”字多用在“三”的引申意义上。

一种情况是，以“参”字同时表示“三”数和某种量，成为一个既是数词又是量词的数量词。如：



忄血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左传·襄公七年》）

垄若参耕之亩。（《墨子·节葬下》）

（张）仪许诺，因与之（指公孙衍）参坐於卫君之前。（《战国策·齐策二》）

（杨）敞、夫人与（田）延年参语许诺。（《汉书·杨敞传》）



这里，“参和”是说德、正、直三者之和；“参耕”是指三耦耕，谓坟广三尺。“参坐”谓三人对坐；“参语”乃三人共语。这些“参”，已不单单是数词，而且带有量的规定，有点像今天北方口语中的“亻三”，只是更为宽泛得多，能够包括一切量词於其中。因此，这样的“参”，比之上一种“参”，其对客观实际的反映，又丰富一些。

由此出发，随着使用次数的加多和频率的加大，这些数量词连同它所修饰的词儿一起，慢慢固定为词组，为专门术语，如：



主明、相知、将能，之谓参具。（《管子·地图》）

舆人为车，轮崇、车广、衡长，参如一，谓之参称。（《考工记》）

商鞅造参夷之诛。（《汉书·刑法志》）



诸如此类的“参”字头的词，最初可能是略语，慢慢便成了专门术语，在相应的范围内通行。这样的“参”，又不止於数和量，而且有其特指的物和事，越发充实了。

尤有进者，除去上述这样那样表示整数三的用法外，“参”字还常用在三分、三倍和序数第三等意思上，如：



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左传·隐公元年》）

乏（报靶人的隐蔽屏）参侯道（靶道）。（《仪礼·乡射礼》）

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当参天。（《汉书·谷永传》）



这些“参”，都是“三分”的意思，也就是“三分之一”的意思。如果仔细推敲，会看出“参”後似皆省却了介词“於”字：“参国之一”即三分於国有其一；“参侯道”即三分之一於侯道；“参天”即三分之一於天空，等等。“参”字所以从整数三贬值为三分之一，主要便是这些“於”字在起作用。不过，在实际中，这些“於”字都是省掉的；所以，有时候，“参”字也能直接用作三分之一的意思，无须隐隐中借助於“於”字。如：

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管子·小匡》）


这个“参”字即不必也不能再带介词“於”字了，而直接当作动词“三分”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参”字有除以三的意思。

可是，在另一些句子里，我们看到的却又正好相反：

吾参围之，安能圉（御）我？（《管子·大匡》）

太极……始动於子，参之，於丑得三；又参之，於寅得九。（《汉书·律历志》）

这里的“参围之”，是说以三倍兵力包围之；“参之”，指的是重衤复三次，也可说乘以三。“参”在这些地方，似乎又从整数三增值了；其所以能够如此，关键仍在介词上，具体说，在“之”字上。但是，人们用“参”而不是用“三”来表示增值，说“参之”而不说“三之”，可证除去“之”字的作用外，“参”字的作用不可轻视。因为“参”字是一个特殊的“三”。

“参”字的这种特殊地方，还表现在它常常用作“第三”和“并列而三”或“鼎立而三”，表现出时间和空间的关亻系来。如：

棺载温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史记·秦始皇本纪》）

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礼记·中庸》）


所谓“参乘”，是指车主、御夫之外的第三位乘车人；“与天地参”的“参”，以及别的地方常有的“名参天地”、“与日月参光”的“参”，都是鼎立的意思，是说大德之人与天地共久，与日月齐辉。

总之，大凡与三数相关的意思，无论是数量还是次第，乃至三分和三倍，时间和空间，都可以用“参”字来表示。於是，这个“参”，真正成了大写的“三”！

如果有人把这种现象理解成语言、文字和思想的贫乏，那只能证明他自己的贫乏；这种现象，应该正当解释成人们对於“三”的偏爱。而所以会发生这种偏爱，又由于人们看到了宇宙中“三”的秘密，产生了关於“三”的奇妙思想。


[1] 刘歆：《三统历谱》，见《汉书·律历志上》

[2] 《史记·律书》

[3] 论证从略。欲知详情，请参拙著《“数成於三”解》（载《中国文化》第5期，1990年），已收入《一分为三》，海天出版社，1995年。

[4] 朱芳圃：《金文释丛》

（下）
三 和 二
秘密之一是，“三”有时候不以三个实体的面目出现，不像上节所见到的数量、次第、三分、三倍等等那样，而是依存於“二”之中，表现为“二”之二者的某种关亻系，那“二”便充当了“三”的代表。
例如，有一种天文仪器叫“参表”，有个地方以它为喻，说道：

