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儒学政治思想简评(一）、（二）

[唯美之思] 2001-05-29, 04:41:41

读书论坛

儒学政治思想绝不是绝对的专制主义

——儒学政治思想简评之一

儒学政治思想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八个字：内圣外王，君师合一。《大学》开篇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对内圣外王之道的最好解说。政治统治者的合法性建立在道德优越性的基础上，政治问题被混同于伦理学问题。其隐含的意义是儒学所谓的圣人应该是天然的政治领袖。孔孟尚游说诸侯，只想做君王之师。后来纬书（儒学内部的边缘传统）干脆提出“素王”说，以为孔子当为万世之君王，君师合一的观念形成了。

考虑到原始儒学创立时的政治环境，是礼崩乐坏、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时代，其政治思想在当时确实有非常大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儒家反对当时赤裸裸的军事强权政治，要以儒家的仁义道德约束统治者，其政治理想是建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大同世界，所谓为万世开太平，其救世之心和爱民之心昭然可见。孟子的言论尤其大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他的王霸之辨尤其咄咄逼人，尖锐地提出了统治合法性的问题。那些军事强权统治者都想通过武力一统天下，儒学的仁义道德和和平主义，如何能为其所用，难怪孔孟在政治上皆不得志。当时统治者真正需要的是以韩非子为集大成者，无条件地为强权政治和君主专制辩护的法家，秦王嬴政也正是行法家之道才一统天下，得登大宝，成为梦想其皇权千秋万代的秦始皇。他之所以要焚书坑儒，正是“敏锐”地发现儒学政治思想对其绝对专制的潜在威胁，不愧为“政治天才”。早有识者将一部传统中国统治者的政治思想史概括为外儒内法，统治者一直坚持的是绝对的权力，到20世纪70年代，都还有尊法批儒之运动，法家的专制主义传统真是源远流长，其生命力之旺盛，其为害之烈，都让后学我悲愤交集。

儒家提倡的是圣人政治和贤人政治，可以称之为人治传统，但绝不是绝对的专制主义，这是我们今天反思中国政治思想传统所必须澄清的。传统中国的专制君王可以利用经董仲舒、韩愈等曲学阿世的俗儒，利用他们阉割过的儒学为他们的专制统治寻求合法性辩护，但绝没有施行孔孟政道之意，孟子之民本思想、王霸之辨被统治者一直斥责就是明证。后世大儒早有先圣之道，何有一日行于天地间之叹。冯友兰先生衰年变法，呕心做《中国哲学史新编》，在20世纪80年代还感慨，中国传统政治只有霸道，而所谓王道从未实现过。读书至此，我曾叹息良久。儒学政治思想源于一种道德理想主义，我们尽管可以批评其过于高调、不切实际，却没有资格轻诋其理想的高尚和远大。“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在毛权倾天下之时，敢于犯颜直谏，虽龙颜大怒而不改其志，支持他的是儒家的思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幸而有这种精神支持，在郭沫若之类的读书人之外，我们还有梁漱溟先生、陈寅恪先生、熊十力先生、晚年冯友兰先生（80年后）这些继承了中国读书人之魂的大儒。

至于儒学政治思想之缺陷，我将在下贴“内圣开不出外王”中论说。

内圣外王之道开不出宪政民主制

——儒学政治思想简评之二

前贴已略为阐发儒学政治思想不是绝对专制主义思想，其核心思想内圣外王、君师合一，是一种圣人政治。当代新儒学为应对西方宪政民主制的挑战，重提内圣外王之道，试图以老内圣（道德理想主义）开出新外王（民主政治），其主要发掘的思想资源是原始儒学思想，诸如《春秋》的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孟子的民本思想和王霸之辨等。我虽然对儒学政治思想有同情的理解，但始终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开不出宪政民主制，特略为论说。

中西政治思想之分殊，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是：西方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以统治者权力为基础。