上惠其道，下敦其业，上下相希，若望参表，则邪者可知也。（《管子·君臣上》）

“表”是直竖着的木棒或石柱。所谓“参表”，不是三根表，而只有两根表；两根表构成一种关亻系，第三者便隐存其中了。《淮南子·天文训》记测定东西方位之法有：“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等等。从两根表的关亻系中，可以望出第三者来，这便是参望；这样的仪表，便叫参表。《管子》拿参表做比喻，说从君臣上下的关亻系中“相希（目希）”即相望，便能望出“邪者”来。

与此类似的，还可举出两个更有趣的例子。一个叫“尧舜参牟子”（《荀子·非相》），一个叫“禹耳参漏”（《淮南子·修务训》）。

古有“尧眉八彩，舜目重瞳”之说[1]，以形容圣人有异於常人的异相。《荀子》中更说尧舜二位都有“参牟子”，真是异得出奇了。一些注《荀子》的人说，“参牟子”就是三个瞳人。日本人久保爱在他的《荀子增注》中作证道：“今世间有三瞳子者，爱得见之；然则重瞳三瞳，传闻之异也。”世间果否真有三瞳奇观，我们不妨相信久保的证言；只是尧舜二圣正好都是三瞳者，却大概未必。唐人杨亻京注《荀子》曰：“参牟子，谓有二瞳之相参也。”想来“参牟子”应该像上述“参表”一样，实际上只有两牟子，第三者是虚的，是存在於两眼之间而并非实在的第三只眼，是两眼相参而成的所谓的慧眼。

“禹耳参漏”出于《淮南子》，又见於《潜夫论》。注释者以为“参漏”即“三孔穴”。一耳三孔，用来说明圣人必有异相，自然有趣；但如果说它也和“参表”“参牟子”一样，实际上只有两个漏，第三漏是虚的，存在於这两个漏的存在之中，也许更为现实得多。後来说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由兼而得明，同这个由两漏而得第三漏的说法，正是一致的；只不过一个抽象、一个形象罢了。

综观这些“参表”“参牟子”和“参漏”的由二见三，不禁使人想起老子“二生三”的名言。老子在谈他的宇宙生成论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谓“二生三”，也就是阴阳冲摇而和，它是万物的存在逻辑；所谓“三生万物”，则是说，万物正是这一逻辑的现象存在。因此可以说，任何人的牟子，本都应该有第三个；任何人的耳漏，也都应该有第三个；非如此不足以免除偏见偏听，而成为阴阳之和的眼睛和耳朵。当然这第三者的形成，对常人来说是很难的，於是只好寄希望於圣人了。

不过说难也不难。既然“三”是由“二”生出来的，那末只要找好了“二”，那个第三者，便跃然而出了。请看如下一例：

（何武）疾朋党。问文吏必於儒者，问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参验。（《汉书·何武传》）


所谓“以相参验”，就是以儒者之见和文吏之见互相校核；其目的在求得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第三种见解。这大概正是此种校核所以谓之“参验”而非“二验”的原因。当然，“二”的因素在这里是绝不可少的；没有“二”便出不来“参”，有了“参”便隐含着“二”。所以，有的地方乾脆便称这种参验为“参贰”，如：

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论衡·案书》）

予参贰国政。（范仲淹：《分阝州建学记》）

“参贰”的“贰”字，是对立者的意思。参贰的完整意思，是说对第一者提供一个对立的“二”，以期得出“三”。这也就是《左传》上所载的那一段关於“和”的名言的精髓。那段话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因为任何一个“一”都只是一偏之见，献出它的对立面来，遂成为“二”的局面；有了二，也就便於出来“三”，出来三，也就出来全面的完善的结局了。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二”，不是任何一个非“一”的他物，而是与“一”正相对立的对立者。这一点至关紧要。因为仅仅存在差异而非正相对立的两物，不能深刻暴露此类事物的全部矛盾，不能概括此类事物的全部本质，因而也综合不出一个完整的“参”来，收不到“参”的效果，解决不了前进一步的要求。而大凡明哲之士的明智之举，多能自觉地去发现对方乃至树立对立，以使自己由“一”通过“二”而进至“三”，收到“参”的效果，达到更高境界。如：

西门豹为邺令，而辞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门豹曰：敢问就功成名亦有术乎？文侯曰：有之。夫乡邑老者而先受之；士子入，而问其贤良之士而师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者而参验之。（《战国策·魏策一》）


“乡邑老者”和“贤良之士”大体上是值得信任的，但终难免於一偏。为能做到有可参验，不惜寻求“好掩人之美而扬人之丑”的人，即寻找对立面。没有这个“二”，是生不出“三”来的。再如：


卫嗣君重如耳（人名），爱世姬，而恐其皆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人名）以敌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相参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故事里用了“敌”字“耦”字，都是正相对立的意思。给宠爱的人设立对立面，以是相贰，使一变成了二，其目的不是为的陷在这种二的纠纷里，非此即彼；而倒是“以是相参”，让二生出三来，得到平衡与和谐。

一切带“参”字的动词，本来都是这个意思。如参考、参校、参议、参稽、参观、参验、参互、参预、参加……，都是要求就原先的“一”，加入一个正相对立的“二”，以使矛盾更为突出，本质更为显露，从而得到一个完满的“三”。我们不妨以最常用的“参考”一词为例，看看它本来的用意和用法。《汉书·息夫躬传》记丞相王嘉进谏哀帝道：


昔秦穆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悔过自责，疾讠圭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後世。唯陛下观览古戒，反覆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


这里所谓的“参考”，是要汉哀帝从秦穆公的正反两面经验中引出结论；以及，从王嘉的谏语和他人先入之语的对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这种“二生三”的动作，才能叫做“参”；其他诸参，无不如此。倘或听不得不同意见，排斥对立，势必堵塞住了生出“参”来的渠道，；或者虽能听取不同意见，却无力从不同中引出参校的结论来，无所适从，那都叫做“不参”。韩非说过：“明王不举不参之事”（《韩非子·备内》），他把“参”和“不参”的利害得失，抖落得淋漓尽致，最值得後人认真记取。

“参”的动作有时也说成“参伍”。“伍”是大写的五字，“五”有交叉错综的意思。所谓参伍，即是从诸种不同情况的对照比较中，求得一个存乎其中、出乎其上的新结论来。古人认为这是一种求真的有效方法。如：


参伍明谨施赏罚。（《荀子·成相》）

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荀子·议兵》）

不以参伍审罪过，而听左右近习之言，则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矣。（《韩非子·孤愤》）

偶参伍之验以责陈言之实。（《韩非子·备内》）

提名责实，考之参伍。（《淮南子·要略训》）

故《周书》曰：必参而伍之。……察於参伍，上圣之法也。（《史记·蒙恬传》）

（赵广汉）尤善为钩踞，以得事情。钩踞者，设欲知马价，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後及马。参伍其价，以类相准，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汉书·赵广汉传）

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文心雕龙》）


所有这许多条“参伍”，都可以用先於它们的《易传》上的“参伍以变，错综其数”来概括。参伍即是错综，比我们前面说到的“参贰”稍微衤复杂一些；它不限於由二生三，而是指从更多一些的不同事物、意见中，生发出新见来。但绝不正好便是五个，则是必须指明的。

前人注书有不辨义理而泥於数目者，见到“参伍”，往往生拉硬扯出三个和五个对象来凑数，把好端端的思想给淹没了，读来令人啼笑皆非。清儒惠栋就曾指出过，“汉人解参伍，皆谓三才（按，指日、辰、星）五行。”[2]其实岂止於汉人，也不尽於三才五行，如唐人司马贞注《史记·蒙恬传》“周书曰”一段，即以参伍为“三卿、五大夫”，把一个活生生的哲学思想，解成了死沉沉的职官图表，其迂阔之态，逗人发噱。看来他们未曾想到，数目字除去计数以外，还能记录深邃的思想；尤其是“三”这个数。

三 位 一 体


以三记录的最神圣的思想，大概莫过於三位一体。好多宗教都有三位一体说。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说法是：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天主的本性是爱。天主父是此绝对爱的自我给予；天主子是此绝对爱的自我接受与答复；圣灵则是此绝对之爱的自我合一。

佛教有所谓三宝：佛、法、僧。道教有所谓玄、元、始三气，和由元始天尊化身而成的三清。此外许多原始的宗教如伊特鲁里亚宗教、希腊宗教、罗马宗教中，都有所谓的“三联神”，即各自独立而又互相关联的三位高级神灵。儒家不是真正意义的宗教，但它在谈到宇宙原始的时候，也认为，“太极元气”，是“函三为一”的。