西方政治思想以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于是认为政治权力只是保护个人权利的工具，他们时时提防这种权力过大反而危及个人权利，因此天然地不会信奉一切形式的专制主义，而是千方百计限制统治者的权力。经过英国光荣革命、美国制宪、法国大革命等伟大历史实践，又有许多伟大政治思想家的漫长探索，如洛克、休谟、联邦主义者、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西方终于完成了伟大的制度创新：宪政民主制。宪政确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限定了政治权力的界限；民主制确定了政治的程序化运转，使政治权力的产生、运作、更迭都有规则可循，终于可以实现统治权力的和平更迭。其精妙绝伦之处在于政治权力既够强大，可以对内惩戒一切危害公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不义行为，对外可以抵御敌国侵略，而这种够强大的政治权力因受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制度安排的制约又不会异化为专制权力。这里的确没有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但如休谟之言，却是一个将“坏”统治者（就道德而言，如小克之好色）对社会的危害性（小克好色，美国经济照样8年连续增长，而隋炀帝好色，则千万生灵涂碳）降到最低的制度。近代西方的崛起，我认为有三大原因：由学术自由、百家争鸣带来的科学研究和学术思想的空前繁荣；经济上因法律完善保护私有财产，才有可能发动工业革命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经济高速发展，一直从工业化社会发展到现在的信息社会；宪政民主制确保权力的依法运作，国内政治稳定，公民权利受保护，没有大的政治动乱。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管是儒家的圣人政治或是法家的专制主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始终边缘），都是以统治者权力为基础。或是以圣人为生民立命，或是以君主为生民立命，都不承认个人的基本权利是第一位的，而是统治者（不管是圣人还是君主）赐予的，是一种派生的权利。法家这方面最绝，其严刑峻法只针对被统治者，统治者则可以为所欲为，所以我一直对韩非子深恶痛绝。法制（rule by law)和法治（rule of law)有根本区别。法制只是一种工具，专制主义统治下也可以有法制；法治必须既约束被统治者，也约束统治者，则只有民主政体才有。宪政民主制只有建立在个人权利本位基础上，舍此别无他途。

儒家因其道德理想主义，天然地有不能容忍思想和学术自由的倾向，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圣贤之道的人，往往产生致命的自负。孟子是我佩服的大儒，但当他有失风度地大骂墨子兼爱是无父无君的禽兽时，我则忍不住要说一声：你这是思想领域的霸道，忘了行王道了。相比之下，庄子天下篇颇能识异见之美，则颇有自由主义者之雅量和风度，我深深敬佩。儒家这种攻乎异端、高度一元化的思想模式被古代专制统治者利用，就蜕变为统治者的御用儒学，因其实际危害之烈，往往让现在的读书人错误地以为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全是儒学之过，我则不同意。儒家对统治者至少还有以道德理想主义名义的制约，不会赞同绝对专制，对此我颇有同情的理解，孔孟都不是专制统治者的御用文人，有其独立的思想，他们是出于济世之苦心才提倡德治，而且都受过专制权力的迫害。他们的缺陷在于思想和理论的内部，其高度一元化的思想模式，高蹈的道德理想主义或者说过分自负（康有为是后世的典型），确实开不出法治和民主政治。只有法家，因为其提倡绝对专制主义，我则坚决批判，尽管韩非也被专制统治者害死，我只觉得是报应，绝不同情。

对于熊十力先生孜孜以求的老内圣开新外王之学，我一直很敬佩，在西学横绝天下之时，先生体现了中国传统读书人的伟大襟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情感是一回事，理智又是一回事。经过痛苦的思考，我想对早已仙逝的先生说：老内圣确实开不出新外王即现代的宪政民主制。中国学问的长处在内圣一路，具有极其精深的心性之学和道德哲学，但确实短于外王之学，西方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西人制度创新的能力，的确领先一步。将历史的眼界放宽，西方对我们的全面优势的建立也不过200年左右，之前我们曾经领先了他们2000年。当中世纪初期日尔曼的骑士靠武力决定政治权力的归属之时，唐宋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文官和考试制度，具有一定程序政治的特征了。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我们的科举取士制度还曾是启蒙思想家如魁奈、伏尔泰等人心仪的制度，他们还借此批判路易十四的专制统治。当然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完全的误读，中国传统政治下，被统治者有通过一定相对公正的程序做官的权利，但最高权力——专制君主王朝则只能通过非程序化的方式更迭，每次改朝换代，不知多少人头落地、生灵涂碳，所谓千里无鸡鸣，路边有白骨！

鉴于中国思想里政治思想之缺乏深度广度和国人制度建设能力的相对薄弱，今日之读书人首先还是要潜心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和学习借鉴西方程序化、理性化的政治制度，同时发掘本土思想资源，孔、孟、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都有一些和现代宪政民主制不矛盾而且可以相互发明的思想。有这两个基础，则不难创造性地吸收发展宪政民主制，将这个西人首先实践成功的政制向前推进。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安排，小克的“道德沦丧”和“布（什）戈（尔）的数数之争”已经暴露出其弊端。任何制度安排都要有改进的余地，才有生命力，西方人不也在不断改进吗？如果没有改进，列宁在1917年就宣判了死刑的这个制度还能活到今天，而且至少目前还没有衰亡的迹象？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海纳百川胸怀的民族，是一个有伟大文化传统和极高智慧的民族，我相信，只要依照宪法切实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利，稳步推进民主政治，中华民族必将迎来学术思想的空前繁荣，重现轴心时代百家争鸣时的伟大创造力，经济必将高速健康发展，社会必将充满爱心和和美之气，一定能实现中国文化伟大的复兴！