为什么一体会分为三位，怎么样三位而共有一体，这在人类认识史上，也许首先是出现在宗教里的问题。但在其他方面，譬如说，在音乐领域里，我们也碰到了很奇妙的三一现象。

文献表明，我国古乐的五音、十二律，都是和“三”紧紧拴在一起的。最早记载五音之间数的关亻系的《管子·地员》篇说：

凡将起五音，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锺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有（又）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这是说，五音从一开始，也就是从开始的地方开始。但是单纯的一永远是一，无法开其始；於是要“三之”，即重衤复三次或乘以三，使一变成三。有了三，然後四次乘方，得八十一（所谓“四开以合九九”），是为宫音之数。然後以宫数八十一加上三分之一（“三分而益之以一”），得一○八，是为徵音之数。再以一○八减去三分之一（“三分而去其乘”），得七十二，是为商音之数。商音数再加上自己的三分之一（“有三分，而复於其所”），得九十六，为羽。羽又减去三分之一（“有三分，去其乘”），得六十四，便是角音之数。这便是所谓的“三分损益”法。

最早记载十二律律管长度及其数之关亻系的书是《吕氏春秋》，其《古乐》篇说：

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阝俞之阴，取竹於山解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截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锺之宫。


这个作律的故事本身不可考；但十二律以黄锺为始，按三分损益法求出，则是事实。只是黄锺之管为三寸九分，与後来习用的“九寸”之说不同，曾使得乐律家们大伤脑筋。从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三寸九分还是九寸，都没有关亻系，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三”的演化数目而已。由这个黄锺律（且以九寸为准）出发，用三分损益的办法，便能得林锺（9-1/3=6寸）、太簇（6+1/3=8寸）、南吕（8-1/3=5.33寸）、姑洗（5.33+1/3=7.11寸）、应锺（7.11-1/3=4.74寸）、蕤宾（4.74+1/3=6.32寸）、大吕（6.32+1/3=8.43）、夷则（8.43-1/3=5.62寸）、夹锺（5.62+1/3=7.49寸）、无射（7.49-1/3=4.99寸）仲吕（4.99+1/3=6.66寸）诸律，并於最後在高一层上回到出发点，得半律黄锺（6.66-1/3=4.5寸）[3]。

就这样，五音和十二律便被说成是建基於“三”的一套奇妙数字体系。这个三一体系，以其大致符合音律的自然频率，可以满足耳朵的审美要求，而有着实际使用的价值，并在事实上支配了全部中国古乐时代。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明宗室王子朱载土育创十二平均律，才以2开12次方=1.0108892这样一个数目挫败了三分传统，使中国乐理有了更为科学与精确的可能。可惜它并未能在实践中得以推行，未能真正取代三分损益说。因为，“三”的神圣性，实在太大了，《国语·周语》上不是说过吗：“古之神瞽，考中音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锺，百官规仪，纪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天之道也。”音乐之以三为纪，既然是古之神瞽考出来的天之道，当然是不会随随便便就退出历史舞台的了。

哲学家们对於三一关亻系，另有自己的说法与看法。《庄子·缮性》篇有曰：


古之人在混茫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


这是对人类社会开始前的状态的一种设想。那时候，总的情况是混茫，一个朦胧的“一”；这个混茫内含阴阳，它们是“二”；这个阴阳又处於“和静”即非阴非阳亦阴亦阳的状态之中，於是原先的一和二便成为第三态；这个第三态，叫做“至一”。这个至一，便是一体而分为三位、三位而共有一体的。一切宗教的至尊者，大概都可视同这里的至一，都是如此这般构建起来的。

宋代哲学家在讨论三一问题时，表现得最为理智。其中尤以张载为最，他说过：

极 是谓天参。数虽三，其实一也，相成而未形也。（《易说·系辞上》）

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有两亦在，无两亦一在。然无两则安用一？不以太极空虚而已，非天参也。（《易说·说卦》）


所谓极或太极，指宇宙的开始；它应该是一。但它并非空虚的一，它内含着两，即对立的阴阳。有一有两，是为三。不过这个三，并没有三个体，而只有一个体；这叫做“数虽三，其实一”的“天参”。

“天参”就是天然的三，天生的三；这个三，由一和两组成，有如一个钱币和它的两面。因此，这个所谓的三，也正就是一；只是这个一，必须视如三，整个世界，才得活泼起来。

“天参”既然是“天”参，就应该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或者说，是普遍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多年来，有人只是看到两，只是看到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份，只注意於对矛盾着的双方的认识，譬如说，只看到阶级的斗争、斗争的阶级，而看不到这斗争着的两个阶级属于同一个社会，看不到社会和阶级本是一个钱币和它的两面；一句话，只知有两，不知有三，於是闹出许多人为的麻烦来。

了解了三的秘密，当有助於我们从二分世界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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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尚书大传·略说》、《淮南子·修务训》

[2] 《周易述·易微言下》

[3] 见《吕氏春秋·音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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